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中國與西方比較自1840年后就開始了，陸陸續續從未停歇，直到如今游學一周的學生或旅行十天半月的游客都參與其內。世上恐怕再弱小的民族都不會出現中國人這般的無自信，拿著西洋照妖鏡一照就是近兩個世紀。自八十年代竄起了一批臺灣作者之后，怎么比基本上定下了模式，即比浮在兩個文明表面的東西。先不說拿近代發家暴富的國家與被前者打敗、破產落泊的國家比對，有多少可比的東西;就說文明本身，運用前者的話語(詞語、概念、歷史解釋權)比對兩個文化體，后者也永遠處于下風。這種比法從前也有，但未達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的規模和定式。這是由幾個因素促成的，先說做這類比較的人自身。

　　首先這類作者都有崇洋的前提，有的是在自己國家受了委屈甚至坐了牢一肚怨氣和報復心理;有的是婚嫁了，靈肉結合的選擇并非偶然;有的是出洋后沒走多少彎路就被白人主流社會吸納，尤其當其能力被用來提升西方、貶抑中國，這樣的人“運氣”頗佳;當然最廣大的一群是有著依強棄弱心理、追逐優越感的模仿者(國內有不少外語都不會幾句便寫出大部頭中西比對的文人就在這個行列)，這需要極大的崇洋動力。崇洋和學洋是兩個概念，盡管時常被混淆，反崇洋不等于排斥學洋。崇洋的毛病是看不到點子上，因為起點就錯了位，自我意識極弱甚至于無。

　　仔細推算，做浮表比對的作者大體就這四類，總的來說多多少少都缺少我說過的能掙脫“模式”的四個條件：有自我意識、有獨到眼光、不必出賣自己、也不謀私利。而這四個條件缺一不可。一肚子怨氣只想尋外力報復的人其自我意識在怨氣的集聚中早就煙消云散;大群的逐利模仿者也無自我意識，反倒把自利當成自我意識牢牢把守;中間那兩類則夾在被西方主流社會吸納與自我意識這一天然的矛盾體內，步步都是背反，所以先不說“獨到眼光、不賣自己、不謀私利”，就說“自我意識”要保全也難。而無自我意識或自我意識薄弱，何來獨到眼光。

　　再看看客觀環境。中西對視是以血腥的欺壓、慘重的創傷開場的，以華夏文明轟然倒地、快速消失為節律，且一直變換著形式在繼續。這樣一種暴力接觸勢必在中國擠壓出兩股勢力：合作的與反抗的。而由于外部強權的介入從未停息、打壓持續，兩股勢力不可避免地難以匯合且向兩極分化，合作的人罵反抗者“義和團”，反抗的人斥合作者“大漢奸”，勢不兩立，不共戴天。因而中西對視從一開始就不具備產生兩個文明正常交往的平和心態、清醒意識的條件，一直處在迭蕩起伏中，兩頭輪流占地為王，忽左忽右主導著世風，早早地就將本應起主導作用、處在兩極之間、客觀而深邃的眼光排斥出局。加上兩個文明相去甚遠，思維方式時常背道而馳，絕對不是回眸一瞥便能互相看懂的對家。何況中式思維和中國人的天性往往使之在接觸中很快被兜在對方內外兩層的外層，且絕大多數人基本走不出外層，不在于接觸時間的長短。這有點像兩個性格迴異的人，即便聯姻同床都可能幾十年看不透。然而時代的局限偏偏讓我們在很長時間里只能回眸一瞥。

　　最后是話語的事先植入。絕大多數人并無獨立思考的能力，而是循著時代的精神軌道。精神軌道這駕馬車是由話語的流向牽拉的，所以能主導話語流向的力量(目前主導世界話語流向的依然是西方)，基本可以支配一國的思維方向。而當一條精神軌道架設完以后，慣性思維便侵入大多數人的頭腦，在潛意識層面事先決定他們的正負面取向。這條慣性鎖鏈不但可以緊鎖著一個時代，也可以捆綁著一個國家、一個文明度過漫漫歲月。

　　隨著中國人與世界(西方)接觸日深，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能力也不斷加強，這四類作者中，第一、第二及第四類作者的影響力將逐年式微，但第三類作者卻能逃過時代大浪的頭道淘洗，長久地作用于中西對視的目光。第三類作者的迷惑性即在于他們并未掙脫“模式”，但與那三類比卻似乎專業了許多：他們長期居留西方，在西人堆里混飯吃，還取得了一定成就。這層表相讓他們天然具有“專業目光”，盡管細想想表相不一定讓人具備實質，即使被西人承認，也并不意味著作者不缺上述四個條件中的若干條，是這些條件決定一個人的眼光，而非其他。

　　從這個角度看這四類作者，又可以把他們分成兩大類：浮表類與看似不浮表類。前一類作者的典型表述在一篇名為《一名臺州學生眼中的中德文化差異》(作者：趙天翼，中國臺州網2012年7月21日)的文章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后一類作者的典型就是觀察者網2013年8月11日一篇文章《華裔女設計師劉揚《東西相遇》：圖說東西方文化差異》中介紹的主人公。

　　我在此挑這兩位新人，一是二人皆做中德文化比較，我們可以看清一淺一深針對同一個國家的比對之差異和類同;二是二人皆為我們上面分出的兩大類作者的典型;三這可細分成兩類實為一類的中西對視模式，雖歷經幾十年的大浪淘沙，依然具有頑固的生命力，形成一代代接力的鏈環，甚至變了一副更專業的面孔，依然占據舞臺的中央。臺州學生這類中西比對，讀者想來已耳熟能詳，三十多年來，無論是大作家還是像臺州學生這樣的無名小卒，文字水平、寫作技巧可能差別頗大，但敘事線索和思維走向作為寫作的內在方向是一致的。其共同特點是被兜在內外層西方之外層，而且是外層中浮在最上面的那層。能不能浮在面上看世界?能，誰都有以自身能力和視角看世界的權利，但掌握一個文明精神命脈的上層建筑不能，浮游眼光更不該變成主流。

　　有人會說每個人都有表里，每個社會、每個文明都存在表里不一的現象，那么做外層比對一樣也是客觀的，沒有虧待哪一方。這樣想的人忽略了工業文明具有史所未有的摧枯拉朽作用，所以處在不同工業化階段的社會不能拉到一個平臺上比較，很多問題不是文明自身的問題，而是工業化早晚的問題;同時他們也不知道西方文明有一個非常顯著但隱匿極深的特殊性，即內外層懸殊甚至毫不搭界，不但不追求(不追求與追而不得是兩碼事)內外統一，而且刻意拉開之間距離，整個社會建立在外在行為統一塑造的基礎上，這從下層百姓接人待物到上層建筑的統治方式一脈相陳。這使得兩個民族兩個文明不可比的東西不能拉到一個看似公平的尺度上下結論，我們要學習精細打造外層，但若學不到位，也不必自卑，人有滿面微笑背后捅你一刀的，也有愛理不理卻從無害你之心的，硬要兩種人變成一類人，也是勉為其難。信息和交通現代化的世界雖然疆域縮小彼此看得見，但對視之便利并不意味著能看懂對方，看不懂對方，又如何學到該學的東西?

　　與西方社會打交道一般是先甜后苦，與中國社會打交道則正相反，是先苦后甜。有個相識的小孩被送去英國讀書，走前小腦瓜里早埋下了定勢思維：中國人不好，素質啊，等等。初到英國，人問那邊怎么樣?答：西人文明友愛，有中國人的地方就不行(估計指華人區)。幾年后，問有沒有結交幾個友好白人?答：一個沒有。再問有沒有朋友?答：有。問什么人?中國人。為什么會有先后感覺的差異呢?這是因為中國人的外在表現與內在人格之間的距離遠遠沒有西人的跨度大。不要簡單把這一“距離”理解成普遍意義上的“虛偽”，這二字并不能概括其復雜性，而且不夠中性，內在人格除了本性還有本能，這就意味著距離小并非全都是好事，所以用“導演自己的外在行為用以保護、裝扮或掩蓋內在的我”來概括似乎更貼切。十九世紀及其后旅華的西方文人筆下中國人為“小孩民族”，概緣于此。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在法國旅行作家亨利·米肖的書中讀到“小孩民族”這個頗乏褒義的概念時，并未深解這四個字的真正含義，當時想，一個民族被人冠以“小孩”，無非是不成熟、缺乏智慧、甚至有點野。后來一點點悟到其中真意，就是人的外在表現與內在人格之間的距離遠沒有西人的跨度大，跨度大小除了來自天性還有后天的馴化。這一差距究竟是人種使然，還是文明在某個環節做了不同選擇，我尚沒有研究透。

　　在西方，社會的人與其本我的距離大小是判斷一個人(甚至一個文明)野蠻還是文明、高貴還是低賤、進化程度高還是低、自我意識強還是弱的分水嶺，這個距離越大越好。而我們的分水嶺是人的道德品行修養，終極標準是善與惡，道德品行(內與外)之間是不能有距離的，須放在一起考量。舉一個具體的事例，近日一艘裝載約五百黑人的偷渡船在意大利地中海小島附近著火沉沒，除少數逃生，多數都燒死或溺水而亡，小島一時連收殮的棺材都不夠用。平時這種悲劇幾乎日日發生，但每次人數少，這一次一死數百，西歐輿論嘩然，報紙、電視、各國政要全都一副哀痛狀，不了解西方的人只聽這些話語會深受觸動，以為西歐從此會由同情到放人一馬。殊不知西人的傷心點并不是死者的命運，而是我們居然未能阻止這樣的悲劇發生在眼皮底下。相比較，中國人要么不傷心(誰叫這些人不請自來還強行偷渡)，要難受則傷心點肯定圍繞死者的不幸，側重點與西人雖然只是微妙的不同，但恰恰是這么一點距離決定了中國人看不出這是西人在悲劇前的道德表現，而且是必為的外在表現，平時對非法移民恨之入骨的人這時也得作悲痛狀，從政客、媒體到島上漁民，全都必須做出相同的道德表現。外在表現的約束力來自其統一，沒有規范就沒有外在表現，那么建立在統一外在表現上的社會也就運轉不靈。然而道德表現的目的地并不是心慈手軟，這是中西文化歧異的分岔點之一，而是為更嚴密地阻止偷渡者靠近提供道德借口，公開的眼淚越多，私下防堵非洲移民的措施會越嚴。我本人對歐洲防堵黑人移民潮并無微詞，認為這是必要的，否則后果可怕。以黑人毫無節制的生育率(婦女人均八胎)，及工業化國家人口減少，有一天黑人將登陸全世界，中國將是下一個大目標(再不解除計劃生育)。我在此舉這個事例，只是讓讀者看“距離大小”行事會大不同，這種事如果發生在中國身上，中國人一般會沉默，他要真流眼淚便會心軟接納這些移民，若不愿接納，則多選擇回避話題。中國人做事認個理，若覺得理不虧，他就不理睬，若覺得理虧，他會糾正自身行為，不大會絕無向對方讓步的打算，嘴上卻掛滿同情。“我不讓你來是為你著想”這樣的理中國人是不好意思硬奪的，也覺得這是拒絕人家還揣上一腳。中式表現的優點是不強詞奪理，作不了好人就干脆躲開;缺點則是在日常小事中，缺少起碼表面禮數，連做樣子都不會，心不夠善在公開場合卻連照好人的規范做都沒意識，如公車上踩人腳、路上碰了人，寧可裝糊涂躲開，也不愿哪怕是裝著內疚地道聲歉，而文明社會有時需要裝模作樣。如此品性也使中國人在公共行為中缺乏主動和自覺性，西人眼里中國人“麻木”實際上就是這一表現給人的總體印象。

　　從分水嶺的不同設置看，我們的標準相對要直接，他們可以繞過本質，而我們不可以。這與兩個文明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個一切的出發點歧異甚大有密切關系，從一個很小的事物——雜技——便能分辨出來。雜技作為一種挑戰自然規律的藝術從某種程度上頗能演義人與自然的關系模式，對自然敬畏加順從的中國人在雜技藝術上將功夫發展到極致，而對自然俯視加征服的西人則將魔術發展到爐火純青。功夫是人彎曲磨練自身以挑戰自然;而魔術則是人設計花招改變觀者的視野以戰勝自然。前者與自然是一種直接關系，規則其實還是由自然作主，人只是其中配角;后者則是一種非直接關系，中間隔著人的計算，規則由人作主，自然成了配角。這個致命的分岔口注定了中西文明時常南轅北轍，彼此都需改造視野才能看懂對方。也正是因為分水嶺所設標準直接簡單，我們不專門側重外在表現，這使得整個社會沒有形成一種與內在品質無關的、但統一約束的外在行為標準。加上舊禮儀(所謂“封建”禮儀)在一系列革命中被打破，本來分水嶺設置就直接的我們，幾乎丟光了可以包裹一個人的外在禮節。沒有統一約束的外在行為標準，內在品質的標尺又高，不可避免要促使人回避或裝糊涂，更使一些人將無良本性直接變成弄虛作假。這使得中國社會好人與壞人的界限較西方社會明顯，也使得這個社會特別需要好人模范來感召，而其實中國社會好人的比例并不比西方低，真正好人的比例還超過他們;相比，由外在行為標準統一約束的西方社會則從無好人模范的需求，我在法國多年，很少見人謳歌舍己救人或呼吁拾金不昧，事實上做這種事的人遠沒中國多，但他們卻讓人感覺品性較平均，不了解內情的中國文人驚嘆“好人文化”兼由此而來。

　　在西人看來，外在表現與內在人格距離拉得越大的種族越具有高等智慧(所謂大智與小聰明)。過去貴族文化就是以此為目標制定禮儀的，貴族必須在外在行為上達到風度規范，但沒有修身養性的追求，所以兩人一句不和便要消滅對方這么直接了當的一樁蠻事，卻發展出決斗文化那些溫文繁縟的禮節——沒有公開的罵架動粗，殺人通知書用美文細紙寫就，由戴著假發、撲著香粉的仆人用精雕細琢的銀托盤乘寶馬香車送過去，約好致人死地的時辰和操作細節。到了選定的日子，兩個可能將赴黃泉或成為兇手的冤家衣冠楚楚、鎮定自若地來到“殺人現場”，風度翩翩地握手致禮，臉上還掛著微笑。此時顯示勇氣的最外在表現就是面帶微笑，而勇敢是貴族紳士最重要的品質之一(另一個是忠誠)，因此心里再怕、再恨對方都得裝出微笑，肌膚相親、和善面容絲毫不影響內心必除對手的決心和意志。歐洲貴族紳士與中國古代科舉文人或士宦子弟大不同，后者偏愛文墨，前者卻尚武，由于狩獵傳統，他們個個能槍會劍(決斗用三種武器：槍、劍、軍刀，雨果、大仲馬等文人都參加過決斗)，別看在沙龍與女人周旋那個多情。歐洲決斗文化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中葉，法國最后一場決斗發生在1967年，兩位出名的政治家、議員為一方稱另一方“蠢貨”而決斗，一方受傷(1903年殺人償命的法律使得決斗抬高了生命門檻，從此見血而不留命)。

　　試想想“外在表現與內在人格之間距離太短”的中國人哪能做到，他若能按下怒火和仇恨向對方投去微笑和伸出手，其后殺人可能就下不了手了，心沒那么硬啊;如果馬上就要公開干掉對方，他不但認為沒必要裝相，恐怕也裝不出來。我們在說的是一種普遍的文化，而非一樁超出常理的謀殺案，所以不要用殺人案來反駁。我將在以后的《解剖學系列》中詳解“外在表現與內在人格之間距離大與小”所造成的西方人具有而中國人缺乏的優點，以及西方人多有而中國人少見的缺點，因為我發現中國文人墨客艷羨了一個多世紀的“公德”之有無的關鍵岔路口就在這里，與道德本身一點關系都沒有。現在先言歸正傳。

　　由此西人與西方社會都有意識地為自己精心打造了一個外層，這個外層還不是薄薄一層，而是從歷史政治到民風民俗，皆有讓人賞心悅目的外包裝。其控制包裝的每一個細節、人人意識到內外之界，值得我們吃透。但首先要上層建筑看清我們究竟短于什么人家又到底長于什么，而非不分歷史階段、不解文明差異拉人之長對己之短，自貶自賤。大社會與小個人其實是一種行為模式的大代表與小代表，剖開來看，大標本與小標本方方面面都是對應的，什么樣的個體產生什么樣的社會。這個外層的西方，下以社會個體的禮數規范、上以政治文化的民主自由(幾百年前是基督教規)為外在表現，從“距離原理”看，外在表現與內在人格距離越大，其外在表現越出彩，正因為政治文化的內在機制既不民主也不自由而是壟斷專權，顯現在世人面前的才如此注重細節表現。這對初入者、意識不清醒者、眼睛不尖者、先入為主者，具有致命的誘惑力，尤其對純粹中式思維的人。

　　如果我二十來歲，估計寫中西比對也逃不出這個已被固定的思維軌道。文化比對有它的浮層和深層，而且浮層居多，這是兩個文明對視時自然生發的，不可避免。欣賞浮層，甚至崇尚浮層，都無所謂，比如我就頗欣賞浮層，就像走進一間房先看到做工精良的雕梁畫棟，讓人感覺舒服。我個人與西方文明頗有點心有靈犀一點通，構建浮層的很多東西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里面包括個體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以及應做的自我保護，也包括上層建筑對民眾應負的責任以及應做的自我保護。尤其是現代社會，一個人乃至一個國家，都需要搭臺布景，才能在人群中、在整個世界唱戲。但把浮層當全部，只見畫棟雕梁不見內部榫卯結構，一癡就是兩百年，不知深層的存在，拿著浮層作自己的照妖鏡，光學花招不見真傳，卻使得中國一個多世紀以來悲劇連連，自怨自艾，徹底丟失精神指南針。

　　目前中國的問題是，大大小小、組成精神模仿鏈條的作者匯聚起來，已形成難以逆轉的話語的流向，卷裹了整個國家，致使很多人（包括上層建筑）做出錯誤選擇。像臺州學生七日游這種膚淺至極的中西比對，因符合多數人已被灌輸于心的西方形象，便受到本不配有的重視——刊登并轉載。像劉揚這樣已做了明確選擇的人(并未以其才華為國服務、反而加深中西誤讀)因在西方受抬舉便可直入中國的上層建筑(進入中國的院校、研究機構講學或在媒體上成為名人，瞬間獲得巨大影響力)，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擁有一個扎根本國的人可能要用一輩子才能謀到的話語權。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被中國人捧角的西方中國通絕對沒有可能在其母國搭乘進入上層建筑的直通車主導文化比較的話語，有自我意識的上層建筑必有厚厚的城墻，開放并不是來者不拒。

　　要打破這條思維軌道，割斷精神模仿的鏈條，就得從話語的流向中突圍，樹立一個新觀念，即：不可比的不要比。我們看到缺陷的背面往往也有優點，而優點的后面常常暗藏著缺陷，所以中西比對已到了繞開現象看本質的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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