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十四世達賴喇嘛發表了一篇關于自己“轉世問題”的聲明，盡管借用了一些佛教詞藻作為裝飾，但其核心意圖很清楚，就是否定已經延續數百年的達賴喇嘛轉世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宣稱只有他本人才能決定“轉世何處，怎樣轉世”。達賴追隨者們也吹捧這個聲明“會成為一份重要的歷史文獻”。在筆者看來，達賴此舉不過是為了拉具有悠久歷史的藏傳佛教為他一個人殉葬，在其禍藏禍教的分裂主義歷史上再加一條罪狀。

　　達賴又在撒謊

　　筆者曾多次指出，十四世達賴有一個改不了的愛撒謊的毛病，在這次聲明中他的毛病犯得更重了。現擇其要者。

　　謊言之一，“金瓶掣簽的規則，只是滿清勢力的強橫表現，而非藏人信賴的宗教儀軌”。事實是，1792年進藏平息廓爾喀入侵的清朝統帥福康安與八世達賴、七世班禪等僧俗要員，遵照乾隆帝“必當妥立章程，已期永遠遵循”的訓示，共同商議了29條辦法，其中提出了金瓶掣簽制度。1793年清廷正式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第一條即規定今后包括達賴、班禪在內的藏傳佛教大活佛的轉世應進行金瓶掣簽。史載：當中央政府特使將特制的金瓶送到拉薩的時候，八世達賴早早從布達拉宮下來恭迎，對欽差表示，皇帝“特頒金本巴瓶，欽差御前侍衛等赍送，護衛佛門，實已無微不至，我實感戴難名。嗣后唯有欽遵圣訓，指認呼畢勒罕時虔誠誦經，于大眾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正確，宣揚正法，遠近信心，闔藏僧俗頂戴天恩，無不感激。”十四世達賴在“聲明”中承認“八世達賴喇嘛江白嘉措特別著述金瓶掣簽的修法儀軌”，又多次表示“轉世靈童的重要目的是繼承前任的事業”，卻對八世達賴及其后各世達賴奉行金瓶掣簽的意愿和傳統橫加否定，必欲除之而后快，實屬對歷世達賴的蓄意背叛。這種公然欺師滅祖的行為，使人不能不懷疑他本人的真實身份。

　　謊言之二，“通過金瓶掣簽認證的只有幾位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及部分其他喇嘛”。事實是，金瓶掣簽制度建立后，在西藏首先認定的活佛是第八世帕巴拉。至清朝末年，在中央政府管理的39個活佛世系中，先后共認定轉世靈童91位，其中76位經過金瓶掣簽認定，15位報請中央政府特準免于掣簽。可見絕大多數轉世靈童是經過掣簽的，即使免掣，也必須經中央政府批準，其他任何人均無權決定。就拿達賴喇嘛世系來說，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均通過金瓶掣簽產生，九世、十三世和十四世則經中央政府批準作為特例免掣。比如認定九世達賴時，當時七世班禪率西藏僧俗官員請求駐藏大臣，“請奏明皇上，免于金瓶掣簽”，隨后嘉慶皇帝派人入藏頒旨免簽。在認定十三世達賴時，也經過光緒皇帝下旨“毋庸掣瓶”，才能夠免掣的。

　　謊言之三，“十世達賴喇嘛的認定，未經過金瓶掣簽，但為了照顧滿清政府的面子，對外宣布以金瓶掣簽認證的消息”，“十二世達賴喇嘛在金瓶掣簽之前，已經認定確立”。而由當時達賴身邊的侍讀堪布所寫十世達賴喇嘛的傳記《奇異珍寶串珠》中記載，1818年12月尋訪到一個理塘兒童后，當時西藏地方上層官員確實曾希望“免于金瓶掣簽，……向大皇帝上奏請求盡快恩準”。嘉慶皇帝回旨予以了嚴厲申飭，明確要求“此次理塘幼童，即作為金瓶掣簽之一。俟續有報者，再得其二”。按此旨意，西藏地方又尋訪到兩名幼童，于1821年藏歷正月四日召集僧俗官員“商議后一致同意，……以此三名上奏大皇帝，請求恩準掣簽”。經道光皇帝批準，1822年藏歷正月十五日在布達拉宮供有皇帝牌位和畫像的薩松南杰殿舉行了金瓶掣簽儀式。認定十世達賴后西藏僧俗進一步接受了金瓶掣簽作為認定活佛轉世靈童的重要環節。經過金瓶掣簽的十一世達賴圓寂后，咸豐皇帝下令由熱振活佛擔任攝政，向各地發布文告要求報告“靈異兒童”出生情形，結果尋到3名。1858年藏歷正月十三日，由駐藏大臣滿慶主持在薩松南杰殿舉行了金瓶掣簽儀式。滿慶還對靈童的父親平措次旺說，“你的兒子經金瓶掣簽確定為達賴喇嘛的轉世，你向大皇帝謝恩”。這些情形也被當時西藏地方記載在十二世達賴喇嘛的傳記中。十四世達賴為了推倒金瓶掣簽制度，不惜以否定八世達賴以來歷世達賴喇嘛的合法性為代價，數典忘祖，忤逆不道，莫過于此。

　　謊言之四，“我是由西藏攝政和民眾大會……尋訪、認定的，沒有中方的任何干涉”。查十四世達賴生于青海湟中縣祁家川一農戶家庭，俗名拉木登珠，1939年10月由當時的國民政府撥款10萬銀元并派兵護送到拉薩，作為第十三世達賴土登嘉措的轉世候選靈童。1940年1月26日，經中央政府批準負責轉世靈童尋訪的熱振活佛，向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呈遞了請中央政府免于掣簽的報告。2月5日中央政府頒發命令“免于抽簽”，“特準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并再撥款40萬銀元為坐床經費。沒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冊封，拉木登珠不過是一個回、藏、漢混居地區普通男孩。達賴還否認吳忠信主持了自己的坐床典禮，而吳忠信在《西藏紀要》一書中清楚寫道，與“中央主權最為關系者，則為座位問題。……乃照駐藏大臣舊例，請忠信與達賴面南而坐。座位問題既定，……遂按舊例及宗教儀式辦理”。熱振活佛呈中央政府的電報也寫道，“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地址在布達拉大殿。是日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忠信率屬親臨主持，甚稱吉慶”。可見十四世達賴是由中央批準、免于掣簽、準予坐床，并派員主持了典禮的。達賴否定這些，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自己成為十四世達賴的合法性。

　　謊言之五，西藏與清朝政府之間是“供施關系”，到民國時期西藏與中國之間的“供施關系”也已經斷裂。這也就是說清朝政府并不享有對西藏的主權，只是西藏的一位有錢的施主，而到了民國則連這種象征性關系都沒有了。這實際上就是達賴“中間道路”宣稱的“人民解放軍1949年進入西藏時，西藏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的謊言。更多的史實不說，僅清朝政府多次對西藏用兵，廢止勾結外敵的夏瑪巴活佛系統，將叛國通敵的僧人“對眾剝黃正法”；押解六世達賴赴京受審；兩次下令革除十三世達賴名號，誰見過這樣對“上師”享有生殺予奪大權的“施主”？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掌握西藏地方大權的活佛禮敬皇帝、奉旨稱臣、接受調遣等事實不絕史書，有關文件、文物至今仍妥存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文檔、博物館，誰見過對“施主”如此卑微的“上師”？民國政府在“臨時約法”、“憲法”中均規定了對西藏地方的主權，設立蒙藏委員會專管蒙古族、藏族地方事務，歷屆國會、國民大會均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參加。歷史事實無可辯駁地表明，無論中國中央政府有何改變，都一直掌握有西藏地方行政、宗教、外事、駐軍等方面的最高決定權，有效行使對西藏的主權。西藏和平解放把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逐出西藏，而民主改革更使西藏同全國一起建立起統一的社會政治制度。有關“供施關系”的言論，只說明達賴至今沒有放棄“西藏獨立”的圖謀。

　　達賴轉世事務必須依據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

　　十四世達賴稱，“轉世何處，怎樣轉世，如何認證等，是轉世者自己唯有的不共因緣”。今年7月他在美國說得更為直白：“就我的轉世而言，最終的權威是我而不是別人”，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不能決定基于信仰基礎上的事情”。

　　歷史上，達賴轉世從來不是純宗教事務，更不是個人事務。格魯派創立之初，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擠，為了保全實力，也效仿別的教派采取活佛轉世的辦法來解決傳承問題。宗喀巴的著名弟子根敦珠巴圓寂后，他所在的寺廟找來一個小孩作為他的轉世，但并無名號。直到第三世時，由于蒙古部落首領的尊封，才有了“達賴喇嘛”的名號，后人以此追認了第一世和第二世達賴。如果沒有蒙古部落勢力的支持，格魯派很難站穩腳跟，幾乎落到了不許達賴轉世、不許舉辦傳召法會的地步。

　　清朝采取了扶持格魯派以加強對西藏統治的政策。1653年，順治皇帝冊封五世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1713年，康熙皇帝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清朝政府由此正式確認了達賴和班禪活佛系統的名號及其地位。由于中央政府的冊封和扶持，以達賴、班禪為首的格魯派大活佛始擁有西藏政教大權。從五世達賴以來，所有達賴的轉世都是經過中央政府批準、冊封的。由此可見，達賴的轉世歷來是西藏地方政治、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涉及中央權威和國家主權、安全的一件大事，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充分有效管理。

　　盡管清朝皇帝有著不同程度的宗教觀念，但作為國家政治最高領導，從來沒有把活佛轉世以及其他藏傳佛教事務當作單純的宗教事務。乾隆皇帝在《喇嘛說》中講得很清楚，“佛本無生，豈能轉世？”指出“我朝雖護佑黃教，……而惑眾亂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他還發過一道諭旨，“若為教中敗類，罪在不赦者，即當明正典刑，斷不稍為袒護”。清朝設立理藩院，藏傳佛教主要寺廟的活佛、喇嘛人數都要在該院備案，不能隨意增加。民國政府制定《管理喇嘛寺廟條例》、《喇嘛轉世辦法》等，對“有違反教律或法令”的喇嘛予以懲處，對尋找轉世的條件、程序等作了細致的規定。

　　中國憲法規定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當然包括尊重藏傳佛教特殊的傳承方式。自1991年以來，中國各級政府批準的轉世活佛近千名。盡管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早已廢除，但是由于藏傳佛教在社會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影響，由于達賴集團始終沒有停止打著宗教的旗號進行分裂國家的活動，中國政府必須也始終堅持依據憲法關于“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的活動”的規定和《宗教事務條例》等法律法規，對藏傳佛教事務包括活佛傳承方式強化管理。2007年國家宗教局頒布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是憲法精神的體現，是為了防止對宗教的濫用，維護藏傳佛教正常秩序，保護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從世界范圍來看，對宗教活動中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進行管理，是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的法律權力，與執政者信不信仰宗教、信哪種宗教沒有關系。當年美國的大衛教教主自稱耶穌基督，網羅了大批信徒，公然對抗國家法律，1993年被美國政府派重兵甚至動用坦克剿滅。政府對教職人員的認定實行管理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有的國家規定政府宗教大臣有權任命主教，有的國家規定內政部長有權對宗教人士下達限制令，包括限制行動、發表言論、出版等，有的國家神職人員概由政府任命。達賴喇嘛世系是中國藏傳佛教所特有的，達賴的名號是中央冊封的，那么達賴轉世事務就必須尊重中國藏傳佛教界的意愿，并接受中國政府的管理，而絕不是可以達賴一個人說了算的。

　　其實，作為歷史定制的金瓶掣簽制度已經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的尊重，體現了宗教信仰和政府管理的結合。《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規定，掣簽時“選派真正有學問的活佛，祈禱七日，然后由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像前正式拈定”。眾所周知，大昭寺釋迦像在藏傳佛教中具有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在這里舉行金瓶掣簽同時也體現了佛祖的慈悲加持和佛智法斷的權威。十四世達賴如此害怕在大昭寺釋迦像前掣簽，不能不說表露出他內心對佛法的不敬和對釋迦牟尼的恐懼。

　　看達賴圍繞轉世的種種表演

　　一些外媒吹噓“聲明”是十四世達賴關于自己的轉世“最為明確和清晰的一份公開聲明”。其實達賴關于其轉世的言論連篇累牘，充滿前后矛盾乃至玩世不恭。

　　今年8月9日多家外國媒體報道，達賴在印度達蘭薩拉與一批海外動亂分子交談說，“我并不確定我和前任達賴喇嘛們在靈魂上是否是一個人”。對佛教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活佛轉世源自佛教靈魂不滅，靈魂在生生死死中輪回延續的觀念。活佛本應居于西方極樂世界，但為了解脫眾生苦難，而將靈魂注入化身，不斷駐世救人。達賴認為自己與前世在靈魂上可能不是同一的，不僅從根本上挑戰了佛教理論的基石，而且等于明說他自己可能并不是前世達賴轉世真身。

　　達賴對女性的言論簡直就是一幕情景劇。去年7月達賴接受德國媒體采訪說“我有時會夢見女人”，引來輿論一片嘩然；8月又對臺灣媒體表示，“如果達賴喇嘛轉世為女性，就必須是一位迷人的女性”；10月在加拿大多倫多還解釋其中原因，“女性的身體和精神高度發達，并在實踐中有很好的效果”。筆者無從知曉達賴是怎樣“實踐”的，但達賴顯然把女性分為“迷人的”和“不迷人的”兩類，“迷人的”可以接受為轉世，“不迷人的”就不入其“法眼”了。且不說達賴、班禪世系從未出現過女性，把女性按照“迷人的”和“不迷人的”為標準作區分，已經完全違背佛教眾生平等的基本追求，觸犯了世上所有女性的尊嚴。

　　今年8月23日達賴在德國黑森州議會演講中再一次表示，轉世的新一任達賴可能是女性，“但一定要長得漂亮”。演講結束后，該議會的負責人向達賴贈送了一籃子蜂蜜，達賴馬上笑逐顏開說自己喜歡蜂蜜，“轉世可能會變成一只蜜蜂”。一籃子蜂蜜就能讓達賴在轉世為人還是轉世為蟲之間做出選擇。

　　活佛轉世本來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但是在達賴看來形同兒戲。除了轉為女人、蜜蜂，他在竄訪過程中，還隨意許愿要轉為印度人、蒙古人、卡爾梅克人、歐洲人，要在全世界藏傳佛教信徒中選，等等。對此我們不可以玩笑視之，因為這些離經叛道的言論既是對藏傳佛教的污蔑和破壞，也暴露了達賴利用宗教拉人下水，謀求政治目的的野心。

　　達賴此時拋出“轉世聲明”為了什么

　　十四世達賴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拋出“轉世聲明”？

　　幾十年來，達賴一直是達賴集團的政教合一領袖和實際操控者。不管他宣稱什么“退休”、“交權”，這個集團的一切活動仍然是以他為中心的。盡管達賴多次宣稱“再活20年沒有問題”，甚至預言自己會活到113歲，“流亡政府”也動不動就為達賴大操大辦“長壽永生”法會，但是如達賴本人所說，他的身體是由“印度的大米、木豆和印度甩餅做成的”，那么早晚也會有像凡夫俗子一樣離世的那一天。達賴越來越頻繁地把轉世掛在嘴邊，表露了內心的焦慮感和緊迫感以及對前途的茫然，需要督促流亡集團在他有生之年抓緊為他去世以后的前途打算，避免那一天到來時流亡集團陷入混亂，土崩瓦解。

　　達賴集團圖謀“西藏獨立”是打著民族、宗教的旗號進行的。“達賴喇嘛”的宗教稱號對藏傳佛教信教群眾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也是達賴集團騙取國際同情的最好招牌。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達賴轉世事務要經過打卦觀湖、國內尋訪、金瓶掣簽等一系列程序，最后報中央政府批準，這是十四世達賴掌控不了的，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達賴公然否定中國政府對活佛轉世事務的管理權力，目的是由他的小集團繼續掌握下一世達賴的名號，為他的分裂主義政治目的服務。

　　達賴跑到國外后，一直靠外國勢力供養。迄今“流亡政府”90%以上的開支是由外國政府撥款和“非政府組織”捐贈的。外國人的錢不是白給的，達賴必須顯示自己值這個錢。達賴說過，“中國政府把我看作一個麻煩制造者，所以我的職責就是去制造更多的麻煩”，以給中國政府制造麻煩的方式顯示自己存在的價值。達賴已經76歲了，不管他如何不情愿，自然規律將促使他逐漸減少活動直至退出歷史舞臺。達賴炒作自己的轉世問題，甚至許愿將轉世在一系列國家，就是企圖把這個問題操弄成一個國際熱點，為外國勢力繼續干涉中國內政、實現分裂中國的目標提供口實。

　　藏傳佛教不是達賴一個人的，在有達賴世系之前就有藏傳佛教，達賴世系只是藏傳佛教眾多教派活佛系統中的一支。十四世達賴與前世歷輩達賴喇嘛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一個反對自己祖國的政治流亡者。達賴叛逃50多年來，藏傳佛教繼續在中國延續和發展，并與當代社會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歷史上信教群眾依據每一世達賴的功德做出了不同的評價，修建了規格不等的靈塔。十四世達賴應該想的是自己將以什么樣的面貌寫在歷史上，而不是如何繼續與中國政府作徒勞的搗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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