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 平 / 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系

　　唐有財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

　　流動是農民工的基本生存狀態。不管是第一代還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都像候鳥一樣在城鄉之間往返流動。但流動對于他們意味著什么?在這篇文章里，我們將基于近年的相關調查來揭示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特征，并就這種流動于其自身的意義做一些初步分析和思考。

　　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圖景

　　新生代農民工是由于各種原因喪失了繼續求學深造的機會，從而被“拋”進社會的。對他們而言，獲得高于其父輩地位的現實途徑其實并無太多選擇，而進城打工成為一條最常見的理想之路。但這一途徑充滿了崎嶇和不確定性。從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史的田野調查中，我們所讀出的最能刻畫其群體特征的一個詞便是：“漂泊”。這也是他們走出校園、踏入城市后的生命歷程中所體驗到的生活方式。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是XZ。他1984年出生于湖南農村，初中畢業，人比較聰明，總渴望能有機會發大財。由于“小錢不想賺，大錢賺不到”—這是不少新生代農民工的普遍心理，因此，他總是處于間斷性的就業和待業狀態之中。這從他的生活史軌跡圖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一點。而XZ的生活軌跡也可以說是許許多多同齡人的軌跡。雖然不排除有新生代農民工畢業后一直在某個固定的城市從事固定工作，但更多是經歷多次的職業變動，比XZ的流動經歷還要豐富得多的并不少見。

　　一般來說，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中學畢業之后直接進城打工，但相當部分還是先去學一門技術(如廚藝、駕駛、汽車修理、焊接等)。他們的初始選擇往往持續不了很長時間，就會因為各種原因放棄，再選擇其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因為，他們進入城市的第一個職業選擇往往是他們家庭集體決策的結果，或者更直接地說，一般就是父母的決定。不少父母不忍心也不希望他們跟自己一樣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希望他們能通過學習掌握一門手藝來改變命運。這不但是其父母的心愿，也是新生代農民工自己多年“漂泊”生活最原始的動力所在。

　　從另一方面來說，流動并不僅是表現為他們在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往返行走，更體現為他們在不同城市、在同一城市不同工廠之間的工作更換。基于這樣的定義，我們在2009年的問卷調查中發現最頻繁的平均0.11年就流動一次，也就是說幾乎每個月更換一次工作，而最長的也只不過是兩年流動一次。其中，有超過六成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時間就流動一次，能夠堅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雖然沒有比較數據，但我們推測，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頻次要高于第一代農民工，頻繁的流動應該就是兩代農民工重要的差別之一。而根據我們的質性調查的經歷和感受來判斷，實際的流動頻率應該比這個結果更高。

　　當新生代農民工剛進入社會、踏上外出打工的旅程時，由于對家和父母還有一定的依賴，他們會選擇離家、離父母近的地方，而隨著閱歷、經驗的增加，更多的人選擇到外省尋求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打工初期換工作帶有比較任性和隨意的因素，由于太辛苦或是不喜歡而放棄原有工作的比例比較高(由于收入低而換工作的影響在打工初期也表現明顯)。而從其整個流動史可以看出這樣一個跡象，后期的工作變動主要是從自身發展的角度來決定換不換工作，如果目前的工作不能滿足他們自身發展的需要，而又有了更好的工作機會，他們就會選擇換工作。這也許可以部分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在其現實世界實現了越來越多在打工之前所建構的夢想，而他們對未來生活的期盼也越來越高。他們會不斷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和機會脫離他們的籍貫所在地，實現向上社會流動。但有意思的發現是，到第四至五次流動時，選擇本鄉鎮的比例又有所提高，選擇外省的比例則明顯地降低。這預示兩種可能的現象：其一是過度而頻繁的流動反而不利于他們個人的發展，導致逆向選擇的現象;其二是由于企業和工廠倒閉、家鄉有更好的就業機會等各種原因而出現了部分返鄉的現象。這意味著，在新生代農民工多次的流動經歷中，可能并不是每一次新的流動都是針對原有起點的提升。“跳槽”過于頻繁對于他們來說是不利的。

　　職業是社會分層的主要指標，也是社會地位的重要標志。新生代農民工所從事的職業類型非常多樣。調查結果表明，初次流動時有超過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事體力型、服務類這些相對“低層次”的職業(兩者相加的比例占59%)，從事管理類、普通文員、個體戶等工作的比例則較低。而當他們流動到第二次和第三次時，從事體力型工作的比例迅速下降，而從事技術型工作的比例則在上升。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向上流動的軌跡。但當流動到第四次時，卻發生了相反的變化，體力型工作迅速上升了10個百分點，而其他較為“體面”的工作類型如技術型、銷售型、管理類、個體戶等的比例則都在下降。根據這一趨勢，我們推測：整體而言，如果流動的次數過于頻繁，則表明他/她可能并不擁有太多扎實的就業技能，因而容易失去工作，也不得不頻繁地尋找新的工作機會。就業穩定性和連續性的缺乏不利于他們的自身發展。

　　雖然流動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是一個不斷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的過程，也體現出他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但我們的研究卻發現，流動頻次與他們的社會流動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呈現出倒“U”型的曲線關系：在前幾次流動中，流動朝向的是更好的工作地點和更好的工種，體現為垂直向上流動，但到第三或第四次流動之后，無論是流入地、職業類型、流動原因和尋找新工作的途徑，都呈現了逆向選擇或向下流動的特點。也就是說，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流動總體上表現為一種倒“U”型的變化軌跡，過于頻繁的流動反而不利于其個人的發展。這同時也說明，越是流動頻繁的新生代農民工，越不具有市場競爭力，也更缺乏從事穩定工作所需的就業技能和各種類型的資本。研究結果顯示，他們的頻繁流動實際上仍然只是一種水平流動，甚至在多次的流動過程中還有向下流動的跡象。換言之，空間流動的多樣性與社會流動的單一性是交織在一起的。盡管空間流動和工作更換越來越容易，但是通過獲得更好的工作來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道路卻并不平坦。

　　以上可見，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大多數已不能安分守己地從事那些在他們看來“沒出息”的工作崗位。由于在進城前所懷揣的夢想在城市里遭受種種限制難以實現，他們便試圖通過頻繁的工作變動——通過不斷更換工作地點和職業類型來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因此，新工作的選擇往往意味他們對新機會充滿了新的憧憬和夢想。但可以預料的是，新的難題和困境也會繼續擺在他們面前。如果他們的理想訴求總是遭到城市的徹底否定和拒絕，這不僅會給新生代農民工適應和融入城市帶來極大阻礙，而且極易形成社會沖突和矛盾，從而造成該群體整體“問題化”的危險。

　　流動的代際影響

　　農民工流動所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2010年，我們專門考察了其流動的代際影響問題，即對留守在農村老家的孩子的影響。農民工流動的顯著后果之一是親子分離，即孩子與父母分離開來。由于父母雙方或一方流動到其他地區，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在一起，成為人們通常所說的留守兒童。

　　我們的研究發現，將留守兒童的問題簡單歸因為親子分離是有失偏頗的，親子分離對留守兒童的影響遠沒有以往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嚴重。或者說，一方面，留守兒童的確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種問題，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既有研究和媒體所報道的負面問題并不是由親子分離導致的。

　　研究發現，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他們在厭學、學習成績、幸福感等方面都有顯著的負面表現，但是在兒童自閉方面則影響不顯著。也就是說，留守兒童的年齡越大，親子分離對其在厭學、成績、幸福感等三方面的負面影響也越明顯。特別是在厭學方面，大齡的留守兒童表現出明顯的厭學傾向，而這也自然影響到他們通過教育向上流動的機會。一些學者認為，父母外出打工的時間越長，對兒童的負面影響也越大。然而，我們的研究發現并沒有支持這種觀點。我們發現，父母外出打工時間的長度只是表現親子分離的一個維度。因為不少留守兒童都有隨父母流動到城市的經歷。留守兒童身上所體現出的某些負面問題，很有可能是因為其父母的不斷流動導致他們缺乏穩定的學習和成長環境所造成的。

　　我們的調查也發現，不同的親子分離形式對留守兒童的自閉傾向、厭學和幸福感均有顯著影響。然而，影響的方式卻是非常復雜的。在兒童自閉方面，相對而言，母親單獨外出對于兒童的自閉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甚至大于父母雙親外出。數據分析表明，母親單獨外出的留守兒童，其自閉傾向比雙親外出的兒童要高出很多。在幸福感方面，父母均外出的兒童比父親單獨外出的兒童有顯著的負面感受，但是與母親單獨外出的幸福感體驗沒有差別。這從另一方面表明，母親對兒童的幸福感有顯著的影響。但就厭學傾向而言，父親單獨外出的兒童甚至比雙親外出的留守兒童更為明顯。

　　父母的打工距離遠近也會對兒童的自閉產生影響。具體來說，父親的外出距離越遠，對兒童自閉的影響越正面，而母親打工的距離越遠，則對兒童自閉的影響就越負面。也就是說，父親的打工地離家越近，留守兒童的自閉傾向越明顯;母親的打工地點越遠，兒童的自閉傾向越明顯。父母打工距離的遠近對于兒童的心理影響是不同的。

　　總體而言，母親單獨外出打工而父親留守的模式，對兒童的自閉傾向、幸福感等方面會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而父親與子女的親子分離則主要影響到兒童的學業成績。這與父母在家庭中的性別分工和角色承擔具有關系。一般來說，母親在家庭里更多的是充當表意性的角色，而父親在家庭里更多的充當工具性的角色，不同角色的功能缺失對子女的影響是不一樣的。但無論何種形式的親子分離，頻繁的親子溝通至少可以對兒童造成的負面心理狀態起一定的緩解作用。讓我們以田野中獲得的一個案例來進一步加以闡明。

　　丁湘粵是一個9歲男孩，獨生子女，今年上三年級。丁父以前在東莞打工，現在蘇州打工。丁母現在在家專門陪著他學習。丁湘粵出生在東莞，在東莞上完一年級后回到老家上小學二年級。丁母原來和丁父一起在東莞打工。在丁湘粵讀二年級時，老師給丁父打電話說，你們那個兒子我管不了了，你們回來陪著他讀吧。于是，丁母回到老家看管孩子。丁母對孩子的管理非常嚴厲，據同學說她經常因為丁湘粵學習成績不好而打他。丁母自己則對我們說，孩子的自我約束能力很差，學習一直處于下游，她就是為了陪他讀書才回家，才沒再出去打工，等他升到初中，是否出去打工，自己心里還很矛盾。

　　我們從丁湘粵的名字中不難感受到流動對農民工家庭的細微影響。不難發現，丁湘粵的主要問題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出現了監管難題。丁母從東莞回家照看孩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的舉動。由于父母不在身邊，丁湘粵的自我監管能力又很差，學校也難以承擔的孩子的監管，隔代監護又存在過分溺愛孩子的傾向，這對丁湘粵的個人成長造成了很不利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丁母被迫暫時放棄打工，返鄉照看孩子，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在場和貼身教育來對孩子的發展施加正面影響。農民工流動造成了子代監管和教育上的父母缺位，父母缺位導致孩子在日常生活習性與學業方面的表現不良，父母反省孩子的成人成才比賺錢更為重要，于是，為了扭轉孩子的表現，父母不得不辭掉城市的工作返鄉親自撫育孩子，但結果卻是這種補救性的監管效果并不明顯。

　　流動＝“脫根”？

　　現今的事實是，在第一代農民工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落葉歸根的同時，新生代農民工逐步成為當今農民工的主體。而由代際更替所帶來的，卻不僅僅只是農民工的群體構成發生變化的簡單問題。新生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在成長經歷、個人訴求、文化素質、社會心態、參照目標、身份認同、生活方式、價值取向、行為邏輯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較其父輩打工者而言，新生代農民工在諸多方面有其自身的時代印記和群體特征。

　　第一代農民工大多有在城市賺了錢后回農村“落葉歸根”的想法，并沒有超出自己所在階層的想法。但是，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有意或無意地表現出這種超越自身先賦性社會地位的渴求。隨著對土地束縛的逐步擺脫，他們不再視“土”為謀生的根基，甚至視以土地為生是失敗的象征。顯然，新生代農民工經過城市生活的歷練，已不再是熟諳鄉土文化、具有濃厚鄉土意識的傳統農民，也較少受鄉土傳統習俗的束縛和羈絆。他們藐視與土地相關聯的職業，更不用說對土地存在依賴的意識，將之視為自己的生計來源。在他們的認知里，土地往往是貧苦的代名詞。這種品性影響了他們的思想，形塑著他們的行為，因而也與他們變動不居的流動生活歷程緊密相關。他們對土地和農業活動心存極大的否定和反叛意識，在城市的打工史也就是一部與土地職業和貧苦的抗爭史。

　　與其上輩相比，相當部分的新生代農民工已不能安分守己地從事他們認為“沒有出息”或太辛苦或不喜歡的工作，也不再省吃儉用地攢錢寄往農村老家，更不愿意終其一生像其父輩那樣僅僅作為城市建設的工具而行走于城鄉之間。他們不僅無法安分守己地在農村生活、從事農業生產，而且，在城市打工也過著袋鼠般的生活，從一家工廠跳槽到另一家工廠，從一個職業切換到另一個職業，從一個城市跳到另一個城市。這種漂泊的生活和頻繁的流動，不過是掙扎著“脫根”的過程，也是努力避免復制父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軌跡，爭取實現代際的向上社會流動的過程。但這一過程注定是一部充滿艱辛的“漂泊”史。

　　“脫根”的過程也是一個充滿張力和矛盾的過程。除非遭遇非常情況，他們一般不管離家多遠，也不管春節期間的加班工資有多高，都會選擇回家過年。新生代農民工對與“家”的概念捆綁在一起的鄉土世界仍然有較深的眷戀，但這種眷戀更多地只是對父母和親人的眷念。由于他們在外出務工前大多一直在學校讀書，缺少務農經歷和務農常識，對農村中包括農業生產、地方文化在內的許多情況知之甚少，因而對家鄉的實際熟悉程度與認同程度都不高。進城以后，空間距離增大、利益關聯性下降及所處環境的變化，更使他們對家鄉的關注和認同程度下降。對農村的某些慣例和傳統開始出現不理解甚至否定的態度。調查表明，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對家鄉建設的關注意識都較薄弱。他們對鄉土世界尚存的某種依戀和認同是建立在作為私域的“家”的概念及其與父母的親情關聯之上，而對作為公共領域的“家”的范疇、對“家鄉”作為一個整體的鄉土世界則缺乏關注和認同。新生代農民工對“小‘家’”與“大‘家’”的認同存在顯著的差異。

　　不可否認，由于廣泛地接觸現代文明，城市對于他們來說具有很大的誘惑和吸引力。城市世界與鄉土世界的反差使他們渴望超越其先賦階層地位的愿望非常強烈。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無疑表現出對城市現代性生活更大的向往，以及更強的融入城市的意愿。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都對城市充滿了期待，希望能有在城市從業居家的機會。但是，這種希望的實現卻面臨諸多困境。新生代農民工并沒有因為他們是新生代而走出上一代的陰影，事實上，他們繼續深陷于進退兩難的選擇困境之中。他們仍然擺脫不了城市社會對其父輩的角色定義，無法在城市中找到認同意識或社會歸屬感，也同他們的父輩一樣遭受身份歧視、制度排斥、隱性隔離和不公平的待遇。因此，城市目前仍然缺乏他們“落地生根”的土壤。新生代農民工掙扎“脫根”的過程，還無法與真正融入城市、實現市民化的過程等同起來。

　　相比較于第一代農民工“生計窘迫—進城掙錢—回鄉蓋房”的生活軌跡，新生代農民工至少在意愿上傾向于單向而不是循環的人生軌跡。盡管他們最初或自主或被迫離開家鄉選擇外出打工，但在體驗了城市生活之后，他們更多地是希望能超越父輩的階層地位，而不一定非得“脫根”鄉土世界、“扎根”城市世界。

　　流動的未來？

　　那么，新生代農民工最終將會流向何方?我們發現，農村對他們的影響體現出深刻的“悖論”：一方面，他們對作為“家”的鄉土世界有割舍不了的情感——盡管只是停留在“小‘家’”的層面上，但他們又對家鄉的集體事業漠不關心，表現出疏離的心態;他們既受到在鄉土世界成長經歷的影響，又具有現代特征的消費觀念和行為模式，對城市有較大的親和傾向。在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許多看似悖論和矛盾的事實，恰恰是他們最大的一個群體特征。事實上，他們在各種機會的選擇上要比父輩有更多的靈活性和更大的空間。但在當前城鄉二元結構和各種排斥性制度仍然無處不在的背景下，選擇的機會空間對于他們來說仍然是相當逼仄的。城市世界既給他們提供了奮斗和追求夢想的場所，但諸多設置也限制了他們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社會閱歷的豐富，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觀念、行為取向都在發生一定的變化。不管是80后還是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任何對他們“貼標簽”、下定論的做法都可能顯得片面和不恰當。農村并不見得就是他們一心想要“逃離”的地方。雖然他們可能尚缺乏安土重遷的觀念，但并不意味以后他們不會慢慢地接受這種傳統觀念。對于即將組建家庭或已組建家庭、有了后代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他們可能并不是因為厭倦農村生活而到城市去尋找另一種生活方式，更關鍵的原因在于，現在的農村并不能給他們提供較好工作的機會和理想生活的條件，只能選擇進城謀生。對于相當部分步入而立之年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從流動狀態轉變為穩定狀態，盡量減少自身流動對其子代有可能造成的種種負面影響，恰恰是他們的一大訴求和意愿。

　　進一步來說，流動只是新生代農民工為自己及其家庭獲得更好生活、實現向上流動的一種途徑或者說是某種意義上的“工具”，而不是目標，更不是他們所要追求的一種生活方式。而頻繁的流動也并非他們個體的率性行為，毋寧說是剛性社會結構和諸多排斥性制度作用下的無奈選擇。真正實現向上流動并進入穩定的生活狀態，雖然首先有賴于他們自身能力和素養的提升，但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是宏觀制度環境的優化。就此而言，新生代農民工所需要的是一個有上下流動渠道、自由順暢的開放社會，而不是制度阻隔、階層固化的封閉社會，后者只會導致他們不斷地水平流動。對于國家來說，如何通過切實有效的制度安排來提高他們的就業技能和資本，協助他們實現切合實際的生活理想和人生抱負，并藉此促進社會結構的優化和一個開放社會的形成，這理應是未來著力的方向。

　　本文刊于《文化縱橫》，原題為“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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