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　的美國《時代周刊》、“美國之音”以及其他西方媒體大肆鼓噪一篇所謂來自民間的調查報告“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并聲稱“失敗的政府政策引發西藏騷亂”。　　

　　對于“3·14”騷亂，“調查”作者給我們講了三個理由：其一是現代化對藏人的沖擊，藏人處于弱勢被排斥而憤懣。其二、當地干部的腐敗、自私、無能。其三、年青藏人對于藏族傳統文化的無知。　　

　　作者所言都有問題。其一、全球化和市場經濟要講效率，不能因為你落后就要將就落后，現代化的陣痛哪個民族都有，不應回避和封閉，而是應該去適應。國家應該用教育來扶植藏人，而不是把其他民族的人趕出藏區。有網友指出這篇調查當中的捏造部分，比如，就作者講述“許多商店，餐廳和酒店由漢族人擁有和經營，誰也不愿意雇用當地人”，網友說：當地很多餐館聘用的小工都是藏族同胞。去德吉路看看，那里是西藏最繁華的吃東西的地方，那里的服務員很多都是藏族的，連基本的演藝廳你都會看到藏族的表演，工資比我們還高。而且現在很多藏族的人都會講普通話，有些連四川話都會，除非是偏遠山區的牧民。你再去北京中路看看，最繁華的商業街，那里的售貨員也基本是藏族的，連百益超市的迎賓的都是藏族的。”　　

　　其二、當地干部的腐敗、自私、無能，并不是藏人騷亂的理由。各地都有腐敗干部，而藏區的腐敗干部，其腐敗行為是針對中央的財政扶植而不是搜刮藏人同胞。為什么他們不去攻擊政府部門，卻去燒商業街，搞成排外暴亂。其三、“年青藏人對于藏族傳統的無知”，搞不清作者想說明什么，藏族的傳統文化對現代化、文明、科技進步幫助大嗎？要實現現代化藏族最迫切的是要學習科技、文化知識而不是鉆進宗教傳統去。　　

　　作者最大的問題是根本沒有用一件事實來否定達賴以及宗教極端勢力在這次暴亂中的煽動作用，卻把達賴集團從“3·14”暴亂中的責任完全給摘除了。事實上，宗教勢力在西藏之強令人驚訝，而宗教勢力對現代化更是最大的抵觸。西藏幾次騷亂都是由喇嘛僧人為骨干煽動起來的，而這些人完全受命于達賴。真正的社會成因應該在宗教和敵對勢力去找，作者找了嗎？　　

　　作者貌似公正調查，內容是“西藏發展問題調查”卻取名為“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根本不講作者所說的這些社會、經濟問題如何能演變成騷亂的，缺少關鍵的環節，毫無科學性可言。而達賴集團的作用，這個中外輿論最關鍵的焦點卻毫不涉及，如此一來，責任全是政府的，達賴反而成為拯救藏民族神圣了，所以作者還要求政府“以藏區改革開放成就的宣傳代替以往對過去農奴制度的渲染。”這不正中了西方和達賴了下懷嗎？再聯系作者主張的加強藏族宗教文化，作者想干什么不是很清楚了。　　

　　這篇所謂的調查很可疑，通篇都是分析，絕少調查，內容，時間、地點、人名一概沒有，既然說“3·14”調查，調查對象應該是騷亂分子，調查他們的經濟、社會狀況，騷亂動機，但這些都沒有。這篇所謂的調查更像是中情局、達賴集團遞過來的心戰宣傳材料。由所謂的中國民間組織來發表，他們再來大肆鼓噪就顯得更有說服力。　　

　　這份調查報告出自公盟，一個民間維權組織，自稱是“為了公共利益的公民的聯盟。是以建立約束權力的民主法治制度為目標，理性、建設性地推動民主、法治和社會正義的公民組織。”由一批法律精英組成。去年，自由派搞了個“靈八憲章”，“靈八憲章”提出的目標是把中國搞成像前蘇聯那樣的中華聯邦，因此得到藏獨分子唯色的參與和推動，“靈八憲章”的第三名是茅于軾，還有賀衛方，張思之、滕彪、郭玉閃、張星水，這些都是公盟的顧問、決策委員會成員。“靈八憲章”事件之后，深青社面目被烏有之鄉揭露，深青社的法律顧問是張星水，張星水在公盟里擔任頭名理事。　　

　　所以，這份調查報告出現在藏獨分子唯色的博克里并令人奇怪，據維色的博克講：公盟成員中，有去年西藏事件中愿意為被捕藏人提供法律幫助而簽名的21中國律師中的滕彪、江天勇、李蘇濱、溫海波、鄔宏巍；還有最近為四川省甘孜縣的普布次仁仁波切、以及為甘肅省夏河縣的久美喇嘛擔任辯護律師的李方平。這還不說明點問題。　　

　　這個公盟的背景就是這伙民運人士，同一伙人掛著不同的牌子，合理合法的充當敵對勢力的馬前卒，干著欺騙人民，分裂祖國的罪惡勾當。　　

　　就分裂中國的目標而言，現在是內外勾連。以省為界的聯邦制、聯省自治早有自由派學者提出，更大的隱憂是以文化為界、以民族為界搞成民族共和國，主流輿論大力散布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說，閻崇年等人就把中華文明說成是農耕文明、草原文明、漁獵文明組成，完全否認了野蠻和文明的區別。他們把華夏文明簡單化說成是農耕文明，那么，唐、宋、明大量的航海、海洋開發就不是華夏文明的組成？邊塞地區的華夏兒女就不放牧了？而一度肆虐的游牧民族哪里來的文明？大部分游牧民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更不用提科技和藝術。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就認為：游牧民族的文明是停滯的。他們是野蠻世界，給世界帶來的是屠殺、掠奪和恐怖。野蠻世界終究是要進化于文明社會，不論是以征服者暴力的方式還是以被文明征服和平的方式。　　

　　人類終究是要進步和發展的，那些和文明相背，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相背，同文明團結進步相背的所謂的民族文化和歷史應該被唾棄，不管是漢族的還是少數民族的，以屠殺、掠奪而成功的歷史人物，不能強化其作為少數民族的歷史而得以弘揚。更不能拔高為“草原文明”、“漁獵文明”而得以歌頌。　　

　　無論是多元文化還是多元文明論，都試圖在中國人之間劃出文明的鴻溝，這種理論有意無意間給人們施加這種暗示：文化或者文明要想得到保護和發展，只有靠自己，只有靠自己才能保護好發展好，外來文明不得干涉，最好的保護方式是建立政權，用“民族真正自治”乃至用民族國家的方式來保護。漢族只能管好漢文明地區，不要管少數民族，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　　

　　民族之間本沒有太大差異，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互相影響和交融，如同地方民俗一樣大同小異，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生產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觀念更是走向趨同，不應該將差異凸現出來，沒有必要刻意以民族性質來加以識別區分。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就是民族矛盾。只因宗教信仰不同，他們就把信仰穆斯林的塞族人分出來單獨組成一個民族－穆族，從而使得宗教文化信仰不同演變成了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一旦激烈化之后，國際國內的普遍看法只有一個：解體，分開單過。而當代中國也動則以56民族來代表中國人。將群眾間的文化、民俗小異凸現成民族間的大異，把好端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弄成“56民族共和國”，正和上述敵對勢力的圖謀完全一致，埋下的是分裂的禍根。　　

　　“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要求政府注重西藏宗教文化權威作用，要求中央政府對于地方出現的問題要站在“仲裁者”位置。這些所謂的建議無疑強化了達賴的精神領袖作用，強化了地方的權重，讓中央放棄對西藏地方的領導。可說是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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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該文曾發表于烏有之鄉等多個網站，現已全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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