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英年寫的一系列關于前蘇聯文學的秘聞,開始的時候,很吸引人,可能是藍英年的文筆還算不錯吧,而且寫作方法也是以一種通俗的筆法來展開的,所以在賣弄辭藻與嘩眾取寵的《讀書》雜志里拓開了一股清新的縫隙,透露出一絲散文化的新鮮味道,很容易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文學史畢竟不是藍英年這種捕風捉影,然后去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的隨便的隨筆。讀藍英年的文風多了,就叫人覺得有一些奇怪,最奇怪的地方,就是藍英年,總是能夠深入到人物的內心里去,越俎代皰,甘愿當人家肚子里的蛔蟲,去想象人家的所思所想。
比如在藍英年《費佳大叔》一文中這樣寫道:“潘菲洛夫知道,像他那樣蹩腳的作家,要想稱霸文壇,除需大后臺外,還須有個完全聽命于自己的小圈子,實行家長統治。”
不知道藍英年是如何知道潘菲洛夫如此“知道”的。而在藍英年這樣的武斷的認定里,其實考究一下,卻覺得藍英年遣詞造句已經把潘菲洛夫蓋棺認定了,而更妙的是,藍英年使用的“某某知道”語式里,已經“強奸”式地讓潘菲洛夫自己否定了自己,然后又交待出了潘菲洛夫的野心。這一句話里,其實仔細分析一下,潘菲洛夫一是無能,二是有野心,可以說是十惡不赦的混蛋了,最為奇特的是,這樣的認定,是潘菲洛夫自己作出的,不容得你不信。
不知道藍英年是怎么知道別人的心理想法的。這種通過自己的小人之心,去臆想出別人的心理,如果在小說里還是可行的,但用在恢復歷史真相的史話中,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這種句式,可以說是藍英年文章中屢見不鮮的經典式語句,只要碰到一個人,他都會搖身一變,而成為這個“他者”肚里的蛔蟲,看看他在《“灰衣主教”蘇斯洛夫》一文繼續采用這種自我貶斥的的筆法:“柯切托夫在蘇聯也算大作家了,寫過《茹爾賓一家》和《葉爾紹夫兄弟》,在作家當中飛揚跋扈,在《文學報》里稱王稱霸,但在蘇斯洛夫面前竟如此奴顏婢膝,因為他了解蘇斯洛夫的為人,知道他的厲害,他的一句話便可決定自己的命運。”
在這節里,他再次代替了“柯切托夫”進行思考,用與“他知道”如出一轍的“他了解”來表現柯切托夫外強中干、狐假虎威的丑惡心態。
再看“高爾基回國”一文中,藍英年再次代替了高爾基進行了一番思考,并且如此惡心地作踐了一下高爾基:“高爾基在索倫托驚訝地發現,他既未獲得更大的世界榮譽,也未獲得更多的金錢(而他還有一大幫仆役要養活)。他明白了,為了獲得金錢和抬高榮譽,必須回到蘇聯,并接受一切附帶條件。”看看,一個“他明白”,就由高爾基自己把自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那么,藍英年是如何研究蘇聯文學的?
從他的自我介紹中看,實際上他在遠東的前蘇聯小城里,訂購了一堆雜七雜八的報紙,然后通讀一遍,于是,他認為歷史的真相便在他的眼睛里展現出來了,他可以有責任也有信心自居為一個合格地看透別人心腸的蛔蟲了。
這樣研究歷史究竟對不對?
從某種意義上講,藍英年所做的,就是一種道聽途說的整理工作,把一些前蘇聯報紙上的雜七雜八的二手資料,搜羅起來,再加上中國小說的演繹化筆調,就自以為揭開了蘇聯文學之謎,其實,我們可以實事求是地說,這離真正的真相是十棍子都夠不著邊的事。
不妨看看藍英年是如何的斷章取義,巧妙地改變歷史的正常時間順序,為他的虛擬的立論服務的。
還是看看《費佳大叔》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藍英年說《磨刀石農莊》“把斯大林寫得多么偉大平凡,多么關心體貼人!斯大林看了怎能不舒服,潘菲洛夫自然成了斯大林寵愛的作家。1929年2月斯大林接見烏克蘭作家代表團時,向大家特別推薦《磨刀石農莊》,并建議沒讀過的人好好讀讀。自此潘菲洛夫有了強大的靠山。”
這段話的邏輯意思是相當明確的,就是說,潘菲洛夫在《磨刀石農莊》中吹捧了斯大林,所以斯大林投挑報李,對潘菲洛夫恩寵有加。
但是,事實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藍英年有沒有看過《磨刀石農莊》。我們看看劉亞丁所著的《頓河激流——解讀肖洛霍夫》一書是如何說《磨刀石農莊》的。
在這本書的210頁寫道:“在《磨刀石農莊》的前兩部中,也基本上不提斯大林的名字,人們在對話中偶爾提到列寧。到了第三部才開始集中正面描寫斯大林的形象。”
據該書211頁說的明白,《磨刀石農莊》第一部于出版1928年,一二部發表于20年代末,也就是說,二十年代末的時候,在《磨刀石農莊》第三部里所謂吹捧斯大林的描寫還沒有出現,藍英年提供的資料里說1929年斯大林大加贊賞,但從當時出版的前兩部的情況來看,無論如何也得不出藍英年的因為吹捧而受寵的那個因果關系。
可以看出,藍英年故意倒置了歷史的順序。他把潘菲洛夫受到斯大林青睞的1929年瞞天過海地移到了第三、四部發表的1938年左右,給人的感覺是因為潘菲洛夫在《磨刀石農莊》里大肆吹捧斯大林才飛黃騰達,而歷史的事實恰恰是,潘菲洛夫在受到斯大林賞識的時候,《磨刀石農莊》已發表的部分,恰恰沒有出現任何斯大林的描寫。
在《頓河激流——解讀肖洛霍夫》一書中,對《磨刀石農莊》前兩部為何未出現斯大林的溢美之詞,是因為“大致在1929年斯大林才鞏固了自己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絕對權威地位。”“到30年代中后期,陸續出現了正面寫斯大林的形象的作品。”
至此,我們可以大致看出,藍英年為了得出他所需要的因果關系,不惜將后來發生的事情,移到前面去,來證明他所需要的立論的正確,從這個角度上講,藍英年擅自變更歷史史實,從此一例可以看出,他所闡述的歷史史實,不過是一種偽造的歷史。這與當年姚文元的陰謀歷史學所使用的技法是何其相似?
網絡上流行一句話,“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藍英年一生經歷過的時代,恰恰是一個培養出姚文元這樣惡劣文風的時代,藍英年深處那樣的時代,自覺不自覺地養成了隨意改變歷史史實以達到揮舞大棒、陰暗地忖度別人內心從而打倒別人的邏輯習慣,在他的所謂前蘇聯文學史話中,依然用姚文元的邏輯來復原歷史,我們怎么能相信他寫出一個“好”的信史呢?“壞人變老了”,但他的精神氣質依然是“壞”的,在我們今天的這個渴望“好”的時代,散發著“壞”時代的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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