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反省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我們發現，本來應該是與黨同呼吸共命運的新聞媒體，在蘇共亡黨過程中竟然起了推波助瀾甚至反對黨的作用，被稱為壓倒蘇共的最后一根稻草。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我們應該如何深入剖析問題根源，從中又該得到怎樣的時代警示呢?

　　一、新聞宣傳戰線的主管領導思想“僵化”導致了新聞宣傳工作死氣沉沉

　　在斯大林時代，由于當時的復雜環境和特殊原因，主管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干部“僵化”現象比較突出，以思想“僵化”強硬著稱的蘇聯20世紀40年代意識形態領導人日丹諾夫就是一個代表。20世紀50年代后期，隨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相繼去世，蘇共中央領導層多數來自經濟和組織部門，其中很多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有限，理論素養不高。20世紀60年代前后，蘇共的意識形態組織領導水平下降的情況更加明顯。雖然形式上一直保留著黨的第二把手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傳統，但管理宣傳思想的干部經常受到管理經濟工作和干部工作領導的蔑視。社會思潮中對物質社會和生活享受的追求也排擠了蘇共和全社會對宣傳思想和理論工作的重視和思想引導，導致了社會上排斥理想信念思潮的出現，不少新聞工作者乃至新聞宣傳戰線的領導干部都感到信仰迷失、思想混亂。

　　美國等西方國家一直企圖改變蘇聯社會主義的性質，但也承認只要斯大林在世，這種圖謀就無法實現。而蘇共黨內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特權集團及其追隨者主動為西方和平演變打開了一個缺口。赫魯曉夫上臺執政，被美國視為從意識形態上對蘇施加影響的大好時機，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赫魯曉夫嘗試進行所謂“新聞改革”，允許有限度地開放新聞自由。但讓赫魯曉夫沒想到的是，一批“自由派”記者和作家借攻擊批評斯大林之機攻擊蘇共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面對這種情況，赫魯曉夫不久之后迫于黨內壓力又重新加強了新聞管制。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由于害怕出現赫魯曉夫所謂“新聞改革”帶來的混亂局面，蘇共又擯棄了赫魯曉夫的思想和做法，把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倒退到了20世紀30年代的水平，將“斯大林模式”凝固化并將其與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勃列日涅夫的思想又影響了主管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干部，使得蘇聯的新聞事業和輿論環境又恢復到了斯大林時代的“僵化”景況。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中央宣傳部的負責人經常更換，這也說明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等蘇共領導人極不滿意中央宣傳部的工作，也沒有找到適合此項工作的人選。勃列日涅夫本人思想僵化，其內容空洞的“著作”被成百萬冊地出版發行，各大新聞媒體長篇累牘地宣傳，最終導致越來越多的蘇聯公民以譏諷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沒有成效的宣傳又進一步加劇了黨內和社會的信仰危機，使得蘇聯社會在蘇共對意識形態高度控制和對新聞嚴格管制的表面下暗流涌動。新聞宣傳的“僵化”模式，導致了意識形態領域空話套話連篇，形式主義愈演愈烈，最終為蘇共對意識形態的失控埋下了禍根。

　　二、新聞宣傳戰線的主管領導全面“西化”導致了控制權喪失和意識形態混亂

　　戈爾巴喬夫時期，主管新聞宣傳戰線在內的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干部均以“西化”聞名。戈爾巴喬夫的“小校友”、畢業于莫斯科大學經濟系、具有博士學位的蓋達爾崇尚資本主義制度，他和一群完全接受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年輕學者形成了一個政治團體——青年改革派。蓋達爾被稱為“芝加哥小男孩”、“完全美國化了的專家”、“被稱為市場改革派核心人物”，他所代表的一批青年學者的理論主張，一是經濟市場化，二是政治民主化。他們心目中的市場化就是建立西方國家的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制度，民主化就是建立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而美國經濟學家研究了這些年輕人的主張后發現，蓋達爾們接受的不過是19世紀最簡單、最天真的自由主義觀點。蓋達爾大學畢業后先后負責蘇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共產黨員》雜志及蘇共主要報紙《真理報》的經濟部，是蘇共意識形態機構中很有影響的人物，對整個新聞宣傳戰線影響之惡劣可想而知。

　　曾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部長的雅科夫列夫是蘇共掌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關鍵人物，也是戈爾巴喬夫的“密友”和“軍師”，然而他不僅不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反而對資本主義贊不絕口，實際上他就是一個隱藏在蘇共內部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可以想象，這樣的人掌管蘇共新聞宣傳戰線乃至整個意識形態工作，會是怎樣一個混亂的局面。在戈爾巴喬夫實行改革的頭幾年，雅科夫列夫通過對戈爾巴喬夫施加影響和利用負責領導宣傳輿論工作的權力，力圖改變蘇共性質和毀掉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在掌握了新聞宣傳戰線乃至整個蘇共意識形態大權后，雅科夫列夫開始四處作報告、發表講話或撰寫文章，鼓吹所謂“民主化”和“公開性”。

　　主管蘇共新聞宣傳戰線乃至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干部全面“西化”，不僅使得堅持真理的人聲音變弱，而且不少人還被孤立起來甚至遭到打擊報復，更多的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典型例子就是列寧格勒技術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列耶娃在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我不能放棄原則》這封信引發的風波。安德烈耶娃在信中說，當前報刊上轟動一時的文章只能使人迷失方向，是給社會主義的蘇聯抹黑。這封信引起軒然大波，所謂的“改革派”更是將其視為“保守勢力和蘇共舊勢力”的反攻倒算。蘇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兩天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擊這股所謂的“反對改革的勢力”。結果，戈爾巴喬夫將堅持馬列主義原則、原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調整為主管農業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曾留學美國的雅科夫列夫。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報》4月5日發表了反擊文章《改革的原則：思維和行動的革命性》，對安德烈耶娃給予全面反擊和打壓。《真理報》將安德烈耶娃的信稱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安德烈耶娃稱為“改革的敵人、斯大林主義分子、保守派、機關官僚、黨的權貴代表”。此后，各種攻擊、謾罵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紛紛出籠，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泛濫，整個蘇聯歷史都被描述得一團漆黑。由此，已經被撕開裂口的蘇共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大堤，急劇滑向崩潰的邊緣。

　　三、新聞單位主要負責人被撤換導致蘇共新聞宣傳戰線領導權全面失落

　　為進一步掌控整個蘇共的新聞宣傳戰線，雅科夫列夫還安排所謂的自由派人士出任一些報刊雜志的主編，使這些媒體成為他可以自由使喚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急先鋒。在雅科夫列夫的主持下，1986年至1988年間，蘇聯一批最有影響的報刊先后被“新人”接管，這樣的刊物包括：《消息報》、《星火》畫報、《莫斯科新聞》、《共青團真理報》、《論據與事實》周刊、《莫斯科真理報》、《莫斯科共青團員報》、《青春》雜志、《新世界》雜志等。蘇共《真理報》、《共產黨人》雜志、《經濟報》等報刊的編輯部也大幅度調整。其中，蘇共機關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共產黨人》雜志的主編、有著深厚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的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職務……這標志著蘇共新聞宣傳戰線領導權全面失落。此后，這些在全蘇很有影響的主流報刊煽風點火、左右輿論，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發揮了重要作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文獻中這樣描述：“大眾傳媒工具被有意地交給了持資產階級觀點的代表手中。他們使用心理戰的方法，向群眾灌輸大量惡意中傷蘇聯及其歷史的信息，對反蘇維埃政權和聯盟國家統一的勢力聽之任之。”再加上西方國家積極扶持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者控制各種新聞媒體的領導權，這些本來應該是黨的耳目和喉舌的媒體紛紛站到了蘇共的對立面，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已成為蘇共的反對黨，以致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宣傳在全社會大肆泛濫，嚴重動搖了人們對蘇共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加速了蘇共亡黨的進程。

　　面對敵對勢力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肆無忌憚的攻擊，蘇共一些領導人也曾感到事態嚴重，要求召開中央會議討論黨和國家的形勢，對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予以反擊。而雅科夫列夫卻說：“值得這樣嗎……改革正在正常地進行著。這是過渡時期不可避免的困難，不要這樣不安。”由于雅科夫列夫利用負責領導宣傳輿論工作的權力力圖改變蘇共性質和毀掉蘇聯社會制度，主要媒體也只能主動或被迫按照其意志去做，這時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繼續成為媒體的主要任務。白俄羅斯共產黨對此的評價一針見血：“落入誹謗和挑撥者手中的大眾傳媒工具，對社會主義和蘇聯歷史大肆污蔑，為反對蘇維埃政權及聯盟國家的力量開辟道路，于是1991年8—12月實現了反革命的國家政變”。

　　從1990年冬季起，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雅科夫列夫更是原形畢露，不僅在1991年8月6日宣布退出蘇共，而且支持葉利欽，同謝瓦爾德納澤等人組建“民主改革運動”公開反對蘇共。雅科夫列夫后來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也再次暴露出了其本來面目，他對資本主義贊不絕口、頂禮膜拜，認為“資本主義帶來了實用主義的倫理。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體現了崇高的理想主義，它依據的是清醒的、腳踏實地的現實考慮。”

　　四、戈爾巴喬夫支持新聞改革和“新聞自由”導致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宣傳肆意泛濫

　　1986年3月，在戈爾巴喬夫掀起的“重評斯大林”運動中，他邀請大眾媒體批評蘇聯黨政機關。他對新聞媒體說：“在當今社會發展階段，我們的報刊可以成為獨特的反對派。”在官方鼓勵下，一些對“反思歷史”特別激進的報刊如《星火》畫報和《莫斯科新聞》逐漸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公然打出向資本主義方向“改革”的旗號。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1990年6月12日，戈爾巴喬夫批準《新聞出版法》，宣布“新聞自由”，使蘇聯新聞體制和性質發生根本性變化。《新聞出版法》規定，輿論從此不受檢查，取消新聞審查制度，各種組織和私人均有權辦報，并擴大辦報人的自主權。這實際上縱容了反對派報紙的大泛濫，不但沒有改變新聞界的無序狀態，反而使其混亂局面有增無減，以《真理報》為基石的蘇聯社會主義黨報體系受到沉重打擊，從此一直走下坡路并一蹶不振。

　　原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主張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蘇聯社會上一切卑鄙的東西“神圣化”，使頭腦清醒、忠于社會主義者變成少數，并被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因此，西方反共勢力一直在想盡辦法通過支持蘇聯反共傳媒和自己掌控的傳媒，對社會主義蘇聯展開全面的進攻。為了實施和平演變戰略，西方發達國家分別建立起專門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媒體。面對這種宣傳攻勢，戈爾巴喬夫不僅不積極進行應對，反而為虎作倀，不僅在1987年1月指示停止干擾BBC對蘇廣播，不久又相繼停止干擾美國之音、自由廣播電臺等多家西方電臺的對蘇廣播，使蘇聯民眾從此可以隨時聽到外國電臺的聲音。這些西方國家的喉舌大肆宣揚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紹西方對蘇聯改革的態度和觀點，以西方的立場和視角評論蘇聯的政治局勢。這對當時正處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蘇聯人來說，其蠱惑性、煽動性不言而喻。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認為：“蘇聯停止干擾西方廣播，可能比戈爾巴喬夫決定從東歐撤軍50萬的允諾更重要。對美國來說，它為促進蘇聯社會的和平演變，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五、更多媒體紛紛站到了蘇共對立面導致黨員和群眾思想日益混亂和迷茫

　　由于戈爾巴喬夫推行新聞改革宣布“新聞自由”，《真理報》為代表的蘇共黨報在市場上面對以揭露所謂“蘇共丑聞”、批判列寧和斯大林等蘇共領袖所謂“罪行”為主要噱頭吸引讀者的競爭對手時越來越沒有優勢，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很多媒體甚至一些黨報黨刊也迅速掀起了一股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暴露蘇聯社會的陰暗面、貶低蘇聯70年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狂潮。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者控制的新聞媒體在“重評斯大林”運動中更是把挖掘歷史、揭露斯大林時期的陰暗面作為吸引讀者的手段。再加上右翼勢力乘機推波助瀾，蘇共的新聞宣傳戰線乃至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了一股步步深入直至全盤否定蘇共歷史和蘇聯領導人的浪潮，蘇共黨員的思想被搞亂了，蘇聯人民的思想被搞亂了：斯大林成了惡魔，整個蘇共和蘇聯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面對媒體上這些顛倒黑白的文章，當蘇聯人逐漸失去了對黨和國家的信任、失去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時，蘇聯人的精神支柱也轟然坍塌了。從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短短的兩年內，就有290多萬蘇共黨員聲明退出黨組織，留在黨內的黨員也大都對蘇共失去了信心。

　　這時的蘇聯，不僅報刊成為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陣地，電視臺也不甘落后。其中幾位年輕記者創辦的直播政論性節目“視點”、“第五車輪”，就公開抨擊和批判蘇共。1989年春天，根據修改后的憲法，全蘇進行了人民代表選舉。蘇共的反對派更是抓住競選活動這個難得的機會，通過電視直播，合法地將各種反蘇、反共的聲音傳遍全國。蘇共的黨代會和后來全程電視直播的人民代表大會也成為蘇共反對派的重要舞臺。實際上已呈壟斷之勢的所謂開放傳媒和自由競選運動，進一步加劇了蘇共的信任危機，并由此成為政治上和組織上全盤否定蘇共的開端。因此，可以說是蘇共對媒體的失控導致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一步步瓦解、摧毀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掏空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加速了蘇共亡黨的步伐。

　　對于一個馬列主義執政黨來說，強有力的思想意識形態工作就是它凝聚黨心、民心，率領人民前進的理想、意志和號角、旗幟。當它的號角、旗幟被奪取，當它的理想和意志被摧垮的時候，這個黨還能夠存在嗎?到了1991年，當主流媒體的輿論千百次地重復蘇共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當各種媒體把黨的領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團，當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把這些謊言和謬論誤認為真理之后，面對敵對勢力宣布解散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危急時刻，還有誰會站出來捍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呢?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結局已經作出了最明確的回答。

　　(作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博士后流動站博士后、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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