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芹：西方的“陽光神話”，曲徑通幽的靈魂

　　——解剖學系列之三

　　剔除近代工業化社會對傳統社會的審判（這一審判是通用于所有文明文化的，以工業化社會的標準，任何傳統社會，包括西方自身工業化后進的地區，都會敗下陣來），我們就會發現有關西方文明的神話多不能成立，而扣在中華文明頭上“扭曲、壓抑、閉鎖”的帽子頂頂夸大其辭。中國人真正的弱點恰恰是西方誘導的反面，而西人的真實性格也恰恰在他們刻意表現、中國人信以為真的反面。

　　幾年前偶然聽到熟人的一段話，讓我驚覺我們已墮入一個怎樣的話語陷阱。當時他說跟有錢的表兄商定好了，兩家的孩子都送去美國，因為中國人壞。我聽了很震驚，不為去國本身，而為去國的理由。世上恐怕沒有一個民族這樣整體地、不分良莠地否定自己所在族群。

　　從他和表兄既不缺吃少穿也無大憂大慮的日子看，即便生活中時遇不順，比一般人多地遭遇過壞人，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也是決絕的。我聽下去，發覺他并非自己有什么非同尋常的境遇，而是有比較而來，心目中有對襯物，是光明的對襯物讓這一頭顯得如此黑暗。而他和表兄均無一日異域生活經歷，對襯物完全是由話語植入頭腦并生下根的，事實上這頭被詛咒的國家不但沒讓他們遭受大難還令他們活得相當愜意。

　　我知道話語和事實從來是不對應的，但話語如此背棄事實恐怕也是世所罕見。這令我思索什么樣的神話足以讓神話的對立面這般黯淡且觸及根本?

　　在近幾十年流傳的諸多有關西方的神話中，有一個就是西人的性格特別陽光。“陽光”這個詞意味著光亮、開朗、明快、直爽，心目中將西人想像成“陽光個性”的人，多半自己附帶了一件沉重的行李——中國人在“陽光”這個詞的反面。

　　劉揚那本圖說中西方文化差異有一幅畫，集中表現了這一神話的延續。

　　華裔女設計師劉揚用“圖說”表達中德差異

　　這幅紅(中國)藍(德國)對比圖的主題為“意見”，藍圖是一條直線，紅圖則為一條繞了無數道彎的曲線。不得不承認劉女士頗有圖像設計的天分，將我用了兩行文字描述的神話，用兩條簡潔的線條就一目了然地表達了，難怪西方人看中她，中國人也跟著拍手。這叫神話的普及，就像為了識字的人更多，設計出了簡體字。

　　有人會問，神話是傳說的一種，像劉女士這樣少年移民的人，不可能還受傳說支配。這樣想的人忽略了兩個問題：首先圖像設計才華不等于思想的深邃、眼光的獨到，這是兩種當它們處在頂尖位置時極少能匯聚到一起的天賦，一如能設計簡體字的人不見得能寫出一篇思想深刻的文章。

　　何況思想、眼光的銳利除來自天賦，還需閱歷和時間磨礪，尤其在這輿論看去五花八門實為一統的時代，時間的發酵必不可少，一個人即便能逃開行為模仿，也極難躲避思維模仿的鬼門關，特別是聰明人，他時常被其刻意躲開的行為模仿所蒙蔽，更深地落入作用于潛意識的思維模仿，思想時尚的人多在此列。

　　我們這個時代思想的潮流注定了“西方神話”支配范圍的廣大和深遠，十來年的中國歲月（兒童到少年）和同樣時間的西方歲月（少年到青年），基本上決定了雙向認識的淺薄，極有可能遠未脫出成人（父母）的灌輸，而圖像設計所需的簡明、形象更使得對比向上浮，越抓住最膚淺的現象，圖像越簡易鮮明。然而人們對其圖像設計才能的肯定，有效地遮避了圖像深處顯露的思想幼稚及順應時代潮流的思維模仿。

　　其次，西方文化具有掩蔽性極強的內外雙重性，也就是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說的“外在表現與內在人格”跨度大，最典型而突出的即公行為與私行為的截然分離。這使得主要圍繞公行為的中西對比，多半是對中國不利的，因為中國人內外不分，公行為私行為時常混雜在一起，與刻意用修飾過的公行為掩蓋私行為的西人比，自然導致誤判誤導多多。

　　百多年來，西人的誤導、中國人的誤判已然形成難以擊破的慣性思維，劉揚這本頗具圖像設計才華的書不幸地也未掙脫此鏈。

　　多年來，出國或未出國的人合力制造出了這個恐怕連西人自己都覺受寵若驚的形象，這從嫁給洋人的女人們寫的浪漫故事到中央電視臺捧紅的長著娃娃臉的西方小伙(在個個一臉小狡猾的中國相聲演員面前顯得格外單純稚嫩)，加上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百年來中國文人們自己控訴的自己，可謂“萬流”歸海似地證明了。

　　在如此洪流沖涮下，中國人心目中的西人性格可以用一個畫面定格：一個二十來歲(充滿活力、無拘無束)、金發碧眼(北歐型)、露出燦爛微笑的年輕人(陽光個性)。看看大街小巷、畫報雜志上撲天蓋地的畫面——其中有領了人家廣告錢的，更有自己傻乎乎貼附的——便明白話語(畫面是其中一部分)入侵早已布下天羅地網。

　　民間潛意識如果被一個畫面定格，是頗難移變的，因為去嘗試并能反證的人畢竟在迷信的狂洋大海里是勢單力薄的。在這個年輕、開放、灑脫的形象背面，是一個壓抑、扭曲、閉鎖的中國人形象，由“五四”以來的文學“大家”們承擔著描摩、錘打、定型的藝術塑造，然后被看不清自己更不懂洋人的大多數鸚鵡學舌，以詐傳詐。

　　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針貶時弊、曝丑露黑的不占少數，與西方工業革命以前的文學作品比，不知豐富和自由多少倍，可謂諷刺挖藝、嘻笑怒罵、自解自嘲無奇不有。但細看，在漫長的世紀里，盡管文人墨客(多半是科舉失敗的)牢騷怪話多多，卻從未形成“新文化運動”以后產生的那股系統的(似乎早有一套理論基礎，但誰也不知究竟從哪里來)、好像已有一個前設輪廓的(忽然之間幾乎所有作家的筆下都出現了大同小異的文明“受害者”)、全面否定的(世上極罕見的鞭撻一個民族整體)文學潮流——批判民族劣根性。

　　這場歷時百年、具深層顛覆力的“文化運動”，從斬首上層建筑到滲透民間潛意識，一步步繁殖出了所有運動參與者都不愿看到的孽子——當代中國人的逆向思維。正常的思維走向一般是由里向外，不可動搖的座標是“里”，只有“里”被摧毀的人才將座標移到“外”。而“外”并不是人人能接觸到的，于是理想中的“外”便被無限夸大。

　　如果說“陽光”和“陰暗”、“直”與“彎”作為局部細節對照還有幾分真實，作為整體對照是深掩誤會的。誤會之所以是深掩的，是因為一眼難破，浮在表面的證據很多，而且幾乎人人早已先入為主，被預植觀念侵占了頭腦，不要說與西方社會無直接接觸或只有短暫接觸的人幾乎沒有可能破“殼”而入，就是生活在西方的中國人也需年深日久的觀察和思索。養成中式思維習慣的人在表面證據和預設思維的夾擊下，絕大多數是繞不出來的。

　　有一個西方電影人最看破他們自己，在我看過的眾多電影人中，單從對西方人性(尤其對以德國、奧地利為代表的日爾曼文化)的透悟這一點，我以為近二十年奧地利導演Michael Heneke是第一人。Heneke特別的地方就是幾乎部部作品描述西人外在表現掩蓋和壓抑下的內在人格。但觀者如果沒有在西方長期生活的經歷，影片中很多細節刻劃是難以吃透的。

　　我本人早年看了他的舊版《Funny Games》(1997年出品)，最初的理解和欣賞并未脫出兇案本身，很多人會像當時的我一樣停留在懸念故事和拍攝技法上，并且自以為已是深刻的品藝者。對每一個對話和行為細節的深解和叫絕，要到我看了他2007年拍的好萊塢版《Funny Games》，而舊版和新版腳本未變只是換了演員。

　　看舊版時其實我已在西方旅居不少年，但離破“殼”還遠著呢，年輕是一大障礙，話語事先植入是另一大障礙，再過了十來年才吃透一個作者、剖解一個文明（人和事）的內層，可見深具內外雙重性的西方社會能讓旁觀者繞多大一個圈。

　　這部電影兇案本身只是一個承載作者表述的托子，作者真正的意圖并非要講一個懸念兇殺故事，而是通過一起暴力事件刻劃人物的深層關系，依托一樁殘忍的兇案來描述，是因為非如此悲劇不足以挖掘西方人性中那種一層層轉著彎且一層比一層深的惡。整部電影就是這種“有教養的惡”的層層剖解，從兩個看去文質彬彬、一副良家子弟模樣的青少年走進一座度假別墅開始。

　　我第二次看時，另一幅畫面邊看邊浮入腦海，那是十九世紀，一群風度翩翩的強盜闖入完全不知厄運到來的國土，帶著一整套理論開始把唯一的罪過只是工業化后進的古老文明大卸八塊。片名本身《有趣的游戲》就已經將影片拉到中國人精神世界很難透視的深度，這不是一種不加掩飾的本能的惡，亦不是一起簡單的謀財害命，而是將惡導演成游戲，作惡不夠，還要作惡的主人。

　　此番刻劃，未進入西人精神世界內層的中國人多半體察不到，好在電影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和層次去觀賞。注意：Heneke的藝術世界雖然對人性之惡、之扭曲和壓抑針刺極深，但敘述視角是個體的，未將此種“剝皮”擴展到整個社會和人;這與我們“新文化運動”后幾乎將每一部文藝作品中的個體悲劇都擴展成民族性，還是有根本差別。

　　中國人難以透視是因為他內在人格鮮少類似西人的彎度和層圈，他是外彎內直，而西人是外直內彎。

　　法國旅行作家亨利·米肖說中國人是“小孩民族”，就是指的這一點：他就像毫無能力繁復內心又想作弊謀利的小孩，絞盡腦汁鼓搗一些謊言和手腳，以為別人看不出來。這從中國式的買與賣關系就看出來了，賣家想從不在行的人手里多賺錢，不明碼標價，或標個連他自己都不會遵守的虛價，但這個“騙局”他堅持不了多久，也并未打算堅持到底，一碰不上當的人他就開始讓步，遇到行家他會讓到微利或保本。

　　而西方賣主卻不會這樣行事，表面是絕不會讓人看出手腳的，他明碼標價，他怎么會放棄這個權力呢?這是控制制高點，告訴買者我不光是貨物的主人還是價格的全權主人，絕對不可能讓買方來參與定價。他的手腳在定價之前就做完了，諸如行業抱團壟斷源頭(嚴控貨源、剔除競爭產品)、壟斷價格(嚴把行業準入)，關鍵是壟斷信息(阻斷買者得到貨品源頭的信息，貨品評定標準由賣者全權策劃，先為消費者洗腦)。

　　以法國為例，關于某種寶石的信息你上網去查，行業內不會放出任何有礙自己謀利、讓顧客知根知底的信息，反觀中國消費者幾乎可從網上搜出各種若在西方只有行內人方知的信息。西方奢侈品業就是靠上述壟斷謀取暴利的，通過壟斷和洗腦，他無須跟你討價還價，哪會給你這樣的民主和自由，所有的規則都是由他根據你的天性弱點制定的，他讓你花冤枉錢還像圓夢一樣滿意。這有點像西方的政治選舉，要做到政局穩定(所謂成熟的民主)，選票的實際作用就是為一個不變的劇本挑下回出場是A角還是B角。

　　我在此無意評說孰優孰劣，只是從買家角度看遇到哪一種情況更合算，精明的買家跟中國賣家打交道更能賺到便宜，不精明的則與西方賣家打交道少遭罪，同樣吃虧至少血本無歸的風險要小一些。中西差異來自在微觀的中國社會，時常任何一方都沒有絕對權力，整個社會靠商量、磨合、容忍維持一種最低限度的秩序。好處是壟斷集團難以長命，從長遠看買家是賺便宜的;壞處是行業自律不足，阻止不了害群之馬。中國的很多問題都出在“無界”，不分內外也就缺乏內部自凈，讓各種各樣的害群之馬有隙可乘。

　　一個外彎內直，一個外直內彎，這內與外的差距及雙方正好相反的內外世界，使得我們在近代以來接受的有關西人及有關自己的很多判斷均屬于誤判，沉淀在我們心里很久的一些結論都得推到重來，至少不能這么籠而統之，而要細化。從上述買與賣之權力關系的力量對比看，微觀的中國社會不是缺少民主自由，而是太多民主自由。

　　這是造成買賣雙方過度不信任的深層原因，得到了部分定價權的買方，非但沒意識到自己獲得的權力(泛民主)，反而懷疑已一再讓權的賣方是不是藏著什么貓膩;同時賣方也因缺乏行業自律(泛自由)而各行其事、惡性競爭、濫竽充數、自損信譽。以致得到好處的雙方——獲得不少實利的買方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賣方——不是形成良性循環而是惡性循環。

　　雖然只是比較了買與賣這一個社會層面的現狀，但這種社會關系(權力與被權力的力量對比)本身其實已深刻折射一種文化上至國家大政下至俗民瑣事的基本關系模式。細微部太過民主自由，恰恰阻礙了大結構的民主自由，魚與熊掌怎可皆得?!而誰又能意識到個人已得到的東西?并看到是這已得到的東西阻礙著自己得到向往的東西?這就回到了我們本文的主題：中國人真的扭曲、壓抑、閉鎖？而西人真的是這一切的反面嗎？

　　要剖析一個多世紀的定論，先得理清工業化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分野，因為所有這些結論都忽略了一個細節，即就算承認定論有一部分真實，分水嶺也來自工業化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對立，而非主要來自文明文化，而我們在近代犯了將已進入工業化社會的西方與尚處于傳統社會的中國直線對比的錯誤。

　　在工業化社會最終將“團體的人”釋放成“個體的人”之前，不論是什么文明文化都有其森嚴“禮教”，這是傳統社會得以綿延生息的綱常，綱常就像一棟房子的框架。而工業化社會人不再是嵌在傳統價值框架中的一磚一石，而是大工業流水線的一個勞力，他之“被解放”其實是一種“被簡化”，他的價值從此直接取決于他的勞動能力，而非在傳統價值觀框架內的位置。

　　這一根本的移變注定了傳統社會較之工業化社會常常被指責為“壓抑”，并由“壓抑”而“扭曲”。從表面看，這一指責是成立的，差異是有目共睹的，因為這是以工業化社會的標準評定的，與文明文化并無直接關連。以工業化社會的標準評判，所有未進入工業化社會的文明文化，都可放在被審判者的位置上。

　　我們接受西方扣在我們頭上的“閉鎖”帽子，并且自認的確如此，也是因為我們把工業社會與傳統農業社會對外部世界截然不同的態度，當成了文明文化的差異。

　　工業社會人被簡化為生產線上的勞動工具，為實現價值人必須擴大生產而非自給自足，這就需要不斷地尋找資源和市場，所以進入工業文明的社會不可避免都是外向的，外向程度與其擴大生產的能力直接相關，與文明文化無關。以中法為例，十九世紀是法國跟著英國向中國祭起“貿易自由，門戶開放”的大旗頻開殺誡;而今天是正處在工業化高潮的中國奉“貿易自由”為圣旨，已進入后工業時代的法國則成天轉心思如何關門，自從發現玩“貿易自由”已玩不過中國，游戲便不想玩了。

　　由此看我們落入了一個怎樣的話語陷阱，發現話語陷阱才能繞開它看清真相，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剔除近代工業化社會對傳統社會的審判(這一審判是通用于所有文明文化的，以工業化社會的標準，任何傳統社會，包括西方自身工業化后進的地區，都會敗下陣來)，我們就會發現有關西方文明的神話多不能成立，而扣在中華文明頭上“扭曲、壓抑、閉鎖”的帽子頂頂夸大其辭。中國人真正的弱點恰恰是西方誘導的反面，而西人的真實性格也恰恰在他們刻意表現、中國人信以為真的反面。

　　我們在以往的文章中談過西方社會是靠精神集體主義暗結紐帶，維持一種外界看不出(文明中沒有這種統治模式的外界不但看不出，被告知都難以相信)的內層高壓統治(無形地強迫每個人自律)。細微處無所不在的專制獨裁——往好處說是人人不僅控制自己外在的一舉一動也控制周遭的外在言行，往壞處說是人人小獨裁者——使得西方社會不管民主自由的花絮如何張揚，社會內部都是收緊狀態并井然有序(中國社會只有毛澤東時代靠意識形態強控達到同等水平的收緊狀態)。

　　我用“專制獨裁”這個近代以來已充滿貶意的詞恐怕有人會往邪處理解，其實這個詞有其中性的意思，缺乏未必好事，尤其細微處，為此我要舉個例子。

　　近日我去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參觀中遇一小孩大哭大鬧，估計是不愛看或與家長磨擦，總之持續時間相當長，小孩率性大發，一點不知收斂，家長也不覺震天哭叫擾亂了館內秩序。我聽不下去，找館內保安，保安不愿管，讓我去找服務臺。我對服務臺的工作人員說，遇到這種情況家長如自覺應馬上將小孩帶離館內以免影響其他參觀者，如家長不自覺，則保安應出面干涉。服務臺的人對我說，這種事以前發生過，保安干涉家長不樂意，所以不好管。我問怎么能不好管就不管了呢?誰都不敢管秩序怎么保證?

　　她最后的回答令我失望，她說：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大環境。

　　這種話我太熟悉了，是“國情如此”、“中國人素質差”的另一個版本，人人學舌。我失望不是因為中國真就是這樣一個大環境，害群之馬畢竟是少數，而是這種普遍的錯誤思維：錯都是別人的，人人都可以此推卸責任。

　　這種張口即來的一句話全盤否定，不知讓多少人躲掉自己應該擔當的責任。這樣的情況要是發生在法國的博物館，保安會出面干涉，如遇不講理的家長，那么問題的性質就改變了——由普通的不遵守規則變成了破壞公共秩序，警察就會被叫來，而家長如果敢與警察頂撞，則會立刻被拘留。因為法國有一條法律，叫“冒犯執法人員罪”，這條罪無須證人證據，警察單方面就可定罪，你敢不服管，警察有權就以這條法律拘捕你。有人會說這條法律不是維護警察的絕對權力嗎?沒錯，就是維護某種絕對權力。

　　微觀的西方社會時時處處都有這種絕對權力。一個社會如果任何一方都沒有絕對權力，誰來保證秩序?

　　理想社會并沒有我們想象的奇跡，而是每個細節的“專制獨裁”，西人之所以順從，靠的就是精神集體主義。也正因為如此，追求個人主義成為西方社會追逐的理想，內在精神集體主義促使人強烈地追求外在行為的個性化，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只有他們自己一眼能識破的反向的做作，這“反向的做作”就是我們信以為真的“陽光個性”。呈現在相對含蓄、拘謹、內掩的中國人面前的“開朗、明快、直爽、灑脫”，是內心不知幾多壓抑、克制甚至深深扭曲而釋放出來的“反向做作”，時常外面有多“直”，里面就有多“彎”。

　　西方大眾電影，尤其好萊塢娛樂片，是制造此一性格神話的宣傳機器，無論是警匪片還是喜劇片，主人公都是特立獨行的，喜劇主角就更是瀟灑無羈，令外在表現拘謹的中國人自慚形穢。誰能想到“彰顯個性”是一種刻意為之的外在表現，是精神被無孔不入的集體主義牢牢束縛的西人舒緩壓力的出氣口。其實在西方住久了就會發現，電影中理想狀態的人物，真要落到現實中，不是成為我們在社會新聞中看到的“變態殺手”，就是成為自殺者，難以見容于社會。

　　“陽光神話”是不存在的，直與彎的對比也僅僅停留在表面，西人靈魂之曲徑通幽非狡猾全掛在臉上、謊話轉不了三圈的中國人能透識。一直一彎的定論遠遠不如各有曲直來得客觀，當然有起動點和作用點的不同。神話的產生是由于理想狀態被當成現實存在，再經過話語的接力而放大。神話如果能激勵我們取長補短，倒也不必去戳破;如果成了自卑自賤的理由，則極有必要破一破它傳播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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