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里的“經濟學說”：我看茅于軾先生的漲價論

[ 一生歡樂 ]  發表時間： 2008-01-06 20:27:55  [ 發短信 ] [ 回復 ] [ 樹狀 ] 
 

　　　　　　實驗室里的“經濟學說”：我看茅于軾先生的漲價論

　　2007年11月份，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在一高端經濟論壇上表示，大學提高學費對窮學生有利。他說，一個真正好的體制，是可以收費高，但花80％在獎學金上，窮人就上得起大學了。此論一出，立即就招致了鋪天蓋地的批評。

　　　近日，同一種聲音又從另一名“著名經濟學家”口中說出，這便是茅于軾先生。他在做客“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作《國富國窮―――制度和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演講時這樣說，“大學學費要提高，很多人反對，我是贊成的”，“我也主張電價要漲。”他認為目前的中國高校里，窮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學費降低，是讓不窮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學費的人搭了這個便車。他認為，最好的方法應該是提高學費，通過提高的學費，以增加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來解決窮人上學的問題。對于電費漲價，他認為目前中國的電價是政府補貼的。但窮人一個月只用10-30度電，富人一個月則可能用300度電，政府的補貼實際上補給了富人。正如高校學費一樣，“電費應該提價，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標準的辦法來補助窮人。”

　　去年7月份茅于軾先生就提出了“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高論，如今又拋出“高校學費漲價論”，筆者不禁感到：經濟學家與普通百姓相比，到底是不同的，不僅會別出新裁另辟奚徑，想人之所不能想，還敢于捍衛“真理”，我們姑且不去論其論是否正確，僅就這種精神來講，真是令人佩服。

　　不知為什么，由茅于軾先生筆者竟想起了關于手機電池的話題。我們平時用手機，感觸最大的便是手機電池容量太小，一般的情況下，普通的手機電池也就是打兩三天，如果電話多恐怕只能打一兩天，這就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不方便。于是一種自稱待機時間多達幾月的手機廣告開始充斥在各大媒體上，有的人買了卻大呼上當，說充其量也就是能用一個星期罷了。這是為什么呢？或曰：那是在實驗狀態的數據罷了。在實驗室狀態？是啊，在實驗室中，有穩定的溫度、溫度等環境因素，待機時間自然長。但在現實中，環境不同了，運作不同了，自然用的時間也會不同。

　　我之所以扯這么遠，是因為我感到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雖然其精神可佳，但卻只會在實驗室中創造想當然的理論，就和手機電池的待電時間一樣，怎能不引起公眾的質疑和批評呢？

　　對于茅于軾先生的“高校學費漲價論”，我看到有不少批評的聲音，也不乏謾罵聲。在此，筆者不贊成無端謾罵，魯迅先生說過：辱罵和恐嚇不是戰斗。我贊成就事論事的理性論爭作風。因為我們面對的不是貪官污吏，我們面對的是一種社會問題。在高校學費的漲價與否這個問題上，無論你持什么樣的觀點，結論都是要讓“窮人的孩子上得起學”。所謂“殊通同歸”，目標是一致的，關鍵是要采取什么樣的途徑，到底那條路才能夠抵達那個目標。而茅先生的“漲價路”能否抵達那個目標呢？

　　茅先生在演講中說，窮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我不知道茅先生這個數據來自何方？是經過艱苦的調查得出的？還是想當然估計到的？我之所以有這樣的疑問，是因為這個數據很重要，它是基本的論據，它的真實與否關系到茅先生的高校學費漲價論的可行與否。因為，只有在窮人孩子的比例只有10-20%時，那么80-90%富人們孩子的學費才能夠彌補窮人孩子學費的困窘，如果窮人的孩子占了一半或更多的比例，那么富人孩子的學費是很難彌補窮人孩子學費的虧欠的。同樣，電費漲價論也是這樣，如果窮人占的比例大，那么向富人多收的電費就不足以補貼窮人，這樣的話，茅先生的論斷自然就不成立了。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那就是窮富的標準問題。不知茅先生的窮人富人的標準是什么，但據筆者淺薄的認識，我國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還占絕大多數，還有許多人連溫飽尚未解決，許多人也就是剛達到中國式的小康而已，這樣的情況下，除了那10-20%的窮人外，難道剩下的80-90%的人都是富人了？如此的話，可真該歡呼了。

　　經濟學做為一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比，雖然沒有物理性的量化證明，但也要以嚴格謹慎可信的調查數據說話，絕不可以信口開河的，更不能坐在家中憑主觀想像推論。從這一點講，茅于軾先生做為“著名經濟學家”，就不能簡單地拋出“高校學費漲價論”，而應該以真實可信的調查數據做為依據，來證明此論斷的科學性。我以為最起碼要先做如下的工作：首先，要確定一個合理的科學的窮富標準，只有標準確定了，然后才能調查，否則沒有標準，何來窮人富人？而且我以為，這樣的標準不能由茅先生自然想當然地定，而是要多方參與，真正符合中國的國情和百姓的實際生活水平。其次，就是要搞好窮富人比例的調查。這不是說說就行的，要下大力氣才行，而且一定要做到客觀真實，不能有絲毫虛假。這樣的話，全國所有的大學你最好都要進行調查，也就是說調查統計所有的大學生家庭到底是屬于富人還是窮人？只有這樣調查出來的真實的數據才能證明你論斷的科學性。而這些調查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和時間的，就個人而言也是需要極大的精力的，所以就此我看茅先生并沒有做過這樣的工作。而根據想當然的設想在自己實驗室里得出的數據，茅先生就提出高論，難怪會受到廣泛的質疑了。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應該是一個真理。如果是普通公眾根據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感受說出一些言論，做出一些表態，即使沒有經過普遍的調查也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做為頭上掛著著名的“這家”、“那家”桂冠的如茅于軾先生者流，如果不加調查就說出這樣那樣的言論來，就是極端地不負責了，就是極端地缺乏科學精神了，不但有損于頭上的桂冠，也是對人民對社會的一種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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