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左翼文藝最為重要的精神遺產之一，“延安文藝”不僅在中國現當代文藝史上，而且在世界現當代文藝史上也據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所蘊含的文化、思想、藝術能量，更是巨大，不僅屢遭“告別”而不死，而且，愈是經歷時光的淘洗，愈是煥發出璀璨的光彩，因而，解讀“延安文藝”，可以從多種角度切入，寫出多樣理論文章。但就筆者有限的閱讀來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卻經常集中在幾篇經典文獻上，比如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新民主主義論》等。客觀地說，正是這些經典文獻奠定了“延安文藝”的思想與理論根基，因而吸引眾多研究者，不僅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但就研究而言，過多地將目光聚焦于一端，固然有利于將問題研究深、研究細、研究透，但有時候，也容易導致研究的同質化，甚至問題意識的固化，所以，筆者以為，對“延安文藝”這一內蘊豐富的文藝遺產的解讀，除集中精力于經典文獻的整理研究外，也有必要放寬歷史的視野，放寬理論的疆域，以激活其蘊含的文化、思想和藝術能量。

　　在本文中，筆者就打算將“延安文藝”放置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這一相對寬闊的歷史視野中加以解讀，因為，只有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才能進一步釋放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經典文獻的理論意涵，從而將“延安文藝”放置在一個更為科學的坐標中加以觀照，也更有利于深化對其的理解。為此，回望這場當時在中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論戰，就極其必要。

　　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思考始于列寧，并在蘇聯引發爭論，而且成為中國相關爭論的一個遙遠的背景，但由于這一問題與中國革命的密切關系，其理論之花也只能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轉折而漸次綻放。其首次轉折，就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六大在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得失時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認為，“中國現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現在的中國經濟政治制度，的確應當規定為半封建制度”，并據此將中國革命的性質界定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任務則是反帝反封建。這個論斷一提出來，就遭到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反對。1929年7月28日、8月5日、8月11日，陳獨秀連續給中共中央寫了三封信，對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系、中國革命的性質、形勢、任務等，作出了與黨的六大完全不同的判斷。陳獨秀說:“中國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因為它確已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征，便是社會階級關系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它的階級力量之比重。”他還說:“中國的封建殘余，經過了商業資本長期的侵蝕，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后，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濟所支配，已顯然不能夠以農村經濟支配城市，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經濟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制，實質上已久不存在……。”也就是說，在陳獨秀看來，中國不僅政治上資本主義化了，而且在經濟基礎上資本主義也已占了支配的地位。從這樣的前提出發，陳獨秀自然得出“前一個革命高潮已經過去，后一個革命高潮還未到來，并且還沒有到來的征象”，因此目前只能進行“合法運動”的結論。

　　陳獨秀的言論自然引發組織批評，陳獨秀等又進行反批評，在批評與反批評的循環中，論戰逐漸升級，并溢出黨內，超越組織形式，以《新思潮》和《動力》雜志為主陣地，形成兩派。圍繞著中國的社會性質究竟是資本主義的還是半封建半殖民的這一核心論題，雙方展開了激烈論辯，論爭也發展成為思想界的一場大論戰。

　　對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進入中國，給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帶來重大變動這一事實雙方并無分歧，但對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中國社會、經濟所起的作用，認識卻截然不同。“動力派”從強調帝國主義與封建經濟的對立以及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統一出發，認為帝國主義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而很少或幾乎沒什么阻礙作用。嚴靈峰就認為，“自從世界歷史發展到新階段——帝國主義時代，恰恰相反，不但不保持封建勢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新思潮派”則強調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作用的雙重性:一方面，帝國主義破壞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國造成某些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卻是，帝國主義進入中國，并不是為了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而是在于把中國變成其附庸，而且，其重要手段就是利用中國的封建勢力，因此，它“不但不消滅鄉村中的封建式的剝削，而且加緊了這種剝削”。

　　關于封建勢力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雙方也針鋒相對。“動力派”否認封建勢力還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存在，認為中國的“舊式地主”早已伴隨著商品經濟的侵入同他們的伴生物“舊式農民”一起煙消云散，現在的地主是民族資本家、商人、高利貸的地主，是“新式地主”，是資本主義化了的地主，他們對農民的剝削，同城市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一樣，并沒有本質的差別。任曙就明白地宣稱:“中國土地問題，主要的已不是封建關系而是資本主義關系了。”“新思潮派”則指出農村的真實情況是:“集中到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實際上并不由地主拿來利用新式的機器，雇傭勞動者來耕種，而是把它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租佃給無地與少地的農民……利用新式生產技術，雇傭工資勞動者經營自己的土地，這是資本主義化地主的唯一記號。然而正是這種記號是中國地主所沒有的……。”瑏瑡對“動力派”以商業資本擁有土地來論證封建關系之解體、資本主義關系之發展，“新思潮派”則指出，“在封建關系統治之下，商業資本如投在土地上，就只有按照封建的舊方式去剝削農民”，因此，“這不是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化’，而是資本家的封建地主化”。

　　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上，“動力派”從帝國主義絕對地破壞了封建勢力的前提出發，自然得出中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代替封建經濟而又支配中國經濟生活的地步”，任曙就以帆船、錢莊等代表封建主義，以輪船、銀行等代表資本主義，以后者對前者的數字優勢來證明中國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的優勢。盡管有“數字”依據，“動力派”卻無法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極其有限，于是又提出“華洋兩種資本”應該“一視同仁”的論點，聲言:“我們絕不能因中國之更淪為殖民地，而否認在中國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與勢力的發展，我們不能在中國經濟生活中，把帝國主義在華工廠、企業、礦山、鐵路等等推到國民經濟系統以外。”他們還提出“中國經濟領導權”的概念，認為中國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已支配了鄉村農業經濟。“新思潮派”主要從“華洋兩種資本”是否該“一視同仁”這個“動力派”的核心觀點出發進行批駁，指出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在一定的限度內也無妨將帝國主義在華經濟的發展，當作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來看待”，但是，“我們并不能便由這點或另外各點出發來否認它們中間有矛盾的存在，有本質上和地位上的差異，站在科學的見地上應將中外資本主義分為統治的(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與附庸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兩種形態來考察。更要認識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壓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并不能說中外資本主義僅和大企業與小企業之區別一樣，而說‘這兩者之間在資本主義制度的關系上看來，僅僅存在數量的差別，而不存在質量的差別’(嚴靈峰:《追擊與反攻》P.138)”。針對“動力派”提出的“中國經濟領導權”問題，“新思潮派”也指出: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在轉型期的中國經濟”中，“事實上沒有任何經濟成分能夠居于支配的地位。在沒落過程中的封建經濟固不能居于支配，而在畸形發展中(事實上在經濟危機第三時期中，也開始了其總崩潰的危機!)的民族資本主義也還不夠勢力來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生活。同樣的，在沒落過程中的封建經濟固不能領導全國國民經濟的再生產行程，而本身尚受著帝國主義經濟壓迫與支配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也不能領導全國民經濟的再生產行程，事實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國主義的經濟，而居于領導地位的也是帝國主義經濟。中國經濟明顯地居于隸屬的地位，成為了各帝國主義的附庸”。

　　由于問題的尖銳與迫切，在“從橫的剖面來分析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展開不久，“從縱的方面，即通過歷史的追溯來弄清近代中國社會的來龍去脈”的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也隨之展開。論戰主要圍繞著三個彼此關聯的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奴隸制社會問題、秦漢以后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展開。

　　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在中國，首先發聲的，當屬郭沫若。在寫于1928年8月5日的《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思想上的反映》中，郭沫若說“亞細亞的”指的是“古代的原始公產社會”。后來，在發表于《文物》1936年第2期上的《社會發展階段之新認識》中，他修正了自己的見解，提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或“東洋的社會”是“家長制”或氏族財產形態的新見。郭沫若的觀點一出來，就遭到了激烈的批評。杜畏之就說“中國沒有劃然的奴隸社會一階段，更無東方社會一階段。在氏族的丘墟中產生了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之過渡，這里面有封建關系，有奴隸勞動，有資本主義關系”。不僅否定了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亞細亞生產方式和奴隸社會的存在，而且還否定了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一般規律。李季則引用普列漢諾夫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由于地理環境不同而在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之后出現的一種與古希臘羅馬奴隸社會并列的、先于封建社會而存在的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胡秋原則認為“如果有亞細亞生產方式，那么它就是專制主義的農奴制”，認為中國自秦朝至清末這一歷史時期就是亞細亞社會，認為“英國未侵入中國以前的中國社會的基礎是前資本主義的亞細亞生產”。即他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只是東方(中國、印度等國家)封建社會的一種特殊形態，是前資本主義。

　　即使在今天，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但就論戰當時的情況來看，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社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是將中國納入馬克思所歸納的人類歷史一般發展規律的框架中，從而論證，盡管中國社會有其獨特性，但這獨特性是一般規律下的獨特性，因而，中國革命的前途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一般規律。論戰的另一方則否認中國合于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普遍性，從而否認中國革命由民主主義而社會主義的方向。正是這個大前提的對立導致他們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上的歧異，也導致他們在另一個更為核心的問題——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奴隸制社會——上水火不能相容。

　　關于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過奴隸社會這一問題，不管是蘇聯和日本的研究者還是中國的研究者，大都是“否定論”者，還是郭沫若“打破了一兩千年來官學對中國古代史的‘湮沒’、‘改造’和‘曲解’”，成就了一樁“破天荒的工作”。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郭沫若根據古代文物對周代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西周奴隸說”。這個觀點剛提出時，曾遭到許多史學工作者的非難，但到何干之總結這一論戰的1937年前后，“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為出發點”了。比如，呂振羽就盛贊郭沫若的開創之功，并進一步提出了“殷商奴隸社會論”和“西周封建說”。

　　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關系著緊密的現實問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和中國革命性質問題，因而，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和辯論事實上就關系著建構怎樣的中國社會發展體系、發展道路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能不關系到對中國封建社會特質的認識和理解，因此，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更是雙方針鋒相對的焦點。非左翼的論辯者往往以西歐“國王分封諸侯，諸侯各守其土”的政治現象和中國秦漢以后商業資本發達的經濟現象為依據，提出“前資本主義社會”、“先資本主義社會”、“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專制主義社會”等“理論”，以論證封建主義在中國早已煙消云散，因而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的說法自然也就是無稽之談。左翼研究者則認為封建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種經濟構成，因而從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決定性作用出發，強調盡管中國封建社會在政治現象上缺少西歐封建制度的典型性，但這種形式上的不同并不能改變中國封建社會的性質。呂振羽就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中論證中國社會形式的發展應分為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半殖民半封建制幾個階段，從而為中國社會史建構了一個系統的認識框架，成為史學領域“新的收獲”。

　　經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和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近代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的論斷終于在縱橫兩個平面上被立體地建構起來，并迅速傳播開來，以至于到1935年時，已經可以公開地這樣說了:“從那次論戰以后，這樣的結論事實上都已在思想界中無形地揭曉了。現在你隨便拉住一個稍稍留心中國經濟問題的人，問他中國經濟的性質如何，他會毫不猶豫地答復你:中國經濟是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經濟。”瑐瑢但近代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這個初步形成的“真理”還需要進一步的檢驗。這個檢驗就是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這一檢驗是最為嚴格的檢驗。之所以這樣說，既是出于理論的考量，也是出于現實的考量。從理論上說，由于“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于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因此，前兩次論戰缺乏一手資料，尤其是關于中國農村的一手資料，論戰在相當程度上是在推演中展開的。同時，中國是“鄉土中國”——農村不僅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塔基，而且還是中國文化的策源地——認識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認識中國農村，而且，近代以來中國鄉村陷入持續的衰敗之中，在論戰前后，更是達到頂點，因此，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可謂關鍵之戰。論戰在以王宜昌、張志澄為代表的“中國經濟派”和以陳翰笙、錢俊瑞、薛暮橋為代表的“中國農村派”之間，瑐瑤圍繞著兩個問題展開:一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即是以生產力還是以生產關系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二是中國農村的社會性質問題，即中國農村是半封建半殖民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

　　關于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對象問題，“中國經濟派”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個前提出發，認為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對象是生產力問題。這似乎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由于他們對“生產力”做了“減法”，先是將其解釋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后又將其簡化為“生產技術”，這樣，他們不僅顛覆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法，而且顛覆了生產力的概念，因而，在他們眼中，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對象——“生產力”——就是“關于土地的養力，耕畜的質量，各種技術種類與應用程度，各種土地耕畜勞動與技術在農民間的分配關系”。“中國農村派”則認為:首先，應當明確區分農村經濟學與農業科學研究的不同對象。錢俊瑞明確指出，“農業經濟的研究決不是農業科學(如土壤學、肥料學、病蟲害學等)的延長，而是理論經濟學的分支。農業科學研究的對象固然是有關于農業生產的自然因素的配合與組成，而農業經濟所要研究的卻是在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之上的農業的生產關系”，因此，農村經濟的研究對象只能是“中國農村的生產關系，或是在農業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而不是別的”。其次，應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中考察生產力。比如，薛暮橋在答復王宜昌時就說，“如果離開了生產關系而來研究生產力，或把生產力當作某種技術上的東西，而同生產關系分割開來研究”，是不可能科學地認識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

　　事實上，“中國經濟派”不過是新瓶裝舊酒，復活了任曙、嚴靈峰等人的觀點，認為中國已經處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階段。為了論證中國農村的資本主義性質，“中國經濟派”在土地問題上大做文章。他們先否認土地在中國農村問題中的中心地位，王宜昌認為，由于1925—1927年大革命，土地問題已成為過去時，“不能再以土地為農村經濟問題的中心，而以資本問題為中心”。從這個前提出發，他又將問題引申到中國農村的租佃關系上去，認為封建租佃形式和資本主義租佃形式的主要區別在于契約形式不同——前者僅有“口頭約定的契約”，后者則有“文書的契約”，而“文書契約”的出現則標志著農民從對地主的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了。針對“中國經濟派”否認土地問題乃中國農村問題核心的說法，“中國農村派”依據實地調查得來的一手資料加以針鋒相對的駁斥。薛暮橋根據1933年在廣西所做的22個縣48個村莊2614家農戶的調查指出，耕地不足五畝的貧苦小農占了村戶全數的1/3，占有耕地50畝以上的地主、富農僅占村戶全數的1.5%，可是他們卻把所有田畝總數的1/4占為己有。陳翰笙依據更為廣泛的調查資料證明，當時中國農村70%的土地集中在僅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手中，而占人口90%的廣大貧苦農民卻只占有30%的土地。這個嚴重的事實表明，土地問題仍是中國農村的中心問題，租佃關系、地租形式、雇傭關系等都是由這個問題決定著的。針對“中國經濟派”從農村租佃關系多表現為“文書契約”形式而得出中國農村經濟已經資本主義化了的結論，“中國農村派”也針鋒相對地指出，研究中國農村土地問題，要從土地占有形態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入手，而非從契約形式等表面現象上入手。薛暮橋在引用大量農村雇傭勞動關系調查材料的基礎上論證說:“上述各種雇傭方式都還帶著濃重的封建甚至奴隸意味;這些雇農因受借貸(包括借錢、借糧乃至借用耕畜)，以及土地束縛，不能自由出賣勞動力，他們底受雇多少帶有一點強制性質。至于娶妻長工和養老長工，更已失去獨立身份，事實上已近于家奴。”在批駁了“中國經濟派”的“契約文書論”之后，“中國農村派”進一步論證指出，土地的大量集中的確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但在中國農村，“集中起來的土地，并未用來進行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而是分割開來租給小農耕種”。因而，土地所有還是地主占有農民剩余生產物的最主要基礎。因而，中國農村的地租形式主要還是前資本主義性的，即封建性的。因而，立足于這樣的土地關系之上的，只能是地主與農民的階級對立。

　　由此，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就必然地延伸到最為敏感的問題——中國農村階級關系——上來。“中國經濟派”依然從純生產力或生產技術的角度出發理解中國農村的階級關系，將中國農村階級關系劃分為兩種:一種是“寄生的地主與農民的對立”，一種是“企業家與雇傭勞動者的對立”，前者是“基于土地所有之上的封建農村經濟關系”，后者是“基于土地所有之外的資本所有之上的資本主義農村經濟關系”。這種劃分看似客觀，但卻隱含著一個認識誤區，因為，在具體論述中，他們一方面按生產者與非生產者劃線，把富農列在農民群體中與地主對立，另一方面又按企業家與雇傭勞動者劃線，把自耕農和佃農籠括在企業家內與雇傭勞動者對立，這就不僅在“質”上，而且在“量”上混淆了農村階級關系。“中國農村派”則從農村生產關系的實地調查研究出發，在中國農村劃分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五個階級，并且強調只有這種劃分方法“方能全面地顯示出社會全體的機構”，“方能把握今日農村中生產關系的核心(租佃關系和雇傭關系)”，“方能正確地估定各個農村階級的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嚴酷的戰爭環境影響，身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毛澤東雖然不能像在“白區”工作的左翼社科工作者一樣參與理論論戰，但他卻以實踐的方式參與了論戰，并留下了重要的理論文獻:早在1925年12月1日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就從“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出發，對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進行了階級分析，將農民，尤其是其中下層定義為革命的動力源泉;在1930年1月5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明確提出“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在其寫于這一時期的“農村調查文集”中，特別是寫于1930年5月的《尋烏調查》、寫于1930年10月的《興國調查》、寫于1933年11月的《長岡鄉調查》等一系列調查文章中，他更是從農村的人口和土地占有狀況、剝削狀況、各個階級中不同層次的政治態度、革命前后的變化及接近農村的某些小城市的交通、商業、與經濟、政治情況等進行分門別類的記錄與分析，提供了中國農村社會狀況的生動文本，無論在方法還是內容上，這跟“中國農村派”早期的社會調查幾乎有異曲同工之妙。從這樣的視野來看，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探索與左翼社科工作者的探索其實是同一種思想大潮的兩股潮流。也正是由于這種共同的問題意識，參加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一批左翼理論家(如王學文、吳黎平、何干之等)來到延安后，很快就和毛澤東發生思想共鳴，使“理論”與“實踐”得到更為有機的結合——其最為鮮明的成果就是毛澤東于1940年提出“新民主主義論”，并得到高度認同。

　　之所以不憚其繁，在一篇“文學”論文中，將包括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中國社會史問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題三大論戰在內的總題為“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主要內容加以梳理，是因為這其中隱含著解讀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奧秘，隱含著“新民主主義論”的奧秘，隱含著奠定“延安文藝”根基的毛澤東《講話》的奧秘。如果對這一論戰的整體過程及內容不了解，我們就無法清楚地呈現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問題所在，就無法相應地找出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就無法很好地理解圍繞著這一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過程中發生的“故事”。

　　論戰的第一個成果就是對近代以來“中國問題”的發現。

　　自清末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瓦裂以來，中國遭遇空前的危機就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共識，但跟這個共識相對立的，卻是對近代以來中國危機的不同認識，也就是說，在不同的人眼中，存在著不同的“中國問題”。比如，在改良主義者眼中，“中國問題”的根源在于文化失調，因此，救治中國的途徑就在于救治中國文化。比如，在孫中山那里，“中國問題”的根源在于民族不能獨立、民權不能伸張、民生不能幸福，因此，救治中國的途徑在于“三民主義”。比如，在一些論者眼中，“中國問題”的根源在于封建主義的根深蒂固，而在另一些論者眼中，“中國問題”的根源又在于帝國主義的入侵……只有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近代以來“中國問題”的根源——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才有了比較復合、科學的解答，那就是近代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中國問題”，既不是純粹的內生問題，也不是純粹的外鑠問題，而是二者并生造成的問題，是世界視野中的“中國問題”——一方面，由于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等的深刻變遷，封建主義成為中國走向現代之路的沉重桎梏，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入侵雖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封建主義，但卻又在相當程度上扶持封建主義，使之成為自己的爪牙，因此，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一對并生的怪物，成為阻礙中國走向未來的總問題。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起了4月17日剛剛去世的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198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在頒獎典禮上的演說詞:《拉丁美洲的孤獨》。在這篇演說詞的結尾，這位以其作品點燃了拉美文學爆炸的導線使其震動世界的文學大師嚴肅地宣告:“在跟今天一樣的一天，我的導師威廉•福克納曾站在這個地方說:‘我拒絕接受人類末日的說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識到三十二年前他所拒絕接受的巨大災難，自人類出現以來今天第一次被認為不過是科學上的一種簡單的可能性，我就會感到我站在他站過的這個位置是不相稱的。面對這個從人類發展的全部時間看可能像個烏托邦的令人驚訝的現實，我們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創造者感到我們有權利認為，創建一個與之對立的烏托邦為時還不很晚。那將是一個新型的、錦繡般的、充滿活力的烏托邦。在那里，誰的命運也不能由別人來決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愛情是真正的愛情，幸福有可能實現……。”也就是說，在馬爾克斯看來，“從人類發展的全部時間看”，這個充滿著壓制、不平、殺戮的現實世界是荒謬的，虛幻的，缺乏人類歷史依據的，因而，他創作的動力就在于:揭示我們所生存世界的虛幻性和荒謬性，從而為建立一個與之對立的“真實”世界提供依據!

　　馬爾克斯的這段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世界的裝置，這樣的裝置讓我們看到什么樣的世界是“真實”的，什么樣的世界又是“虛假”的。近代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的論斷，為我們提供的，也是類似的裝置，這樣的裝置讓我們看到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是怎樣的殘酷，怎樣的“虛假”，或者說，是怎樣的“魔幻”。這一切，為我們的文學藝術提供了極其豐富又極其富有活力的歷史內容，遺憾的是，我們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們，似乎還沒有發現這一歷史內容，而仍停留在啟蒙的舊夢中。只有從這個層面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毛澤東在《講話》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文學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固然，在毛澤東筆下，“政治”當然有民族、民主解放戰爭的現實內容，可是，這一“政治”難道不包含著更為豐富的內容，即為打破那個“虛假”的現實世界而書寫，為建立一個“真實”的未來世界而書寫?

　　與這一“中國問題”的發現并行的是“中國理論”的建構。自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就一直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尤其是向先進的西方國家學習，但正如毛澤東形象地指出的，這個學習的結果是令人沮喪的——總是“老師”打“學生”。直到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中國共產黨人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但這一理論并非隨手取來就能用的“萬能靈藥”，而只有在經歷艱難的中國化之后才能行之有效。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就是“中國理論”建構的重要階段。

　　一般地說，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社會主義革命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自然”產物，但這一理論預言并沒有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變成現實，反倒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在歐洲資本主義的薄弱鏈條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依據這一事實的相關論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論證了在帝國主義統治的薄弱環節有可能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可能性，并且，“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但由于中國的社會形態是比俄國更為“落后”的形態，在西方人眼中是“停滯的帝國”，因而，如何在理論上把中國納入世界視野，就是一個必須攻克的“科學”命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找回近代以來中國在與世界碰撞中失去的意義。客觀地看，在論戰中，左翼社科工作者做得相當不錯: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闡釋中國問題;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通過對“亞細亞”社會形態的闡釋，通過對中國古代社會奴隸制階段的考證，通過對封建主義的獨特理解，將中國歷史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歸納的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進程之中，從而為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前途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在中國農村性質問題論戰中，左翼社科工作者“不僅把理論拓展到研究的方法論上，拓展到了規定一個社會性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研究上，并且就小農、商品、雇傭勞動、原始市場等特定經濟范疇，予以深入探究”，把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探究“引入到較深入的境地”。更為重要的是，在人類歷史和世界革命發展一般進程中確認自己的坐標后，在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世界視野中重新闡釋和賦格后，一條“人間正道”——經過民主主義的過渡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另類”現代性方案，也第一次清晰地浮現在中國人面前。

　　只有看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以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為未來中國“畫像”后，在依然艱難的時刻卻發出了那樣充滿希望的聲音:

　　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

　　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

　　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也只有看到這一點，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么在“新民主主義論”指導下的延安文藝中一反常態地出現了那么多光明的場景、歡樂的聲音、新鮮的事物——與“新民主主義”乃是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半封建半殖民”的超越相對應，“延安文藝”是不同于封建文藝、資本主義文藝和現代文學的“啟蒙文藝”的新文藝，其使命就在于發現“第二現實”，在描寫陳舊的真理當中指出新的真理，指出“在崩潰的事物的混亂中間人的內心中那種新的東西，那種已經誕生出來而且將要永遠生存下去，不會消滅、只會變得更好的東西”。

　　隨著“新民主主義論”浮出歷史地表，新的“中國主體”也一同浮現出來。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歷史的主體往往是以皇帝為首的官僚階層和士紳階層，而中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社會潛能最大的群體——農民階層——卻往往被隱藏到歷史的幕布之后。隨著現代中國革命的爆發，“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才被正式地提了出來。但是，客觀地說，在中國革命的早期階段，對革命的主體——人民——的想象卻過于抽象，在這樣的抽象中，人民的形象主要被定格在工人階級——就數量而言，一個在近代中國相對弱小的群體——身上。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中國革命的“朋友”才逐漸具體起來，即通過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社會性質的確認，將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尤其是其中下層“發現”出來，使之成為中國革命的主體。有了這個主體，中國革命才柳暗花明。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發現”和“創造”，毛澤東才在《講話》中提出工人、農民最干凈的論斷，才提出知識分子應該改造自己，應該向農民學習的論斷。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發現”和“創造”，毛澤東才在看了中共中央黨校俱樂部演出的平劇《逼上梁山》后，在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發出這樣的聲音:“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也只有在這樣的視野中，我們才能理解“延安文藝”和其后的“革命文藝”中出現的那些活潑的、健朗的“新人”形象。即使在今天來看，這些“新人”還是那么的生動，那么的有意味，又那么的引人深思。

　　最后，我想說的是，在給楊紹萱和齊燕銘的信中，毛澤東指出了世界“顛倒”的真相，馬爾克斯在演講中告訴我們的也是同樣的真相。今天，這一“真相”仍然以極端荒謬、“魔幻”的方式存在著，因而，“再顛倒”的工作并未停止，或許永遠不會停止。而這，也或許就是“延安文藝”在今天仍然光彩璀璨、在未來依然光彩璀璨的原因吧。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54期，摘自2014年第3期《文藝理論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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