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的述說

這是作者對西北國棉一廠破產寫的系列文章的一篇。作者將對這一現象，闡述自己的看法。

也許我根本沒有必要寫著篇文章，西北國棉一廠政策性破產，是市場經濟的必然，中國選擇市場經濟的那天，就意味企業破產將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話可以這么說，但要親身攤上這事，說話的沖動就會萌晃起來，就想一吐為快。

我所在的西北國棉一廠是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在西北建立的第一家企業。那年在讀廠志那些枯燥的文字后，我對西北國棉一廠的歷史有了一次較為全面的理解。西北國棉一廠五十年代出現了全國勞模趙夢桃。不要小看這位舊社會的苦命丫頭，她用柔弱的身體在細紗車間三尺弄堂拼命干、下苦干來報答共產黨的恩情。趙夢桃的感恩過程展示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后第一代產業工人的精神風貌，成為中國紡織工人的一面旗幟，被譽為優秀共產黨員、模范共青團員、先進工人的典范。1963年6月23日年僅28歲的趙夢桃因宮癌逝世。西北國棉一廠的歷史最為輝煌的記載大都與趙夢桃息息相關。文革中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就是以趙夢桃小組黨小組的身份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而當選為中央委員，開始了她在中央七年的參政歷程。文革中的西北國棉一廠成為各級黨委政府下氣力抓的典型。盡管對文革的看法涇渭分明，但西北國棉一廠廠志的數字表明，文革中的西北國棉一廠職工為國家出了力。1976年文革結束那年西北國棉一廠利潤為1300多萬元。當就這1300萬元的數字來講，數字本身算不了什么，如果按照當時的價值來講，1300萬元就不是一個小數字。當時一輛四噸的解放牌汽車的銷售價為1萬多元。1300萬元，就是講西北國棉一廠年上繳的利潤可以購買1000輛解放牌汽車，用現在的價值計算，最少超過1億元。有人可能把這些都歸結為計劃經濟的功勞。我不否認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具有特殊的優勢，但西北國棉一廠職工為取得這些成績的艱辛付出是有目共睹。八十年代的末期，我接待過北京一家婦女雜志的記者(可能是《中國婦女》雜志社)。這位女記者來企業的目的就是調查一下紡織工人的生存狀況。這位女記者告訴我，她經過調查，紡織職工非因工死亡的平均年齡為53歲左右。非因工死亡的原因很多，但紡織廠繁重的勞動不能不是一個原因。文革中間，西北國棉一廠每星期開十九個班是正常的事，有時處于政治的需要或生產任務緊，還開過二十班。一個星期開二十班的含義就是，每個工人一個星期的工作時間超過52個小時。在當時超負荷的工作量是沒有回報的，后來可能企業的領導看到職工太辛苦，領導班子集體研究決定，每加以一個班，就給每一個工人發一個油酥餅和咸鴨蛋。西北國棉一廠就是靠著工人這種無私的奉獻，每年增加的產值和利潤占當年企業生產總值和利潤的15％以上。九十年代初期，我在一本美國人編撰的有關企業管理的專著中，看到了美國人對中國企業管理由衷的贊美。這位美國人說，中國五十年代出現王進喜、趙夢桃這樣的勞動模范，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中國企業管理的成功。企業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員工自覺勞動、力求完美。王進喜的“寧愿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和趙夢桃的“下苦干，老實干，拼命干”，可以說是那個年代中國工人的勞動價值。每當我同任何人談起這段歷史，內心就彌漫著敬佩和感激。

世道滄桑，大慶的日子怎么樣？媒體上有關大慶的報道已經非常彌貴了，油價成為媒體常出現的熱點文字，中國融入了世界經濟，世界油價的漲落自然關系著中國經濟的命門。產生趙夢桃的西北國棉一廠就要在2008年的11月底用破產的形式消失了。企業破產，《破產法》上的界定，是指當債務人的全部資產不以清償到期債務時，債權人通過一定程序將債務人的全部資產供其平均受償，從而使債務人免除不能清償的其他債務。并由法院宣告破產解散。充滿剛性的司法解釋，讓活躍的大腦瞬間僵硬起來，面對這樣的現實，想要說得話很多，但當我坐在鍵盤前，想說的話瞬間云消霧散了……

我又一次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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