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天性活潑的美國總統(tǒng)里根，給戈爾巴喬夫講過一個蘇聯(lián)政治笑話：
某天，戈爾巴喬夫嫌司機開車慢，搶過方向盤，開足馬力橫沖直撞。行人責問交警：為什么不阻攔?警察說：我不敢，他的官太大了!行人：有多大?警察低聲說：戈爾巴喬夫為他開車。
據里根回憶，戈爾巴喬夫聽后哈哈大笑。
政治笑話在蘇聯(lián)社會曾十分流行。轉眼間，蘇聯(lián)和蘇共煙消云散20多年了，今天再來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間創(chuàng)作，卻令人大吃一驚：幾乎所有的“段子”，都是干群關系出故障的報警信號。
迎接檢查(資料圖片)
共產黨來了怎么辦？
許多政治笑話嘲諷蘇聯(lián)的社會不公、干部的享樂主義和奢靡風氣，干群關系的裂痕清晰可見。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親從鄉(xiāng)下接到莫斯科，驕傲地展示自己的豪華別墅、名貴家具、高級汽車。老太太說：“孩子啊，這一切好是好，但共產黨來了怎么辦?”
1918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遭遇糧荒，糧食人民委員瞿魯巴在開會時餓暈了。為保證革命事業(yè)順利進行，列寧決定建干部“療養(yǎng)食堂”救急。
當年迫不得已的臨時措施，慢慢演化為干部特供商店，高級生活用品和國際名牌應有盡有，老百姓望都不讓望。
斯大林的一大發(fā)明是給高干發(fā)“紅包”，比工資厚得多。他喜歡召集大家共享奢華晚宴，不醉不休，天不亮不休。他的女兒斯維特蘭娜看不下去了，說老爸浪費了多少錢哦!赫魯曉夫則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中央機關老是停擺。
勃列日涅夫則讓陋習普遍化、制度化了。那時，干部子女可以免試上最好的大學、進最好的單位。1983年，剛出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利加喬夫，主動提出不配豪華轎車。中辦主任嚴肅批評他不懂規(guī)矩：你這是搞“特殊化”!
那群眾過著什么日子呢?蘇共執(zhí)政74年、蘇聯(lián)立國69年，一直沒有解決好民生問題，買什么都要排長隊，排了半天還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關于排隊的段子特別多。
伊萬下班回家，看見老婆和一個陌生人躺在床上。伊萬吼道：“真耽誤事，街角的商店在賣雞蛋，還不趕緊排隊去!”
里子沒有了，卻在面子上狠下功夫，就像蘇共元老雷日科夫總結的那樣：從上到下“謊話連篇”。
蘇方接待人員自豪地介紹：再過幾年每家都會有私人飛機。外賓驚訝地問：要那么多飛機干啥?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聽說列寧格勒賣面包了，可以開上飛機趕去排隊。
群眾跟著蘇共一起流血流汗度過了崢嶸歲月，現(xiàn)在卻一個在地獄、一個在天堂，心中的凄涼和憤懣可想而知，不戳脊梁骨才怪。
但是蘇共缺乏自我約束的自覺，作風問題又升格為腐敗問題。過去列寧對干部管束很嚴，甚至主張“共產黨員犯罪罪加一等”。列寧去世后，干部越過越舒服，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如果一個人沒機會搞腐敗，會被人瞧不起。
格魯吉亞一所中學，老師讓學生談談自己的父親。
薩卡什維里：“我爸爸販橘子到莫斯科賣，因此賺了不少錢。”
圖拉什維里：“我爸爸販月桂到莫斯科賣，因此賺了不少錢。”
布里澤：“我爸爸在分局工作，每次他倆的爸爸從莫斯科回來，都來看望我爸爸，因此我爸爸賺了不少錢。”
全班發(fā)出嘖嘖聲。
查維查瓦澤：“我爸爸是科學家。”
全班哄堂大笑。
“孩子們!”老師嚴肅地提醒，“不要把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1980年，一個警察偶然買到了幾聽鯡魚罐頭，打開后發(fā)現(xiàn)是昂貴的魚子醬。原來，有人把魚子醬改頭換面偷運到國外販賣，巨額贓款流入瑞士銀行已達10年。
這起震動全蘇的走私大案，牽涉到中央部委、軍隊和地方共300多名干部，蘇共中央委員、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qū)黨委第一書記麥杜諾夫是主謀。中央進行了“嚴肅”處理：幾個馬仔被判了刑，麥杜諾夫同志則調任蘇聯(lián)糧食食品部副部長!
最要命的是吏治腐敗。1973年格魯吉亞黨中央二月全會檢討說：靠幕后操縱、社會關系和效忠個人選拔干部，嚴重違反了列寧主義原則。文件回避了普遍的賣官鬻爵現(xiàn)象。1969年，阿塞拜疆一個區(qū)委第一書記的位子標價20萬盧布，第二書記減半。
“您的車已經加足了!”(資料圖片)
裝出火車還在走的樣子
民生問題和惡劣黨風，導致黨與群眾漸行漸遠。好在老人們還記得黨的光輝歷史，如果蘇共早下決心加以改變，結果會大不一樣。可是，蘇共卻若無其事地走著老路，靠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混日子，好像在考驗人民的耐性。
火車因為沒有燃料停在半路，這可咋辦?勃列日涅夫指示：大家一起搖晃身體，裝出火車還在走的樣子。
赫魯曉夫和柯西金試探過改革經濟，遭到體制內的強烈抵制，草草收兵。勃列日涅夫公開批評說：瞎改什么呀，做好工作就行了。
集體農莊開會研究兩個問題：建造木棚和建設共產主義。由于沒有木板，決定直接研究第二個問題。
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領導干部終身制，包括三任總書記在內的許多領導干部，直接死在任上，蘇共成了一池死水。學界公認，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是蘇聯(lián)的停滯期、矛盾積累期，看起來穩(wěn)穩(wěn)當當，其實危如累卵，蘇聯(lián)和蘇共的最終結局，很大程度拜他所賜。
面對要求變革的強烈呼聲，蘇共采取了自殺式的打壓態(tài)度，民主集中制冬眠，黨員權利被冷藏，一片鴉雀無聲。
“同志，你對這個問題有什么意見嗎?”黨支書問。
“我是有意見，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見!”
不是沒有好建議，而是說真話的代價太大。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錯誤，臺下有人遞上條子：赫魯曉夫同志，當時你在干啥?赫魯曉夫連問三次：誰寫的?站起來!始終沒人站出來。赫魯曉夫笑了：告訴你吧，當時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一邊壓制批評和自我批評，一邊鼓勵表揚和自我表揚。就連各地、各部門領導所到之處，都要掛滿歌功頌德的橫幅，宣讀熱情洋溢的致敬信，十分肉麻。
勃列日涅夫一生得了114枚勛章、獎章，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頒發(fā)給自己的。在他的葬禮上，足有一個班的戰(zhàn)士負責捧著這些牌牌，群眾覺得很可笑。
“勃列日涅夫同志做手術了。”
“什么手術?”
“擴胸手術。”
“為啥呀?”
“勛章掛不下了。”
在這種暖洋洋的空氣中，蘇共正與人民分道揚鑣。戈爾巴喬的笨拙改革雪上加霜，社會到了列寧所說的“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都活不下去”的程度。
斯大林時期，如果有人敲門，人們立即停止講政治笑話，開始喝酒。戈爾巴喬夫時期，如果有人敲門，人們立即把酒藏起來，開始講政治笑話。
宣傳機器則繼續(xù)文過飾非編童話，糊弄老百姓，哄領導開心。
“伊萬諾維奇，你經常讀《真理報》嗎?”
“當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過著幸福生活?”
像勃列日涅夫的母親一樣，群眾覺得蘇共變了，不像自己人了：
勃列日涅夫向工人們發(fā)表講話：
“很快我們就能生活得更好。”
臺下傳來一個聲音：“那俺們怎么辦?”
在蘇聯(lián)解體前一年，《西伯利亞報》以“蘇共代表誰”為題開展讀者調查，結果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代表黨政干部的占85%!
1991年6月，俄羅斯舉行首屆總統(tǒng)選舉。作為蘇共推出的候選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卸任蘇聯(lián)總理不久的雷日科夫，得票率僅16.85%。蘇聯(lián)劇變后，俄共總書記久加諾夫多次參加總統(tǒng)競選，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96%。
可悲的事實表明人民傷透了心，也解開了一個令人困惑的謎：為什么蘇共轟轟烈烈登上歷史舞臺，退場時卻如此孤獨，甚至連一次像樣的聲援行動都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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