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話語統治”，而“話語統治”的實質又是什么呢?是溫柔的獨裁。不深解這一點，對心儀的“精英文化”形同只見櫥窗里的幌子，不知車間里的技藝，愛什么卻盡做得不到它的反事。

　　這個話題在我以往的一系列文章里都有表述，可以說是我文思的主線，也是我真正翻越西方統治集團構筑的圍墻，看到真實世界的開始。然而看著自己國家下墜的方向，愈加感到她是此一虛構話語體系的受害者，且至今絕大多數人執迷不悟。因此極有必要專題做一篇文章。

　　就在這兩天，我與一相識聊天，他未聽我勸花錢把小孩送出去了。呆了幾年畢業找工作才發現“天堂”一樣也要有“關系”(后門)辦事才順當。更不要說白種人之間有從不言說的默契，不到真缺人手一般不會放進異族，遑論中國人。這種事我也早提醒過他，然而他的腦袋似早已開疆拓土，劃分了邊界，我的那些提醒面對“邊界領土”一點挪移的力量都沒有。我為避免他下一步更失望再次給他打預防針，告訴他以我多年經驗，西人對中國人普遍具有防范意識，時間長了更能體會。他那被慣性思維分裂的頭腦第一反應還是誰叫中國人自己不爭氣。

　　聽了這話估計大多數中國人不但不反感還會認同，因為他們早已被設定在那條精神軌道上，以看起來自我批評的慷慨接受了極不公正的苛刻對待。他們就像那些戰敗的民族，為作了主子的人起動了逆向思維，以便心理遁逃，事先就讓不正常的自動變成正常。這讓我苦思冥想，說實話，這國這民實在不必如此卑賤，國未落到需要如此卑賤才能承受的程度，民也無須如此卑賤才能忍耐現實，除卻富貴與貧賤、先進與落后這些看得見的思維導向，究竟是什么東西在世人頭腦里早早地開疆拓土、劃定邊界，讓理智、真實再也不起作用，讓那些看去既聰明又狡猾的人九牛駟馬拽不回地向錯誤的方向思考、事前就做出失算的決定?是什么能悄悄左右一國上層建筑的思維方向、讓那些掌控關鍵閘門的人在潛意識里被巧然誘導朝著有損自己的方向做著看起來有利自己的選擇?

　　如果說我的半生也是在思維模仿的定向軌道上滑過的，且滑得慷慨激昂、自以為得意，那么致使后半生脫軌的致命沖撞力就來自我發現了左右世人眼光的力量——話語，很多情況下虛構話語足以改變歷史的方向。而如今幾乎整個世界都在西方虛構話語魔鬼般的控制之下。真實面對話語是沒有什么力量的，人對世界的感知也并非如人想象得那么需要真實。話語在這里并不單單由詞語構架，在當代社會，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畫面構成。

　　很多人羨慕西方的“精英文化”，但很少人明白那種文化是怎么統治的，因為若沒有長久統治的本事，也就不成其“文化”了。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話語統治”，而“話語統治”的實質又是什么呢?是溫柔的獨裁。不深解這一點，對心儀的“精英文化”形同只見櫥窗里的幌子，不知車間里的技藝，愛什么卻盡做得不到它的反事。

　　具體舉個例子吧。暑期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連續報道了北京兒童醫院看病難的問題，接著其他一些電視臺也跟著做了報道，用的畫面多是央視報道中最不堪入目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過多人涌進一家專科醫院，醫療體系再發達的國家都承受不住)，媒體關注也是好事，映顯了新聞記者的社會責任感。我在此不就事論事，只談話語的構建。做這個報道的人——前去調查、拍攝、在編輯部撰稿、剪輯——似乎沒人想到如此選擇的畫面，再經各家媒體的放大，已經構成一種超出負面事實的負面話語，這種話語的作用會大大溢出報道者的本意。下面我們來分析。

　　就如我們上面所說，事實是一回事，話語是另一回事，事實不能用來統治，話語卻是統治工具。人對世事的感知，大部分來自話語而非事實，即刻的真實是無足輕重的，其后的話語才是主人。在當今影像無處不在的時代，話語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取代詞語的畫面占據。這意味著畫面作為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權力已遠遠超過詞語，其作用和造成的后果也已超出一篇社論，甚至政府政令。如此看來，話語的有效和即時性時常超過國家司法和行政權，主導一個社會。作了主人，你就要負責任。如此巨大的權力怎么用，制作和投放的人應具有怎樣的自我意識，就事關重大。“話語統治”需要掌握這個權力的人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自我意識在此分兩個部分：首先你要意識到手中這個權力的作用和后果;其次你要知道權力意味著的義務和責任。

　　我們就來看看“看病難”這個問題的事實與話語。

　　先看事實，然后再看有權力意識(統治者自我意識)的人和沒有權力意識的人在制作和傳播話語上究竟有哪些不同、為什么不同。如上所言，我不質疑事實。以我東來西去的經歷，我甚至以為“看病難”是個全球普遍存在的問題，富裕發達國家也未能幸免。因為百姓看病在全世界都屬于公益事業，這里指的是百姓看病，不是指富人看病。在私人資本為老大的當今社會，公益事業無一不是捉襟見肘的半棄兒。

　　以法國為例，看病難嗎?難!法國還是號稱公共醫療體系很發達的國家，并且在已有大量私人診所(一般由在公共醫院干出名氣的專科醫生開設，主要是為有錢人服務)、私人家庭醫生分流的情況下。看病難主要表現在看專科和急診難。法國私人家庭醫生為普科醫生，也就是看看一般的頭疼腦熱，普科醫生是醫學文憑最低的醫生，人數多，實際的角色與我們過去城里的門診所醫生、鄉下的赤腳醫生是同樣的。他們的門診收費標準按國家規定與公共醫院一樣，25歐元門診費。你要收高，一般客人就不來了，因為國家只報銷規定的數額。為了避免類似北京兒童專科醫院人滿為患的情形出現，國家規定所有人在看專科之前，必須先看普科醫生，由普科醫生開證明，你才能去看專科醫生。你如不按此規定做，一你掛不上號，二看專科的費用不予報銷。但即便這樣，你要掛一個專科醫生的號，也是少則一兩個月，多則半年。

　　由于在公共醫院門診費不分專家與否，價錢是國家統一規定的，想看有點名聲的專科醫生，你就耐心等吧。“自由”社會就是怨天尤人沒用，你的命運是好是壞怨不得別人，更沒有國家好怪，國家只能保障一些基本權益。我有個法國朋友半年前到中國旅游，眼睛出了毛病，在北京看了，回來向我大贊在京問診經歷。相比在法國看眼科要排隊三、四個月甚至半年以上，他在京不但馬上看了專科醫生，費用也不高(當然他多少占了點匯率和工資水平的便宜)，而且看得相當滿意。

　　當然在法你到專科名醫的私人診所花十倍于公費的錢，一切也可解決。但高盧民族與中國人在花錢上大不同，他們一般即便掏得出錢，也愿意在公共醫院求個平等收費，寧肯等著。這源于他們收入雖比中國人高，但稅收也高得多，一個人支付了生活必需，手頭閑錢不多;此外也普遍吝嗇，能少付錢絕不多付，怎么要面子都延伸不到這塊;再就是有較強的自我意識，我們以前說過自我意識緣自屬性意識，他們會本能地意識到，公共醫院的平等收費是病人手中的權利，如果為自己便利便參與“破壞”統一收費，去助長高收費，那么這個權利有一天就會失手。前一段法國專科醫生上街游行，要求國家放寬在公共醫院的收費標準(一律25歐元門診費)，允許不同的門診收費(類似我國動輒上百的專家號)。實際上要的就是在公共醫院也按私營方式，讓醫生可以自行定價，同時讓有能力出錢的人少排隊。專科醫生的借口是急需的人可以早看上，可老百姓認為他們是想多收費。

　　有人可能會問，看專科要等這么長時間，病耽誤了怎么辦?有急診啊。公共醫院急診室是法國人唯一可以不預約自行跑去看病的地方，也是唯一如有必要不必等兩個月可以看到專科醫生的地方。

　　給病人太多自主權的地方自然也就離“地獄”不太遠，這種地方人們在中國醫院里能碰到的所有問題都有，有時更糟。你在中國醫院有多少次遇到感冒發高燒，上午十點跑去看急診，直到晚上十點悻悻而歸，而且還沒看成?然而為何法國人并沒有怨聲載道?法國公共醫療在外的形象還相當好?

　　這就進入了本文的主題：事實與話語。事實是一回事，話語是另一回事，事實不能用來統治，話語卻是統治的重要工具。人對世事的感知來自話語，而非來自事實。法國媒體報不報看病難的問題?報，但不會像中國電視臺這樣報。事實不可回避，但話語卻不必跪在事實面前，它有得是技巧和手腕讓自己作主子。如果掌握話語的人有主人意識，他就會意識到在暴露問題的同時，應避免讓畫面(與國家、與城市、與醫院實際上是連在一起的)不堪入目，暴露問題與獻丑之間只隔著掌握話語的人的自我意識!自我意識可以阻止掌握話語權的人只把自己當成看客，因為做看客是人的天性，看客與窺癖者之間只有微妙的一線之隔，這細若游絲的界限，小小的本能可一越而過。沒有自我意識的話語，統治就是虛話，掌控者連自己的角色都難以把握。

　　區分事實與話語并不是撒謊騙人、逃避現實，而是看事實以什么視角及如何詮釋事實的問題。說白了，就是事實與話語誰主誰仆。比如，法國電視臺絕不會被允許進入醫院像中國電視臺那樣幾乎無限制地拍攝，如果是一家法國專科醫院，首先它根本不會讓病人像進百貨店似地大量無序地涌入，更不會允許他們睡在醫院地上!不管以什么理由。尊嚴首先來自一個人的恥辱感，其次才是客觀環境和條件。你如果只有自利自便的本能，什么樣的環境和條件足以讓你擁有尊嚴呢?其次即便記者搶拍或偷拍到了，電視臺剪輯也不會讓類似中國電視臺拍到的那些畫面放出來，因為暴露問題不等于曬家丑，這涉及到醫院的形象，甚至城市和國家的形象。

　　畫面是非常具有殺傷力的，它甚至能遠遠超出制作者的意志，進行另類敘述，不慎用，它傳遞的東西非制作者能左右。如果法國電視記者也像中國記者那樣，把鏡頭架在急診室的等候大廳甚至走廊里，毫無恥辱感(自己沒有也不考慮被拍的人)地拍下因長久等待、因擁護、因病痛、因失望而暴露無遺的不雅表情和失態舉止(想想那些躺在急診室走廊的擔架上數小時沒人理的老人們)，那么法國公共醫療存在的問題從整體來說就不是被暴露而是事實上被夸大和被丑化了。因為透過這樣的畫面，人們感知的已經不是事實本身，而是負面話語，如此話語在沒有自我意識的人手里就像脫韁的馬，一路踐踏。

　　由此看來，中國人被深深鎖定的那條精神軌道，是由話語經營的，這里面又分兩部分：西人和他們在中國挑中的卒子有意經營的部分和中國大多數媒體無意識地推波助瀾的部分。上面這個例子就屬于無意識地推波助瀾，我們看到，事實是一回事，如何經營話語是另一回事，而話語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事實本身。在當今世界，新聞話語早已超出“記錄發生了什么”這一功能，而是文明戰場的武器——你意識得到，它就為你服務;意識不到，它就成為打擊你的利器。不要因我這些話就直線理解成我反對記者揭發社會問題，我一點都不反對，而且贊賞發現問題并以曝光問題為己任的人。我要說的是怎樣既暴露問題又避免讓百姓走上自賤的精神軌道，這就需要制作話語的人有話語主人的意識，那樣他們就能體會自己手上的驚人權力。

　　同樣報道看病難問題，如果去兒童醫院報道的是法國電視記者，他對如何報道就會有兩種選擇，若他報道的是中國兒童醫院，那他的報道方式會與中國電視臺類同，會拍攝同樣的畫面、播放同樣的畫面，然后解說詞會百分百鎖定為體制問題(不這么解釋是通不過意識形態審查的);若報道的是自己國家的兒童醫院，他就會在同樣曝光問題的情況下對報道細節做很大改動，如很多直接畫面(為連夜排隊掛號睡在醫院地上，像動物一樣被大聲吆喝著遵守秩序，因沮喪、失望、疲勞而丑陋的人臉特寫，等等)不會拍攝或拍了也不會播出，至多只會將現象用詞語帶過。用一句話“有人不得不睡在掛號廳的地上”和直接用畫面表現，雖針對的是同一事實，從話語的角度作用卻相去甚遠，一個在陳述事實的范疇，一個卻不以報道者意志為轉移地沖出這個范疇，執行起負面話語的任務。西方記者深知話語(此處以畫面作為表現形式)運用不當很容易便讓揭示問題滑向獻丑，這就成了一個自己有沒有恥辱感及被拍攝者有無恥辱感的問題，也就是說話語實際已使原來的問題換了一個性質，收看到這些畫面的人留在潛意識里的已不是看兒童專科醫生難這個具體問題，而是這國這民從根本上有問題。這就是話語的力量，它對潛意識的移變，悄無聲息，卻難以逆轉。

　　另外報道這樣一個社會問題，最后把意見的終點推向哪個方向(其實就是解釋權這個根本權力怎么用的問題)，法國記者在涉及自己國家時也會與中國記者不同。中國記者在報道兒童醫院看病難時最終把意見的方向推到國家頭上(盡管也點到分流不夠)，因為他總結問題時得出成因是醫院規模不夠大、醫生不夠多、設備不夠好，歸根到底是國家不發達、政府重視和投入不夠(以我對所述問題的觀察，再建兩棟樓、添一百個醫生，也只能緩解，因為問題的根不在此)，并暗示西方國家看病要方便得多(不知是具體去調查了還是想當然)。而法國記者最終的思維導向一般不會這樣，他會認為問題的關鍵是管理分流不夠，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讓全市及整個京郊甚至全國(現在人有錢又寶貝孩子)有病孩的人這么隨己所愿擠進一家專科醫院，那樣多大的醫院、多少醫生都是不夠的。問題的關鍵就在這兒，我從前帶孩子去看過病，那時北京兒童醫院的條件還遠不如現在，但卻未見如今這番亂象，且小孩住在北京也就去過不得已的一次。所以話語不僅僅是呈現真實，它更重要的是輿論導向，它如何解釋一件事，比事件本身還重要。法國記者最后在尋找責任時，往往會與中國記者正相反，或至少是將責任對半分，他可能也會呼吁政府做更多投入，但他會將主要責任落在隨意且大量涌來、不遵守秩序且缺乏恥辱感的看病人身上。因為“自由”社會的“合同”就是每個人首先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并承擔其后果，尊嚴不是他人給予，而是自己把控。

　　我們看到，話語的主人在此呈現的還是自我意識強弱的問題，強的人懂到話語的邊界在哪里，不光恥辱感強避免獻丑，而且并不只扮演“綠林好漢”一種角色;弱的人則獻不獻丑本身都無意識，且只會扮“綠林好漢”。“話語統治”說白了，首先是握有此權力的人有沒有自我意識，如果自我意識薄弱甚至沒有，則這個統治權放到你手里，你也抓不住。所以權力大小與人稱職與否是成正比的，世上不存在沒有邊界的權力，只存在不勝任的人。

　　我再舉法國電視臺今年八月中旬對全法八百多公里大堵車的報道，以供比較。發生這么大件事，尤其是暑期人人關注的問題，電視臺不會回避肯定要報，但仔細看，對內對外、對外時對敵對國還是盟國，報道技巧是非常講究的，對話語的權力(如何攻擊別國保護自家)有充分認識，并且自己頗有主人意識。

　　大夏天的，堵了這么長(有史以來最長)，八百多公里等于從北到南橫貫法國，成千上萬被阻在長途路上回不了家或抵達不了度假地的大人小孩，要拍丑陋畫面以證明問題嚴重恐怕俯拾皆是，人性在匱乏感面前到哪里都難有奇跡。但人家是怎么報道的呢?在不回避負面信息的同時，整個報道你看不見一個有礙觀瞻的畫面，大堵車的畫面是個遠景，既不用中景，更不用特寫，為什么?這時用遠景既客觀，又避開了所有不雅觀的景象。堵車集中點在南部七號高速公路，這里氣候炎熱，公路太陽下被阻數小時甚至一天，對普遍沒有空調的法國駕車人是很難熬的，若用近景尤其特寫，你就會看到赤膊的車內人(熱得不耐)、大呼小叫的家長孩子、油污汗漬的臉、沮喪憤怒的表情甚至爭吵罵架;如果鏡頭再轉到加油站、公路休息處和廁所，原本相對整潔的地方，這時肯定一片狼籍(用得人太多了)。但所有這些不可避免的境況，電視畫面均未表現，而是在長鏡頭之后，采訪了三個好脾氣、性格樂觀的駕車人，他們中沒有一位因被堵在路上而氣急敗壞、怨天尤人，而是個個認命，認為這是度假生活的一部分，自己接受了好的，壞的也要接受。整個報道最后的輿論導向是：大堵車給度假者帶來很多不便，但這是個偶然事件。偶然的即意味著沒什么好怨的，因為生活中不可避免。試想想若是中國記者報如此規模的大堵車會怎么報?他們多半會用一大堆近景和特寫，反映受堵之人的困苦(因自己恥辱感不強會專挑最難堪的畫面以顯示自己作為問題揭示者的重要性);然后搜集一大堆怨言，窺癖本能盤據于人的潛意識，暗暗支配著尋找畫面的眼睛;最后就會把問題引到國家不好(公路不發達)、政府無能(管理不善)這條慣常的思維軌道上，沒有人會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慣常的完美永遠落后于偶然的災變。

　　溫州動車事故后，全國的媒體互相仿效用大特寫的方式放大每個遇害者的命運，估計他們是模仿西媒對紐約911襲擊和倫敦地鐵爆炸的報道方式，卻不懂西媒如此垂注受害者個人命運，是由于死者是外敵攻擊的犧牲者。而自己國家偶然的交通事故他們就不會這么報了，因為對死者命運的如此特寫，看起來是人道關注，實則是妖魔化對立面——出事的火車、火車所在鐵路部門、火車工作人員、制造火車的人及他們的技術，等等。而妖魔化與正當尋找責任有著本質差別，所以在西方，一次偶然事故的受害者，一般都無名、無姓、無畫面(個體特寫是沒有的)，總之無個人命運，他們只在一個數字中具有意義，這個數字的大小意味事故嚴重與否。

　　配上那么多不堪入目的畫面，再時常拉來西方國家作對襯(那邊如何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即便并沒說這國這民如何不堪，如此導向的話語也已事實上建構起來。加上西方記者報道中國時便一改他們對自己人的慣常作風，鏡頭總是對準最丑陋的人和事，不管出了什么事，沒什么是偶然的，輿論導向永遠是體制的、整體的、一貫的錯。如此外攻內陷，中國在世界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能不一敗涂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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