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起公立醫院同樣解決不了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李玲，發表了他的力作——《為什么要辦公立醫院》，他認為：“‘看病貴、看病難’問題，必須有合適的醫療服務體系控制醫療成本(……)，而公立醫院是實現這一目標現實的需要，也是歷史的選擇。”“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是公立醫院‘實不副其名’，不僅沒有體現公立醫院應當有的制度優勢，甚至反而走向了反面。因此，公立醫院改革的方向，應該是讓公立醫院‘名副其實’，真正姓‘公’，真正把其制度優勢發揮出來。”　　

然而怎樣讓公立醫院名副其實，真正把其制度的優勢發揮出來？他提出應從五點入手。單看這五點內容，確實想的不錯，但細一考究，也只能成為紙上談兵的內容，不會成為現實。下面就以他的第五點內容為例，來說明一下。　　

在第五點中他說：“建立公立醫院巡視制度和社會監督制度。公立醫院是政府用公共資源舉辦的醫院，除了行政監管之外，還要接受社會監督。可以參照紀檢系統和國有企業那樣，建立公立醫院巡視制度、稽查特派員制度，選聘有關部門的離退休干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組成公立醫院巡視機構。同時，要建立公立醫院的信息公開和社會監督制度，吸收轄區的居民代表和社會各界，參加公立醫院的監督管理。”　　

單從這內容看，完全是針對現在醫院的弊端所采取的措施，看來很得力，針對性也很強，但不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原有的醫院，都是公立醫院，整個醫療衛生隊伍，本是一支有著高度的為人民覺悟的隊伍，后來變成這現狀，正是改革所造成的后果：記得改革之初，一下子把經濟效益放在首位，醫院為了增加收入，對直接有收入的科室，如化驗、放射、理療等給他們吃回扣，以資他們多給醫院增收。可這樣一來，沒直接收入的科室不高興了，尤其像內科，不給他們介紹病人了，這就對增收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正是為解決這矛盾，也是為了鼓勵向直接有收入的科室介紹病人，辦法就是根據各自介紹的多少吃回扣。大夫們為了多得回扣，就把病人本不該檢查的項目，也強制去檢查一下，結果使的大夫吃回扣的收入，甚至成倍成倍地超過原工資，改革家把這說成是改革給大夫帶來的好處而大加宣傳。對這行為，一開始，大夫們并不接受，認為這是加大患者負擔，是對人民極不負責任的表現，是讓人們花很多冤枉錢的強盜行為，是掙的昧心錢，但抵不住這改革的潮流，改革逼著他們必須改變這種觀念，久而久之大夫們原有的為人民、講醫德的思想和行為就有淡薄而忘卻，代之而起的就是為了發財而向病人不擇手段地敲起各種竹杠。現在要改變這現狀，光憑加大監督力度，實際就成為和醫務工作者發財思想的對立行為。再說別的行業都能發大財，為什么醫務工作者就不準發大財？相比之下，他們就成了新的受壓者。而且監督力度越大，等于對醫務工作者的壓迫越深。他們各自的發財思想就促使他們必然要抵制這種監督，因為這種抵制符合他們各自的發財思想，所以在行動中，他們自然就會形成相互的支持和包庇的態勢。他們從正面抵制不住，就會實行“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和你展開“游擊戰”的辦法。醫院是醫務工作者為主體的地方，監督者畢竟是少數，有時可以“集中優勢兵力”，進行突查，但這種突查，就像日本人掃蕩一樣，因為得不到這里群眾（廣大醫務工作者）的支持，所以不會大有收獲，而且走后，這里仍是醫護人員的世界，一切照舊。這說明，不使醫務工作者這個內因發生變化，單憑監督，是不會解決問題的。但整個社會上的人都鉆到了錢眼里，大搞唯利是圖，所以醫務工作者也就不可能再成為毫不利己專們利人的人。再說，在當前這個社會中，尤其是對醫院的大夫們，誰都得求他們看病，這就最容易把監督的權力和職責，變成和醫務工作者拉關系的資本和橋梁。所以監督制度再健全，操作技巧再高，也不會使問題得到解決。所以公立醫院，也就再不會回到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的醫院了。　　

所以當我讀完這篇《為什么要辦公立醫院》的長文后，立即在評論中寫道：“說了這么多，最本質的問題是個公有制還是私有制誰為主的問題，只要以私有制為主，這個問題，就永遠不能得到解決，美國解決不了，正是對這問題的證實。只要以私有制為主，人們想發大財的欲壑就永遠不會填滿。因為大夫也是人，也想發大財，而他發大財的對象，就是向病人敲竹杠，他這一敲，病人就受不了了，所以就使的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這才是問題的根本，但作者對這最根本的問題不敢涉及，最終不是徒勞無功，就是在幫搞私有制的走資派在欺騙人民。”　　

作者在這里特強調監督的作用，監督果然重要，但再重要，也只是個外因，要徹底解決醫改問題，必須使內因起變化。作者對這一問題，恰恰忽略了。這一忽略，同時掩蓋了另一個問題，這就是醫務工作者這個內因，因為這個內因并不是孤立而存在，它只是全社會中的一部分。當全社會都好了，它也不會落伍；當全社會處于時風日下時，它也不會獨善其身。因為問題的根源出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所產生的公有觀念和私有觀念的問題上，這是全社會的共性問題，不能只看做是醫務工作者本身的問題。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著眼全社會，就醫改談醫改，不但永遠解決不了這問題，而且如前所述，反會和醫務工作者的矛盾趨向激化。　　

但怎樣解決呢？歷史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美國的工業化最高，經濟也最發達，但就因搞私有制，所以這個問題解決不了；而毛澤東時代搞公有制，盡管生產水平和美國相差很遠，但在解決這個問題上，不但時間短，而且效果之好，得到世界公認。通過這個對比，結論就出來了，這就是：要真想再解決好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全社會不建公有制，不消滅私有觀念，不用毛澤東思想重新教育人，只在醫務界建立公立醫院，建的再多，也只能是在做掛羊頭賣狗肉的事，最終不會使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作者在文章的開頭說：“醫改的大政方針已經確定。然而，魔鬼總在細節中，正確的政策要靠嚴格的執行來落實。這次醫改的原則和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操作中尚有許多問題值得注意。這些問題解決得怎么樣，直接關系到醫改能不能真正惠及全體人民，關心到醫改的成敗。”顯然這種把醫改的不成功，只歸在“操作中”的失誤上，是沒找準病根，因此也不會開出標本兼治的良方。　　

總之，不從解決全民所有制入手，不再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不僅在醫改問題上，即使辦起公立醫院，同樣解決不了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而且在其他問題上，也同樣得不到解決。因為這如人的大腦，大腦一壞，整體必然癱瘓。不解決大腦上的問題，只想通過局部的修修補補來來解決，必然只是一種異想天開的騙人行為。這和打仗一樣，“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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