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管制、宣傳、灌輸對國家的危害

前幾日以志愿者身份去一個信息閉塞的山溝看望學校里的孩子，突然得知拉薩發生了騷亂。從電視記者招待會上看到溫總理回答外國記者對這次事件的提問后，我與一位友人交流對此事的看法，這位友人只有三個字，“不相信”，她說此事絕不是那么簡單，她不相信政府單方面的報道。很多信息已經被封鎖，我也并不了解實際情況，但我還是說，“我相信溫家寶是一個好總理”，我還是愿意相信政府的報道的。
回到北京，第一時間打開電腦和網絡，查詢關于此次事件的新聞。百度上搜索“拉薩騷亂”，被告知“搜索結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內容，未予顯示”；搜索“西藏騷亂”，只有不多的官方報道，而且多是重復，很多網民的帖子已經被刪除；搜索“甘肅騷亂”，搜索結果中的第一個帖子的《轉貼拉薩、甘肅騷亂最新消息》，打開鏈接網址，被告知“指定的版面不存在”，已經被刪除了，剩下的只是很少幾條香港媒體報道和網民轉貼政府的信息；搜索“甘南藏民騷亂”、“甘南瑪曲藏民騷亂”，結果都差不多，都是表面的不深入的報道，諸如店鋪的毀壞，死了幾個人，戒嚴的情況等等。更深入的信息卻沒有，諸如騷亂藏民的成分，他們是因為偶然的因素混入騷亂還是全部有預謀？為什么會突然爆發騷亂，各級政府為什么沒有提早覺察？騷亂暴露了哪些現實問題，我們的黨政、民族政策是不是全都湊效？為什么達賴能夠聚集起這么大的能量，若是我們的政策得民心、順民意，達賴他又如何能夠鼓動的起來？
看到這樣的搜索結果，我心中并沒有很多吃驚，因為這樣的網絡管制我已經見過很多。我只是再一次領略了國家的良苦用心，雖然現實總是嘲笑這樣的良苦用心，總是導致相反的效果。國家總是把我們當作三歲的小孩子，沒有獨立的判斷思考能力，因此屏蔽掉所有不良信息，不讓我們遭受毒害。可是結果呢，管制的同時也屏蔽掉所有真實的、深入的報道，屏蔽掉人們求真、求實的努力和追求，屏蔽掉真正的隱藏的問題，屏蔽掉了人民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如此一來，隱藏的問題越來越大，最后紙包不住火，只能爆發。
回過頭來，看看搜索結果中惟一的有分量的帖子《拉薩騷亂紀實》，看看這篇真正的文章所具有的能量。需要指出的是，這張帖子并不是寫于2008年，而是熱情似火、理想主義的八十年代，是針對1987年10月1日的拉薩騷亂，這張帖子原載于人民日報網絡版，作者劉偉。下面將簡單分析一下這篇文章，當然分析并不是將此次騷亂的原因和1987年騷亂等同，而只是分析這篇《紀實》文章本身的特色和能量。
《紀實》詳細的記錄了現場情形，店鋪被砸、被搶，被燒；派出所如何遭打襲擊，幾位公安首長被困，自治區黨委命令不得開槍；武警戰士在暴民中如何保衛槍支，武警得到命令不能開槍；消防車來滅火反被砸，消防戰士如何被打；搶槍，車子被燒，派出所被燒；記者被打，相機被砸。這篇文章的口徑和《新聞聯播》之類的國字頭媒體一致，細節上更豐富。但是這篇文章的價值并不在描述現場，而是在它的勇氣和角度、深入性和真實性。
比如“鬧了這么大事，政府應該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臉總對著上層人士，老百姓的苦處很少有領導來過問，寒了群眾心。”
比如政府處理問題的遲緩，9月27日二十幾個喇嘛打著“雪山獅子”旗，高喊“西藏獨立”從八角街游行到區黨委門前。喊出“西藏獨立”口號。圍觀群眾已經不正常的表現，但是政府沒有做好應對。
比如一個十九歲的女子為何參與進騷亂，別人一句“打警察”，她就不經思考參與進來。為什么？“有的公安平時對群眾態度兇狠，動不動就打人，去飯館、酒店、茶館吃喝常常不交錢，有些市民趁亂也用石頭打警察。”“一些商販不滿稅收太高，不滿稅收人員態度粗暴，也跟著打石頭，一些市民住房條件非常不好，而有職位的干部，有錢人在郊區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樓，心里當然不滿意，沒錢嗎？”
比如一個主任的話，“從自治區領導上至中央，對西藏可以說不是很了解，他們制定西藏政策恐怕還是五十年代的看法，‘翻身農奴熱愛黨’。中央領導來藏，也都是聽上層的匯報，到預先有準備的鄉村工廠看看，很少開西藏各階層人士的座談會，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你們記者不是知道一些情況嗎？可以反映反映。”而記者只能苦笑一聲，因為記者也是被管制的對象。
　　比如“我們在宣傳上的失誤，使西藏的形象在外界朦朦朧朧。不是一味宣傳歌頌‘燦爛的民族文化傳統’、‘善良勤奮的民族’，就是宣傳‘在內地兄弟省市幫助下西藏如何有了驚人的變化’。口徑幾乎一致的正面宣傳，久而久之在公眾的心理上呈現逆反現象，宣傳媒介的信任程度相對也降低。”
比如“西藏總是跟在內地后面，原因是我們的領導水平太低，沒有魄力。達賴喇嘛那邊廣播說，他們在國外培養了四千碩士、博士，我們的報道就談“民族干部茁壯成長”，說我們有四千縣以上民族干部。民族政策，重用民族干部是對的，但只求數量，不求質量。很多提拔的藏族干部文化素質差，更沒有管理水平，沒有學會技術和領導水平，倒學會了內地干部的官僚作風。廢除農奴制，西藏人民是高興的，等級制沒有了，現在又形成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制，變形的。”
文章最后總結道，“長此下去，拉薩會不會再有騷亂呢？”
我們不禁佩服這個記者的勇氣和智慧，他是在兢兢業業的對待自己的新聞工作，他是以滿腔的熱忱來為國家、民族、人民工作。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政府的新聞工作。在我們政府的媒體中，基本上都是略去或者回避隱藏的問題，都是只提供結論，不提供具體情況，不公開，不透明，不讓人民的判斷和思考根據原始材料去得出結論，而是讓人民被動的接受。這種管制、宣傳、灌輸的基本態度在新聞業是如此，在其它部門中也是如此，諸如各地官員的發言稿，諸如教育、文化等。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愛因斯坦在《論教育》一文中說，“如果一個人忘掉了他在學校里所學到的每一樣東西，那么留下來的便是教育”，而我們的教育卻恰恰相反，只是灌輸知識和技術。我們政府的許多工作都是這種態度。
其實政府和人民的關系就像家長和孩子，一個家長若是過多干涉孩子，必然引起青春期的逆反心理，阻礙他的健康成長。現實中這樣的例子很多。第一種，父子可能決裂，永不相認，五四時期這樣的例子很多；第二種，弒父弒母，這樣的新聞很多了；第三種，孩子跳樓跳江跳海，這樣的例子太多了；第四種，孩子平平庸庸，沒有一點生機和活力，一聲也不違抗父母，但是實際上卻陽奉陰違，虛偽，等自己長大了父母老了，再把父母一腳蹬開。
這樣來看，過多的管制、宣傳、灌輸以及不透明、不公開的態度實在是最不智慧的方法。我們再來看看現實中的例子，就能更深的體會到這種態度對國家的危害。
近幾年來，反腐敗的工作力度很大，但是每一次大案要案公布之后，社會上卻總是有這樣的聲音“反腐敗被搞掉的官員都是政治權利斗爭的結果”，言下之意便是政治是一團渾水，里頭怎么搞和我沒有關系。中央和紀檢委花費那么大心力反腐敗，卻常常是這種效果，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為政府多年不公開、不透明的工作作風在人民心中形成了思維慣勢。
再來對比八十年代的青年和九十年代、新世紀的青年。八十年代的青年被稱為最后的理想主義的一代，而九十年代和新世紀的青年卻對社會國家問題漠不關心，甚而最近還出現“垮掉的一代”，這是因為什么？當然，這里面原因很多，東西方文化思想觀念的碰撞，物質的豐富，欲望誘惑的增多等等，但是這里面卻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過多的管制、宣傳和灌輸，政府限制了青年參加社會事務的途徑。既然政府每次都要給出“正確的”“最終的”結論，管制、限制青年人參加社會事務，代替青年思考，青年們的主動思考還有什么用？既然青年們明白自己的思考沒有價值、自己的行為也不能改變什么事情，他又如何能夠激起對社會國家事務的熱情？一個國家的青年和學生對社會國家事務不再關心，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網絡游戲、網聊、泡妞、追星上面，那么這個國家前途如何？
再來看我們現代社會思想觀念的混亂，瘋狂的物欲，一夜情，婚姻觀的輕率，道德的敗壞，個人主義的瘋狂。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和法律只是基本秩序的維持者，國家可以懲治極端分子、犯罪分子，但是國家卻不能懲治某些道德問題，諸如一夜情，諸如個人主義，諸如瘋狂的物欲、貪婪和奢侈等等。這些問題應該交給文化、思想、哲學、宗教去解決，應該讓社會中代表高尚、正直、同情的力量去和代表個人主義的思想對抗，從而使社會保證一個和諧的常態。但是九十年代以來，因為過多的管制、宣傳和灌輸，代表高尚、正直、同情的力量和熱情被壓制，而個人主義、道德觀的敗壞等等這些國家管不到的力量卻穩定繁榮。這樣的穩定繁榮是危險的。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在穩定中轉向僅僅追求物質欲望，穩定的腐化和蛻變，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凝聚人心的正義的文化和力量，那么這個國家的前途將是危險的。
溫家寶總理多次提到“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他說一個國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夠保持生機和活力，但是在我們社會現實事務中卻很多這樣的管制和僵化。其實，解放思想就在我們的眼前，而不是多么高遠、玄妙的事物。
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為了社會的穩定和諧，我們實在應該求求那些管制、宣傳、灌輸的官員，求他們轉換思想、真正為國家民族著想，求他們放開手腳，讓人們求真、求善、求美的心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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