醉翁之意不在酒

－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

    時下，面對中國社會日見凸顯的社會深層矛盾與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局，“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又在日漸高漲。

    據傳，本次政改的目的“據說”是為了更好地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打開”新的局面，“著力化解”目前的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

    對此，草民認為，在本次政改啟動之前，必須明晰這樣的關鍵是非。

    這個關鍵的是非就是，若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建立起來的一種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那么中國的國體就必須帶有實質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鮮明烙印。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就是社會主義，這也即是中國的國體，其具體的表現形式就是在社會上構筑出一種沒有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社會現象與社會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為全民所有與集體所有。

    按照國家性質的要求，中國的政體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其具體表現形式則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議、國務院、高法、高檢等機構組成的國家政權結構以及管理體制。

    由此可知，政改方針只有使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政權構成形式能較好地適應社會主義這一根本政治制度，才能確保國體的安全，才能呈現出她的優越性，才是正確的政改途徑，除此，其它的任何圖謀都將是一條邪路。

    因之，在草民看來，若本次政改真的能將目前已經變異的社會狀況改革到真正能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崇高宗旨與奮斗綱領，符合最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愿意，符合中華民族的團結與統一，則這樣的政改完全有此必要，也非常及時，相信就會得到最大多數中國人民的真誠擁護，更會拍手稱頌。

    但毫不夸張地說，本次“政改”若僅是為了迎合某些人、某些階層的需要，將政權構成形式改變到“順應”當今中國目前形成的社會經濟基礎，符合極少數人的利益，甚至威脅到國體，那么，這樣的“政改”不僅難以起到化解作用，說不定更會加大社會的矛盾，加深中國社會的危機，加速中華民族的分裂。

    若是那樣，中國社會的前景實在不好預測，能否得到最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擁護恐怕只能去仰望星空!

    說實話，人民大眾不是不贊成改革，而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改得越來越令最大多數中國人民失望，善良的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再也經不起太多的折騰了!

    想當初，經濟體制的改革就是因為有人曾言之確鑿地講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社會待遇，讓國家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促使中華民族的強盛，才順應了當時的民意，才得到了中國人民的擁護，才讓人民大眾當初深信不疑。

    但是，自一小攝人利用手中的各種權利把改革開放當作其爭名、爭權奪利的競技場，當作其魚躍龍門之跳板，這一場旨在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便完全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正確軌道，改革之初對待人民的的承諾不僅沒有兌現不說，最大多數中國人民更在這場改革中早早地喪失了主人公的地位，重新淪為了社會地位低下的弱勢群體。

    在這場不知何時是盡頭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那些被一代偉人毛澤東時代消滅了的只有舊中國才有的各種社會丑惡現象不僅死灰復燃不說，更在大肆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從而導致了中國社會在人類社會物資文明不斷進步的今天徒有著一副華麗的外表，官富民窮的社會現狀根本不堪各種內外力的一擊，并且伴隨著每一次改革的深入，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就會進一步變異，貧富差距就會進一步拉大，兩極鴻溝就會越拓越深，受到傷害最深最重的必定依然是最大多數中國人民，以至于如今一聽到仍要深入改革，極大數中國人民就會象杯弓蛇影般地驚慌不安。

    特別是看到又是這幫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名利雙收的叛徒漢奸賣國賊們在叫喚得如此起勁，大肆折騰，不能不引發人民大眾對中國的政治體制要作進一步的了解，不能不對那幫人的居心要予以高度地警覺。

    為此，當新一輪的“政改”來臨之前，為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強大、統一，為了讓自己生活得幸福，生活得有尊嚴，中國人民有理由有權利發出自己的質疑。

    首先，必須正確地看待和分析中國社會政治體制的構成形式60年來有沒有變化，從政治上進行反思。

    草民發現，就目前中國社會的政治體制來看，雖然表面上似乎與毛主席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們創立的政治體制沒有兩異，依然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體在名義上沒有多大變化，依然是社會主義制度或者稱為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但自從改革開放之日起到如今，中國的政權構成形式隨著經濟基礎的變異實質上早就已經變異，并導致了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嚴重變異，致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蕩然無存，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這一點，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走進人民共和國６０年的奮斗歷程中，草民還發現，目前中國的政權構成形式正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們在前30年第一線當政時期極力推行的官僚體制的延續和發展，并將之發揮到了極致。這種體制同時也曾令一心為民的人民的領袖毛主席極度不滿，常常看在眼里，怒在心里，并不得不進行多次敲打。

    人民共和國的前30年，這種政治體制之所以沒有出現大的路線偏差，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使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社會其它事業能穩步前進，國家能保持安定，就在于有毛主席在掌舵，就在于毛主席非常痛恨這種官僚作風，并及時利用人民的力量進行了強力的牽制，壓制了官僚機構與勢力的膨脹，降低了它的危害。同時，還因為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基礎完全適應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較好地賦予給了人民大眾的社會福利，基本解除了人民大眾的后顧之憂。

    而且，為了徹底根除這種體制的弊端，盡早建立起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完成馬克思為人類所揭示的社會目標，毛主席在晚年還親自發動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政治運動，力圖對社會進行一次深刻的政治變革，這樣的變革應該可以認為就是新中國的第一次政治體制改革，除開運動初期的兩年，在這次政治變革中，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與改革開放時代相比毫不遜色，遺憾的是，那種全新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式在老人家逝世后便因走資派的強力反撲而功虧一簣。

    于是，中國社會的政治體制自走資派掌權后的改革開放時代，不僅迅速地恢復了他們以前當政時期的官僚統治，更增添了國內外資本勢力的強力夾擊，急速地形成了一個帶血的資本剝削方式。并且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逐步轉變，致使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的根基徹底動搖，導致了政治體制發生了裂變，使社會主義中國這一先進的國體變得岌岌可危!

    在這場曠持日久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迅速取代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集體所有制，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新的剝削階級，再加上權貴集團的形成、壯大以及貪婪私欲的驅使，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社會、政治地位便急劇下降，開始了身不由己地任由官僚欺壓、任由資本宰割的艱難歷程!

    眾所周知，政治的根源是經濟，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關系歸根到底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的。

    對照這一定義，完全可以這樣認為，中國社會30年來的改革開放不僅僅是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政治體制層面的變化早就貫通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每一次的進程之中!

    從農村的分田到戶到城鎮、工礦的廠長、經理負責制、經濟責任承包制、股份制、教育、醫療住房市場經濟化、產業化等等社會現象、社會關系的形成和變化來看，沒有政治力量的支持和推動，它們是決然完成不了質的轉變!

    從改革開放30年來的人大代表的構成和議案來看，有多少代表能代表人民？有誰見過他們是真心實意地為人民大眾的利益著想、為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吶喊？

    既然當今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官僚資本剝削階級，公然有了窮人、弱勢群體、貴族、白領等等級分明的階級稱謂，試問，這樣的政治體制難道沒有改變？沒有政治方針的強力作用，經濟策略如何去實施，經濟發展方式如何去變更？這樣的政治體制難道適應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種不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體制的確需要改革，并且必須及早進行。

    當然，人民大眾所期待的政改決不是像那些走資派、共產黨的叛徒、漢奸賣國賊們所期待的那種結局，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真正完善!

    其次，必須揭開那些叛徒漢奸賣國賊們為何如此熱衷于“政改”的罪惡目的!

    政改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與命運以及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來說，的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大事，但經過一小攝人的推波助瀾，且由于他們又以邪惡的本性來為這次政改“出謀畫策”，因之，對待這樣重大的政治大事就必須慎之又慎，凡真正的共產黨人、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人民決不能等閑，必須揭開那些叛徒漢奸賣國賊們為何如此熱衷于“政改”的罪惡目的!

    草民發現，那些“政改”的呼聲之所以不絕于耳，并且大都來自于當今社會的“上流社會”中的“政治經濟精英”階層，且看了他們推崇的“政改”方案和意愿，諸如“促使共產黨改名、重新建黨建政、組建反對黨、軍隊國家法，司法獨立、三權分立、地方高度自治、左翼、右翼、建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等等之類的建議，才恍然大悟，原來“政改”就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政治大事”，更是他們自改革開放以來竭力圖謀和致力推行的不貳“事業”。

    難怪當這一“政治主張”經政府那個非常崇拜“亞當密斯”理論的某高人在某高級別大會上一吹風，便立即獲得了海內外一些自喻的“民主人土”或者某些團體的“高度贊譽”和拍手“稱頌”，南北遙相呼應不說，更有一些自以為時機成熟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非常嚴重的媒體，借推行戶籍制度改革為由，事前就搶先聯名發表了所謂的社論，向中國共產黨發起了輿論攻勢，意在進行逼官，加上那個一貫標榜“自由民主”的鳳凰網站上幾個“尖牙利嘴似的民主紳士”們的推波助瀾，趁機再來一番炒冷飯似的“痛陳”人民共和國前３０年的“貧窮專制的苦難史”，一時間，加快“政治體制改革”這樣的“政治主張”便在中華大地鬧得沸沸揚揚，極其走俏。

    草民覺得非常稱奇，在人類社會物資文明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在中國的社會經濟高速增長的今天，當社會的物資財富一方面大量地增長，一方面卻又沒有讓最大多數中國人民受惠之時，面對自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社會所出現的種種影響到國家政權安危的貧富差距特別嚴重、收入分配嚴重不公不正、各類犯罪活動極度猖獗、貪官污吏我行我素等等異常嚴重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面對自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社會所出現的民心向背，面對人民大眾所期待的公平正義的正當要求遲遲得不到最基本的滿足所產生的極度不滿、不忿的情緒，那些在改革開放中投靠在中國共產黨內占主導地位的走資派的帳下、充當制造出了這些眾多嚴重的社會矛盾、引發了眾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的幕后推手或者馬前卒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漢奸走狗賣國賊的吳敬璉、辛子陵、茅于軾、周瑞金、謝韜、胡星斗之流，不好好地反思他們長期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所作所為，居然想再次成為本次“政改”的急先鋒，要求“政改”的呼聲喊叫得最“響亮”最“迫切”，配合得最默契。

    在這幫共產黨的叛徒、漢奸走狗賣國賊們看來，當代中國之所以有那些嚴重問題的產生，就是因為當今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就在于國家對“政治體制”的改革嚴重滯后，或者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根本就沒有打算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鴻圖”，才導致了改革開放的步履艱辛，才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繼續發展，才制造出了如此眾多且異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矛盾。

    這幫叛徒漢奸賣國賊們極其無恥無知，在贊揚改革開放時代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時，他們就“無比堅定”地將毛澤東時代拋之于九天云外，而在痛陳改革開放中所產生的所有嚴重的社會問題時，卻又將之一古腦地歸咎到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制之下，他們也理所當然地忘記了毛主席賦予給人民的四大自由式的群眾監督機制。

    正因為他們有著這樣的反常反動的心理，為了將“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名義下的改革開放改得更加徹底、改得更加成功，符合極少數人“理想”的境界，使他們的既得利益或掠奪所得及早合法化，他們不僅一直叫嚷著要殺開一條血路，甚至威逼著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要趕快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加快“社會轉型”，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根治根除中國社會目前所存在的各種極其嚴重的弊端。

    他們全然不知，雖然中國共產黨依然在執掌著中國社會的政權，但帶著毛澤東時代鮮明烙印的政治體制早就在改革開放的各項進程中被他們悄悄地改變得不成體統，或者早就改回到了走資派們在前30年當政時期所推行的官僚統治的道路上，并且非常明了，同時毛主席在晚年為中國社會設計的公正平等的美好路線早就被他們強行封死!

    這幫叛徒漢奸賣國賊們在中國社會30年來的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不僅自己賺得金銀滿缽，早早地成為既得利益集團中一員，成為暴富一族，更為了迎合一些當政的走資派們私欲極重的個人欲望，策劃炮制出了眾多不恥的歪謀詭計，讓曾經站立起來了的最大多數中國人民重新淪為了弱勢群體，讓人民大眾從主人公的地位上瞬間一落千丈，讓這一“弱勢群體”在改革開放中受盡了各種欺壓和盤剝，步履極其艱辛，讓中國共產黨的崇高威望在人民大眾的心目中大踏步地降低。

    只要看一看這些熱衷于“政治體制改革”者們在30年來的改革開放中的所作所為，就可以看出他們的邪惡面目，就可以得知他們已經是人民的公敵。他們決不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著想，決不是為了最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著想，決不是為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著想，而是為了維護自己與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將來不受日益興盛的正義力量的清算，才如此賣力地鼓吹加快“社會轉型”與“政改”，可見他們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盡快地趕中國共產黨下臺或者促使走資派們及早換裝，讓資產階級政客名正言順地來執掌中國的社會政權，駕馭他們所設計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航船!

    他們的算計不可謂不陰毒!

    若中國社會的政改方針真的遂了那幫走資派、叛徒漢奸賣國賊們所愿，讓他們的“顏色革命”成功，中華民族必將永無寧日，社會的大倒退將是必然，中國人民的災難定將不遠。

    為此，對于即將開始的政改，中國各族人民沒有任何理由再去旁觀，與中國共產黨的叛徒、漢奸賣國賊們永遠無法達成"改革共識"!

2010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