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茅于軾先生，您何不直道而行 

茅于軾教授最近寫文章，稱自己要“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茅教授說，現在為窮人說話的很多，替富人說話的很少；為富人辦事的很多，為窮人做事的很少，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讀了深為詫異。某種程度上，我愿意這樣理解茅教授的說法：既然為窮人說話和為富人做事的人都已經很多了，多一個少一個無妨。然而，我以為，學者貴在直道而行，行事本乎道德，治學本乎真知，而非以站在哪一邊的人之多寡而預定自己的軌跡。

我可以同意茅教授的說法，現在為窮人辦事的人不多，而且對茅教授在為窮人做事上作出的努力（如給農民小額貸款）深為敬佩，但我幾乎不能同意他的另一個判斷，那就是現在“為富人說話的人很少”。

富人既能夠因為出得起酬勞而讓很多人去辦事，也同樣能夠為酬勞去讓很多人說話。通過做事而獲得酬勞還需要很大的付出，通過說話而獲得酬勞簡直算坐地收錢，“口力勞動”的回報不是比腦力或者體力勞動的回報更經得起投入產出比的衡量么？當然，通過“口力勞動”去服務于富人，也是要有條件的，情形正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當了專家了，說話有影響了，也就可以“貨與富人家”了。

事實上，我看到，今天已有太多的人，文武之藝學成也好，未學成也好，博士、教授、專家之類的名頭一戴，就可以開始“出貨”了，既可以貨與帝王家，也可以貨與富人家。于是人們聽到了很多高頭講章，一個地方要撤古建筑，有人來論證那根本就不算歷史風貌；一個富人要推銷一樣產品，有人來說如何有利于身心健康；一個城市要上某項目，有人來宣布絕不用擔心環境污染。這些都叫“權威意見”。我看到，這種貨來貨去的把戲搞多了，人們已經對“專家”不那么客氣了，專家的學術道德與為人道德都被深度懷疑。

“為富人說話的人很少”，從數量上說，也許是這樣的，但數量少又怎么樣呢？這是一個大眾傳播時代，而非口耳相傳的時代，搶話筒的游戲中，“權威意見”總是要得勝的。這又是一個知識和人才雙雙得到尊重的時代，而非一個投票時代，故而重要的不是人數的多少，而是成員的影響力，有影響力的少數具有絕對的優勢。

在今天的傳媒上，再不會見到教窮人怎樣過日子的內容，而教人怎樣過好富日子的東西，看得人都已經麻木了；生活觀念、生活方式、生活態度、生活場景也已經高度富人化了，在傳媒上，窮人不只是喪失了位置，也基本喪失了尊嚴，人們羞于以他們的形象來代表這個昌盛的時代，也不肯給他們的生活賦予意義。出類拔萃者才能獲得各種享受，因而才能獲得生活樂趣，而窮人乃至普通人都應該羞愧，這才是傳播制造的人生意義。

在這種情勢下，茅教授擔心“為富人說話的人很少”，不能不說是誤判。為富人說話的“權威”太多了，聲音太大了，富人的意識形態在今天都已成為事實上的“政治正確”，窮人已差不多變成單純的被同情者，而不再是一種現實的社會力量了，還能說“為窮人說話的人很多”嗎？而因為這種誤判而“反其道而行”，生怕富人吃了虧，就更是迂腐。即使要“意見平衡”，茅教授也該去平衡一下富人擁有的“權威意見”過剩，而不是立意“為富人說話”，做錦上添花的事情。請問，立意要“為富人說話”，茅教授是否會為富人幫腔時踴躍上前，遇上富人有什么問題時刻意回避，這又算不算曲學阿世的一種特殊形式呢？

我想，一個學者，固然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但也不必硬要反千萬人之道而行。說出自己的真認識，表達自己的真看法，而不管人數之多少，這才是直道。茅教授，您何不直道而行？
200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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