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著就是一具自然賦予的肉體。
有的人，活著就是一種造化啟示的哲學。
但有些人，活著，是一群肉體完成了一種哲學。
比如紅軍長征。
毛澤東早說過，(紅軍)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但看了《十送紅軍》我才明白，其實在長征成為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之前，它只是一支敢死隊。
這是導演毛衛寧和編劇李修文對長征做出的全新闡釋。
《十送紅軍》以48集的篇幅，展現了從1934年10月到1935年10一方面軍長征全程里發生的10個小人物的故事――它幾乎是一腳踢翻了過去一提長征即為紅軍領袖縱橫捭闔、紅軍戰士英勇沖鋒的“我”方形象，將從于都撤離到延安門前最后一戰這一路所有真實的歷史事件作為時間和地點背景，在不同情境下講述不同人物的生與死。
比如，第一個故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個縣級法院法官鐘石發(劉威飾)臨長征之前，跟人吹牛，自己的4個兒子都是紅軍，且都是敢死隊員，被軍團長(林彪)和毛主席知道，命令他一定要從敢死隊帶走一個兒子到中央縱隊，為鐘家保留骨血。
劇中呈現，其實，在長征出發一刻，紅軍的高級領導者們已經知道，這一路必然面臨著巨大的犧牲，而且革命已危在旦夕，但在鐘石發及他的4個兒子們眼中，革命仍在高潮中，或者說，他們最后其實是死在對革命危機不自知的豪情里的，這也是長征中無數最最底層紅軍戰士的死亡狀態。
青山有幸埋忠骨，一將功成萬骨枯。
瑞金曾經的“職業革命家”、“瑞金的孫中山”鐘石發，被劉威塑造為一個從孫中山革命時代開始就一直在外尋找“革命”的帶有叛逆性格的農民階級，這在鐘石發的鄉鄰劉老漢劉四喜(李虎城飾)的眼里就是個瘋子，或偏執狂，話說當年那些敢于拋頭灑血的人們又有幾個不偏執呢?劇中有幾段是劉四喜對鐘石發關于如何當一個好父親的詰問，我以為那些詰問都是可以穿透時間來到眼前的，鐘石發與劉四喜之間關于此的爭議在這個故事的最后得出結論，劉四喜是想給兒子一個現實的生路，而鐘石發是給了兒子們一個理想的死法。
而鐘石發的二兒子，鐘二發(唐以諾飾)，這個早就被老爹和兄弟們完全看“扁”的羸弱紅軍，被編劇、導演極為巧妙安排了一個偉大的情節，他表面上是紅軍學校的教員，孩子王，其實是紅軍中央縱隊非常重要的諜報專家，《十送紅軍》蜻蜓點水式地渲染了一下當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情報專家們的工作態，便直奔這項特殊工作的從事者的生死觀，即每一名紅軍的諜報員，只要你愿意為你的主義干這事兒，就必須接受你的身后會站著一個端槍上膛的戰友，既是你的衛士，也是你的劊子手，而最后，這個劊子手居然得由他的老爹鐘石發親自擔當。
最終，鐘氏全家犧牲。
殘忍到極，深刻到極，崇高到極。
翻開歷史，江西的于都縣作為當年的紅軍長征第一個集結地，在長征前的兩次突擊擴紅中，有1萬多于都子弟參加了紅軍，如鐘石發這樣全家參軍，又全家犧牲的亦不會在少數。
向死而生，是明白了生與死的關系，才能更勇敢面對死亡，積極地生活，樂觀地死去。
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歷經1年的中央紅軍長征，離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有8萬多人，最后到達陜北時只余8000多人，途中7萬多人離隊――只在湘江邊就犧牲了4萬，從前我們看到的長征故事，多是那些最后生存下來的紅軍如何化險為安逃出生天，為中國革命保存了火種的，這次的《十送紅軍》，以10個小人物的長征故事，以10種紅軍戰士的崇高死法，第一次告訴你，長征能熬到最后還能有8000多人(主要領袖都在)活著，首先是靠其余的人敢死換來的。
沒有向生而死，何來向死而生?
光有生，沒有死，光有毛澤東，沒有鐘石發，長征是不會成為哲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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