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音常請我看戲，那是她的專業。舞臺上下的活兒，從編劇舞美到念唱做打，她熟極了;好的丑的，誰跟誰學，都能說出個道道。要是寫下來，該有多精彩，我想。終于，盼來了這本《舞臺上的新中國》。書拿到手，不覺莞爾：封面這幅老版畫，幾個手捧小紅書攥緊拳頭唱歌的宣傳隊員，會不會刺痛一些評論家的心，引發幾聲哀怨?回她一個字：贊!

　　多少年了，大學教育甘愿給主流媒體跑龍套，依舊是"傷痕文學"的余緒。且不說文藝的萎靡，連城管打人、法官嫖妓、病人家屬殺醫生，都稀里糊涂記在早已"拜拜"了的那個"新中國"的賬上。是不是教條主義作祟?而教條之培養能如此奏效，背后必有一種高明的政法策略。只是有一點尷尬：新時期的舞臺，佳作實在不多，戲劇一如音樂美術，遠不及新中國的成就。怪不怪所謂"體制"呢?如果還一味數落前三十年，那是在遮掩之后的什么，在蒙蔽誰的眼睛?

　　我想，這便是高音此書的一個貢獻。她以嚴謹、平和又富于"同情之理解"的筆觸，發掘梳理了諸多被人遺忘的歷史細節，仿佛拉開大紅帷幕的一角，讓我們重溫先行者的偉業，吸取犧牲與挫折的教訓。合上書，再去劇院，那金碧輝煌里，滿眼是重新包裝的"舊"--舊故事舊人物舊思想舊風格，舊的雇傭關系的契約之下，藝術理想和專業精神的迷失。兩相對照，官學的喋喋說教如過眼煙云。令人深思的，仍是那個老問題：紅色何以經典?經典為什么走向了失敗?

　　書里講到解放初的新氣象，引光未然一句話作討論的切入點，我以為頗有見識："魯迅活著的時候曾經夢想......無產階級自己會寫文章，出現真正的普羅列塔尼亞的文學，魯迅的夢今天實現了，工農兵自己寫作劇本，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頁35)。"稀罕"意謂原先沒有，或者即使有，也只是受苦人無力的嘆息、零星的抗議。而"魯迅的夢"成真，乃是把文藝從精英階級手里解放出來，將作者的才智與思想感情融入大眾的革命，故而側重集體創作。于是戲劇家的成敗，往往系于他對集體創作的態度和利用，如老舍、曹禺先生。

　　老舍先生解放后保持多產，原動力無疑在熱愛新中國、視歌頌新社會為文藝家的職責(頁25)。一九五八年，他不顧腰痛腿傷，兩星期完成《紅大院》初稿。寫一場，排一場，邊排邊修改。沒等演員背熟了臺詞、走位固定，即上演了。那份"粗糙"，欠心理描摹，反倒讓工人觀眾感覺親切，說：戲中那個忙亂勁兒同現實生活一模一樣，"比如扭著秧歌去區里報喜，游行時把嗓子都喊啞了"。演員們也興奮不已："老舍先生的筆不停地與現實賽跑，這次又跑到現實的前面"(陳徒手，頁96)。但顯然，這樣的賽跑式創作，光有政治熱情是不夠的，文藝工作者須忘掉"小我"，善于聽取批評意見--像于是之說的，那年頭他們演戲，心里都藏著一個批評家呢--否則，就不可能運用好基本的創作要素而推陳出新，如主題先行、程式化的人物性格，以表現社會主義理想的迫近。

　　集體創作的這些形式要素，正是舊時代的個人創作所忽視或不擅長、不愿承認的。由此可以解釋為何一批著名作家，盡管要求進步，也學習革命理論并積極接受改造，卻不知如何下筆，乃至文思枯竭。高音著力分析的是曹禺的代表作《明朗的天》。

　　《明》劇一九五四年末首演，連續兩個月場場滿座，盛況空前。其時曹禺"春秋鼎盛"(毛澤東如此嘉勉)，志向極高，正決心把舊思想的"包袱"一個個"暴露出來，加以清除"(費孝通先生語)，脫胎換骨做社會主義新人。晚年做訪談，卻不愿意提此劇了，只說：不反對用馬列主義觀察生活，但"理性的東西"應"化為自己的血肉";不能把革命道理"生硬地灌到自己的作品里去"(頁86)。似乎歸咎于理論水平低，或者過于"理性"，實際是失敗者當了受害者的翻悔。因為放在別人身上，如老舍先生，他決不會說《茶館》之為"classic"(經典)，第一幕一口氣介紹二十來人，"一句話就是一個人物"，是因為作者弄通了馬列。毋寧說，是他"做新人"的努力受挫，舊的創作法失靈了。

　　現在的人貶抑曹禺，喜歡拿他的成名作《雷雨》來對比《明》劇。但《雷雨》恰是集體創作的反面，一人冥想的靈感所得。曹禺寫《雷雨》的情形，據原配夫人鄭秀回憶，是這樣的：一九三三年夏，兩人約定暑假不回家，留在清華復習備考。每天上圖書館西文閱覽室，一張長桌，面對面坐著用功："他時而用手輕輕敲自己的腦袋，時而......撫摸右耳邊的'拴馬樁'，每當他想不出如何處理劇中關鍵情節或者忽然靈感來潮，就狠狠地揪一下那個小疙瘩......名叫靈感球"(《清華校友通訊》2010下，頁145)。

　　顯然，《明》劇寫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揪"靈感球"就不頂用了。遂采取口授，秘書記錄，然后修改定稿。不過高音指出，歷史地看，《明》劇其實不能算失敗。人物刻畫，尤其反角十分出彩，例如醫學院教務長江道宗，一副"gentleman派頭"，可謂曹禺的神來之筆。按導演焦菊隱先生的講解，這位"陰間秀才""絕頂聰明，是教授而不是學者"，又文雅又精明能干，"好像不是醫生"(頁122)。難怪李默然說：演他是"極大的創造的喜悅"，因為這角色"一掃臉譜化、概念化之弊端"，是"活生生的人"(頁125)。這種人，今天在我們周圍，簡直太多了。

　　這么說，《明》劇是早演了六十年。倘若有機會重演，稍作一點《雷雨》式的改編，那會是怎樣一出歷史劇呢?辛辣的諷刺加上心理剖析，改造者跟被改造的一道讓人厭惡、同情，說不定竟成了經典。

　　二零一四年五月于清華園，原載《文藝報》2014.6.4(有刪節)

　　高音：《舞臺上的新中國》，中國戲劇出版社，2013。

　　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修訂版，北京三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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