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全國政協委員張茵在全國兩會期間要求取消“無固定期限合同”,委員馬介璋呼吁《勞動合同法》應該緩行兩三年之后,廣東省長黃華華也于3月9日也對勞動合同法表達了自己真實的意愿:“《勞動合同法》引發那么大的反響，不是什么好事情”，黃華華省長建議全國人大應該指派專門調查組對引發巨大爭論的《勞動合同法》進行專題調研.黃華華說，《勞動合同法》絕對是部好法，應該支持。但頒布以后遭遇了空前的爭議，在前不久召開的廣東省、廣州市兩會上也引起熱議，很多代表團圍繞該話題展開了很長時間的辯論，“那天我在佛山團討論，本來沒這議題，最后卻爭了一個下午”。黃華華說，過去5年的所有法律中，包括備受注目的《物權法》都未曾如此火爆，個中原因值得深思.

鳳凰淑女：敢肯定地說，這位黃省長是個沒將勞動合同法看懂的人,或者是一個為資本方代言的人。否則他就不會說"備受注目的《物權法》都未曾如此火爆"這樣的話了。現在很多高級領導對企業家的話（說白了就是對富人的話）完全聽的進去,不但能聽進去，還做代言人。而對身邊工作人員和那些真正需要他關心和愛護的群眾"子民"卻不放在眼里，對民眾的利益，民眾的呼聲卻可以忽略甚至是拖延，（其實是藐視），不削于關心群眾的呼聲這才是真的危險，才不是個好事情。一省之長,如果不懂得法律就信口雌黃,那個地方的工作和執行法律情況就會出偏差。具體說，有幾個高級領導真的搞懂過勞動法？這才是個嚴重的問題。

應該說勞動法是一部好的法律，且不說勞動法在出臺前充分的經過調研和醞釀，它保護的是職工正當的、沒有非分之想的利益。（總比無法可依強）職工要一個生存環境，這個要求一點都不過分。企業這幾年發展很快,和國家把利益不斷讓給企業而職工吃虧有很大關系。現在企業發展了富裕了，職工收入和工作身份待遇卻沒有保障，這是不合理的。就勞動法中關于和職工“簽定無期限長期合同”而言，不過是延續了過去舊勞動法中的一條,把它更具體話而已。并無擴大化地保護職工利益甚至到了給職工“鐵飯碗”或者“將企業搞垮”的地步，這些話從何而來呢？

用人單位就該把人力資源支出作為企業財務項下的正當成本計算，但這個成本多年來都處于一個很低的水平，人力資源支出低正是很多企業的利潤增長點，尤其是外資企業，更是明顯的利用這一點增大利潤。企業對原材料漲價無話可說，知道接受和消化，而對人力資源的成本稍微認真一點，提高一點，就跳就鬧，就大會小會“控訴”，好象國家用法律的形式不讓他們發財了，這說明什么呢?說明過去對人力資源使用上，實在是剝削太多了，勞動力成本太低了，低到了“外國企業無法接受的地步”。（外國企業里如果這樣用人，職工早就跑完了）。這樣低下的勞動力，造就了大多數人在改革中不但沒有得到改革實惠，還不斷被貧富差距拉大到成為社會邊緣人，落入貧困。一直在打工，家庭卻一貧如洗，到一把年紀了，卻被企業一腳踢飛到到社會去無人管了，這對一個社會來說，合理嗎？（套用那位黃省長的話“不是什么好事情”，可惜他這個話不是用在這里的）。

企業對職工的關心也就是對生產資料中重要一部分的關心。使用得當，人力資源是可以發揮更大作用的生產資料，使用不得當，企業天天招工換人走馬燈一樣地培訓新人，這對企業發展也不是好事情。須知你企業不但要付出培訓新手費用，還要承擔企業秘密流失的風險。

但企業尤其是廣東江蘇沿海一帶的企業，這次通過政協委員的口，在全國聯手反對新勞動法，我覺得也要認真看待，我分析企業主們的意見內涵是：也許想給政府壓力，就此而希望政府減少對企業的稅費,這大概是一個問題。那么我們就要考慮是否在企業勞動力成本有所上升的現實下，考慮重新核實企業成本和稅費。

好多企業主尤其是私營企業和股份制企業主對新勞動法存在著誤解，反對新勞動法，理由是說“無限期合同是大鍋飯”,這就很好笑了，你私營和股份制企業都不是大鍋飯的國營企業，你那里來的大鍋飯?不是把大鍋飯這個鍋非要扣在自己頭上吧?再說了，一個企業里只有好的優秀的職工才會被企業長期使用，為了安定那些技術人員骨干人心和留住人才。企業和職工自愿簽定無期限合同,這是一種自愿的行為，也是根據企業的需要和發展而決定簽定與否。企業畢竟是比職工強的一方，在職工和企業兩方里，企業總是占主動的，你不自愿你可以不簽，當然你不自愿的理由必須合理合法。假如你覺得職工違反了公司職工條列,或者根據企業發展不值得簽定長期無固定期限合同，你可以表示你這個愿望,并且向職工和工會說清楚你的企業發展規劃，企業需要長期用什么樣的人。

不僅企業主對新勞動法中的條款存在著誤解，就是政府和分管勞動法執行情況的官員也會對新勞動法存在著誤解。比如企業和工會協商了，因為企業要轉產，對某個工作十年以上的職工企業覺得沒必要繼續簽定合同，因為轉產后不再需要沒有技術的職工，或者企業技術改造后會多余一部分員工，這些員工又是工作時間長的，這種根據企業發展戰略和需要，不簽定長期無固定合同，我想是應該允許的。據我了解，這些年企業發展很快，從原來的勞動密集型無技術含量型，往科技技術含量加大型發展過度，對員工的要求也隨著發生變化，那些沒有技術能力但工作時間長的人也會被企業淘汰，這是很正常的，政府該是允許的。而很多勞動法執法監督大隊卻不顧企業的具體情況去亂罰款或者勞動糾紛官司中總是企業輸掉，這個，企業是有意見的，希望政府部門實事求是地執行法律。

我覺得,現在的高層公務員身負重擔，承擔著協調各方面利益的重擔,保證著一方百姓的平安,過去說是"父母官,"現在不是父母官了，是公仆，是全省人民的公務員，那么你的立場、你的屁股就要考慮坐在什么地方，聽取什么意見,表達和支持什么,反對什么。省長周圍全是富人,聽取的是富人的意見，政協委員也全是先富起來的人和靠勞動發展的企業主，他們當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而省長你，卻不能只站在他們的立場說話，你不僅僅是富人的省長,你是全省人民的省長.。（由此我就想起了好多人為什么呼喊民主選舉，你省長不是民選的，你當然不顧民眾的意愿.）

改革開放幾十年，從前高喊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原先讓一部分人先富的目的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今好象并不是那樣的結果，富裕了的人,對法律中稍微有所關心民眾的條款，說白了，就是稍微傾斜與民眾的條款都反感，你是想富了還想更富，打工的民眾是想保持個相對穩定的飯碗，和有始有終的一個工作環境，就這么一點點正當要求，就遭到大大小小的企業主的反對，理由很充分：“我組織勞動，我交納稅養活了官員,我有權利提出保護我的利益”，很好,企業富了，企業家交納稅了，做貢獻了，國家也跟著富裕了，你們有功勞，但不要忘記,這些富民政策是國家給的，有了好政策，才有了業主的發展。

國家現在要用法律的形式對那些沒有分享到改革成果的、過去忽略了他們的正當利益、改革發展作出了重大犧牲的勞動民眾職工給予人權關懷，根據憲法保障"人人都有勞動的權利",保障他們在給企業做了貢獻后不被企業輕易無端的榨干后甩給社會從而制造社會問題，國家就是用法律的形式限制了企業對人力資源光壓榨不養活不承擔的問題，就這么限制了一點，無非是告訴企業，你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不能對職工那么隨便，就被習慣于隨便開銷員工慣了的企業主們呼天搶地,開會"聲討"之,聚眾漫罵之,行動抵制之,我想，很多企業主是被國家過去過于寬松的用人制度給慣壞了，實在是忘記了自己能發財和現在有能力顧人干活當老板，能交納稅款,完全是國家給予的支持,今天要你以法律的方式回報社會了，你就不滿了.難道這個社會只允許你活,不允許打工者活么?那顯然是不公平的。職工也會說，我也希望富了交納稅款，我愿意承擔給國家交納稅的義務，但你法律要給我一個機會才對。

省長也好，企業主也好，不要忘記了，世界上的人是有富有貧,但在貧和富之間除了個人能力外，還有政策的扶持，以及貧富的平衡點。一個社會里，窮人太多了，富人是不安全的，這一點,西方的富人好象比中國的富人活的明白，他們千方百計維護那個“貧富平衡點”，不讓它超越另一部分人的忍耐度，保持社會和諧。

國家出臺某個政策，不會只想著某一方面人得利而不顧及另一部分人，那樣的話，就失去平衡，就打破平衡點，這對國家整體和諧發展是不利的。企業主暫時不理解很正常，要給他們宣傳法律，但那位吃著官家飯，站在官方的立場考慮全局的省長，你怎么也不理解呢？民眾需要看到一個省長正確的把握全局的立場和掌握政策法律的水平，而不是被某些利益相關的人把你也鬧暈了頭。

鳳凰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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