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雜談
盧麒元
經(jīng)濟學是研究資產(chǎn)分布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學問。經(jīng)濟學的最高境界,在于找到道德和效率的平衡點,并由此延伸出,在特定時間和空間內,可穩(wěn)定持續(xù)發(fā)展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其實,經(jīng)濟學的難點在于對平衡點及其變動趨勢的把握。至于如何建立概念和邏輯關系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因此,一個優(yōu)秀的經(jīng)濟學家必須具有深厚的哲學和社會學功底,并且可以熟練使用數(shù)理統(tǒng)計工具,還要擁有相當水準的語言運用能力。惟其如此,才能找到道德和效率的平衡點及其變動趨勢,并且精確進行描述,并由此延伸出制度和政策建議。
西方經(jīng)濟學,是建立在西方特定道德倫理基礎上,依據(jù)西方特定社會條件,在特定時間和空間內,關于平衡點及其變動趨勢分析的,一整套概念和邏輯體系。毫無疑問,這套體系的建立是極其有意義的。這為西方制度和政策的安排奠定了理性的思考基礎。當然,也為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提供了極好的樣板。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理解西方經(jīng)濟學,要緊緊抓住其內在邏輯,要學習他們建立邏輯體系的方法。不能簡單地撕取支言片語,以為窺一斑而知全豹。僅僅撿拾一些碎片和工具,根本無法建立起邏輯體系的大廈。當然,更不應該以此為脂粉,裝神弄鬼,騙錢害人。
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分布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學問。其機理與經(jīng)濟學無異。其他學問亦具有相似性。
學問,說道底,是尋找真理的過程。說道真理,便想到《心經(jīng)》中的一句話:諸法空相。
即使是最好的概念和邏輯體系,也存在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性。真理存在相對性。一旦陷入真理迷信,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陷入謬誤。中國學界時下流行“兩個凡是”,一個是市場,一個是民主。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兩個凡是”毫無深度可言。于是,中國的學術,演變成了文革式的“語錄”泛濫。西方學者的名字、概念、工具滿天飛。肢解和閹割了中國人自己的學問能力。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泛濫,已經(jīng)很難看到真知灼見。學問異化成了販賣本本和教條。無人靜心治學亦無人誠實發(fā)問。本本和教條販子成為學者和專家。擁有本本和教條的人們,用廢話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話語霸權。中國社會科學界正在進行經(jīng)典的三誤:誤國;誤己;誤人子弟。
毛澤東在延安寫下了《矛盾論》與《實踐論》。這不是毛澤東有哲學偏好。中國不解決哲學問題,制度和政策的安排就沒有邏輯基礎。事實上,毛澤東對中國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律有著極其深刻的認識。經(jīng)歷過五四運動的毛澤東當然清楚,民主和科學需要制度演變過程。毛澤東沒有照抄西方和俄國的案例,創(chuàng)造性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歷史證明,毛澤東的道路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正確的含義,不是完美,而是現(xiàn)實有效。直接從哲學入手,這是毛澤東比曾國藩、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高明的地方。也是毛澤東在英雄輩出的時代,在中國乃至世界擁有超然領袖地位的原因。當然,哲學上的深刻,不能完全避免技術上的失誤。不過,技術問題是可以改進的。一個民族,一旦喪失哲學思辨能力,最終將淪為精神奴隸。這樣的民族國家只能成為他國的附屬和附庸。世界現(xiàn)代史,已經(jīng)有太多這樣的案例。
當代中國也有一些優(yōu)秀的學者,例如何新先生、王紹光先生等,他們重回經(jīng)典、重回歷史,重新發(fā)掘中國的倫理和道德基礎,重建中國的概念和邏輯體系。這是極為艱難復雜的工作,這是沒有現(xiàn)實利益的基礎性工程,這是很難為當代人理解的愚公移山。但是,再過十年二十年,中國的學問會慢慢地建立在他們整理出來的“地基”之上。中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方法論發(fā)軔于《易經(jīng)》、《道德經(jīng)》、《論語》等經(jīng)典。由中國的倫理基礎出發(fā),尋找和建立中國道德和效率的平衡點,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現(xiàn)代中國的法律制度體系,這是多麼重要而偉大的學問過程。
筆者的孩子被劍橋大學錄取了。這樣的中國孩子越來越多。筆者不為劍橋的名氣而高興。筆者欣慰的看到一些希望。這些孩子們接受了相當?shù)膰鴮W滋養(yǎng),又可以系統(tǒng)的學習西方文化,學貫中西的他們,將在未來幾十年內,重建中國各種學問的概念和邏輯體系。他們這一代,不再是物質上站起來,精神上匍匐下的一代。到那個時候,中國人就不必為數(shù)學上的小康而自豪了。我們不僅重建并擁有了真正的學問,我們同時可以完善并擁有人類的高度文明。
(以此文答復友人關于學者和學術的一些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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