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成了一塊敲門磚

    楊春貴寫了篇《解放思想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煥發蓬勃生機和活力》，載于2007年11月27日《學習時報》，一連講了五個“從……中解放出來”，就是
    “（一）從‘兩個凡是’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現了新中國建立后我國歷史發展一次的偉大轉折，開辟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   
    “（二）從蘇聯那種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主題。”
    “三）從超階段的“左”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堅持一切從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出發，使社會主義真正扎根于中國大地而呈現勃勃生機。”
    “（四）從抽象談論姓“社”姓“資”的思維定勢束縛中解放出來，堅持“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使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
    “（五）從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堅持“老祖宗不能丟”、又要講新話，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時俱進而富有時代精神。”
    講的頭頭是道，但一細想，是乎同解放思想又有點區別，進了一步，是毛澤東講的“不破不立”，明白地要破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又只說了一半，把實事求是丟掉了。解放了思想，還要不要思想？怎么思想？
    我們講“解放思想”是從一般講的，相應的回答也應當是一般的，就是實事求是。而當我們具體針對某個問題講解放思想時，就需要具體分析。具體分析也是實事求是，是針對某個問題的具體的實事求是。例如我們講解放思想，破除“兩個凡是”，就要具體的對毛澤東的講話、指示進行分析，哪些講話、指示只是針對某個問題，不具有一般性，哪些講話、指示是構成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具有一般性。沒有分析地反對“兩個凡是”，就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我舉這個例，也是有的放矢的，現在有不少的人就是打著解放思想、反對“兩個凡是”的旗號反對毛澤東思想。
    作者引用鄧小平的話做論據，我們不能因此就說他的思想沒有從‘兩個凡是’的禁錮中解放出來，而需要對他所引用的話作具體的分析。我分析的結果，認為他并不是真正或者沒有徹底解放思想，而是迷信或者是在利用鄧小平的話。
    請看“我們過去的體制‘是從蘇聯模式來的’”，是乎就有點在利用鄧小平的話。鄧的原話是“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楊春貴把“政治體制”擴大到“體制”一般，就否定一切了。事實上，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不僅是體制，就是政治體制，也不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有許多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如民族自治；還有，把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統統看作蘇聯模式，這都不符合實際。楊春貴不加分析地引用鄧小平的話做論據，表現了他的迷信。
    再看他只是引用鄧小平的“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管鄧反復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又反映出他在利用鄧小平的某些話，反映出他沒有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維定勢束縛中解放出來。
    他引用鄧小平所說的“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時候，卻不講鄧小平也說過“我們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講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和需要一個很從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當地努力奮斗”，就連土地承包制這樣的具體政策也講幾十年一百年都不能變。顯然，“解放思想”只是用來單方面對付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社制度的，不適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后者必須毫不動搖。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但是，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現在在許多人在搞實用主義，把“解放思想”作為一塊敲門磚，拿它來敲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門，好自由地回到資本主義的天下去。但是，這塊敲門磚也可以被一些人用來對付鄧小平理論，事實上在十多前，當鄧小平不能理事的時候，“解放思想”這塊磚就被這些人用來敲碎鄧小平理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