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會主義的舉旗人魏老致敬！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今天，中國社會主義大旗搖搖欲傾。
然而，中國社會主義大廈還沒像蘇聯那樣倒掉。
因為，中國社會主義有著一批挺立于危難之中的舉旗人。
魏老舉旗在前，我們緊緊跟上。
我們必須像愛護眼珠一樣，珍愛魏老高舉的大旗。
因為，只有社會主義大旗不倒，中國人民才能合法地反擊資本主義的進攻，才能合法地維護人民的利益，才能合法地揭露與抵制一切對社會主義的猶豫、動搖、妥協和背叛。
現實警醒著我們：資本主義復辟的趨向日益明顯。
因為，為了中國的崛起，必須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向誰開放？
當然是向資本主義開放。
放眼全球，我們面對的基本是一個充斥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的資本世界，除了這個世界，我們還能向誰開放呢？
而且，只有借鑒資本主義成功的經驗，才能發展社會主義。
然而，向資本主義開放就不能不向資本主義出讓陣地。于是，資本主義理論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場，一大批資產階級“理論精英”也橫空出世了。資產階級經濟學以“主流經濟學”的身份出盡了改革開放的風頭。
其實，主流經濟學家們并沒有什么新理論，不過是把資產階級經濟學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為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相應的規章、制度而進行理論建構。
這種理論為改變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做出了貢獻，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這種理論的資產階級屬性，決定了它在促進資本關系中，必然地為資本辯護，最終隨著大資本家集團的形成，墮落為資本的喉舌，成為特權階層的辯護人。
不僅如此，為維護資本的利益，資產階級和理論精英自然要向“主流政治學”進軍，即向黨和人民爭奪政治權利、文化權利、尤其是意識形態的領導權。
這已經是階級斗爭了。
人民并不希望階級斗爭，人民希望安定團結，社會和諧，但階級斗爭已經愈演愈烈，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進攻已經迫不及待了。魏老一針見血地指出：“放棄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國家垮臺的致命因素。”
你可以不爭論，但資產階級的喉舌們是決不會放棄進攻的。
茅于軾說：“改革以后就多了一個企業家，財富就成十倍地冒出來了。這主要是企業家的作用，……這個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工人農民或知識分子都起不了這樣的作用。黨也起不了這樣的作用。只有企業家才有這樣的能耐。”（見2007年4月15日《北京晚報》）
張五常說：“在中國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唯一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怎樣把一個靠社會等級來排序的社會變成一個靠產權的擁有來排序的社會。”（《三種社會體制》，轉引自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
李澤厚提出“告別革命論”。
謝韜干脆打出政治牌，搬出“民主社會主義”的大旗，歪曲恩格斯，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大造輿論。
這不是爭論是什么？
這是公開挑起爭論。
那么我們怎么辦？
魏老挺身而出，他說得斬釘截鐵：“人家打上門來了，我們不能不應戰。”
資本主義理念幾乎成了主流觀念，它侵蝕著黨，侵蝕著人民，我們如果不應戰，任人宰割，就會成為資本的奴隸，成為帝國主義的奴隸。
中國的崛起應該歸功于資本家嗎？
事實上，沒有人民對改革開放的強烈要求，沒有黨的政策，尤其沒有千百萬勞動者對中國崛起所作的默默貢獻，哪有資本家的崛起？
茅于軾將中國崛起歸功于資本家，而蔑視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黨“起不了這樣的作用”，真是狂傲的有點忘乎所以了。
馬克思早就分析了資本家的所謂勞動，他說：資本家的“職能是生產剩余價值即無酬勞動。” 如果說資本家是勞動者，那他“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即作為對別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資本論》第3卷）
所謂資本創造財富，不過是社會（全民）財富增值的資本表現；或者說，是以資本形式表現出社會財富的增值。社會生產力提高所創造的社會財富被資本聚斂，形成社會上層，統治乃至于奴役整個社會，不僅是違法的，而且簡直就是對人民和歷史的犯罪！
資本家不僅在經濟管理上，而且在法理上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然而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理論精英卻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他們不僅大肆侵吞社會財富，還卑鄙地污蔑人民，為他們的侵吞編造理論依據。
茅于軾否定了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權利，張五常便公開以“產權排序” 為資本特權鼓噪，按他的道理，誰剝削的財富越多，誰就越應該享受最高的榮譽和最高的權利。顯然，張五常們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已經等不及了 ……
這是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理論精英對改革開放的惡意歪曲。
因為，改革只能是徹底為人民的改革，所謂“徹底”，便是逐步加大對資本特權的制約，還財富于社會，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這種“制約”，表現在改革初期，是將致富權交給人民，表現在改革后期，是將分配權交給人民。
真正的共產黨人不會拒絕改革，只能去積極地推進改革。但絕不會僅僅以改革來證明自己的共產黨人本性。相反一定會以對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徹底革命精神，從本質上升華改革。 “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在于改變私有制，而在于消滅私有制；不在于掩蓋階級矛盾，而在于消滅階級；不在于改良現存社會，而在于建立新社會。”（馬克思：《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
今天，新社會的曙光正在被資本主義的黑暗吞噬著。魏老寫道：“近年來發生的劇變，卻是歷史的大倒退，是資本的卷土重來，重新將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者抓在他的血手之中，使人民再度回到黑暗。一句話，這是血腥的金元的復辟。”
毫無疑問，魏老的結論是鐵打的事實。它令人痛心，令人憤慨，但是，更令人深思，令人奮起，令人勇敢地投身斗爭。
魏老堅定地宣言著一個共產黨人的信念。他說：“世紀末出現了社會主義低落的悲劇，決不是共產主義的終結，它只是一個回合的結束和另一個回合的開始。”
十七大前夕，魏老誠摯地寄言：“全黨應該進行一次全面的反思，進行一次全黨的討論，在十七大時做出一個全面的、符合黨心民意的總結。”
十七大召開，豎起了歷史的坐標。
“科學發展觀”，說到底，就是堅持社會主義。
如果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是突出“中國特色”，那么，十七大歷史新時代的開篇，便是突出“社會主義”。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都在矛盾中生成、生存與發展。
發展的基本形式是轉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鮮活生命力，就在轉化之中。
那么，向哪個方向轉化呢？
是向資本主義轉化，向張五常們的按照財產多少重新劃分等級、房地產商不為窮人建房轉化呢？還是向財富社會公有的本質轉化，向廣大勞動人民轉化？
轉化，考驗著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色。
十七大，將歷史的進步訴諸人民，訴諸社會主義。無疑是對資產階級“理論精英”們為大資本辯護的凝重回擊，是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心泉的熱情噴發。
中國共產黨將以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高度自覺，收回被資產階級知識精英們奪取的話語權，將以人民意志和力量的依托，更大地掌握歷史進步的主動權。
中國，應當重展毛澤東的旗幟。
這是魏老的心愿。
在魏老新的創作高峰上，如果說《火鳳凰》是投向歷史的回眸；那么，從《話說毛澤東》到南街村的快板詩，則深刻地表達著魏老求索未來的焦灼。
魏老引了一個美國軍校教官的話：“我們不怕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我們就怕中國軍隊的毛澤東化。”
美國人為什么如此懼怕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軍隊？
因為毛澤東是中華之魂，是中國人的軍魂、黨魂、民族魂。
而今天，毛澤東這個魂差不多丟光了。
資本主義的浮躁折射著一個民族日益嚴重的精神迷失，而精神文明建設、愛國主義教育、公民道德綱要和文化傳統教育，中國共產黨一系列的精神重建，一系列對全社會的急切呼喚，實際上是在呼喚“革命”。
然而，拋棄了毛澤東，這種呼喚顯得蒼白。
呼喚的結果，不過便宜了一些人靠所謂“政績”升官，以及另一些人借影視、書刊、活動等的商業炒作而發財——那是別一形式的搜刮民脂民膏。
“革命”成了滿足私欲的跳板。
精神迷失，如何救藥？
新中國建立了，共產黨掌握了政權，革命勝利了。那么，還要不要繼續革命？如果不要，那就是 “認為革命已經結束，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馬克思：《柏林〈國民報〉致初選人》）
然而革命的目的達到了嗎？
如果革命的目的僅僅是共產黨坐江山，那是達到了；然而共產黨是要實現人類普遍幸福的共產主義的，這個目的遠未達到。既然沒有達到，“繼續革命”便是真正共產黨人的使命。
革命，是毛澤東不解的情結。他甚至在臨終之際，用微弱的呻吟將革命的遺愿訴諸千秋萬代：“一百年以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以后還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
為著毛澤東的遺愿，也為著人民的江山，我想，能不能向黨向人民發出一個倡議，把12月26日的“毛主席紀念日”立為法定的全國節日。
這是一個特殊的節日，是一個舉國同紀念的節日。不需要放假，不搞吃喝玩樂。而是以這一天為標志，延至第二年元旦，用上六、七天的時間，開展各種形式的毛澤東紀念活動，禮贊思想，倡揚精神，探討理論；歡歌，勁舞，激情，暢想，將話語權回歸人民，以毛澤東的旗幟總結過去，為新的一年確立方向。
這個倡議會得到全國人民的贊成嗎？
我想，那是遲早的事情。
因為，這是黨心所向，民心所向；是中華民族心底的聲音呵！
 
(在魏巍新作青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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