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不能為：央校教授為“土地流轉”做“社會主義包裝”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8-10-10　　

       （本文大意：“央校教授”對“土地流轉”的“社會主義包裝”很合時宜但也很失敗，因為他立論的基礎是“人并不是大公無私”的，在這個基礎上，“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轉向土地私有化”而何？新華網已經在歡呼“不管歡迎與否，大門已經打開——中國農業的‘資本時代’正在到來。” 李昌平之“1978以來的農村改革就是一個‘實化家庭使用權，虛化集體所有權，強化國家所有權’的過程”與“農村基層政權在中介化”的確很深刻，而“三化”“中介化”的背后推手就是大舉入侵中國農業的國際資本。民主自治權沒有落實或法律不能起到保護農民產權的作用，不是法律和司法制度的缺陷，而是法律與司法制度的特質。）　　

10月10日，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徐祥臨就三農話題在新華網與廣大網友進行了在線交流， 新浪網轉載時所加的標題是“徐祥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并不是轉向土地私有化”，并迅速為其它大站轉發。然而，我在看了幾遍徐教授的解讀之后，卻感到十分失望。題目很有勁，也很熱點，但是徐教授的“解讀”卻少有力氣，稀湯寡水的像一碗餿稀飯。主持人單是“您認為我國在三農方面應該堅守什么？發展什么？突破什么？”一個問題就問了三幾遍，徐教授王顧左右而言他，除了一口咬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并不是轉向土地私有化”而外，到底它為什么不是私有化，不是私有化又是什么，不知道別的讀者如何，我反正是橫找了豎找，正看了反看，折騰了好幾遍，除了重復地看到“將科學發展觀落實到三農” 的極端正確原則和不斷地聽到親親熱熱地叫“農民兄弟”外，到底也沒有弄明白為什么“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是轉向土地私有化”，我國在“三農”方面究竟應該堅守什么，發展什么，突破什么。我不得不說，博士生導師的徐教授，實在了是對“土地流轉”做了一次很合時宜但很失敗的“社會主義包裝”。　　

我對徐教授所精通的“經濟學”完全是門外漢，一竅不通，但面對“土地改革”這樣的劃時代、創未來的大改革，面對早晚深淺也要將自己與子子孫孫包裹進去的社會變革，我也就顧不得被罵作“無知無畏”的風險，豁出來一抒胸懷了。我以為，只要我們的“土地流轉”是中國土地“向資本開放，向人才開放，向管理開放”（新華網：《國際資本給農業帶來機遇 須防農民成利益旁觀者》劉健 董振國），那末，“土地流轉”就非“轉向土地私有化”不可，就非出現連皇帝老兒也千方百計避免的大規模土地兼并不可，就非出現《一江春水向東流》里那樣只有跳江份兒的流民不可，就非醞釀出發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戰爭不可。　　

“土地流轉”，不管它進行了怎樣的“社會主義包裝”，不管誰為它打起“以人為本”的旗子，也不管什么樣的“黨校教授”辯解它“并不是轉向私有化”，它在中國目前條件下，一定是在資本，國際資本或國內工商資本，的濁流上流轉的。新華網《國際資本給農業帶來機遇 須防農民成利益旁觀者》文中已作了這樣的綜覽與歡呼：“國際資本和國內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這是國內外共同的市場規律，不可阻擋。目前，我國農業已形成對外開放格局，特別是在加入WTO后，對農業開放做出了一系列承諾，各項準入限制正逐步取消；同時，國內農產品市場體系已大大發展，農產品期貨市場和各種現貨市場已較為完備。這一切，為資本的進入鋪平了道路。從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的歷史看，當農業發展到較高水平后，工商資本、金融資本的進入是大勢所趨。目前，購買農田、化肥和運輸工具，正成為國際投資者長期投資農業產品的一大趨勢。進入投資者視野的目標已經有位于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和英國等地的農耕地，中國的糧庫也落入了國外投資機構的視野。” “不管歡迎與否，大門已經打開——中國農業的‘資本時代’正在到來。”　　

 人們很熱衷于對地方政府“土地財政” “經營城市”的批判，對“中國農業的資本時代的到來”，對搶灘登陸中國的美國小麥，對2004年免了“皇糧國稅”以來的“尿素”“二胺”價錢翻了一番半，仿佛缺少著必要的敏感。這種遲鈍，讓哭泣的中國大豆，這讓沒了中國爹娘的中國油價，這讓政府總理都急了眼的中國肉價，白流了眼淚，白喊了爹娘，白添了華發。　　

 “三農專家”李昌平概括說，“1978以來的農村改革就是一個‘實化家庭使用權，虛化集體所有權，強化國家所有權’的過程。”他概括得很深刻，我想續貂的是，這“三化”背后的推手就是資本，國際資本與國內工商資本。發展小農經濟，將政府對農民的一切責任歸零，將所謂“剪刀差”擴展到了極致。土地集體所有權的確被“虛化”幾乎殆盡，所殘余者，僅是趙家莊的土地征用賠償不得由錢家店的村民來分享而已。在“土地財政”“經營城市”的“城鄉一元化”進程中，農村基層政權，城市基層政權，村的“書記村長”或街的“書記主任”，已經轉化為“土地流轉中介”的“新階層”代表。面對一年多少萬起的“群體性事件”，有人問，黨的基層組織和干部哪里去了？其實，答案是很簡單的，黨的基層組織變成了“土地流轉中介所”了，“中介所”里黨的基層干部成了過街老鼠，逃命去了。而“國家所有權”，所具體體現了出來的，大約就是現在已經基本上停了下來的警察部隊對“土地流轉”的“保駕護航”。 這項功能正在由另一支力量，由資本直接相關，為政府似乎默許的黑社會團伙來完成了。　　

民商法學家陳小君的概括也是很深刻的。她說：“政府容易征用村民集體的土地，不是因為產權不明晰，而是因為政府不愿意依法行政，習慣侵犯農民私有產權。村干部侵占農民土地補償款，不是因為土地產權模糊，而是因為民主自治權沒有落實或法律不能起到保護農民產權的作用，這不是土地制度的缺陷，是法律和司法制度的缺陷。” 對此，我還想續貂的是：法律與司法制度是為資本服務的，嚴格地說，這不是一種缺陷，而是一種特質。拆遷中的沖突，曾經屬于法院不得受理范圍之內。山東官員的名言是“拆遷哪有不死人的”。為三鹿“石粉”所害者，現在大約還是投訴無門的。　　

 “央校教授”徐祥臨對“土地流轉”的一番“社會主義包裝”，結論就是“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并不是轉向土地私有化”，然而，他的立論基礎卻仍然是“以私為綱”。當主持人請他 “匯梳理一下農村30年的發展之路”，回答一下“中國改革開放為什么會從農村開始呢”這個問題時，徐教授以下的一段話就是一個明證。他說：“如果從學術方面講，就是當時的生產關系嚴重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忽視了廣大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需求，在社會分工體系下，作為一個人來說，首先要關心自己的利益，如果他自己的利益和訴求都得不到滿足的話，就沒有任何的生產積極性。以前我們有一些脫離實際的設想，把人經常說成是大公無私的，這個是脫離實際的，并不是實事求是的看法。” 　　

說真的，我反復看了徐教授的這段話之后，對他的“博士生導師”資格很是產生了一些懷疑。請問徐教授：你對“以前”的“學術”研究，哪些“我們有一些脫離實際的設想，把人經常說成是大公無私的”了？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楊獻珍？據我所知，“以前”，并沒有“我們”或者阿誰“把人經常說成是大公無私的”，恰恰相反，那時的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楊獻珍等，如果他們就是“我們”的話，經常說的倒是人們的社會主義覺悟還不高，意識形態領域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要狠斗“私字一閃念”，等等。“大公無私”不過是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楊獻珍等這些“我們”大力提倡的一種社會風尚而已。如果徐教授有興趣解讀一下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還可以找出劉主席不少的“斗私”言論來。總而言之，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楊獻珍這些“以前”的“我們”，其“脫離實際的設想”是徐教授“從學術方面”給他們加上去的，如果他們“把人經常說成是大公無私的”，他們還搞的哪門子共產革命呀？ 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研究出了“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我最近兩天也驗證了一個“公式”：當10％的博士生需要“召回”時，90％的博士生導師則為假貨。　　

 不過，我并不是想在這一點上與徐教授爭個黑白分明，也不是要為徐教授之“以前我們”喊冤叫屈，更不是想在張維迎或徐教授之前第一個成為“經濟學”的中國諾獎得主，我想直接指出的是：徐教授拉“以前我們”墊一下背，不過是想證明他的“作為一個人來說，首先要關心自己的利益”的“符合實際”的、“實事求是”的“學術觀點”正是他立論的基礎。徐教授通篇想做的，無非是想給“土地流轉”作一番“社會主義包裝”， 以企論證“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并不是轉向土地私有化”，為“構建特色理論”做出一番新貢獻，但他所有“論證”，卻竟然以“作為一個人來說，首先要關心自己的利益，并非大公無私”為基礎，此言此行，真是非“指鹿為馬”無可比肩者！ 在此基礎上，“土地流轉”不“轉向土地私有化” 而何？　　

如果“央校教授”解讀立論胡涂混亂到這般地步尚可看作是“個人行為”，那末，主流媒體也用這種東西來為主流張勢，也就太遺笑天下了。這不是讓人們更加看清了“土地流轉” 這股禍水到底要流向哪里了嗎？自然，在這種時候，“特色理論”通常要復歸于“不爭論”、“讓實踐來證明”的鄧小平理論“原生態” 的，這是另一位叫石仲泉的理論家告訴人們的。然而，如果真用這樣的“社會主義包裝”來統一國人認識，呼吁萬眾一心，不是更加“非不為也不能也”了嗎？ 　　

　　附：　　

徐祥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并不是轉向土地私有化　　

2008年10月10日 13:08新華網　　

    新華網消息 三十年前中國的改革發端于農村。縱觀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黨史，歷屆黨代會之后的三中全會往往具有特殊的意義，會作出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決策。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在這樣一個新的起點上，解決三農問題將有什么新舉措？10月10日，新華網邀請到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徐祥臨就三農話題與廣大網友進行在線交流。本次訪談搜狐網進行同步播報。

    2008年10月10日，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臨做客新華網。新華網張泳攝

    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并不意味向土地私有化方向走

    【主持人】分析人士普遍對胡錦濤總書記近日在安徽鳳陽小崗村考察期間的談話寄予厚望，胡錦濤總書記透露將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徐祥臨】這方面輿論聲音很強，但是我覺得如果把關注點僅僅放在這個方面，可能就在理解中央的精神上有所偏差，因為這次三中全會的關鍵點是要把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到解決三農方面的問題上去。包括剛才我們談的糧食問題和資金問題都是這樣的。

    胡錦濤總書記這次講的促進土地流轉問題，目的是要實現規模化經營，這一點不要搞偏了。而且這個規模化經營是在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雙重經營基礎之上發展的。土地承包是向集體承包，一定要把握這個基本點。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并不意味著向土地私有化的方向上走。明晰產權，尊重農民的財產權，從這個角度來講，還是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就這個問題做了更多的演繹恐怕不符合這次三中全會的精神，也不符合總書記談話的基本精神。

    總書記談到規模經營的時候說了要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社，這都是土地經營權流轉的一種形式，過去土地可能也有一定的流轉形式。原來的承包經營權是否可以買賣呢？現在從這方面有所突破也是必要的，這樣（農民）就徹底離開農業了，也是符合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方向的。承包經營權如果讓出了，他就不是農民了，是農民就應該保留這個經營權。中央精神是要進一步倡導家庭聯產承包經營體制的完善，我們要很好地理解中央的這些指示精神。

    2008年10月10日，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臨做客新華網。新華網張泳攝

　  徐祥臨：讓農民共享發展成果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

    【主持人】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分析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都具有綱領性意義，而且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在歷屆中共三中全會中占有重要地位。您能回顧一下這幾屆三中全會關注三農的關鍵點是什么？中國農村改革發展之路軌跡是什么？

    【徐祥臨】三中全會在改革開放以來具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比如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標志著一個偉大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代的開始。這次十七屆三中全會就是中國農村改革一個新的起點。

    十二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改革開始由農村走向城市，并不是忽視和輕視農村改革，而是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到城市；十四屆三中全會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農村改革有了更大的發展，廢除了一些不利的因素，使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有了更大的空間；十六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

    十七大確立了科學發展觀作為我們黨執政的基本指導思想，所以這次十七屆三中全會，重點就是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轉到新農村建設上來。

    【主持人】那么在新的時期，改革開放30周年的這樣新的起點上，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點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徐祥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很快，農村經濟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已經排到了第三、第四的位置。這種發展成果的取得，可以說我國的農民兄弟、農村、農業是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這些年解決了經濟短缺問題，近年來我們中國可以說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這種發展成果究竟應該由誰享受呢？那么可能就會存在問題，大家知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地拉大，去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

    現在，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好，農民兄弟為我們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但是享受到的發展成果相對要比其他社會階層少一些。所以這次全會我們就要把這個問題實實在在地加以解決，這就是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

    【主持人】您覺得在這次全會上，主題思想會落實到哪些方面呢？網友的關注點應該集中在哪幾個方面呢？

    【徐祥臨】因為新華網的網友層次很高，我很難把各個層面的觀點都歸納起來，從我自己的教學研究以及各個媒體了解的情況來看，大家最關心的就是農民的切身利益能夠如何得到保障。比如說，農產品價格問題、土地問題等等，比如說土地農轉非的問題、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所需的資金問題等。大體上這些方面會成為大家所關注的焦點。

    糧食安全問題是十七屆三中全會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

    【主持人】糧食問題是大家比較關注的，糧食的價格漲得很快，農民應該得到一些實惠，但是原材料的價格也漲得很快，農民得到的實惠實際上也不是很多，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呢？

    【徐祥臨】我回老家的時候，遇到了一些鄰居，他們現在購買的化肥每袋大概漲了50%到60%左右，但是糧食價格卻沒有提高那么多，所以農民種糧的收益不是很多的。前年，我到湖南一個縣，一畝水稻一年產1700斤左右，除去農資成本，每人純收入只有392元錢。如果農民外出打工，搬磚的力工一天就可以掙40塊錢，稍微有點技術的就可能是60塊錢左右，大技工可能會掙到100塊錢。這樣的話，農民種糧食肯定就沒有積極性了。而且農民們現在在城市中栽花種草的收入肯定要比在老家種糧收入高，現在農產品的價格是不合理的，農產品的價格問題應該是受到高度關注。所以這次三中全會關注的一個重點就是要糧食安全問題，糧食安全首先就要確保農民有種糧積極性。

    這段時間，我接觸到一些參加三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他們也高度關注這個問題。我相信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會讓廣大農民兄弟看到希望，這個問題也會有一個解決的辦法。

    【主持人】在這次全會中大家還關注資金的問題，您怎么看呢？

    【徐祥臨】關于資金短缺問題，從廣大基層干部、廣大農民作為具體新農村建設的參與者的切身感受來看，他們感到資金問題還是很緊張的。比如說2006年，我到廣西武鳴縣調研，縣委主要領導跟我們講，新農村建設搞了三年規劃，需要的資金是7億多，中央給的和縣里自籌的資金大概能解決50%多一點，還缺三個多億。

    他們現在需要建立一個很好的生態循環系統，就是因為資金問題短缺所以搞不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錢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錢也是萬萬不能的。所以資金問題是廣大基層干部和群眾所最關心的問題，2006年1號文件就這個問題做過一些規定，有一些進展。

    2008年10月10日，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臨做客新華網。新華網張泳攝

    徐祥臨：中國改革開放發端于農村可以說是“逼”出來的

    【主持人】有網友留言，改革開放30年間，出臺了很多比如“一號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統籌城鄉發展”等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政策措施，清晰地記載了共產黨領導農民群眾改革實踐的歷史軌跡。請徐教授根據這些詞匯梳理一下農村30年的發展之路，中國改革開放為什么會從農村開始呢？

    【徐祥臨】這個問題說得通俗一點，當時也是逼出來的，可以說這種改革是“餓”出來的。當時整個中國處于“餓肚子”的狀態。那個時候由于吃的是大鍋飯，農民生產積極性很低。當時我記得有位老農說：現在種地沒有什么別的好處，地里的莊稼長得很差。中國嚴重食品短缺，農民進城第一件事就是買豬肉。如果當時不改革的話，中國吃飯都成問題了，就不要談其他發展了。

    如果從學術方面講，就是當時的生產關系嚴重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忽視了廣大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需求，在社會分工體系下，作為一個人來說，首先要關心自己的利益，如果他自己的利益和訴求都得不到滿足的話，就沒有任何的生產積極性。以前我們有一些脫離實際的設想，把人經常說成是大公無私的，這個是脫離實際的，并不是實事求是的看法。

    徐祥臨：輕視三農問題是非常可怕的

    【主持人】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您認為我國在三農方面應該堅守什么？發展什么？突破什么？

    【徐祥臨】科學發展觀已經在大的思路方面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了，堅持什么？一定要發展。發展是硬道理，首先要堅持發展。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必須要發展，勞動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國家才能富強，這是必須要堅持的。但是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發展的成果由勞動人民享受到，那就是以人為本。

    十一屆三中全會、農村改革最開始的時候“交出國家的、留出集體的，剩下是自己的”，這就是讓農民享受到更多的發展的成果。所以，這個基本精神一定要堅持下去，但是我們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年在這個方面也許因為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可能更強調了競爭方面，但農民在競爭中一直處于弱勢地位。

    市場機制從微觀上來講是合理的，但是國家應該通過政策體制的調整，保護市場弱勢群體的利益。這對于企業家來講也是有好處的，他們的產品應該讓廣大勞動人民都消費到，社會才能發展得更快。所以廣大農民兄弟對于解決農產品短缺、建材短缺問題等是做了最大貢獻的。城市建設主要也是農民朋友為主體，我國經濟這么繁榮，農民是做了巨大貢獻的，但是他們享受的發展成果比較少，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們應該在體制政策上有所突破，讓廣大農民兄弟感受到在改革中他們付出了勞動和汗水，他們應該享受到成果。

    【主持人】如何突破呢？

    【徐祥臨】那就體現在很多的具體方面了，比如說糧食問題、農村問題、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教育問題、衛生問題，養老問題等等都要進行全方位地突破。這次全會說到底要突破的東西已經說清楚了，就是要建立和諧的城鄉關系，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民的和諧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近幾年中央已經提出了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但是很多方面還沒有變成人們的自覺行動。現在輕視農業、輕視農民、輕視農村好象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這就是比較可怕的。我們發展的成果一定要讓廣大勞動人民共享，首先是農民，因為農民給我們提供了最基本的財富和農產品。

    我們要想解決溫飽問題就要靠農民，解決吃飯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所以一定要讓農民享受到我們國家發展的成果。這一點是必須要突破的。

    【主持人】30年前，農民兄弟在歷史性的協議上按下了手印。那么30年以后，農民兄弟應該堅持什么、發展什么、突破什么呢？因為當時他們敢于解放思想，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徐祥臨】農民兄弟是最基本的勞動群眾。中國的農民是我們中華民族勤勞、節儉的文化傳統載體。首先廣大農民堅持的就是要勤儉節約、自力更生，這是我們中華民族首先必須要堅持的。幾千年來一直是這樣的，我們中國歷史上小塊土地可以養育很多的人，這是在很多發達國家都做不到的。

    到了新的歷史階段，廣大的農民如果還是這樣是不行的。30年前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現在已經到了市場經濟，到了新興工業化時代了。所以農民要提高個人素質，需要有一定的科技支持和闖市場的能力，所有從農民來說，這是需要發展的。現在的社會更多的是需要通過學習、通過教育來提高個人素質。當然，現在也不僅僅是個人問題，還需要發展和合作。現在搞的現代農業是市場農業，需要養殖基礎知識，同時還需要闖市場，所以大家應該學會合作。

    總書記到農村考察的時候，鼓勵農民合作起來發展。過去是“分”，“分”是為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但是僅僅是“分”也不行，我們還是要把農村往“合作”方面引導。特別是創造出口農業。煙臺、濰坊等地發展得都是很好的。只有合作起來，有了合作社，大家組織起來，才能共同對抗自然風險。比如說搞水利建設、農業基本營銷等等。還可以抵抗市場風險，保證農產品的質優價廉。這不僅僅是農民要提高自己的素質，農村干部也要提高素質和管理水平。

    破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須要建立和諧的城鄉關系

    【主持人】十六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央針對三農問題連續出臺了五個“一號文件”，頒布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政策，但三農問題仍然困難重重。您認為，當前農村的改革發展還面臨著哪些困難和問題？比如說，數據顯示，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來增幅最高，但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年。

    【徐祥臨】這個也是廣大農民朋友最關心的事情。但是其他的社會階層也都很關心農民兄弟，我們中國很少說誰不是農民出身的，所以大家都很關注這個問題。首先，我講到了糧食的價格問題。其次，農民有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時間，他要到城里去打工，到那里打工的勞動報酬又低于城市人的報酬。農民到了城市栽花種草又低于城市人在城市栽花種草，那么城鄉居民勞動收入差距必然拉大。

    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建立和諧的城鄉關系。農民到城市打工，如果我們不去歧視他們，給他們公平的待遇，這樣的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必然均等了。還要鼓勵個人增強自己自身的素質，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所以這方面還是需要有一個改革。中央一再強調要以城帶鄉，以工帶農，那么城鄉收入差距就自然縮小了。

    【主持人】除了這些原因以外，還有哪些困難呢？

    【徐祥臨】主要還是資金問題，現在實施很多農業改革時都覺得資金不足。金融改革，金融政策、金融機構都應該有一定的改革。現在我們中國不是沒有資金，現在農業方面有12萬億左右的資金是閑置的，這意味著有大量剩余的商品和企業庫存，以及廠房里開動不起來的閑置能力，我們應該把他們都利用起來，通過金融渠道投放到農村。

    發達國家的農村之所以發展比較快，就是因為他們解決了這些問題，所以我們十七大講要改革開放、解放思想，我們在這方面要好好總結一下發達國家在解決三農方面的經驗，以開放的眼光，以市場經濟的特點為大家提供資金服務。當然財政方面也要增加支農資金，如何讓資金使用得更有效率很重要，現在我們現在是專款專用，搞農田水利的就不能搞養殖。如何讓這些資金更適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這恐怕當地的農業局長會更清楚，如何讓資金使用得更有效率，也是需要改革的。現在大家都在關心著這個問題，但是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破解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

    【主持人】今天我們訪談的主題就是靠什么來解決三農問題，因為解決三農問題一直是廣大網友特別關心的問題，最后還是想讓您總結一下在新的形勢下我們主要靠什么來解決三農問題。您認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什么？

    【徐祥臨】現階段一定要樹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主導思想。但是一到具體的問題大家可能就會產生分歧，這就需要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發展是硬道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現在中央提出建立和諧的城鄉供應關系，這是科學發展觀在處理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上的一個新的指導思想。我們一定要在這方面有明確的認識，涉及到土地問題也好，糧食問題也好，資金問題也好，戶口制度問題也好，大家出現爭論的時候如何處理？那就是科學發展觀。這是我們具體判斷對待三農問題的思路是否正確的標準，大家一定要認識現在解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個話中央不是說給農業部的，而是說給全黨的，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把握這一點。大家一定要轉移到這個認識上來。現在的生產發展必須要在方方面面把維護農民的利益放在我們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上，這樣農民才會有動力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的發展必須要依靠農民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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