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失敗　　

    人類的歷史并不是根據某一個天才人物的發明創造出來的，它有自己內在的必然性或者說是客觀規律；不管人們如何唯心地對待和解釋人類的歷史，歷史還是按照它必然的發展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認識這種規律，自覺地利用它來改造社會，使社會進化到更高級的階段，是人類共同的責任，是這一代人對下一代人所應盡的義務。我們人類有賴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貢獻才第一次算是真正認識到自己，才談得上對自身進行科學的考察和研究。因此，當我們對歷史進行考察、對歷史人物的行動進行評價的時候，不能根據當時的意識形態或某個人的思想來探究，而只能是根據當時社會存在的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及其決定的社會現狀。

    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人類社會所依次經歷過的發展階段，無不體現出這種發展規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除了原始社會的公有制外，在這些社會形態上，始終貫穿不變的是私有制這一財產占有方式。在奴隸社會，具有奴隸性質的人甚至也成了一種可以被奴隸主所占有的財產，奴隸主對他的奴隸擁有絕對的權力來進行管理、買賣、轉讓、消費、屠殺和奴役，他們甚至不被所有者當作人，過得連牛馬的生活都不如；在封建社會，獲得一定人身自由的勞動者雖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被統治者當作商品買賣的地位，但勞動的成果卻被統治階級以徭役和賦稅的形式所攫取；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勞動能力成了一種商品，從而人本身也成了商品的附屬物，勞動所創造的財富被生產資料占有者以剩余價值的形式所剝奪。我們人類今天所處的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一種社會形態，也同樣沒有使勞動者擺脫被同類奴役、剝削和壓迫的命運。但是，縱觀歷史，人類文明進步的每一足跡，都會使勞動者的生存地位得到改善，都會讓人類逐漸擺脫它存在于本身的屬于動物的獸性。

    剝削階級的學者、文人、教授、經濟學家和悲觀主義者，最喜歡津津樂道人類社會的獸性，在他們看來，存在于自然界的達爾文主義也同樣是人類社會的生存法則，以此來替私有制的獸行辯護，為獸行在人類社會的統治尋找根據和理由，并稱之為天道或客觀規律。就連馬克思也認為達爾文主義給階級斗爭的學說提供了自然發展規律的佐證而對此表示歡迎——但馬克思首先是一個為了解放全世界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者而進行斗爭的革命家和共產主義者，和資本主義的辯護士維護腐朽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是：他號召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用暴力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消滅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正是為了消滅無產階級本身，從而消滅階級斗爭及其存在的經濟基礎，消滅支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生存斗爭的規律。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達爾文主義保留的批判態度：自然界的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人類社會也有自己的發展規律，當人類的文明進程還沒有使人類擺脫它的動物的本性時，是和自然界的發展規律相似的，但人類有一種能力是和自然界其它生物所不同的，那就是其它生物只能以犧牲別的物種或同類來作為自己生存的前提和法則，它們永遠也不能象人類那樣能通過有意識的勞動生產來解決自身的生存條件和基礎。它們只能破壞，而不能對生存環境進行改造，只能在破壞中被動地達到生態的平衡發展。我們也看到，從奴隸社會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建立在對同類的剝削、壓迫、掠奪、屠殺、奴役和驅逐等等之上的，一句話，即是建立在人對人的暴力之上的！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更是讓無數同類為了個別人的財富聚斂而進行集體的犧牲。每一名首富的資產，都意味著其他社會成員的貧困，都包含著對別人的勞動成果進行了剝削和掠奪，這不是通過自己的勞動付出而得來的相應報酬或價值。——而滋長這種掠奪的生產關系、法權關系和社會制度正是在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導入到動物世界的王國中去。共產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不是產生于個別幻想家的設想，而是從這個的動物世界——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和人類的生存發展息息相關的必然規律。最近一百多年的歷史實踐證明了這一點！不消滅私有制，人類將永遠停留在動物的王國里；不消滅《物權法》產生的土壤，永遠都會把人類多災多難的歷史重演下去。

    菠蘿木陀之流抬出孔子的道德說教，污蔑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強盜邏輯、邪教，無非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剝削權力來充當走狗狂吠，他的盟軍就是那些宣揚普世價值、自由主義的走資派、主編、記者、教授、律師、知名學者、經濟學家、社會精英、官僚階層等等。不管他們穿著何等光鮮的道具出場，我們都能很容易地就看穿了掩飾在華麗的言論下面的偽善面目。其中素質最差的則公開謾罵和詛咒毛澤東、宣布魯迅精神的死亡、借社會的陰暗面敲鑼打鼓、叫嚷多黨民主合作制；其中無知和販賣良知的則鼓吹“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并痛哭流涕地呼吁公平合理和感恩之心；其中的政客則對人民吹噓著老美的好處，到處宣揚著歐美的人權、民主與自由；而解放初期留下的余孽則余恨未了地叫囂“這是獨裁和專制”------面對共和國的崛起和自己勢力的衰落，他們就只能在網上發些謗文，發泄一下歇斯底里的絕望情緒。但他們能有什么作為呢？歷史的進程終于都會將他們無情地拋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賴以存在的生產方式，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發展階段而已，它本身存在的致命缺陷只是由于恐懼心理進行的改良才得以茍延殘喘至今。資本主義的社會優越在哪里？早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就因為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宣布了它的死期，它之所以改判死緩，是因為殖民主義的更大掠奪帶來的世界市場的發展，給了它這個沙漠的跋涉者以綠洲；它之所以在今天還能對別國的內政耀武揚威，是由于受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改造和洗禮，披上了社會主義改良的外衣，或施行以鄰為壑的對外政策，或把戰火燃放到海灣、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垂死掙扎的無恥姿勢鞏固自己的強國地位和陣地，除此以外還有繼續在國際的舞臺上演出的形形色色的把戲和鬧劇。就讓他們喧囂下去！而我們只想舊話重提：

           “如果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遙遠嗎？”

    對那些國內的歐也妮．葛朗臺們、碩鼠們來說，毛澤東對中國的影響力永遠讓他們食不甘味、魂不守舍、膽戰心驚。他們只能挖空心思去百般詆毀，瞪著狗眼睛狂吠，一旦有人拿起磚塊，馬上就演出一場進退趨避而始終不斷地、甚至是更高聲地嚎叫的雜技；使出渾身解數，擺出一副傲慢挑釁的無賴樣子。那個自稱是律師的威風八面的有名人物，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大名鐫刻在華山論劍的史碑上，取代逆練經脈的歐陽先師而成為天下武功第一，揚美名于后世。對此，老秦在地獄也會自嘆弗如，搞慘個姓岳的算個什么！

    “毛澤東在中國進行的共產主義運動失敗了，這就是事實。”這是他們自以為最有力的反駁依據之一。

    “你在共產黨的天下生活，你倒說說，你生活的這個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他們這些走資派自以為最有力的以事實說話的理由之一。

    我承認，你們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的忠臣良將說的完全正確，完全是事實！但這又怎樣，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偏見，局限于本身利益的狹隘的坐井觀天的立場，使你們永遠也無法對社會的發展作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共產主義在原始社會的存在形式是氏族公社，并一直是社會的一種組織生產的方式之一，即使在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上，依然以局部的集團、家族、家庭和一切把資產視為共同占有的財富并進行公平分配的團體利益而存在著，雖然長期以來由于處在從屬的地位而得不到發展和重視。它不是什么天外來客，不是什么空想和幻想，而是人類社會在一定的歷史發展時期必然要出現的取代舊有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階段之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打碎了封建社會的封閉式的孤立的生產方式，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化大工業逐漸發展的結果。而共產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得到了什么發展呢？除了產生葬送它的掘墓人，生產社會化的基礎，其它一切諸如共產主義社會的商品流通、市場經濟、個體經濟與集體經濟的流通渠道等等都得不到發展。共產主義的革命運動和以往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不同的是，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得不到任何發展的前提下，卻由于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摧毀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擺在全新的政權和國家面前的，是如何發展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商品經濟的天大問題，成與敗的關鍵就在此一舉了！歷史沒有先例可循，蘇聯的模式只適合它“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的社會現狀，而中國共產黨所創立的共和國遇到的卻是一窮二白的經濟基礎和現狀。革命的熱情、勝利的陶醉和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卻受到了現實無情的欺騙、打擊和制約。歷史的事實表明：對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簡單復制，徹底拋棄人類社會發展了幾千年來的商品經濟和市場貿易，只能是束縛生產力的發展，而不能滿足新時代對物質生活的要求。

    從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就開始的對官僚資本的沒收和接管工作，解放后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特權的廢除，對殖民主義外資企業的征收，到1952年底時，已讓新中國基本上完成了對舊社會工商業的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的改造和變革，初步建立以國營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體系。而土改運動更是消滅了統治我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剝削制度和地主封建所有制的經濟特權，讓廣大勞動人民在中國的歷史上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態當家作主。在人類的歷史上，這是最偉大最輝煌的篇章。不管在建國三十年后這種偉大的變革是如何遭到了慘敗，但是它已經為人類歷史的文明進程確立了一個最根本的、最富有意義的目標和實例：解放勞動者，消滅私有制！這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的尺度，是鑒別一個國家的性質是否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重大的標準。

    建國之初的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已基本上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基礎；而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期間，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在建設祖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讓舉世矚目：1952年底的工農業產值達到827億元，比1949年增加了77。5%，到1957年時，工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了128。3%，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了25%；社會產品的零售總額從1949年的140。5億元到1952年的276。8億元，增加了97%，而1957年又比1952年增長了71。3%；進出口貿易總額方面，1957年比1952年增長62％；1953年12月鞍山鋼鐵公司三大工程正式啟動；1956年第一座生產載重汽車的長春汽車廠建成投產；1957年武漢長江大橋建成通車，三藏（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設的完成等等，都向世界證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和展現了茁壯成長的強大生產力，這在當時的整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達到這種發展水平和高度。但是，當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工商業全面進行公私合營的時候，當國家對經濟進行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改造加速發展的時候，問題就出來了。由于忽略了各地經濟基礎的差異和不同一性所帶來的失衡，對工業發展的側重而造成農業發展的偏差，而更重要的是計劃經濟對經濟發展規律帶來的強制性干預，那種受政治形勢影響的盲目冒進主義，束縛了生產力的正常發展和干擾了生產關系的正常秩序。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中，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官僚作風，損害了那些個體農戶的利益，對牲畜的非正常屠宰、砍伐林木等，使生產遭到破壞；1954年在統購糧食時增加了70億斤任務更激化了黨群矛盾。這一切表明了什么？表明了當一種全新的經濟體系和生產方式建立以后，政治的改造運動應當以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為基礎，而盲目的強制性干預措施只會對其造成束縛和破壞。——這種弊端并不是沒有引起黨的重視的，尤其是后來出現了分配關系上的單一的平均主義，合作化運動取消了個體經濟的發展及其對集體所有制生產所應帶來的有益的補充促進的可能性，扼制了國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建立。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來，這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方式是不健全的，也是存在重大缺陷的。1956年12月，當毛澤東頻繁地與工商聯的負責人和統戰部的領導進行談話時指出：可以開私營工廠，開夫妻店；“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1957年4月6日，周恩來說：“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參看郭大均主編的《國史》，本文主要以此作為參考資料）這種主張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對于教條主義者來說，很難理解其中的辯證關系。這說明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要從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孕育出來，就不可能不帶有它的臍帶關系，雖然它是一個全新的生命，但它注定要吮吸著母體骯臟的奶水才能長大，這是由它出生的先天不足和物質條件所制約的。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任何時候也不要把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的社會的過渡階段）看作是天外來客，以為只要人類發明了它，即使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也同樣可以通過某某人的某某政府的正確認識正確實施就可以得到實現；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和科技的進步、文明的進程、經濟發展的水平相適應的產物。

    但是，這種基于對現實的正確認識在實踐的過程中，卻受到了阻礙和來自國際的政治局勢的影響。1956年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動亂的升級，使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和共產主義的運動事業受到空前的打擊。而在我國，為了吸取教訓，毛澤東領導下的黨中央針對當前的經濟建設過程中黨內出現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在1957年開展了整風運動。潛伏在人民身邊的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的反動派，借機而起，鼓吹大鳴大放，向黨和共和國發動了進攻，徹底把建設的重心轉移到階級斗爭的政治運動中來；而通過整風運動扭轉了當時地方工作上的歪風邪氣，卻令到工農業的生產出現了迅猛發展的新形勢，這一切，使毛澤東對當前的形勢作出了一些錯誤的判斷，一度想進行糾左的想法變成了對1956年反冒進的批判。這種左傾的錯誤傾向嚴重破壞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在隨后的二十年發展到極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這種左傾錯誤得以空前展現的現實載體。全民大煉鋼鐵熱潮令到農業生產遭到破壞，本來可以增產豐收的，卻由于對農村勞動力的無償調撥出現了“谷撒地、薯葉枯”的現象，使人民生活困難，生活水平下降；在這種環境下，共產風、浮夸風、平均主義等等阻礙經濟發展的不良現象盛行起來。本來在1958年底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已正確地分析了當前工作中出現問題的弊端所在，有望能糾正這種左傾錯誤對經濟建設的破壞，但遺憾的是，經濟發展的規律就象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并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讓它停止它就停了，而且也象行駛的火車一樣，停止后還有慣性的作用在影響人的意識和行動。

    從新民主義的集體經濟所有制，到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從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大躍進，到人民公社，是當時這種粗糙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必然發展的結果。和經濟發展的現狀相適應的是表現在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上的斗爭。對經濟發展的極度控制也體現在文化領域。對俞平伯紅學的學術性批判轉化為政治圍攻、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轉化為對“反革命集團”的斗爭，結果是束縛了文化事業的健康成長，沒有正確區分政治和學術上的批判與探討。雖然后來有所糾正，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藝術發展觀，以鼓勵文化界積極參與到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工作中來，但是，我們后來也看到了，受到政治運動的影響，這一方針不僅未能得到遵循，且在反革命集團的操縱之下，文化領域的斗爭全面擴展為聲勢浩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對文革的歷史作進一步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這是林彪反革命集團蓄謀已久的政變計劃實施步驟之一。早在文革發動以前的1964年，在廬山會議后成功取代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林彪，就刻意為此作準備。這從他下令印發的《語錄》和不遺余力的頌揚和神化中可以看出。他把斯大林時期的個人崇拜復制到中國，不僅可以迷惑毛澤東，又可以利用群眾的盲從打擊黨內的老革命，鏟除異己，防范政變后必然由此帶來的反擊和阻力。如果鄧小平《關于起草的意見》說到高饒事件的話是符合歷史的真相的，那么，高崗和饒漱石完全是林彪實施陰謀詭計的犧牲品。鄧小平說：“他<高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這么搞。”林彪不愧是一個出色的戰略家，有著卓越的軍事才能，但要想做袁世凱第二，那就只能是自尋死路。傳統的認識總是紛紛讓毛澤東承擔主要的責任，只說是作為中共領導人的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種認識沒有遵從“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的指示，給今天國內資產階級的走狗——精英分子和官僚階層以口實，妖魔化毛澤東。其實，鄧小平早就警告過那些人：“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其實，文革自始至終都是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的威信對黨的領導集體、各級黨政機關、黨內其他重要領導人、人民團體發動進攻的武器，在全國范圍內制造混亂，以便混水摸魚，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是如此善于洞察和利用毛澤東的心病，不放過任何一次機會制造爭端和動亂，甚至讓毛澤東本人也相信了，文革是他自己一手發動起來的。

    象毛澤東這樣一個具有無人可以比擬的才情和崇高理想的人，他有這種想法絲毫不會讓我們覺得奇怪。共產主義的實現是他畢生的夙愿，他很難接受那些給空前的生產熱情潑冷水的反冒進的意見，不想挫傷人民建設國家的積極性。我們捫心自問，在中國的歷史上，誰有這種號召力，可以讓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的全體人民團結一致，突破千難萬阻和生活的艱辛，第一次心甘情愿地為國家不計得失地付出勞動，加入到建設祖國的洪流中去？——只有毛澤東。人民公社的生產方式，完全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在過渡時期進行這樣大的生產協作，不僅缺乏相應的物質條件和基礎，也必然不會給經濟建設帶來良好的結果。早期出現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工商業的公私合營是如何發展到人民公社的，有它的必然性，而在公社出現了公產風和平均主義，也是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整個三十年的歷史濃縮了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經過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全過程；它對人們觀念的影響很大，一切和這種社會不同的生產方式都受到抵觸，它的純潔容不下一粒沙子的玷污。搞了那么多年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道路始終死死地困在路線斗爭的圈子里，得不到良好的發育。雖然集體化的生產仍然產生了巨大的威力，國民經濟在7000人大會決議的正確指引下，在隨后幾年達到了一個歷史新高度，但對這樣一個在當時有著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還是遠遠不如的。

    由此，我們也能看清楚了黨內的分歧產生的根源真正在哪里。為什么那些老一輩的革命家，那些在革命年代面對敵人的瘋狂圍剿和白色恐怖都依然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對黨忠心耿耿的人，在和平建設時期會被打成“右派”、“右傾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為什么他們對黨的忠誠在蔣介石反革命集團占據絕對優勢的惡劣環境下從不被人懷疑，而功成名就以后卻被當成是搞修正主義復辟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成員？他們在革命年代犧牲了，還不失為革命烈士，何以直到現在還要被人們詬病，還要被一些人當作考古工作來挖掘，被一些尋章摘句的腐儒來責難他們的“劣根性”。我想在此澄清兩個導致意識混亂的概念：走資派和資改派。在前三十年被當作是走資派的那些老一輩革命家，其實是一些意識到平均主義生產方式的缺陷而主張借鑒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予以改造的人，他們還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來進行改革的共產黨人；而今天的資改派，卻是借著改革開放的旗號、以堅持特色為幌子，為了既得利益集團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了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而刻意損害公有制的根基，想把改革開放導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的走狗。——其實這種人才是不折不扣的走資派！是黨內的叛徒，官僚資本主義者、賣國賊！！即使用任何語言來形容他們也不為過！

    前三十年的生產方式是存在缺陷和先天不足的，它超越了現實條件的限制，也是超前的，改革勢在必行。我們略過文革結束后黨是如何整頓社會動蕩不安的局面和恢復經濟生產秩序、澄清歷史真相、給黨內外的同志和愛國人士平反的歷史回顧(自然也放出了如茅以軾之流的資產階級英雄人物)，讓我們關注鄧小平主持下的改革。對鄧小平來說，也許再沒有人象他那樣對過去的三十年歷史體會得那么深刻了。60年代初在安徽宿縣、全椒縣等地的農民提出了把田包給社員種，并在全國一些地區得到推廣，這是最早針對當時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而實行的整改。在總結這種“包產到戶”的經驗時，鄧小平認為：采取哪一種生產關系的形式，標準在于是否能最有效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正是這種認識成了文革結束以后農村改革的重要方針。從早期的生產承包責任制到后來全面的分田到戶，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熱情和勞動積極性，而政策上的放寬，使農副業的個體經濟蓬勃發展了起來。在當時，這樣的農業改革是和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狀況相適應的，中央并沒有下達相關的政策強制全國人民公社普遍執行，只在一部分地區成立了試點，試驗的成功才使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廣到全國的農業生產中去。

    不管這種生產方式如何積極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生產效率，也不管當時中央為了推動這項改革而指出這種生產方式還是緊密結合在集體經濟的基礎上的、并非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但客觀地加以考察，尤其是經過了十幾年的發展歷史表明，它實際上還是停留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如果說它在當時還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和歷史意義，那么，當今天城鄉發展的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尤其是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的時候，這種小農經濟式的家庭責任承包制已嚴重阻礙了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已到必須要變革的程度。這些年來，聯產基本上是一句沒任何現實意義的空頭銜，社、隊已經是名存實亡。就算政府不愿意整改，在廣東一些經濟高度發展的城鎮周邊，已出現了資本家大面積承包土地、雇傭工人進行社會化生產的苗頭，不作為的做法除了加速土地的流失和農業生產資本主義化外，不會讓我們得到什么；而且，不管人們愿不愿意，農業生產的社會化進程是無法扼制的，頂多是來一次“資本革命”，讓農民再一次受到奴役和剝削。它——使得農業進行任何社會化大生產的機械使用和統籌安排成為不可能。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向經濟發達的城鎮匯集，補充著現代無產階級的隊伍，致使很多耕地拋荒，農業生產的水平已停滯不前。雖然國家免除了農業稅，還發放耕種補貼，但對于城鄉經濟發展的巨大差距——家庭承包責任制正是拉大差距的罪魁禍首——來說，這種本來意味著歷史重大進步的舉措也變得影響甚微，不能從根本上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恢復農業集體化生產的主導地位，普遍使用收割機和科學的耕種技術，并引導它過渡到更高意義上的人民公社，將是為社會實現共產主義而努力前進的一個重要的、必要的步驟之一。

    也許那些右派人物會借機起哄，說恢復農業集體化生產是要重復毛澤東的老路，搞已被歷史發展淘汰的平均主義，又想刮共產風。當然，對他們來說，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資利用的機會打擊人民對共產主義的信心，把國家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是他們一貫的詭計和手段。但我要明確的告訴這些家伙，回到集體化生產絕不是重走過去的老路；事實上，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有資本家在做著這樣的事情：他們壟斷了大片大片的土地，雇傭工人進行社會化的大生產，使用機器耕種。我們的目的很簡單，讓資本家變成組織集體化生產的組織者和管理員，通過對農產品的銷售賺取的利潤將不再是屬于個人所有，按照按勞分配的原則，剩余價值最終公平分攤到每一個勞動者的手上；其它的一切好象根本沒有變動，但由于所有權的變改，將徹底宣布資本家靠剩余價值剝削掠奪其他社會成員的勞動成果的歷史已告結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有它的優越之處，而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能把勞動緊密集中地組織起來的社會化生產，正是這一點，打破了封建時代的分散的、保守的、個別的生產方式。其實每一個社會在取代舊社會時，都不是對舊社會的生產體系的簡單否定，而是一種揚棄，它的好的地方恰恰是孕育新社會的溫床；它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剝奪了其他社會成員生存的權利，而造成這一后果的所有權正是新社會必須要加以摧毀的東西。在我看來，消滅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消滅的只是存在于勞動生產關系中對剩余價值的剝削，而這樣做正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充分占有他的勞動創造的價值，消滅人對人的壓迫和不公，實現人人平等、互惠互利，二者并不相悖，也就是說，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對立運動中最終達到和諧統一。階級的對立將因此轉變為從事公共事務工作的不同職能的區別。

    我國的國營企業已具備了這種條件來消滅私有制，但可惜的是政企不分，缺乏靈活機動的經營機制，而官僚主義的作風導致貪污腐化泛濫成災，使國營企業得不到良好的發展；最重要的是開放政策引進外資發展起來的特區經濟——即外向型經濟對國營企業的沖擊是空前激烈的。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實施過程中還沒脫離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原則立場，廠長負責制（或經理制）、工人的責任制、政企分開、所有制和經營權的分離等，有效地增強了國營企業的競爭能力，經濟效益有了明顯的增長。但正當國營企業越來越完善、越來越成熟起來的時候，正當國營企業的經濟發展走上正軌的時候，1986年政府卻宣布了新的政策來刺激國營企業，先后出臺一系列的暫行規定：《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度暫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賦予了企業領導人以無上的特權主宰工人階級的命運。從那時開始，標志著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不再屬于人民所有，而國家工人和國營企業的生產關系成了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關系。《企業破產法》的強行制定，更是把全民所有制的企業推向了私有制的狼牙虎口！在眾多的國營企業紛紛宣布破產、私有的情況下，對國營企業的稅收仍照舊高居不下！從國營企業在建國初期成立的時候起，一直以占企業純利潤的75%的高額稅款支撐著共和國的民生大計。那些工人階級的兄弟姐妹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一個標榜代表他們利益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會把他們拋棄在由引進外資開辟的市場經濟的砧板上，任從魚肉。此后，對國營企業的改革就沿著私有化的進程向縱深發展，一路狂奔不休。

    這是一場不流血的政變。象這樣對同盟者做出背信棄義、倒戈相向的歷史事件的，在整個中國的近代史上，只有蔣介石反革命集團制造的皖南事變才可以類比。我們無法相信，毛澤東一手締造的共和國人民政府，會把槍口掉轉過來對付工人階級，要革掉他們作為共和國主人翁的歷史地位！這是一場發生在經濟領域的“革命”，革掉的是7000萬下崗工人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這個權利，是他們和農民聯合在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周圍，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和流血犧牲才爭取到的。他們沒想到，奮斗了大半輩子，臨近晚年了，還是沒有擺脫剝削和壓迫，還要靠政府用他們的血汗錢來給予他們微不足道的救濟來過日子。他們一度是國家的主人和恩人，共和國的主要建設者，而在二十一世紀卻成了遭人藐視的弱勢群體，成了靠納稅人施舍過日的乞丐。他們正帶著對毛澤東時代光輝歷史的眷戀和回憶，在平凡的生活中漸漸老去，而接替他們崗位的新生的產業大軍，已在各種私營企業和血汗工廠中無聲無息地崛起------是誰這么恨心，要把他們象不堪負荷的包袱一樣拋棄？是誰這樣殘忍冷酷，要把共產黨立足的基礎挖掘一空？是誰要讓股份制的列強們對全民所有的資產進行瓜分和吞并？誰要把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更改了產權，剝奪了人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當今國家對能源、通信、銀行、鐵路等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的壟斷資產，只是維護其統治基礎的國有企業，并非社會主義公有的性質，象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國企，即使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而我們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在哪里呢？沒有了公有制的社會還能說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在這場權錢交易的戰役中，發展起來的是一整批靠出賣國有資產成功脫貧致富的共產黨官僚，他們成了有產階級的成員，成了資產階級的共產黨員，脫離了群眾路線，背叛了黨章和入黨誓言——他們最想做的事情是和一切反黨勢力相勾結，讓共和國步蘇聯的后塵，把生產資料全面私有化！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蠢到和占全國總人口95%的勞動人民相對抗，只有公開表明自己資產階級立場的主流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才能做這樣的狗雄；一個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相背離的共產黨政府，絕不是鄧小平所說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共產黨政府，而是靠“納稅”的新興資產階級豢養的傀儡。

    必須嚴格區分兩種截然不同的改革開放和政策：一種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它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絕不會對全民所有制的國企進行私有化的改制，相反，還要以相關的法律法規予以扶持和保護；也絕不會不給予財政上的支持，讓它陷入負債累累的困境，加速它的瓦解過程；更不會鼓勵資本家對它進行兼并和股份制改革；不會讓國營企業的稅率維持在1989年的9。28%（1990年不低反增到12。4%），而外資企業就0。02%。一種是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它強調自由的、無政府主義的市場競爭機制，無限制地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把引進外資推到至高無上的寶座，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進行瓜分和侵蝕，積極配合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卑躬屈膝地歡迎新殖民主義經濟的入侵；他們人為地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體系，置國營企業于死地；另一方面，正好相反，大力扶植私營企業的“先進生產力”，鼓吹代表強勢群體的“先進文化”以修正馬克思主義，讓無數國家工人下崗，還欺騙人民說是代表了他們這一最廣大群體的利益。鄧小平曾經說過：“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他也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今天，當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突出、而黨內的貪污腐化和官僚作風盛行的時候，在這種環境下強調構建和諧社會必然會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模糊了黨的立場和原則，讓那些魑魅魍魎肆無忌憚、驕橫跋扈來進行瘋狂反撲。一個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黨，始終堅持的原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治國理念而絕不動搖，以積極的行動消滅私有制產生的經濟基礎和生產方式，從而消滅私有制和階級分化，最終達到全民共同富裕的目標；把儒家思想的人本學說和普世價值的華麗服裝搬出來掩飾私有制的猙獰面目，只會讓親者痛、仇者快，加速自己的敗亡！在《物權法》為代表的私有制社會，永遠不要宣揚那一套和諧論調，在網絡發達的時代，這樣的愚民手法早已不能跟上潮流；要么公開實行公有制，要么就幫老美舉藍球，我們別無選擇。某一天當我們的國土被歐美帝國的導彈狂轟濫炸的時候，某一天當臺灣的反共勢力在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霸權的勾結下發動反攻，不知會不會得到那些曾被自己作賤的勞動人民的支持。見利忘義的行為只能得到暫時的快感，而由此帶來的必將是毀滅性的結果。

我們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曾經說過：“-----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也同樣，我們的黨如果過多依賴資產階級的稅收而不發展公有制，勢必被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意識腐蝕掉，處處受制，失去主動權，最終會改變了顏色。鄧小平也曾諄諄告誡我們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他對黨內犯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右傾錯誤思想的人是毫不手軟的，胡趙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一直是一個最優秀的政黨，它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集體帶領下，突破千難萬阻，成功建立了一個新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它雖然遭遇了很多艱難曲折，但我們也看到，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自我批評”、強調和人民“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黨，走錯了路，在關鍵時刻總能夠得到糾正。其實鄧小平曾多次指出過：“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總之，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過去四年<1982-1985>我們就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但可惜的是，在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分子、官僚階層和主流經濟學家的誤導和干擾下，完全違背和篡改了鄧小平所倡導的改革開放政策，讓黨和國家走上了一條彎路，走上了一條毀滅自己的道路，使我國勞動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和精神創傷。而到今天為止,社會主義社會已是面目全非：

“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2005年的企業單位數占得比重10.11％，到2008年這個比例是逐步地下降，沒有一個年份是上升的，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在企業單位數占得比重下降為5％。工業總產值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2005年是32.80％，到去年下降為28.34％。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2005年占得比重是48.05％，去年下降為43.75％。利潤總額，國有及國有控股在05年占得比重是44.04％，去年下降了29.66％，稅金總額05年的比重是48.50％，去年是38.10％，從業人數2005年是27.17％，去年是20.30％。 　　

私營企業在工業主要指標中的比重，也是05年和08年的數字。企業單位數私營企業占得比重05年45.55％，08年上升為57.70％，現價比值05年的比重18.99％，去年26.88％，資產的比例05年是12.39％，去年是17.59％，利潤總額中的比例05年是14.33％，去年是27.16％，私營企業就業人數的比重05年24.54％，去年是32.50％。 　　

非國有企業，所有的企業把國有及國有控股扣除之后叫非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企業單位數05年占得比重89.89％，去年95.00％，產值比重05年66.72％，去年是71.66％，資產05年的比重51.95％，去年是56.62％，利潤總額05年55.96％，去年是70.34％，就業人數05年是72.81％，08年是79.70％。”（記者 王濤）

    通過以上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關系，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在哪里！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從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所進行的一系列艱苦卓絕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今天已然失敗。但這種失敗只是暫時的失敗，在這種失敗之中，將會孕育著巨大的成功。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超過世上任何一個民族，5。12大地震讓全世界人民不僅見證了這一點，也見證我們的黨和政府絕不會置人民的疾苦于不顧，它還是一個人民的政府，而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少數！只要《義勇軍進行曲》還是我們的國歌，只要五星紅旗還在中華的大地高高飄揚，只要人民英雄紀念碑還在天安門廣場上高高矗立，我們就沒有理由感到悲觀和失望。一切阻礙我們實現共產主義事業的絆腳石，我們都會無情地把它踢開！沒有誰可以阻擋我們前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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