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恰逢改革開放30年的紀念活動，各種場合均有資改派歌功頌德，大唱改革贊歌，順帶批判改革開放前的種種罪惡。不才生于80后，未曾經歷過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也沒有經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只是在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虛度了二十來年的光陰，雖然長了歲數，卻沒長多少智慧。對于改革開放前的“萬惡社會”沒有體會，不敢妄下斷語，但是對于改革開放后30年來的眾多“偉大成就”有切身體會，對于不切實際的吹捧改革成果還是有話要說的。　　

第一，改革為“誰”而改？　　

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經掀起了一場“姓資”還是“姓社”的大爭論。從現在來看，這場爭論具有深遠的影響。在爭論中所形成的立場鮮明的兩派（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資改派”和“社改派”）深刻影響了中國30年來的改革方向。當時之所以會產生激烈的爭論，其實質是要搞清楚一個問題“改革為“誰”而改”。資改派認為：“改革開放應該開放市場，以“市場換技術”提高社會生產力，并且在改革的過程中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讓先富的人帶動后富的人，最終達到全民共同富裕。”按照資改派的觀點，改革是為少數人而改的，至少在改革前期是為少數人而改，但是這個前期有多長，資改派們并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表。而且資改派似乎有意回避了一個問題：“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究竟是哪些人？”這個問題在現在看來已經不是問題了，大權在握的官僚階級可以憑借自己掌握的社會資源“先富起來”為全國人民作個致富的表率。但在當時資改派的“瞞天過海”伎倆下，確實瞞過了一大批單純的老百姓。才經歷了文革的他們不敢想象“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會以權謀私。他們期望通過改革開放改掉一些“極左”的東西，使國家更健康的發展。　　

回過頭來再說社改派，社改派都是堅定的無產階級者，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就是寫進憲法中的“四個堅持”。很顯然，社改派心目中的改革開放是要為全體中國人民而改革，不允許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一個新資產階級。社改派認為如果允許一部分人先富必然導致大量社會資源向少數人集中，會影響社會公平性，最后必然滋生腐敗，導致權利濫用，最后毀掉社會主義制度。資改派和社改派的這場爭論，引起了改革教“教父”鄧小平的重視，為了平息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教父提出了“摸著石頭過河”與“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兩個著名論斷，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石頭論”和“貓論”。這兩個論斷的提出，為資改派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也徹底封殺了社改派進言的渠道。于是，在這場偉大的30年改革中，我們看到無數資改派拿著“石頭論”和“貓論”這兩支雞毛令箭，大膽前進。先后闖過了“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一億工人集體下崗，取消社會基本福利制度，住房商品化”等重大雷區。最終引領中國到達了“滿城皆是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彼岸。他們用實際行動為“改革為誰而改”這個世紀難題給出了答案。　　

第二：資改派的策略　　

在奪取了改革開放話語權之后，資改派已然想到他們的改革思路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全國十億百姓絕對不會允許少數人攫取多數人創造的財富先富起來。而資改派的最終目的顯然也不是僅僅要讓少數人先富起來那么簡單。深受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熏陶的他們希望將中國納入西方體系之下，最終變成對西方惟命是從的奴隸國家。大多數百姓當時顯然沒有看到這一點，但是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經驗已經足以讓他們對不合理的改革發出最強烈的抗議。因此，資改派為了達到目的，必須要有足夠的準備，以應對必然會出現的反抗局面。在對局勢做通盤分析以后，資改派采取了以下策略：

（—）資改派否認社會有階級,以西方“普世價值”思想代替階級思想，將階級斗爭視為暴力活動，主張全面大團結。實際上他們沒有一天放棄過階級斗爭，只是他們以實際行動進行斗爭，而不是以口號的形式進行斗爭，因此顯得很有隱蔽性，但是卻更具殺傷力。在改革開放初期多位身居高位的社改派官員都被暗算落馬。

（二）資改派重視輿論陣地的搶占，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資改派已經掌控了全國大多數有影響力的媒體，形成了集廣播，電視，網絡，報刊于一體的立體化媒體陣地。已經徹底封殺了社改派的話語權，以至于有資改派宣稱在中國上萬家媒體中沒有一家為左翼說話的媒體。資改派憑借強大的輿論武器，多年來廣泛宣傳西方意識形態，吹捧物質主義，貶低中國共產黨和馬列主義理論。已經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蒙蔽了一大批涉世未深的青年人。　　

（三）資改派善于隱藏自己的意圖采取打左燈轉右向的方式迷惑社改派，造成社改派內部意見的分歧。對于無法離間的社改派就用引誘，賄賂等方式拉其下水使其成為自己陣營的人，如果上述策略均不見效，就用他們掌控的媒體進行栽贓、陷害，煽動國家執法機關打擊社改派，以達到借刀殺人的目的。　　

（四）資改派全力鼓吹特權思想,爭取了大部分上層官僚，獲取了權利渠道。又利用普通民眾對文化大革命真相的不了解，制造社會輿論，煽動對毛澤東的仇恨，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代替毛澤東思想。將官僚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徹底控制了中國的經濟領域，然后用西方反動經濟學思想代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鼓吹比較優勢，將中國徹底納入西方統治的國際分工體系中。　　

至此，中國徹底淪為西方的經濟殖民地。 　　

第三，改革開放的成就與現狀　　

每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都必然會造成社會的分化，在改革開放按照資改派的意愿改了30年之后，我們有必要盤點一下30年來資改派在內政外交上取得了哪些偉大成就，是否對得起十三億中國人30年的血汗。　　

在內政上，根據官方資料30年來我國GDP從1978年的世界第十（3645億元）躍升到2008年的世界第三（249530億元），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外匯儲備由1978年1.67億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2萬億美元，人均壽命由1978年的68歲上升至2008年的73歲，還有基礎設施建設，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國家重大科技突破，幾十家公司進入世界500強行列等。表面看來，通過30年的改革，我們已從一個瀕臨崩潰的國家（資改派語錄）成長為舉足輕重的世界大國，甚至成了超級大國美國的債主。但凡事有得必有失，在盤點完這些金光閃閃的數字后，我們也有必要來盤點一下我們這三十年失去了什么。“30年前看病是不要錢的，30年后是先看錢后看病；30年前房子是國家給的，30年后房子是要自己買的；30年錢上學是不要學費的，30年后上學是論小時計費的；30年前官員都是人民的公仆，30年后人民都是官員的奴隸；30年錢貪污一分錢就是貪污，30年后貪污一個億是挪用，30年前官員方法與百姓同罪，30年后官員犯罪行政處罰代替刑法”30年過去了，今天我們更幸福了嗎?在拋開紙面上的數據以后，我們都是要面對現實的，解放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在我們身上，改革開放后，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又成為新三座大山壓在人民身上。資改派的30年改革開放表現在內政上只是用新三座大山來代替了舊三座大山。　　

在外交上，30年前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領袖，在亞非拉國家的鼎力支持下，在闊別30年中國重回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周總理去世后，聯合國降半旗致哀，開國際禮儀之先河。在朝鮮戰爭中，中國百萬大軍奮力抵抗聯合國軍的進犯，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迫使超級大國——美國簽訂城下之盟。此后的對印反擊戰，對越反擊戰均取得了重大勝利，從此，中國的邊境數十年無事。30年后，中國的韜光養晦戰略處處受制于人，從當年美帝尚且敬畏三分的強大國家淪落為菲律賓、越南之流都敢耀武揚威的肥大國家。今日大使館被炸，明日銀河號被攔，種種喪失國格的外交敗舉層出不窮，開創了“大國弱外交”的國際笑話。雖空有2萬億外匯儲備，然而只是一張被扣押在美國供人隨意支取的空白支票。美國憑借其美元霸權隨意濫發貨幣，惡意制造“流動性過剩”將我國30年來辛苦積累的財富洗劫殆盡。此等種種禍國殃民的外交屈辱，即使和當年慈禧太后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相比也相去不遠了。　　

資改派上臺的30年，是中國內憂外患層出不窮的30年，不僅毀掉了中國解放后積累起的國家根基，更是將中國的未來置于了岌岌可危的危險境地之中。此等改革亂象，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可能任其繼續發展下去。　　

第四，中國未來的出路　　

   在經歷了資改派30年的大折騰之后，中國已元氣大傷，中華民族復興的愿望更是遙遙無期。至此國難當頭的時刻，以社改派為主體的中國左翼愛國力量絕對不能再繼續沉默下去。所幸，黨中央在經歷了資改派30年的忽悠之后已有所覺悟，在去年胡錦濤總書記所作的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講話上，第一次將“反左”從報告中去掉，這標志著中國左翼力量正式成為一支不可忽視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也表明了中央政府對左翼某種程度的認可。左翼當利用此有利機遇，扎根在群眾中間，深入批判資改派的賣國本質，讓全國廣大的人們群眾看清資改派的真實面目。中國雖然已傷痕累累，但是傷痛已讓中國從“買辦改革”的迷霧中清醒過來，中國人民的革命精神也已逐漸被喚起，拿破侖說過：中國是一個沉睡的巨人，一旦清醒將會讓世界震撼。左翼作為中國的先鋒力量，理應承擔起徹底喚醒中國的歷史重任，帶領中國人民沖破偽精英統治的牢籠，最終走向“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時代，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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