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介紹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安姆赫斯特分校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茨對蘇聯解體原因的研究結果。科茨教授的研究成果匯集成書在美國出版，題目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應中國人民大學邀請，科茨教授曾來華訪問，就蘇聯解體的原因作了一次專題講座。以下是其講課內容的摘要。

1991年下半年，我訪問過蘇聯，曾直接觀察到蘇聯解體過程中的若干情況。近幾年，我根據當時的見聞和大量的歷史資料，對蘇聯解體這一本世紀中重大的歷史事件作了一次系統的分析。我寫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概括了這個研究成果。這本書以翔實的資料說明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等國在試圖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中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災難。

現在關于蘇聯解體的解釋，西方有個主流觀點，它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計劃經濟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蘇聯的計劃經濟就開始崩潰了，所以，蘇聯別無選擇，只有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

第二，這是蘇聯人民的選擇。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旦給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會提出廢除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

蘇聯是進行社會主義試驗最長的國家。曾取得過舉世矚目的成就。用上述觀點來說明解體的原因，在我看來，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這不符合歷史。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于1928年，從1928年至1975年大約50年時間，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是非?？斓?。我們不管用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還是西方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恐怕資本主義國家是做不到的。

由于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早在1940年前后，蘇聯就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西方有個統計，30年代蘇聯工業機床進口量的比例曾達到85%～90%，二戰開始后，全部由國內自己生產，極大地促進了工業化和技術進步。從1950年到1975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4.8%，而美國同期的增長率為3.3%。西方的統計還表明，在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發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國家。當然這不等于說，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問題。

從1975年到1989年，蘇聯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慢，這是相對于前幾十年而言，并沒有崩潰。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是1990年夏開始的，其原因并不是由蘇聯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引起的。

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范圍內最大的俄羅斯共和國議會議員，同年6月，他通過一次驚人的選舉，當選為俄羅斯的主要行政長官。這時，葉和他的助手們開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導致國家經濟出現明顯下降，約為2%左右。1991年，葉領導的俄羅斯又在更大范圍內破壞中央計劃，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部分截留下來而不上交中央財政。當年，蘇聯經濟下降13%。可見，90年代初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于體制內部，而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對西方主流觀點的第二方面我們怎么看？據我了解，1990年前后，為研究蘇聯改革的走向，包括美國民意測驗機構在內的許多西方國家在蘇聯進行了多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支持實行資本主義的人在5%～20%左右，高達80%的人民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如1991年5月，美國一個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一次一千人規模的民意測驗，其中一項內容是“你是否贊成在蘇聯實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贊成。這樣看來，蘇聯公眾的大多數并不想取消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

我從歷史事實出發得出的研究結論

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我這里指的是為數十萬人左右的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正是這個精英集團企圖實行資本主義，以便他們享有更大的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所以我把書名定為《自上而下的革命》。

我并不認為這個精英集團的每個人都贊成資本主義，比如雷日科夫就與大多數黨的干部不同。我在1992年與他進行了一次交談，發現他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為社會主義改革最終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感到無比的痛苦。但在蘇聯精英集團內部，這樣的人無論如何是太少了。他們中的多數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并且與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下面，我提供一項來自美國的調查結果。

1991年6月，美國一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做了一次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調查，調查對象是掌握著高層權力的黨政要員。調查采取特定小組討論的方式，一般要同調查對象進行4～5小時的談話，通過談話以確定他們的思想觀點。

分析結果是大約 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明確支持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擁護改革，并希望社會主義實現民主化；76.7%認為應實行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在世界上存在最長、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蘇聯，黨的干部隊伍內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實在令人震驚。

讓我簡單地分析一下這種現象。從1975年到1985年，蘇聯經歷了十年的平穩發展時期，此時蘇共黨內醞釀著一種力量，就是要求改革。戈爾巴喬夫作為改革派的代表而當選為中央總書記。戈在改革初期試圖通過改革克服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存在的若干問題，使蘇聯走上經濟、政治民主化之路。具體地說，就是政治上實行分權，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意識形態領域減少控制。

這樣做的結果導致蘇共的權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發了黨內三種力量間的斗爭，

一是要堅持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進行改革，

二是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

三是有人公開主張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葉利欽恰恰是第三種力量的代表，他當過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其言論和政治影響是巨大的。

90年代初，葉當選為俄羅斯行政長官后，事實上形成了蘇聯境內兩個政權并列的局面，一個是蘇共控制的中央政權，另一個是葉掌握的俄羅斯政權。由于俄羅斯人口和領土面積的絕對優勢，葉逐步占了上風。根據蘇聯憲法，俄羅斯沒有自己的軍隊，葉不是靠軍隊的支持，他的基礎是蘇共黨內的那些主張搞資本主義的精英們。

據我研究，70年代蘇共領導集團還是由理想主義的革命者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據蘇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

盡管這些精英們還在不斷重復官方的觀點，但相信者是極少數的，他們開始考慮實行什么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許多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會減少自身的權力，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然賦予他們某些特權，但又限制了他們把權力傳給子女和聚斂更多的財富。

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我認為，葉利欽之所以能夠采取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蘇聯解體，就是由于共產黨內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精英們的支持，從而也才能使俄羅斯順利地向資本主義過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個叫尼庫拉亞夫的蘇共高級干部交談，他在世界上的許多熱點地區工作過，估計是個克格勃成員。我問他：“你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當時蘇共還存在。他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蔽衣犃烁械讲豢衫斫狻，F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確無誤地揭示了蘇聯解體的思想基礎問題。

這里順便說一下，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蘇共精英們并沒有想錯，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比如切爾諾梅爾金，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后天然氣公司私有化了，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他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個人之一。前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也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于人民的財富變成個人的財產。

關于蘇聯解體事件，還有許多誘發因素。如1989年至1991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葉利欽和他的盟友們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這個關鍵。再就是黨和政府的媒體控制權落入了企圖實行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手中以及民族矛盾和圍繞議會選舉展開的各種斗爭。但從根本上說，是精英集團自身的問題。

下面我想說明的是，為什么一個由黨的精英集團和城市知識分子組成的聯盟竟能不顧廣大蘇聯人民的反對而推行資本主義道路呢？

我認為，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廣大人民確實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處，但在政治上是比較被動的，缺乏政治權利。當精英聯盟要搞資本主義時，他們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當然，在葉利欽掌權初期，也還是顧忌到人民對制度的選擇，他在各種公開講話中盡量掩蓋其真實觀點，不暴露準備建立資本主義的企圖，而是說要通過改革引入市場經濟，逐步消滅政治精英的特權，這與一些公開講要在蘇聯進行一場資本主義革命的人比，無疑是一種最廉價的欺騙。

社會主義的蘇聯解體了，這并不說明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也不證明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更優越。相反，要把一個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工業化社會，最優越的制度仍然是社會主義制度，這已為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后的歷史所證實。人民選擇社會主義，不僅在于更有利于社會發展，而且在于這個制度有利于實現最大范圍和最高程度的社會公正。

蘇聯解體的教訓在于，一個由少數精英管理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過世，很難保證繼承者們不想通過實行資本主義而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

我相信，社會主義在經歷了一個長過程的發展后，會逐步解決上述問題，真正實現大多數工農群眾不僅有受教育的權利，有勞動的權利，還有直接參與和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這樣的社會主義肯定比資本主義優越，而且必將作為一種持久的社會制度而存在。

關于美國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有人認為由于里根時期大幅度增加軍費迫使蘇聯也搞軍備競賽，結果把自身的經濟拖垮了。如果這是里根政府為了炫耀削弱共產主義的政績，那就無可非議。如果是對歷史負責，那么我就要告訴大家，據美國的資料顯示，80年代蘇聯軍費開支絕對數是增長較大，但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比例與50年代是完全相同的。

應該說，對蘇聯的解體，美國和西方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意識形態非常有效地滲透到了蘇聯知識分子和黨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研究了蘇聯經濟學家的思想傾向，并將其與英國經濟學家比較，發現他們更擁護市場化。

憑心而論，筆者初讀此文，并未對科茨教授的觀點特別關注。然而，隨著政府官員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個別貪官之腐敗程度已足夠驚世駭俗；而知識分子中那些所謂主流學派對私有化的鼓噪甚囂塵上之際，我開始認真研究科茨教授的觀點。當我仔細將科茨教授的觀點全部梳理一遍，將其論據部分暫時擱置，而將核心觀點予以凸顯時，頓時大吃一驚，我已經無法分清科茨教授是在分析蘇聯解體的原因還是在描述中國的現實。

科茨教授對蘇聯解體原因進行研究后得出的核心觀點如下：

一、西方針對蘇聯解體的原因有2個主流觀點：

（1）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80年代就開始崩潰，蘇聯除了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之外別無選擇；
（2）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旦給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會提出廢除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

二、科茨教授以大量的、確鑿的事實對上述2個觀點做了否定。

（1）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崩潰不是由蘇聯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引起的，而是葉利欽在掌控了俄羅斯大權之后和其助手采取把本應由俄羅斯上繳中央財政的稅收截留不交，從而破壞了中央計劃，導致了蘇聯經濟崩潰的惡果。蘇聯經濟的解體，根本不在于體制內部，而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2）包括美國民意測驗機構在內的許多西方國家在蘇聯進行了多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支持實行資本主義的人在5%～20%左右，高達80%的人民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蘇聯公眾的大多數并不想取消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

三、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基本力量是一個為數十萬人左右的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和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強大聯盟。

四、戈爾巴喬夫作為改革派的代表上臺后，試圖通過改革克服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存在的若干問題，使蘇聯走上經濟、政治民主化之路。具體而言，就是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政治上實行分權、意識形態領域減少控制。這樣做的結果導致蘇共的權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發了黨內三種力量間的斗爭：

（1）是要堅持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進行改革；

（2）是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

（3）是有人公開主張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葉利欽恰恰是第三種力量的代表。而且，葉利欽的成功不是靠軍隊的支持，他的基礎是蘇共黨內那些主張搞資本主義的精英集團和城市知識分子形成的聯盟。

五、蘇共內部那個為數十萬人左右的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為什么竟然不顧80%的蘇聯人民的反對，放棄社會主義而走向資本主義呢？答案很簡單：利益驅動。

在改革之前和改革的過程中，精英集團利用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貪婪地侵吞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恬不知恥地將國家和人民的財產裝入私人的腰包。但是他們非常擔心，因為只要社會主義存在一天，他們的日子就不得安寧。因為，連科茨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教授都知道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p>

如果任由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正常運轉，那么，這些精英集團的許多人就有可能像中國的成克杰、胡長清、王懷忠之流被押上歷史的審判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有沒有長治久安之道呢？他們放眼世界，終于發現了在資產階級的旗幟上和資本主義的法典中，用大字寫著：“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正如科茨教授所言：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蘇共精英們并沒有想錯，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

比如切爾諾梅爾金，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后天然氣公司私有化了，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他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個人之一。前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也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于人民的財富變成個人的財產。

六、為什么一個由黨的精英集團和城市知識分子組成的聯盟竟能不顧廣大蘇聯人民的反對而推行資本主義道路呢？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廣大人民確實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處，但在政治上是比較被動的，缺乏政治權利。當精英聯盟要搞資本主義時，他們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

七、社會主義的蘇聯解體了，這并不說明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也不證明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更優越。相反，要把一個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工業化社會，最優越的制度仍然是社會主義制度，這已為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后的歷史所證實。人民選擇社會主義，不僅在于更有利于社會發展，而且在于這個制度有利于實現最大范圍和最高程度的社會公正。蘇聯解體的教訓在于，一個由少數精英管理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過世，很難保證繼承者們不想通過實行資本主義而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

八、社會主義在經歷了一個長過程的發展后，會逐步解決上述問題，真正實現大多數工農群眾不僅有受教育的權利，有勞動的權利，還有直接參與和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這樣的社會主義肯定比資本主義優越，而且必將作為一種持久的社會制度而存在。

九、蘇聯的解體，美國和西方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意識形態非常有效地滲透到了蘇聯知識分子和黨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研究了蘇聯經濟學家的思想傾向，并將其與英國經濟學家比較，發現他們更擁護市場化。

行文至此，筆者內心之恐懼已經無法言表。筆者雖不諳政治，但對中國目前現狀也看出些許端倪。

為什么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因為，今天中國那些直接或間接利用權力攫取了國家和人民財產的富翁們就是未來中國土地上的霸主——新興的資產階級！不！確切地說，應當稱他們是“智產階級?！币驗樗麄円呀洸辉偈沁^去那種單純以操縱資本為特征的資本家，而是借助信息社會生產的高技術，利用有形的資本和無形的智力走上中國經濟、文化、政治舞臺的“智本家”——新型的統治階級。

可憐的郎咸平至今都不知道他動了誰的奶酪而給自己惹來一身麻煩，更可悲的是郎咸平甚至不知道他在向誰挑戰？他不知道他挑戰的海爾、TCL等商界大鱷的背后，其實隱含著鬼魅般的權力集團。許多網友對郎咸平未能成為央視2004年度經濟人物而憤憤不平，我心想，知足吧，郎先生，我沒有在近期的烈士名單里看到您，已經是您的萬幸了。

為什么腐敗之風愈演愈烈？腐敗官員之級別越來越高？腐敗之集團性越來越強？今日之官員有任期之限，在位之日，風光無限；一旦退出官場，世態炎涼令人恐懼。若不乘大權在握時未雨而綢繆、狡兔而三窟，則失權之后再無人問津，實乃可悲可嘆。對官吏而言，和平時期，雖然不需要生命作成本，但傳統倫理允許的日常交往的人情基礎，尤其掌握自己升遷命運的上級，卻是要靠實物或者貨幣進行“孝敬”才能維持的。否則，如果不懂個中三昧，便會自取其辱，自招其禍。

官員不僅無暇于政務，取悅上司還需錢財，但為數寥寥的俸祿無法支撐人情運作的成本，只好把目光投向“愚民”，把黑手伸向人民的血汗。

上述所言尚在其次，最關鍵的是那些利用手中權力攫取了國家和人民財產的人，擔心自己的命運在社會主義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情況下毀于一旦。因此，他們拼命尋找制度上的護身符，如科茨教授所言，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因為，在資產階級的旗幟上和資本主義的法典中，用大字寫著：“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一來，本來提心吊膽的犯罪行為，由于換了招牌不僅萬事皆休，而且成為新制度的開創者，不但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

精英集團中人深知：治國者先治人心，治人心最有效的就是操縱輿論，而制造輿論最熟悉者莫過于知識分子。于是，一些所謂主流學者在得到了一點甜頭，獲取了蠅頭小利之后，便開始出賣良知，幫別人搖旗吶喊、搖唇鼓舌，不遺余力地鼓噪“殺富濟不了貧”，“中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國家政府侵害私人的產權、侵吞私有財產。”

其實，這些主流學者們可能做夢都不會想到，他們苦心孤詣地希望中國走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愿望永遠不會實現。

因為，與前蘇聯不同的是，中國社會結構的特殊性在于：社會更替是一種“火鳳凰自焚重生”模式。傳說中的火鳳凰自焚之后，又在自焚的地方重新誕生為一只新的火鳳凰。從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演變的軌跡分析：封建王朝末期，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或者王朝內部分裂出新的力量執掌皇權，如唐朝的武則天；或者王朝外部力量如朱元璋、李自成農民起義推翻前朝，建立新朝?；蛘咄庾迦肭郑贁得褡鍒陶瞥?，如元朝和清朝。但無論何種方式，王朝滅亡，一如火鳳凰自焚，王朝滅亡后，又從結構上產生與前朝大同小異的新朝。如火鳳凰般，在自焚處又誕生一只新鳳凰。

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代表，起義之初，他們表現出的優秀品質令人稱頌，贏得了民心，為他們事業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階級基礎。但是，當他們掌握了全部或部分權力時，中國社會那種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權力帶給他們以前幾乎做夢都想不到的利益紛至沓來，讓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驚喜若狂。特別是面對萬民景仰的目光，那種敬畏、柔順、膜拜、馴服的表情和行為，使他們如飲玉液瓊漿，如登仙境，非吸毒后之幻境和性高潮之狂喜不能與之比擬。對這樣一個可以滿足自己所有需要的美妙制度，為什么要改變甚至愚蠢地推翻它呢？數學史上曾有一個世界級的難題：費馬大定理。有人懸賞破解之人。后有人問大數學家希爾伯特為什么不去解此難題呢？希爾伯特幽默地回答：“為什么要殺死一支會下金蛋的鵝呢？”

一言以蔽之，即使中國未來某一天實現了“私有化”，實現了“資本主義”，她也絕不是西方式的資本主義，而仍舊是資本主義卵翼下的封建主義。中國會不會重蹈蘇聯解體的覆轍呢？就形式而言，中國未來發展與蘇聯有相似之處，但其結果則大相徑庭，因為目前發生的一切是又一次權力的重新分配和重新定位。

寫于2005年1月17日凌晨4時。（我真的累了）

俄羅斯,大起大落的大國命運

　　經濟參考報：2005年05月13日 誰也不能否認，俄羅斯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其文化、藝術、科學、建筑等各個領域取得的成就熠熠生輝。悠揚的《卡秋莎》，綿長的伏特加，莫斯科餐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保爾·柯察金，波瀾壯闊的衛國戰爭電影，雄偉的蘇式建筑……也因為戰后歷史上蘇聯與中國的短暫結盟而成為許許多多中國人的集體回憶。

　　然而，蘇聯的解體使俄羅斯這個在二戰后由于世紀大趨勢——“歐洲傳統中心的衰落”而作為側翼大國興起成為兩大超級大國之一的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僅僅成為了地區性大國，在經濟上更是一頭栽入了第三世界之中。歐陸諸大國中，只有俄羅斯一家在戰后仍經歷了大起大落的命運，在新世紀到來時，也只有她一家仍舊吉兇未卜。5月11日在莫斯科召開的第15屆歐俄首腦會晤，明確了歐俄包括統一經濟空間在內的四個空間的“路線圖”計劃的目標和行動方案。然而就像在上一波“顏色革命”中所表現出來的西方國家對俄戰略空間的彈壓一樣，在“美國治下的和平”時代，俄羅斯的戰略空間究竟能有多大，同樣是一個未知數。

　　國際經濟體系的“叛逆”與復歸

　　300多年來，俄羅斯一直是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一個主角。在拿破侖戰爭后，俄羅斯還是國際體系的締造者之一。但1917年的革命使俄國破天荒地成了一個“革命的國家”，一個“叛逆者”，一個立志顛覆西方國際經濟體系的國家。

　　冷戰開始后，為了反擊以美國為首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經濟安排和馬歇爾計劃對西歐的復興和西方陣營經濟關系的加強，也是為了從經濟上加強與東歐各國的關系，以反擊美國的冷戰政策，蘇聯與東歐各國締結了一系列經濟貿易協定，并與保、匈、波、羅、捷等國于1949年1月宣布成立經濟互助合作委員會，從而正式對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代表的西方國際經濟體系的合法性進行“挑戰”并與之決裂。

　　蘇聯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二戰結束后，蘇聯可謂千瘡百孔。人口損失15%，經濟基礎設施損失50%。不可否認的是，以蘇聯為首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建立與加強，促進了遭受戰爭嚴重破壞的東歐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也促進了蘇聯自身經濟的康復與重建。

　　然而，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國際經濟體系由于其內部各國的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再加上此時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其市場容量越來越大。而蘇聯用以維持其東歐勢力范圍的那套機制僵硬刻板，導致了政治上的脆弱和經濟上的低效。東歐成了蘇聯的巨大負擔，或者說同蘇聯一起構成了一個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的“大東歐共滯圈”。經濟上的落后與裹足不前也成了蘇東集團解體的部分原因。

　　冷戰結束之后，俄羅斯越來越渴望成為全球化世界經濟的一部分，雖然后者常常令其感到不便。俄羅斯再次與國際經濟接軌產生了重大的成果。她的貿易總額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中中所占的越來越大的比例，資本從俄羅斯的流入流出以及她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往來，使經濟上的考慮在其政策制定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俄羅斯的老近衛軍們雖然對國家的衰落義憤填膺，對美國強權的趾高氣揚忍無可忍，對俄不得不依賴國際金融機構以及越來越容易受到國際經濟力量的沖擊備感無奈。然而，他們卻只有這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更深地融入到國際經濟體系之中。

　　斯拉夫化與西方化之辯

　　20世紀出現過三個俄羅斯——沙俄、蘇聯和蘇聯解體后的新俄羅斯聯邦。三個俄羅斯都在不停地探索如何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在蘇聯－俄羅斯國內，這種探索表現為斯拉夫文化的推崇者與西方化的支持者所構成的俄羅斯政治斗爭的潛流。盡管在蘇聯時期，這一斗爭被冷戰的意識形態一度掩蓋，但在解除了意識形態的禁錮之后，斯拉夫道路和西方化的道路之爭便迅速成為俄羅斯剛剛形成的公共領域的主要話題。

　　這兩種思潮的辯論在經濟政策領域內的表現便是國家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與私有化和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在戰后60年的博弈。在冷戰時期，蘇聯主要采取的是前者。其主要特點是實行高度集中的部門管理體制和排斥市場調節的指令性計劃經濟，以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實行單一所有制，完全消滅私人經濟成分，對個體經濟加以限制和排斥；在微觀經濟活動中，實行國家直接經營企業，中央設許多部，各部實行“部－企業”、“部－托拉斯－企業”的二級或三級管理體制。

　　不可否認，蘇聯的這種經濟體制，可以在短期內集中全國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達到特定的目標，如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快速實現工業化、重建經濟基礎等等。但是，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步入正軌，這種體制的弊端就明顯顯露出來。以蘇聯的國民收入為例，1966年至1970年期間，年平均增長率為7.7%；1971年至1975年期間，年平均增長率為5.7%；1976年至1980年期間，年平均增長率為3.7%；但到1981年和1982年，蘇聯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僅僅分別為3.3%和2.6%，降到戰后歷史最低水平。

　　長期的經濟增長衰緩成為了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新俄羅斯聯邦矯枉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經濟轉軌。所謂經濟轉軌即通過“休克”療法快速私有化、自由化和西方化。結果，“休克”療法成為了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私有化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西方化造成資金大量外流、企業破產、對西方國家的嚴重依賴。

　　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則可以成為俄羅斯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折點，它意味著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以自由主義為旗幟的俄羅斯經濟轉軌已經結束，那種在自由市場經濟旗號下建立起來的金融工業寡頭控制國家經濟命脈、操縱民眾經濟生活的“野蠻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已經走向窮途末路，取而代之的將是國家控制色彩濃厚的資本主義。然而，俄羅斯政府、經濟界對究竟采用何種經濟發展模式爭論不休，至今未能達成共識。不少專家認為，俄羅斯現行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模式能否成為俄經濟的穩定發展模式尚難料定。

　　新世紀的發展前瞻

　　雖然在新世紀的最初幾年，俄羅斯經濟有了某些起色，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國人期盼的強國地位能很快恢復。按照世界銀行等一些機構的估計，到2010年，俄羅斯占世界經濟總量的程度雖有所提高，但仍然處于健康市場的培育期和經濟微弱的增長期。也就是說，在未來10年內，這個國家在全球經濟的影響力不會有根本的改善。目前，俄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包括下列方面：

　　第一， 投資環境還不夠完善。由于市場機制不健全、法律法規不成體系、服務業滯后、對外商缺少優惠政策等原因，生產性投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資金匱乏問題短時間內難以解決，靠加大投資強力拉動經濟增長的希望不大。

　　第二， 產品缺少競爭力。由于缺乏投資，俄企業普遍存在設備嚴重磨損、生產工藝明顯落后的情況，產品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均缺少競爭力。短期內難以依靠市場擴張帶動經濟快速增長。

　　第三， 俄金融工業寡頭多，真正具有世界影響和先進管理思想的企業家少。按照普京的說法，“寡頭的概念是指有影響的商界人士，他們站在影子中、站在社會的背后影響著政治決定的作出。”在俄私有化進程中，寡頭們通過贊助、送禮、賄賂等各種手段，接近權力高層，利用傳媒工具，同國際資本合作，覬覦政權或企圖向執政者施加壓力和影響，卻少有以經營企業為真正的追求。

　　最后，所有后發國家的經驗和教訓都表明，培育一個新的社會遠比培育一個新的市場更重要，也更艱難。在俄羅斯國內，民眾市場經濟觀念淡薄，缺少互利意識。相當一部分民眾甚至視正常的經貿活動為對俄經濟擴張，是“經濟侵略”。這有可能成為俄經濟實現快速發展的重大障礙。

　　然而，對于一個集中了35%的世界資源、一半以上的戰略資源，其總價值應使國民比美國人富裕3至5倍，比西歐富裕10至15倍的俄羅斯，一個擁有廣袤國土和良好素質的勞動力的國家來說，同樣沒有人能肯定，俄羅斯的歷史進程中沒有奇跡發生。

　　大起大落的國家命運似乎是斯拉夫人好走極端的民族特性在國際舞臺上的展現。戰爭與革命，聯盟與解體，這塊東西方文明的獨特結合體帶著20世紀的沉重遺產步履蹣跚地走進了21世紀。就像在5月9日舉行的盛況空前的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一樣，俄羅斯在新世紀里用不斷的慶典懷念昔日的光芒，彰顯曾經的榮耀。也許，這確實是一種激發民族自豪感的有效手段，“不管怎么樣，我們贏得了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戰爭的勝利?！辈贿^，對俄羅斯領導人來說，更重要的不是繼續懷念過去，而是要面向未來，為他們的祖國在國際體系中找到一個新的安全而又有益的位置。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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