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長期存在不安定因素，多次暴發，究起原因是如何形成的。這既有民族，歷史，現實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是五九年平叛后，一直處于安定狀態的西藏，因何在八十年代再次暴發民族沖突。有一個人與此密不可分。此人就是胡耀邦。


1979年的3月12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達賴喇嘛的代表，進一步表明和解態度，并且以實際行動配合這種表態──幾天之后，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釋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亂”參加者共376名，對已經刑滿釋放但仍然“戴帽”進行“監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即不再當作敵人對待。

中共與達賴喇嘛和解，有一個絕對的前提--西藏必須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用鄧小平的話說──“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談”。為中央與西藏自治區的關糸地位定了一個基調。

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了“西藏工作座談會”。那個會后來被稱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并將座談會的紀要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兩個月之后，胡耀邦親自到西藏視察，隨行者有當時的副總理萬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民族委員會主任楊靜仁等。胡耀邦在拉薩逗留了九天，與各方面開會、談話，臨走的前一天，召開了4500多人--囊括西藏黨、政、軍所有縣團級以上干部--參加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在會上，胡耀邦發表了激情洋溢的講話，提出未來的核心目標是“盡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較快地提高起來”。為了做到這一點，要解決六件大事。分別用一句話概括大意，所謂“六件大事”如下：　　一、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干部要敢于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征購；
　　三、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
　　五、加強藏文化的地位；
　　六、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

　　在那個講話里，胡耀邦最后說：“所有的六條，目的是為什么東西呢？我們希望是什么呢？希望兩年到三年，扭轉西藏人民貧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轉貧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過三十年來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較大幅度地富裕起來。” 這是收尾總結，一般都把話說得留些余地，其實從他整個講話中感覺，他期待西藏變化的進程還要更快。實施向西方“開放”的戰略，需要盡可能快地改變西藏面貌。
　　胡耀邦在西藏的講話被視為是西藏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其意義可以與1912年西藏驅逐駐藏大臣、1951年解放軍進軍西藏、1959年鎮壓叛亂后進行的“民主改革”相比，決定了西藏 未來的走向。


　　將胡耀邦談的六條與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條章程》、中共五十年代與西藏簽定的《十七條協議》相比，可以發現一個明顯變化：“二十九條”和“十七條”的主體內容都是對西藏施加限制，增強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控制。 尤其是“二十九條”，幾乎都是居高臨下的命令。“十七條”雖然在形式上有對西藏的承諾，表現出北京方面的妥協，但仍然以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為前提。而胡耀邦的“六條”，卻條條都是北京方面自覺向西藏交還權利，或是主動允諾給西藏更多的好處。


　　胡耀邦的“六條”肯定給西藏帶來了好處。對農牧民的免稅、免征購自不必說，那是最直接的好處，從那時到現在一免就是幾十年。實行鼓勵私有化的經濟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數勞動者的歡迎。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在胡耀邦西藏講話之后，從1979年的五億多元長到1994年的接近二十九億元；北京對西藏的基建投資，也從1979年的一億多元長到1993年的九億多元。 近十年來的投資更是大手筆。西藏從這幾方面（“六條”中的二、三、四條）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但是對西藏有特殊意義、可以被稱為轉折的，卻是“六條”中的另外三條（一、五、六條）。


　　對于第一條，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就“西藏工作座談會”所發的[1980]31號文件上，已經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門制定的方針、政策、制度，發往全國的文件、指示、規定，凡是不適合西藏實際情況的，西藏黨政群領導機關可以不執行或變通執行。” 對以高度集權為基本特征的中共，在發給全黨的文件上做出這種許諾，以往是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后，對此又進一步強調，甚至在大會上以煽動的口氣號召：


　　今天在座的縣委書記以上的都在這里吧？你們根據你們自己的特點，制定具體的法令、法規、條例，保護你們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們都要搞啊，以后你們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東西，我們就要批評你們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懶漢思想。

　　多少年來，尤其對邊疆的少數民族，有史以來的一切中央政府都巴不得其絕對服從。主動促使他們不要那么服從甚至敢于抗拒，這似乎是第一次，讓人不能不感到驚訝。


　　在談到加強西藏文化地位時，胡耀邦講得更具體，如在西藏辦一所綜合性大學，全部由國家包起來，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學生；還有漢族干部必須學習藏文等，包括斷言西藏的音樂舞蹈比漢族的高明得多。從他談的那些具體事中，可以體會出他在極力推動西藏人建立自信和敢于自主，促使他們去自覺爭取西藏本地和本民族更高的地位。這種內在的推動遠比那些具體的措施對西藏人的影響更大。雖然他在講話中沒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但在中共中央31號文件轉發的“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里已經有了“全面落實宗教政策”之談，要求“尊重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強調加強藏文化的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得到加強，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隨之復興。


　　恢復宗教自由，可以說是北京在西藏“撥亂反正”的主要標志之一，也是它為了平息西方的譴責而向世界做出的開明姿態。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區和其他各省藏區的宗教都已經達到相當自由與繁榮的程度，大大超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狀況。除了“政教合一”和領主式寺廟經濟沒有恢復，與“民主改革”以前的狀況也已相差不大。雖然中共時有宣稱對宗教要實行控制，大部分只停留在口頭，實際還是放任自流。那些年西藏宗教達到歷史上的高峰期，到處彌漫宗教氣氛。喇嘛僧人不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當局也把他們作為“統戰”對象，優撫有加。每個地方都在興修寺廟，其中很多資金來自中央各級政府的財政撥款。修繕布達拉宮，北京撥款5300多萬元；為十世班禪建陵塔，北京撥款6406萬元，黃金614公斤。 目前僅拉薩市一處的在冊喇嘛就高達四萬多人。直到1996年開始，才把西藏不穩定的根源歸于宗教因素，才對西藏宗教采取了一定的扼制措施。


　八十年代初西藏文化方面的“撥亂反正”，也體現在使用語言文字的變化上。文化大革命期間，官方語言完全變成漢語。開會、發文件、寫材料，都使用漢語，不用藏文。不僅漢族干部不學藏文，連藏族干部也不學藏文了。甚至當時提拔干部，漢語水平的高低也算一條。  自胡耀邦到西藏以后，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和政府連續數次發文，要求在工作場合使用藏語，行文用兩種文字，開會用兩種語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為升學、招工、轉干和使用、晉級、提拔干部的一項主要條件。” 對比歷史上的主導民族皆巴不得少數民族放棄自己語言文字，國民黨執政時甚至設想西藏活佛的轉世靈童必須通過漢文考試才可承襲活佛之位節。


　　在胡耀邦的這種推動之下，到九十年代初，西藏農村已經很少看到漢字，連基層機關門前掛的牌子--包括黨委--也全都是藏文，讓不識藏文的漢人弄不清該進哪個門。基層開會的語言仍然只用一種--不過已經不再是漢語，而換成了藏語。崗巴縣一位漢族副縣長跟我說，縣政府開會從頭到尾全講藏語，只在最后時講一句漢語──問聽不懂藏話而干坐一旁的漢族干部對討論結果是否同意。


　　不過相比之下，對西藏最具轉折性的，還是“六條”中的最后一條--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 胡耀邦號召西藏不要全聽中央的，要保護“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如果不把西藏的黨政干部從以漢人為主體變成以藏人為主體，就是一句空話--藏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靠漢人干部去保護？在講話中，胡耀邦對這一點說得最多，比其他幾點都長一倍以上，足見他把這一點當作重頭，而且要求得非常具體。他的原話有這樣一段：


　　昨天我們商量的結果，在兩三年之內，我的意見最好是兩年，把國家的脫產干部，我不是講的不脫產的，不脫產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國家的脫產干部，包括教員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萬里插話：我那天提了個二八開。）他比我還要激進一點，我也贊成。他說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漢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萬里：我指的是縣級干部二八開，區級干部百分之百……）

　　對這一點，當時阻力是很大的。胡耀邦對此的說法是：“聽說有些同志想不通，不通也得通，先決定后打通。”


　　不過，有阻力也僅是在掌握西藏高層權力的漢人，對一般漢族干部和職工，以往是想回內地回不成，早就巴不得能給他們開這個口子。胡耀邦的講話如一股強風，把中共在西藏苦心經營數十年的漢人隊伍吹得人心紛亂。回內地成了當時所有在藏漢人的話題。而藏族干部當然愿意漢族干部給他們讓位，所以兩相情愿，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專門把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一個副部長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漢人大批內調很快就進入實際操作。


　　胡耀邦講話之后半個月，內調方案已經出臺。方案是這樣設計的：當時西藏共有干部五萬五千人，其中漢族干部三萬一千余人，準備內調二萬一千人；有工人八萬多人，其中漢族工人四萬多，準備內調二萬五千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子女，計劃共九萬二千名漢人在兩三年內離開西藏回內地。


　　當時西藏的全部漢族人口為12.24萬人，[12]由此計算，就是有75%的漢族人口應該在胡耀邦講話后從西藏調回內地。但在實際上，上述方案沒有完全做到。那是因為大批漢族干部職工的內調，使得西藏很多部門單位的工作幾乎陷于癱瘓，不得不中途改變原來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漢人在那次大內調中離開西藏？人口統計數字表明，到1985年，西藏漢族人口從1980年的122400人減少為70900人，  也就是說，有51500名漢人離開了西藏，5年內西藏的漢族人口減少了42%，即使沒有達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謂不大。


　　達賴喇嘛所說“胡耀邦提出中共駐西藏官員減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納” 是沒有根據的。胡耀邦講話僅一年，阿沛·阿旺晉美在西藏直屬機關縣以上干部會議上講話，就談到“在短短的時間里，至少內返了漢族干部職工和家屬三萬多人”，表示“第一批比原計劃走得多了些”，同時表示“內調工作的政策沒有變”，還要搞下去。 據我對西藏阿里地區的實地調查，那次內調之前，阿里共有1700多漢人干部，內調后只剩200多人，減少了將近90%。相比西藏其他地區，阿里的漢人是走得最徹底的。一是因為阿里地區最艱苦，漢人對內調特別積極；二是因為當時阿里地區的藏族專員（地區最高行政主管）特別放手，提供一切條件讓漢人離開。那位專員因為“對中央精神貫徹得力”在當時受到上級表揚，現在已經提拔為西藏自治區副主席。后來阿里地區雖然又重新接納了一些漢人（多數是學校分配的畢業學生），到96年全地區也只有400多名漢族干部，遠遠不能跟當年的1700人相比。


　　不光是漢人的人數減少，權力也在同時交給藏人。1993年，西藏自治區一級的干部56人，已經有38人是藏族， 占68%；487名地區級干部，藏族為313人，占64%；縣級干部中有藏族2088人，占60%； 區鄉一級的干部則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級除了黨的第一書記大部分由漢人擔任，政府、人大、政協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財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門的職位也都屬于藏人。


　　后來西藏出現反對漢人的運動，胡耀邦也因為“制止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鄧小平罷免，他在西藏的講話（包括后來去新疆也講了類似的話）在黨內也遭到攻擊，并被認為是他個人的任意發揮。


　　對于中央為什么決定向藏族干部讓權，胡耀邦講話中有兩個解釋


　　你們沒有算這個帳，減少五萬人一年就減少兩千萬斤糧食，不知你們算沒算這個帳？我們現在從內地把豬肉、雞蛋、大米、白面，還有日用品，運上來，要花多大力氣呀！這么一來（指把漢族干部調走），我看三方面會滿意，中央滿意，漢族干部滿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滿意，三方面滿意，我們為什么不干這個事情呢？


　　 回顧毛澤東時代幾代人苦心經營，漢藏民族團結達到空前高潮。至今一些藏民家中至今供奉毛澤東的塑像。篤信佛教的藏民尊毛澤東為“文殊菩薩”。西藏一直處于安定團結的局面。經過胡耀邦的一糸列改革，西藏逐步產生分離主義。直至公開對抗中央政府。 最終導致了西藏政權的異質化。事實證明，在外部破壞因素和內部分離主義沒有明顯消除的情況下，胡耀邦當年的西藏政策，無疑成為西藏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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