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落后就要挨打”

　　多年來，中國人已經習慣地把“和平與發展”當成世界潮流了。因此，一談起“以斗爭求團結”，有的人就害怕。害怕到連“落后就要挨打”這么一句中國人再熟悉不過的、本來是凝聚中華催人發奮趕超列強的話，都要闡發出一番讓你瞠目結舌的新意來，以扭轉中國人因不滿而爆發出的維護國家利益，卻不利于全球化的情緒。這新意是：以只有經濟上強大起來了，中國才有發言權為由，反證中國今天只能陪著笑臉挨打，而不能冷著臉抗議;建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管你什么TMD、NMD，管你什么“誤炸”還是真炸，管你菲律賓怎樣挑釁，我們都該一聲不吭;如果挨了打還要反抗，還要吭聲表示不滿，就會破壞“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潮流;還是笑一笑的好，既顯示我堂堂中華是大度之邦，小小一個使館炸了也沒什么，又能使打人者因我們沒有痛苦、沒有計較而不夠過癮，不夠歡喜;吭聲是萬萬要不得的，要吭聲也得說：“你打的沒錯，錯在我們自己，誰讓我們不如你呢。”這種議論很多。另一種意見認為，中國要在經濟和軍事上趕上美國，達到前蘇聯那樣讓美國不敢輕舉妄動的水平，至少需要三五十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我們始終是落后的，那豈不是我們只好等著挨打嗎?而且，既然美國亡我之心不死，它就會想方設法阻止我強大，甚至找借口提前發動軍事打擊，那怎么辦?

　　把這兩種議論合起來看，就成了一個怪圈：如果你要不挨打，就得強大起來;但你要強大起來，別人就要打你。這個怪圈的最終指向就是弱肉強食，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弱者永無出頭之日。事情果真是這樣的嗎?

　　應該承認，雖然現實生活中弱肉強食比較普遍，但也不乏以弱勝強的例子。作為弱者的中國，我們不應該自甘落后、自甘挨打，而應該努力探尋以弱勝強、由弱到強的奧秘。然而，“落后就要挨打”這一判斷事實上卻排除了后一種可能。據說，“落后就要挨打”是斯大林在30年代提出來的，是毛澤東肯定過的，是每一個普通中國公民都耳熟能詳而且深以為然的。這樣一個判斷怎么會排除以弱勝強的可能性呢?

　　讓我們一道來看個究竟。

　　落后是挨打的充分條件嗎?

　　從語法上講，“落后就要挨打”是一個緊縮偏正復句。它可拆解成條件關系：只要落后，就會挨打，也可拆解成假設關系：如果落后，就會挨打。從邏輯上講，兩者都意味著“落后”是“挨打”的充分條件。這正是問題所在。

　　事實上，“落后”只構成“挨打”的必要條件。從“打人者”的角度看，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孫子兵法是專門談如何“打人”的，其中講到，兵者，國之大事也，不可以不察。要打就得打勝，而要打勝則必須考慮五大要素：道、天、地、將、法。道是首位的，它既涉及到軍事外交的成敗，涉及到交戰國雙方的戰爭動員能力，涉及到雙方戰士的士氣。中國古代的軍事家們非常講究師出有名，這“名”就是“道”。三國時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其中很典型的故事。為什么要挾天子呢?因為天子在諸侯百姓中還有影響，是正統和皇權的象征，挾了天子就是掌握了道。在當時的諸侯看來，曹操不廢天子，用皇宮嬪妃把他養起來，這說明曹操至少還是守規矩的，即使將來敗在曹操手下，曹操也不會殺了自己，也許還會把自己養起來，給個一官半職。這就從根本上瓦解了多數諸侯的反抗意志，爭取了諸侯們的中立甚至支持。同樣，今天的美國雖然軍事力量十分強大，但卻依然十分重視“道”：“挾人權以令主權”。它得把米洛舍維奇妖魔化，說米氏搞“大屠殺”、“種族清洗”，把自己打扮成人道主義的衛道士，以此來動員美國民眾和歐洲諸侯們的支持。為了維持這種道義形象，美國和西方媒體齊動員，成了“戰爭宣傳部”。因為美國統治者也深知失“道”寡助，美國的軍事機器雖然強大，但是仍然需要有人來操縱，有戰爭經費來支持，需要有作戰基地，真正死心塌地要戰爭的美國人也只是少數。當年美國在越南就吃了這個虧，由于當時中國對美國民眾和學生的影響甚大，由于美國在越南戰爭的殘酷暴行不斷傳回國內，美國民眾的反戰浪潮日益高漲，所謂“共產主義威脅論”的“道”越來越不靈，美國就只好低頭認輸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孫子所考慮戰爭五大要素中，居然沒有兵員多少和武器優劣這兩個要素。這是孫子的疏忽嗎?不是的，兵員多少和武器優劣只是代表戰爭雙方短時間的有形的力量對比(即所謂形)，決定戰爭勝負的卻是長時間內的無形的力量對比(即所謂勢)。本世紀上半葉國共兩黨的較量極為典型地驗證了孫子對戰爭規律的認識。在井岡山時期，共產黨擁有道、天、地、將、法五大要素的優勢，而國民黨則擁有龐大的軍隊和相對來說很先進的武器裝備(飛機、坦克、大炮、重型機槍)，但其道不正，其天不時(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大蕭條，國內經濟衰退更加嚴重，民怨四野)，其地不利，其將不力，其法不明，故屢屢吃敗仗。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勝利，是由于共產黨內部的軍事戰線錯誤，而不是國民黨軍隊的強大。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深刻地分析了敵我力量的對比和戰爭的不同階段，其基本邏輯仍然是孫子兵法，只不過毛澤東把“道”的力量推向極致，使戰爭真正成為人民戰爭，最大限度地用“道”調動戰士和人民的積極性罷了。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孫子兵法只適用于古代戰爭和近代戰爭，對現代戰爭已經不適用了。現代戰爭可以在短時間內具有毀滅性的力量，根本談不上力量對比的長期變化。在核武器面前，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投降，一種毀滅。因此，武器系統的先進性，而不是道、天、地、將、法，不是人民戰爭，成為決定戰爭的主要因素甚至唯一因素。

　　這種說法多多少少道出了一些現代戰爭、特別是核戰爭的特點。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生過核戰爭(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只能說是核試驗)。在俄羅斯的核武器仍然未被銷毀的情況下，美國輕易不敢動用核武器。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感謝前蘇聯留下的核武器為世界各國反對美國霸權所開辟的空間。只要有這個前提，則所謂現代戰爭的短時間毀滅性就要大打折扣，而戰爭規律就仍然離不開孫子兵法的軌道。在使用常規武器的情況下，美國對越南進行了長達四年多的大規模毀滅性轟炸，還是以失敗告終。目前，美國對彈丸之地的南斯拉夫進行毀滅性轟炸，但至戰爭結束南聯盟軍隊仍然可以聲稱保留了80%的防空力量。如果說，如此先進、如此密集的常規武器仍不能在短時間毀滅越南和南斯拉夫的話，美國又能奈中國何呢——如果中國占有道、天、地、將、法優勢的話?

　　最危險的情況可能發生在俄羅斯的核武庫被摘除以后。那時，美國用核武器進行戰爭就成為可能。我們不會忘記，迄今為止，唯一在戰爭中使用過核武器的國家就是美國。隨著核武器技術的改進，美國今天已經擁有從萬噸級的戰術核武器到千萬噸級的戰略核武器，已經可以有調節、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了。即便如此，那種所謂不是投降就是毀滅的核訛詐理論也站不住腳。試設想，中國或其他國家不被核訛詐所嚇倒，美國會怎樣呢?它敢發動核戰爭嗎?它敢使用戰術核武器嗎?敢使用戰略核武器嗎?事實上，長時間地毯式轟炸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準核戰爭。如果這還不能迫使對手屈服的話，戰術核武器同樣不會奏效。更值得注意的是，從軍事角度來看，精確制導炸彈對于敵方軍事目標的摧毀更有效，副作用更小。戰術核武器則不可能達到外科手術式的作戰效果，它在摧毀一個軍事目標時，會連帶摧毀方圓數十里內的各種設施，造成平民的大量死亡，從而激起強烈的仇恨，使敵國軍民團結得更加緊密。同時，在本國也會失去戰爭支持，激起反戰浪潮。因此，美國不會輕易動用戰術核武器。從這個意義上，戰術核武器也可以被看作是威力更大的常規武器，因而戰爭規律仍未發生根本變化。真正使戰爭規律完全失效的武器只有戰略核武器。如果美國把大量戰略核武器傾瀉到全世界各地，那么戰爭的確可以在短期內結束。但是，除非美國統治集團發瘋，這樣的戰爭是很難想象的，因為美國將在西半球以外制造一片核廢墟。它要核廢墟干什么?

　　由此可見，只要戰爭還是有目的、有意義的，則戰爭規律始終將服從孫子兵法闡明的五要素原理。那種所謂“不是毀滅、就是投降”的新戰爭理論實際上是美國人炮制出來的核訛詐理論，美國希望借此理論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一旦美國認識到無論多少原子彈都不能征服對手人心的話，美國人就不敢發動核戰爭，更不敢使用戰略核武器。

　　綜上所述，落后并不是挨打的充分條件。即使在現代戰爭條件下，落后也只是挨打的必要條件。

　　當然，為了強調“落后”這一因素的重要性，把必要條件夸大為充分條件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我們頭腦要清醒，不要一發現自己落后就趕緊舉起白旗，舔別人的腳后跟。要知道，比武器更重要的乃是人心。

　　“落后就要挨打”的主語是誰?

　　緊縮復句的特點是可以省略主語。如果把該句的主語補上的話，應該是“如果我們落后，我們就會挨打”。也就是說，當人們在說“落后就會挨打時”，潛在地設定了一個統一的主語——“我們”。然而，這里存在又一個語言陷阱。如果某個落后國家的人民構成一個整體的“我們”的話，“先進”國家就不敢輕易下手了。

　　鴉片戰爭是中國屈辱的近代史的開端，人們提到“落后就要挨打”時往往以鴉片戰爭為例。然而，歷史研究表明，盡管英軍船堅炮利，但武器上的相對優勢并不大，清軍則在人數上占有絕對優勢，總體有形實力強于英軍。況且本土作戰，具有道義、天時、地利優勢，理該穩操勝券。但是當時的中國并不是一個有凝聚力的整體，沒有一個同仇敵愾的“我們”。清政府虛驕無知，上下腐敗已甚，文武百官勾心斗角、爭名奪利，士兵訓練無素，幾近烏合之眾。既不能將道義優勢轉化為士氣，也做不到知己知彼，加上戰略決策和戰術不定，戰術指揮相互牽制，終遭戰敗。英軍敢于不遠萬里，以區區萬人之眾和并無絕對優勢的武器進犯一個擁兵百萬的國度，正是看透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看透了中國的一盤散沙局面。因此，如果認真總結鴉片戰爭的教訓，那么更切合實際的說法應該是“渙散就要挨打”，“腐敗就要挨打”。

　　縱觀歷史，先進而腐敗的帝國敗在落后而團結的小國上的例子比比皆是。周本是歧山外的一個部族，而殷則是盤踞中原的帝國。論經濟實力和青銅兵器的制作水平，周遠不如殷。但是紂王殘暴腐朽，眾叛親離，牧野一戰即告覆滅。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威震四海，號令天下，收銷民間兵器，興修萬里長城，國勢不可謂不盛。但隨即橫征暴斂，揮霍無度，草菅人命，貪官污吏爭飽私囊，巧言令色之徒把持朝政，指鹿為馬，以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賈誼在《過秦論》中慨嘆道：“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絮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毫不夸張，一部2000多年的中國王朝更替史，竟是一部“腐敗就要挨打”的歷史。

　　中國如此，外國也如此。羅馬本是意大利西部的一個強悍的部族，團結一心，能征善戰，而生產、貿易和武器的水平則不如亞得里亞海對面的希臘城邦。但由于希臘城邦四分五裂，各城邦內部貧富分化嚴重，奴隸主們既缺乏戰略遠見，又害怕國內貧民趁機造反，結果被羅馬遠交近攻，一一收拾，收編為羅馬行省。羅馬統治四百多年后，愈益驕奢淫逸，羅馬公民不事稼穡，專事游獵、娛樂和征戰，吸干了整個羅馬帝國的血液。統治集團紛爭不已，各行省起義不斷，整個帝國漸成土崩瓦解之勢。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游牧的日爾曼部落不斷侵襲羅馬領地，最終導致了羅馬帝國的覆滅。

　　13世紀成吉思汗的崛起再一次揭示出，那些貌似龐大卻內囊腐朽的帝國是如何不堪一擊。從社會階段看，游牧的蒙古部落尚處于原始社會解體過程中，與“先進”的封建大帝國相比，其“落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成吉思汗的鐵蹄先是踏平了北方的金，繼之又征服了南宋，入中原大地竟如入無人之境。原因亦無他，唯偏安、腐敗耳。

　　為什么腐敗比落后更容易挨打呢?從語法角度看，因為腐敗使一個民族人心渙散，國將不國，此即解構了主語，而落后只是對主語性質的陳述。主語既不復存在，則謂語又從何談起呢?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斯大林會提出“落后就要挨打”了。事實上，30年代的蘇聯盡管存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現象，但是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蘇聯廣大勞動者依然熱愛社會主義蘇聯、擁護蘇共和斯大林的領導，蘇聯社會內部的矛盾和分歧是次要的，對敵斗爭和建設家園的統一意志是主要的，蘇聯有一個作為整體的、堅強牢固的“我們”。在主語存在并且牢不可破的前提下，主要問題就是改善謂語狀況，亦即使蘇聯紅軍的武器裝備更加先進，國民經濟基礎更加雄厚，變“落后為先進”，以便在戰爭來臨時盡可能減少犧牲，盡可能迅速地戰勝敵人。

　　這就是說，斯大林提出“落后就要挨打”是有前提的，不能離開前提任意套用。毛澤東肯定“落后就要挨打”包含著同樣的前提，即中國共產黨是堅強團結的。毛澤東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團結看得高于一切，有詩為證：“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一旦內部出現裂痕，則消彌裂痕就會成為毛澤東的頭等大事。事實上，一切有戰略眼光的領袖都會這樣處理問題，即重視主體勝于手段。

　　挨打意味著什么?

　　“落后就要挨打”的另一個關鍵詞是挨打。國家之間的打架和日常生活中的打架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日常生活中確有以復仇為目的的、不計后果的打架，而國家間的打架總是為經濟利益驅動，往往是為了爭奪對領土和勞動者的控制權、奴役權。不計后果的打架是不計成本的，即使發動自殺性進攻也在所不惜;以爭奪控制權、奴役權為目的的打架則遵從經濟規律，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戰果，即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反之，如果打人者意識到打的成本很高，所獲卻可能甚微，它就不敢打。因此，這種理性的打架是智慧、勇氣和力量的較量。國家間的打架是漸進的，強勢方總是先擺出一付打架的樣子，然后提出一些有限的條件，比如租借港口、承包鐵路經營、要求開放門戶、降低關稅等，威逼弱勢方接受。如果弱勢方不敢動員己方力量迎接挑釁，接受了這些有限條件的話，那么在強勢方看來這就達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此，強勢者更強，弱勢者更弱。過一定時間，強勢方又會提出更加苛刻的條件。如此反復進逼，就可漸進地不斷加速地征服弱勢方。

　　但是，如果弱勢方一開始就不屈從呢?最好的結果是強勢方在一場得不償失的戰爭面前退縮，弱勢方勝利地保衛了自身利益，而且沒有挨打。最壞的結果是強勢方騎虎難下，不得不發動進攻，弱勢方挨打。也就是說，弱勢方不屈服就必然要作好挨打的準備，如果一點不想挨打，趕緊趁早投降當俘虜。而所謂國家挨打，則必然會有一部分人民做出犧牲。于是一個倫理問題就擺在了弱勢方決策者和全體人民面前，是現在做出部分犧牲保衛全局和長遠利益呢，還是以和平的名義屈膝求降?我相信，任何一位有遠見的決策人和公民都會選擇前者。

　　其實同是挨打，程度不同。如果一開始就作好挨打的準備，則強勢方還沒有東西下肚，力量也還有限，真的打起來，無非是皮肉之痛。1894年甲午海戰時，日方力量還沒有占據絕對優勢，在武器裝備上北洋水師并不比日本海軍遜色，但是由于清政府迷信武器，對日本侵略意圖認識模糊，防備松懈，軍隊將領大多腐敗無能，訓練無方，雖有部分官兵英勇抗戰，但總體形勢一觸即敗。北洋水師覆滅其實還是皮肉之痛，如清政府能受刺激而調動民眾的力量，振作起來，則仍可能將日本從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驅逐出去，但清政府卻采取了投降路線，向日本割地賠款，大大增強了日本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并進一步削弱了中國的力量，為日本并吞東北全境，進而發動滅亡中國的戰爭準備了條件。

　　事情很清楚，如果怕受皮肉之痛，則下一步就會遭傷筋動骨的打擊。對于一個人來說，傷皮傷肉的挨打其實并不可怕，正好活動一下筋骨，增強一點勇氣，鍛煉一點打架的本領;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如果把軍事基地、鐵路、機場、港口比作筋骨，而煉油廠、油庫、鋼鐵廠、化工廠、糧庫等比作內臟的話，甚至動筋動骨、內臟破裂的挨打都問題不大，越南和前些時候的南斯拉夫領土就都傷到了這個程度，因為這些都是人們勞動創造出來的有形財富，不需要多長時間就可以恢復。最可怕的是神經癱瘓，整個有機體失去統一協調指揮，或被炸彈嚇出了精神病，一聽說要挨打，趕緊答應人家的條件。

　　實際上，這和日常生活中人際關系的處理準則是相似的，怕挨打的人老挨打，最后被打得唯唯諾諾，謹小慎微;不怕挨打的人卻能贏得別人的尊敬，逐漸人際空間越來越大，成為號令一方的人物。美國是典型的欺軟怕硬的主。人們常常記得尼克松首次訪華時那句名言：“我是為美國利益到中國來的”;但是，人們不知道的是，這位反共老手其實是在為自己的中國之行辯護和打氣，因為美國在越南戰場上敗在了中越人民的手下，尼克松是被打怕了。是求和來了。當尼克松在毛澤東的書房受到接見時，尼克松的心態就如同朝見歷史老人一般。

　　實現從“落后就要挨打”到“以弱勝強”的心態轉換

　　以上簡略解析了“落后就要挨打”，但這句話透出的心態無論多么積極，多么團結，多么不怕挨打，都是被動的、防衛型的。在敵我長期較量的事實面前，更加積極、更有作為的心態應該是主動的、進攻型的，眾所周知，進攻是最好的防御。事實上，人們常常囿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思維定式，下意識地認為“落后必然被動”。因此，“落后”者說主動仿佛就是癡人說夢。但是，這仍然是迷信武力的思維方式的產物。如果以孫子兵法判斷戰爭勝負的五要素來思考問題的話，“落后”者常常可以利用“道”的優勢使自己處于戰略攻勢地位。極端的例子便是陳勝、吳廣式的“道”，由于掌握政權的強者道義喪盡，一夜之間強弱易勢。比較有現實感的例子是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的姿態，由于共產黨號召全面抗戰，揭露了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的危害，掌握了抗日戰爭的“道”，延安便成了人心所向的圣地，共產黨在國共兩黨的斗爭中從此處于攻勢。再如，在五六十年代，雖然東方陣營在經濟和軍事實力上仍不如西方，但由于西方剛剛經歷了資本主義的慘敗，而社會主義則是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的象征，因而東方陣營處于攻勢。最富戲劇性的事件便是中國文化大革命能帶動美國國內的黑人運動和反戰運動的高漲，引起法國五月風暴。西方統治者忙于應付工人和學生運動的高漲，哪有什么心思對外侵略擴張呢?

　　由此反觀，今天美國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圍內說一不二，除了冷戰結束后美國軍事力量一極獨大外，還因為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教條的成功泛濫，因為東方陣營的垮臺導致了社會主義道義國家力量的喪失。西方衛道士們可以腆著大肚子宣稱歷史終結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卻不敢談社會主義優越性，有的也不相信社會主義還能再搞幾年。既然早晚要走西方的道路，當美國的孫子，挨打挨罵、受辱受氣也只好忍了。可以說，正是這種國際形勢上的被動極大地束縛了中國的戰略選擇空間。

　　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曾經說過，“外圍國家使自己擺脫中心國家政治統治的每一個嚴肅的行動都導向種種沖突而令人考慮社會主義前景的必要性，這并非偶然。”①同樣，我們可能也得承認，落后國家走向強大的每一次真誠的努力，也指向社會主義。這正是我們調整心態，變被動為主動的基點。

　　注釋：

　　①[埃及]薩米爾·阿明著，高涅譯：《不平等的發展》，第329頁，商務印書館，1990年1月。

　　本文摘自作者著作《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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