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久未看某報,本來買了一期天窗版作紀念,未想又被忽悠了一把,頗有些哭笑不得。無意又見奇文一篇,不妨疑義相與析一番,也教大家領教一下何謂刀筆吏文風。若有人說在下扣帽子打棍子,則只能就事論事——始作俑者其無后乎?
且看文章開頭,先是三段文字,朱永嘉形象躍然紙上,活脫脫一個文革余孽,冥頑不靈。看吧,蹲了12年大牢還不知悔改,甚至留戀那個“人家待我不薄”的時代,“明乎此,對于朱先生在若干時評中所持的邏輯,就覺得‘勢有必然’了”。
然則唯心主義者的本事也便技止于此了。宣傳有紀律,學術無禁區。既然都是一家之言,何以非認為別人就是既得利益者。果如此,那么是不是只要“人家待我不薄”,對于“人家”就不能說一句好話?如果真是這樣,只怕中國的經濟學家先要集體閉嘴了。當然,事有例外,如同日本對華貸款一樣,中國接受了貸款,一樣要追究日本的歷史責任。如果認為日本貸款拿了便不能追究歷史罪責,那么這里說朱先生便有些沒意思了。如果說朱先生應該倒戈一擊,那么接受日本貸款又為什么不能追究歷史罪責?不知一向鼓吹新思維的馬先生何以如此自相矛盾呢?或者,如同韓國對于獨島問題和黃海劃界一樣,馬先生自己先入為主的有一個隨對象而靈活把握的標準吧。
再往下看,馬先生的馬腳一不小心就露了出來。“幾十年來,廬山會議史料文獻浩如煙海,各界公認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貢獻最巨。作為廬山會議當事人,李銳依據輾轉保存的當年會議記錄撰寫成書,經中央領導批準出版。這本書詳實而真切地復現了‘廬山這一場斗爭’的前前后后,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為后人研究廬山會議提供了第一手珍貴資料。”這話聽了,“總有一點不是滋味的感覺”。不知馬先生是不屑知道,不愿知道,還是不敢知道,廬山會議上分量更重的一位當事人周惠在若干年前接受的訪談錄已經公開,李銳的所作所為已昭然于天下,對于這樣一個人寫的這樣一本書,只怕可信度和《大義覺迷錄》差相仿佛。為了掩蓋歷史而寫的書卻被當做信史,本身就是沒有歷史道德和歷史常識的體現,也無怪馬先生一再主張對日新思維了。當然,真說李銳這本書全靠編出來,也有些小看他了。比如里面某位領導一句“主席活著你就這樣,主席不在了你該怎么辦”便透露出不小的玄機。如果彭德懷真的是沖毛澤東來的,那何必要考慮毛澤東的身后事?這分明都是他的接班人才需要考慮的事嘛。彭德懷被指責為朱可夫一樣的野心家,但朱可夫策動的事情卻都是在赫魯曉夫時期。蘇共二十大殷鑒未遠,到底誰是中國的貝利亞,誰是中國的馬林托夫,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每人心中未必沒有一桿秤。明乎此,“經中央領導批準出版”便也“勢有必然”了。誰和李銳一樣有掩蓋歷史的需要,誰就最有這個動機。至于具體哪位中央領導,與本文無關,有興趣的朋友自己可以去查找分析相關資料。
朱先生的“技巧”說誠然令人感覺避重就輕,可對比一下廣東某位先生,也就可以理解了。該先生曾撰文聲稱鴉片戰爭等都因中國不遵守國際法規而引起,責任在清政府一邊。如果引申一下,不妨認為盧溝橋事變不是日本在華北挑起,而竟是中國人不該幾千年前就在皇軍要屯墾殖民的地方居住生活。也就是說,朱先生的“技巧”說按該先生的說法,是完全成立的。前面提到的標準問題又跑出來了,只要是對于外國侵害中國利益行為有利的,便可以認為是有理的。而反之,只要對于為毛澤東辯護有利的,便可以認為是“邏輯出了毛病”。或者不妨借最近的一個例子:只要是有利中國進口的,中國就應該開放門戶;只要是有利中國出口的,美國就可以貿易保護。原來對毛澤東的批判和對中國利益的侵害,在邏輯上竟是可以如此緊密而有機的聯系起來的呀。那么邏輯出了毛病的到底是誰呢?或者,出了毛病的不是邏輯,竟是立場吧。為明顯錯誤的事情辯護,除非使用雙重標準,否則是很難不被正常的邏輯思維駁倒的。
唯心主義者的邏輯,還表現在一個地方。“凡讀過彭德懷的信的人,大都認為這封信是溫和的,善意的,這一點已成為社會公論。”奇怪,不知馬先生是做過抽樣調查還是做過對比分析,何以知道其他人的觀點呢?當然,馬先生不妨解釋說他接觸到的人里面都這么認為。但即使如此,何以認為他接觸到的人的觀點就是社會公論呢?明乎此,則馬先生的新思維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的原因也便不經意間浮出水面了。因為馬先生接觸的(或者說愿意接觸的),是贊同他新思維的人,而批評的聲音就可以無視了。既然如此,馬先生怎么看朱先生怎么不順眼,先入為主深挖朱先生“思想根源”的文字篇幅和分析朱先生“技巧”說的文字篇幅大致一樣,也就“其來有自”了。
撇開馬先生對“技巧”說的引述和批判,著重談談所謂里通外國說。朱先生陳述的,是有記載的歷史事實,這一點相信即使是以大量占有俄羅斯檔案為傲的沈志華先生,也無法輕易否定。至于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得出什么結論,讀者自能見仁見智。彭德懷雖未里通外國,但形格勢禁,不站在當事人的立場分析問題,未免有些站著說話不腰疼。有這種可能性,不意味著一定有這件事,但對于決策者,是無法不慎重考慮的。如果誰都能如馬先生這位事后諸葛亮一樣神機妙算,類似古巴導彈危機或法西斯入侵法國之類的判斷失誤就不會發生了。無奈唯心主義者畢竟是唯心主義者,從不會把自己放在當時的歷史情景下去思考問題,而只陳述自以為的“事實”、“真相”。或許馬先生忘了,前面對朱先生的身份一再津津樂道,只考慮到有利于給朱先生扣一個文革余孽的帽子,卻不知道也告訴了人們,朱先生的思考是經過他個人的豐富經歷而得出的。言論自由人人平等,但在類似歷史問題上,親身經歷過的朱先生無疑比閉門造車的馬先生更能接近當事人的思考。馬先生如此神機妙算,是否認為自己比當事人更能分析當時的情況呢?是的,馬先生一定比諸葛亮和周瑜加起來還要聰明些,因為他知道三國一定會三分歸晉,但他卻指揮不了赤壁大戰。馬先生或許比朱先生還要更了解當事人的思維些,但他卻輕易的用自己的立場否定了當事人當時的思考。果真如此,我們還開什么歷史課啊,還以史為鑒干嘛啊,有馬先生在就可以了,有新思維在就滿塞了嘛。
回到文章本身,這里還要跟馬先生商榷一下。朱先生寫文,是針對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發表自己的看法,與其說針對的是彭德懷,不如說針對的是李銳的“耿耿于懷”。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真理,比如李銳的“秘書”身份。但只允許謊話一千遍一萬遍的重復,卻不允許相反觀點(雖然也不是絕對客觀公正的)的發表,即使發表了也要先扣帽子再打棍子,未免值得深思。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物極必反是自然規律,當下全世界共產黨的興旺發達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結果,而不是共軍太狡猾的結果。資產階級的剝削社會無時無刻不在為自己挖掘著墳墓,即使一時能夠砍倒反抗的旗幟,也會有人再把它樹起來。毛澤東的歷史貢獻,六十年國慶大典已經給予了比較公允的評價。無奈這世界上總有些借助各種力量和背景試圖篡改歷史的小人,若非周惠的回憶,只怕許多人還像馬先生一樣蒙在鼓里。當然,即使已經有了周惠的回憶,一樣會有許多不屑、不想、不敢知道的人故作不知,甚至借種種機會為之鳴冤翻案,尋找張目機會,這是不能不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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