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旗幟網

回憶父親魏巍生前事

魏 欣

　　他從來不是一個旁觀者

　　1956年，為了蘇伊士運河的主權，英美聯合發動了對埃及的戰爭。我國群眾走向街頭抗議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記得那天父親帶我外出辦事，遇見了示威游行的群眾隊伍。當時已近中午，群眾隊伍顯得疲憊松散，口號聲稀稀落落。父親看到這種情形抱起我就走進了游行的隊伍，并帶頭呼喊著口號。隊伍振作起來，漸漸向英國代辦處走去。在人們的憤怒聲討聲中，代辦處里走出兩個英國人，低頭站在那里。我當時并不明白這一切是為了什么，也不記得當時都呼喊了什么口號。

　　在父親的晚年，他的一些非常親密的老朋友老戰友常常這樣勸他：“你不要管這么多了，你也管不了了，也沒有人聽你的了……”，“我們現在沒有說話的地方了，說出的話也沒人聽了，寫文章也沒人給你發表了……”但他卻說：“軍隊不能沉默，軍隊要有自己的聲音，我們要發言……”

　　每當他說這些話時，我都會想起父親抱著幼年懵懂的我，毫不猶豫地走進群眾隊伍和他激憤呼喊口號的情景。父親是個愛憎分明的人，是個滿懷激情的人，他從來不是一個旁觀者。

　　不說假話套話

　　文革后提出了干部年輕化的問題，軍區領導要在報上發表文章表態支持。政治部寫好文章后讓他修改一下文字。記得頭天下午把文章送來后，晚上就打電話催問。也許他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觀點，只見他一直沉悶地看一個無聊的電視片。第二天上午，上邊又幾次來電話催問，快到中午的時候，政治部已來了六七個電話問這事，他對人家說：“我還沒看呢。”我說：“你應該說看了還沒看完呢。”媽媽說：“不行，他得說實話。”爸爸生氣地說我：“你也學會說假話了，你什么時候學成這樣了?我是不同意他們的觀點，難道選干部只看他們的年紀嗎?王洪文難道不年輕嗎?選干部最主要看他的思想觀點。”

　　父親一生都不說假話套話。

　　記錄于81.2.25——家庭教育

　　對白樺的劇本《太陽和人》如何看待，家里人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最后爸爸說了這樣一番話：

　　要看到歷史上的一些挫折，不要因自己的委屈而否定了整個黨。我這次校訂《鄧中夏傳》，我三次忍不住流了淚。鄧出身富豪，毅然棄絕了家庭為他安排的前程，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了赫赫有名的省港大罷工，后來成為黨、軍隊的高級干部，但因為執行了一段立三路線，被王明打擊驅逐，最后只好在上海，一家人全靠夏明給人家做工養活，這樣一個有名望的人，他的家庭給了他什么?他為黨做了什么?而他又遭受到什么?他每天做家務事，做飯，洗衣服，他并未因此埋怨黨對他不好，依然忠心耿耿，一心向黨，因為黨在他心目中，是理想，是信念，他要為之奮斗，比起他來，他貢獻多大?受的委屈多大?(在父親的晚年，他多次提到鄧中夏，他說，鄧中夏如果不犧牲，會是周總理式的人物。)

　　現在有的年輕人總不滿足，他們對舊社會沒有概念，以前工人都什么樣?簡直象鬼一樣，蓬頭垢面，有什么產假?孩子就生在廁所里，生在車間，現在的紡織女工，一個個帶著白帽子，袖子挽得高高的，胳膊上戴著手表，仙女似的。

　　我們剛進北京，找人批條子才把小欣送進八一學校，小平太小就沒幼兒園、托兒所送，我的電話本上全是幼兒園的電話號碼，天天打電話找。你媽媽上速成中學，在復興門外，上學去連公共汽車也沒有，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全北京只有幾個大些的飯店……這么大變化，不都是我們黨領導廣大人民，付出了多少血汗換來的啊。

　　現在有的年輕人，動不動就埋怨這不好，那不好，可我們打了那么多年仗，勝利了，孩子連托兒所也送不進去，我們并未埋怨，國家是我們自己的，他還窮，我們不能嫌他窮……我們就是要艱苦奮斗，創造財富，讓國家富強起來，讓人們生活好起來。

　　96年底記——父親是這樣的人

　　爸爸近來非常愛管事。

　　一次小平要找一塊布，隨便問了一句，爸爸聽見后就說：“你要找什么?”小平說：“爸爸，你別管這么多事了，以后你要少管事。”爸爸說：“我要管事。”

　　有一次要給孩子們做沙包，因為里邊放石頭的沙包玩起來打得手很疼，我叫他們在沙包里邊放綠豆或大米。媽媽很生氣，說我們不愛惜糧食。我們爭執了幾句，曼曼聽見爭吵后說：“不放大米放小米也行。”媽媽更生氣了，說：“小米我還不夠吃呢，你們要做，你們自己買米去。”接著媽媽把這事匯報給爸爸。

　　爸爸聽后說：“全他媽變成貴族了，你們白去農村勞動了，粒粒皆辛苦全成了書本上的教導了。”

　　一次我們外出買東西，那家大商場門口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衣冠不整不得入內”。爸爸看后就說：“我不進去了，這衣冠不整指的是不是勞動人民。”到了70年代，許多家庭買了電冰箱，媽媽也想買一個，爸爸不同意買，他說：“現在普通老百姓家里還沒有用上冰箱，不要和大家拉開差距，不要脫離大多數人。”

　　爸爸的身體越來越不好，心功能很差，早晨躺床上就憋氣，須坐起來吸點氧氣才能緩解，但接著就開始了緊張的戰斗，總是聽他在沒完沒了的打電話，一談就是1、2個小時，為了某些觀點上的不同意見，他們鄭重其事給上邊連寫了數份材料，忙了半天，未見到一絲一毫的成果，一個目標也沒達到。

　　丁丁總說：“姥爺，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爭那個干什么?”小猛子說：“爸爸，你多休息休息，少管點國家大事，你說什么也沒用，也沒有人聽你的了。”

　　爸爸說：“這個國家也有我的一份，我能不關心它嗎?”

　　現在，他們徹底看清了究竟根子根源在哪里了。本來他們還以為某些人能公正些，能秉公辦事。現在全清楚了。看來某些人并不怕他們這些黨性極強的人“鬧事”的，反正你們不過就是說說，你們愿說什么說什么，事情該怎么辦怎么辦。看到爸爸那氣憤的樣子，我本以為他會甩手說算了，什么也不管了，沒想到他又接到一個電話后回答說：“看來什么都清楚了，不是什么有人蒙在鼓里，不了解情況的問題，而是有意袒護。看來我們要丟掉幻想，準備戰斗了。”

　　爸爸就是這種人，他永遠也不能停止斗爭，而且要為共產主義的理想一直奮斗下去，不管周圍環境如何變換，不管自己身體、心臟多么不配合他，他還是不灰心，堅信一個人就是要奮斗，哪怕失敗，哪怕自己可能看不到勝利的時刻。他顯得是那么執著，自己的戰友一個個倒下去了，他仍然戰斗著，不厭其煩地宣傳自己的信仰，堅信共產主義，堅信共產黨就是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堅信工農大眾的覺悟遲早會到來。

　　正如小猛子所說：“爸爸和某些大老粗不一樣，自己有一套理論，很難說服他，不象有的大老粗，一聽黨怎么說就聽，黨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99年8月北戴河記事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始終是個沒職沒權的人。上小學時爸爸騎自行車送我上學校的班車，在路上，他興致勃勃地和過往的公共汽車賽跑，當時他是多么年輕啊。那時家里也沒有住房，一家人擠在解放飯店的一間客房里，后來在前門找了一間房子，就那么擠著湊合著，一住就是7、8年。看到同學們的家，我曾不滿地問：“爸爸，為什么不給我們分房子?”記不清爸爸是如何解釋的，總之大意是，現在的條件就是這樣，很多人還不如我們住的好呢。直到文化大革命，他挨整，批判他“搞特殊化，不住營房，住解放飯店”，這才在軍區大院給了他一套住房。這都是67年的事了，解放后17年，我們第一次住的寬敞一些了。

　　他的一生都是在滿懷革命激情謳歌戰斗在火線上的戰士。但他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批為“大毒草”，如某些人所說：“他的作品中的毒草，不是一棵一棵的，是一把一把的，一捆一捆的。”他曾被一天批斗好幾次。(幸好有個群眾組織保他而沒有挨打)他的辦公桌被搬到走廊的角落里，他說：“能不能稍微動一下，這里光線不好。”批斗他的人說：“你還要什么光線?”他被勒令每天打掃廁所。這件事我們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心中憤憤不平問起來，他告訴我們：“每天我把廁所打掃得特別干凈。”言語中聽不出什么怨恨。后來他還和負責掃衛生的戰士成了好朋友。那時他是很遵守紀律的人。

　　在他的晚年他曾多次說，文化大革命很復雜，幾十年之后的今天回過頭去看，要重新評價它，以后有時間我要好好給你們講講。可惜我們再也沒有機會聽他親口講述了。

　　99年8.16記——在風浪中

　　爸爸是非常喜歡大海的，尤其會游泳的人，對大海就更有一番獨特的感情。爸爸從年輕時就愛游泳，那年他已79歲了。

　　這十年來，他的糖尿病、心臟病日益加重，這5、6年心絞痛頻頻發作，有時在沙發上坐久了也會難受，后來去301醫院做了“冠脈擴張手術”，病情明顯緩解。

　　今年爸爸來到北戴河，見到大海，但是能不能下海呢?醫務人員給他定位在：下水深度只能在肚子以下，距離岸邊不能超過20米。但爸爸堅持下海，堅持游泳。

　　這一天，上午下了雨，天很涼，爸爸說：“其實下著雨，水里不冷。”媽媽勸他半天“今天不要去了。”爸爸說：“我身體情況自己知道，你們別管。”又對媽媽說：“你就跟著在岸上乘涼就行了，別管別的。”氣的媽媽連跟都沒跟著去。

　　雨剛停，刮著涼風，海浪迎面能把人撲倒。岸上的醫生說：“剛下了雨，水涼，天氣也涼，根本沒人來游，就是空軍司令劉玉堤下水了，他是飛行員，身體特別好，心電圖一點問題也沒有……”但爸爸全然不顧，迎著海風，頂著翻卷著浪花的海浪，就像一個勇敢的年輕人那樣，在兩個戰士的攙扶下，走向大海。我想，爸爸此時堅持要下海的心情，也許就是想證明自己還能像年輕時那樣，能與風浪、與困難、與逆境抗衡。爸爸游向了遠處的鯊魚網。我覺得他的生命就系在他對自己的這種自信上。也許他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但那也只能聽從命運的安排了，誰也無法阻止。

　　后來他對軍區政治部主任李懷德說：“不下了海不行啊，下不了海以后就不好辦了。”李問：“怎么不好辦了?”爸爸說：“不下海，以后就下不了了。”李主任是樂天派，說：“下不了海有什么關系?還可以散步嘛，看我這不是很好嗎?”可爸爸不這么想，可能他覺得，下不了海，意味著人生一段旅程的結束吧。

　　爸爸是很愿意在海邊多呆幾天的，但他也是一個很顧念家庭的人。丁丁要走，蕭蕭要軍訓，他也就要和我們一起走。媽媽對大海沒興趣，又特別顧著孩子，爸爸又總是聽媽媽的，所以就決定回北京了。

　　就這樣，具有詩人情懷的爸爸，告別了那美麗迷人、魅力無窮的大海，告別了那帶著腥咸味的海風，告別了那金黃色的沙灘，告別了那遠在天邊，近在耳旁的隆隆的濤聲。

　　爸爸于2001年10月3日晚給我講述的往事

　　這是父親在那個特殊時期對我講述的往事：

　　少年時代的記憶中，很少吃飽過，有時吃一種很便宜的豆面丸子湯，把窩頭掰成小塊，放進去，吃完了，雙手捧著碗央求人家：“再給添點湯吧!”清楚記得人家很不耐煩地說：“喝那么多冤枉湯干什么?”

　　我父親曾在鄭州南站和尚橋站當過鐵路巡警，每月餉銀8元。我6歲時曾在車站提著籃子賣過香煙。

　　我8歲時，因父親餉銀發不下來，失業回到了鄭州。

　　因為上不起學，一直由父親教我認方塊字，我上學前已認識不少字了。后來鄭州辦了“城市貧民小學”，不用交學費，不用做制服，(那時做制服至少要3元錢)我在那兒上了兩年學，后來學校不辦了，我又轉到其他學校，在那個學校，我跳過一級。小學畢業后，我又考上了不要學費的“鄉村簡易師范學校”，學制4年。上學不要學費，但書要自己買。當時父親給人記賬，一星期只掙一元錢。有一本“教育總論”作者是范XX，書價是一元。在書店里父親猶豫著最后狠了狠心，買下來給了我。這是我在師范學校唯一的一本自己的書。因為很多書買不起，上學時，同座位同學心腸好的把書放在課桌中間，有些同學自私就自己看，我的面前就空著。有時不得不拿別的書包上書皮擺在桌上。本來學制是三年，后來又延長一年。聽到這個消息，貧病交加的父親好像是被重錘擊倒，第二年因饑寒交迫，得傷寒病逝。200天以后母親也病逝了。父母去世時我都在身邊，什么話也沒有留下，只記得母親面黃肌瘦，根本沒有去過醫院，只請本家懂些醫術的人看了看，拿一副藥很貴，母親臨終那天晚上，陰暗的屋子里點著一盞油燈。(一個15歲的少年就這樣守著母親守了一夜。)

　　父親死時50歲，母親死時47歲。

　　后來就跟著二哥過，二哥是拉洋車的，也在紗廠干過活，二哥的孩子也在紗廠干活，一天到晚蓬頭垢面，像鬼一樣，一拉汽笛到不了工廠就被開除，也沒有表，她們一夜都不敢睡。(現在說資本主義好，到死了我也不相信)

　　后來又上了兩年師范，我和崔景元是班上兩個家庭最貧困的學生。有時幫學校抄講義，崔景元的墨比較好，寫出來的字不洇，復印出來清楚。我的墨不好，有時稀有時濃，寫出來的字洇，印出來不清楚，有些學生就罵，心中充滿苦辣滋味。實際上那么辛辛苦苦掙的錢，也少得可憐。

　　師范畢業后找不到工作，那時當小學教師，一個月8元錢，還得有門子有路子，后來縣里招收書記文書，共召3名，我考了第一名，在縣里干了兩個月，每月15元，主要是抄寫材料，有時審訊犯人當記錄員，看著給犯人用刑、抽打，心里很不好受。

　　那時已經是37年11月，國共合作開始了。聽說八路軍在西安有辦事處，就想投奔八路軍。

　　走前，我又去農村解除父母給我訂的婚約，那時我已有了婚姻自主的思想。去女方家后，他們家不同意。我說：“我要出遠門，不知何時回來。”他們家人說：“我們等你回來，去一年等一年，去兩年等兩年……”我說：“不知道去幾年……”說完我把契約放她家就走了。父親語氣略顯沉重地說，當時那個姑娘就在里屋，由于封建禮教，她沒有出來，也沒有說話。當天女方家到我們家族鬧，家族開會，我舅舅也來了，說：“不許解約，今天就給我娶過來”。

　　那時我已經不怕家族勢力了。

　　我背著行李，還有好多書，黃正甫老師給我寫了兩封介紹信，又送了我幾塊錢，身上帶著二十幾塊錢就出發了。黃正甫老師是我上學期間遇到的革命的啟蒙老師。他給我講到共產黨，講到南方紅軍蘇區大家都有飯吃。也許就在那時，我內心深處滋生了共產主義思想的萌芽，決心投奔共產黨。

　　在火車上認識了一個中年婦女，她家在西安西北偏僻角落的一個舊樓里，實際上二層樓上也就能站一個人，是個閣樓，我和她說，我是到西安找工作，現在也沒有地方住，能不能住她們那里。人家很熱情地答應了。她兒子是拉洋車的，晚上我就和她兒子擠在地板上睡，白天很餓，想吃那種便宜的豆面丸子，也沒有，又打聽什么最便宜，人家說西安的“合撈”最便宜，就去吃“合撈”，但總是覺得沒有吃飽，也不敢再吃了。在西安，先去西北大學找黃正甫介紹的那個教授，他正在走廊里煮稀飯。我站在臺階下把信遞過去。那人看信后面露回絕之意，也沒邀請我進屋，我始終站在臺階下，那個教授說：“現在幫不了忙，那邊也沒有認識的人。”因為那時環境復雜，經常有特務活動，那時候是共產黨就有殺頭的危險，雖然已經國共合作，但人們思想上很警惕。接著又拿另一封信找到一個小學教師，當時小學校的孩子正在操場上玩。小學老師說：“現在路上不好走，國民黨在路上抓人，確實幫不了忙。”

　　非常失望地回到那個婦女家，她兒子說：“我給你找個桌子，你有文化，干脆去鼓樓那里幫人代寫書信吧。”勞動人民是非常熱情友好善良的，讓我至今念念難忘。解放后去西安找了幾次，都沒有找到這家人。

　　后來我想，干脆直接去八路軍辦事處，找到那里之后，看見進進出出的人胳膊上都帶著八路的袖標，就問人家“能不能要我”人家說：“這里不能要，沒有介紹信不行。”(主要是怕混進特務)出門時看見門口外面貼著115師干部學校招收學員，我問人家：“這個學校和抗日軍政大學一樣嗎?”人家說：“差不多。”于是我直奔山西臨汾。

　　到了臨汾，115師已經遷走了，我又直奔桐縣，到了那兒，又聽說他們搬遷到趙縣馬木村，趕緊又回臨汾。這時看見八路軍走來走去，其中還有小腳女人。當天在那里住了一夜，聽著外邊的口號聲、軍號聲、人語聲，心中向往、羨慕、期盼、沮喪，委屈之情交替翻騰。第二天直奔馬木村，下了火車，天還不亮，我到了學校門口，見了學校領導人，說明來意，當時考了我3個問題：1、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矛盾是什么?以前黃正甫老師推薦我讀了不少這方面的書，我答：“是生產社會化和私人占有化的矛盾”又問我“統一戰線的意義”“為什么來當八路軍”我回答完之后，領導當時就很高興地說：“好了，批準你入伍了。”我興奮地把自己的行李拿到部隊。記得第一頓飯吃的是米飯、炒蘿卜土豆。在部隊吃的這頓飯，第一次覺得自己吃飽了。從家出來以后，從來沒想過家，但經常做夢，夢見父母，現在做夢，總是夢見打仗，夢見沒有子彈或者是槍打不響了。常常在夢中急得驚醒了。

　　2001年國慶節之后

　　在爸爸被完全孤立起來之后，他總是焦急地詢問我們：“XXX來電話了嗎?XXX來電話了嗎?”他曾憂郁地問我：“有人說我反黨，你說會有人相信嗎?”南京志愿軍協會不知是否了解他的處境，他們來信要求父親為他們題辭，父親說:“將來志愿軍不會反對我。”

　　國慶節之后的一天，小平給我來電話，問：“你今天去不去看爸爸?咱們最好每天有一個人去看他。”因為晚飯后他散步時，總是走到對著醫院大門的那條路邊的臺階坐下來，他一個人坐在那兒，老往大門那邊看。雖然天很涼了，他又特別怕冷，但他還是在那兒坐很長時間，心中可能暗暗期盼家人會去看他。

　　聽了小平的電話，等我趕到醫院時，爸爸已經回到病房了，見了我，爸爸說：“昨晚我做了一個夢。”這種話題他是頭一次和我說，以前從未聽他講過。

　　爸爸說：“我昨晚夢見你們幾個孩子了，還是你們小時侯的樣子，你們三個人都嚇跑了，跑到荒郊野外、樹林子里，我在屋子窗戶那兒往外看，找你們，叫你們回來，讓你們不要怕。我一下醒了，再也睡不著了。”也許，一縷思緒襲上心頭，揮之不去，難以入眠。不知他當時怎么想的，后來他起來又吃了一片安眠藥。(以前發2片，他只吃一片，后來被護士發現了，此后就只發他一片，也許怕他自殺吧。)

　　后來我把爸爸的夢告訴了我愛人，他說：“爸爸的潛意識里，還是對家庭擔心啊!”

　　每當我勸他，表現出憂心顧慮時，他總是用特別責備的目光看著我說：“你怕什么?”我說：“我是不怕呀，我想的是家里別的人。”爸爸說：“那就都做出些犧牲吧。”

　　以前他很少看電視劇類的節目，后來演“大法官”的電視劇，爸爸倒是很愛看，因為這個劇講的是當今社會實情，也因為有字幕(沒有字幕的電視節目，因為聽不見，他幾乎看不懂。)尤其那個主題歌的歌詞，也特別能反映他的心情。

　　“知我者為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他把這段歌詞寫成條幅。春節時他寫了一幅對聯，“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任天上云卷云舒。”

　　拜謁紅色航船

　　2003年，父親的外環境相對寬松，為消解郁悶的心情，我們隨同父親去南方。父親以前在南方看過一望無際的黃色油菜花田，他懷念那美麗的景象。那天參觀了矛盾的故居之后，父親已很疲勞。因那兒離南湖第一次開黨代會所在的木船很近，父親堅持要去看看那葉木船。公園門口到湖中心木船大約還有幾千米的路程。下車后父親心臟很不舒服，他坐在石凳上連服了兩片硝酸甘油。小平說：“爸爸，別去看了，下次有機會再來看吧。”爸爸看著遠處的湖水若有所思地說：“哪有下次啊。”父親堅持要去看看這只象征著革命發源之舟的木船。我們攙扶著父親走了幾千米，遠遠地看著這只已被后人粉飾過紅漆的木船，父親語氣沉重地說：“黨的一大22名代表，有人犧牲了，有人叛變了，有人脫黨了，后來留下來的只有兩個人，毛澤東、董必武……”

　　戰爭留下的職業習慣

　　我常常奇怪，父親總是把一個人和他的籍貫連在一起。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天，我們為他請來一位護工。他問護工是哪里人，護工答是四川廣元人。他說：“你知道邵子南嗎?他是四川資陽人。”護工說不知道。他說:“邵 子南是個詩人，很有才華，是我的好朋友，年輕時的朋友，可惜死得早。他的愛人宋錚在河南，他女兒在農業部。”然后他對我說:“你打電話告訴宋錚，我很懷念邵子南，問她家還有沒有邵子南的資料，給我寄來看看。”

　　媽媽講了一段往事，在1941年日軍殘酷掃蕩中，一個掉隊的戰士被敵人殺死在山上，父親所在部隊找到他時，只見他趴在一個山坡上，頭上有刀傷，身上有槍傷。1947年父親途徑這個戰友家鄉時，才向他的家人報告了這個遲到的死訊。此時這個戰友已犧牲6年了。這個戰友犧牲時，他的第2個孩子小偶還未出生。聽姥姥說，我的一個小舅舅15歲當兵走后再也沒有消息;姥姥家村外馬營那一仗，所有的八路軍都犧牲了，沒有一個留下姓名。我明白了，為什么父親總是習慣問起別人的籍貫，明白了為什么有那么多無名烈士墓，明白了為什么許許多多家庭至今不知道親人當兵走后的下落。也許這就是戰爭留給父親的職業習慣吧。

　　最近我詢問了烈士的女兒小偶，她說：“我娘從沒有和我們說過這些事。只記得解放后，魏叔叔又到我們家里，拉著我和哥哥，說了好多話。因為當時年紀小，已不記得說什么了。”

　　俯首甘為孺子牛

　　梁學鋒是父親在石家莊步校時的警衛員。他當年跟著父親去某地四清。在那個階級斗爭特別殘酷的村子里，有兩個孩子，他們的父親在解放戰爭時是我們部隊的機槍排長，復員后回村，因積極參加土改，被地富懷恨。1958年前后，他們設美人計，將他騙到一個破鞋家，他一進屋見破鞋不正經，他轉身出門時被這幫地富捆綁到村外用石頭砸死。他哥哥聽說后到村外看，將壓在尸體頭上的大石頭搬開，看見他兄弟的頭已被砸得血肉模糊。他老婆又嫁到外村。到父親四清時，兩個孩子已經5年多沒人管了，頭發結成一個疙瘩。梁學峰當兵時叫拴娃。拴娃就給孩子洗頭，洗了十幾盆水。父親說：“你做得很好，你這就是學雷鋒做好事，給你改名叫梁學鋒吧。”

　　那兩個孩子大的叫錫根，小的叫錫鋼。他們父親的血案到那時還未破。四清結束后，父親親自給河北省委書記寫信提出此事，后來縣里才把兩個孩子定為烈士子弟，讓村里把孩子撫養到18歲。文革時，錫根曾帶了5、6個同村的男女青年來北京玩，父親讓他們住家里，家里只好變成男女生宿舍分住。父親又讓我帶他們去北京各大公園玩，他見我很不情愿就說：“你不帶他們去，我就帶他們去。對勞動人民要熱情。他們生活很艱難，他們身處階級斗爭第一線。”錫鋼大一些后也到我們家里，記得那次他拿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他要的東西，有帽子、半導體等等，已記不清還有什么了。爸爸讓我們滿足他的要求。

　　爸爸對每個來求助他的人都盡力給與幫助，有時也只能寫信給當地政府。他曾說：“我現在就剩下些名望了，也不知這信能不能起作用，人家還聽不聽我的。”有一個志愿軍的孩子在得到他的幫助后，竟不由自主地叫了他一聲“爸爸”。

　　爸爸住院病重期間，頭腦一直很清醒。梁學鋒到醫院來看望，父親還向別人介紹說：“他叫梁學鋒，他學雷鋒做好事，給孩子洗頭。”之后，他要把他的兩本新書送小梁，還要親自簽名。別人勸他：“你躺床上輸液就別簽字了。”他口氣堅決地說：“要簽。”小梁對父親感情很深，他含著眼淚接過了父親給他的書。

　　生前最后一戰

　　我的父親，那個總是那么豪情滿懷的父親，那個總是在做著各種事情、總是在行動中的父親，那個總是要去和風浪搏擊的父親，最后被病魔擊倒在床上。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場戰爭。他曾感嘆地說：“帝國主義太厲害了，我幾乎被打垮了。抗癌藥太厲害了，幾乎把我消滅了。”但只要他醒來，他就在想他的事業，想國家的命運;只要他醒來，他就不停地看書看報看資料。一個美麗的護士有一顆天使的心，每次她進來看著父親身邊的一堆材料總是說：“別看了，別老皺著眉頭。”然后她就用手溫柔地展平父親的眉頭。

　　去年，一個戰友告訴他，電影《集結號》被熱捧，洛陽烈士墓被毀的消息。《集結號》的原著是，送達吹集結號通知的戰士犧牲了，集結號沒有吹響。導演馮小剛卻把劇本改為大部隊怕被拴死而根本沒吹集結號。這看似小小的改動，完全改變了劇本的原意。電影中借谷子地的口說：“誰他媽不怕死呀?”在電視采訪中，馮小剛還恬不知恥地說，過去電影中演的當兵不怕死，都是假的。父親說：“天生不怕死的人是怪物。”他早在戰爭中的詩中就寫過:“生命是朵鮮紅的花，那個戰士不愛她。”他記得很清楚，一個戰士入伍時，父母舍不得他走，這個戰士對父母說：“土改咱們家分了地，你們如果想我，你們就去看看那個地，那個地就是我呀。”我們的戰士不是抓去的壯丁，他們是自覺自愿走進革命隊伍中的戰士，他們要保衛自己階級的利益，他們追求的是比個人生命價值更高的東西，那就是國家、人民的解放，為了這一切，我們有覺悟的士兵拋頭顱灑熱血。就像他詩中所寫，戰士們會把自己的生命像手榴彈一樣拋向敵陣，而毫不猶豫。

　　對洛陽發生的烈士墓被毀事件，父親認為，這是在挖共和國的根基。他和他的戰友聯名寫信給中央軍委。他把這些情況向他的戰友訴說，向來探訪他的作協書記訴說，向來探訪他的軍隊的、地方的同志、朋友訴說……后來有人把這封信上網，引起公眾強烈反響。不久中央民政部下文件，全國烈士陵園嚴禁商業運作。他說：“這次我們得到一個小小的勝利。”

　　父親病情加重，看到河南張纖夫等許多外地人來看望他時，他說:“為什么他們這么多人這么遠都來看我?是不是最近又發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了?沒有重要的事情，他們怎么會都來了呢?”有時客人來看他，他渾然不覺。一次北大鞏獻田等人來看他，他醒后我們告訴他，他驚訝地說：“他們真的來了嗎?”然后遺憾地連呼數遍：“哎呀呀!哎呀呀!”他經常看張纖夫等人給他寄來的資料，他非常珍視這些資料，總囑咐我們保存好。他把和他觀點相同的作者視作自己的朋友和同志。雖然他和鞏獻田等人沒見過面，但他一直把他們當成自己的戰友，他總想和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討人民的命運、國家的前途。一天，他神智恍惚地大聲說：“鄭老，鄭老，鄭天翔來了嗎?為什么不讓他進來呀?為什么我們不能見面呀?”鄭老給他的一首詩中寫道：戰云壓城戰士稀……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還在焦急地尋找著戰友，尋找著一條路上并肩的同志。

　　父親戰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他是一個革命者。

　　他是一個拿著槍的詩人，一個拿著筆的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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