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主辦的《文摘報》4月15日摘要轉載《同舟共進》雜志2014年第4期一篇署名“李永忠”的文章《讓干部重新回到群眾中去》(以下簡稱“李文”)。文中開始提到黨中央1989、1990年針對黨政領導長期脫離群眾的現象通過了兩個有關“加強黨同人們群眾聯系的決定”。其理論依據是什么呢，文章就較為詳細地闡發了英國思想家羅素(1872—1970，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權力論》的基本思想。羅素認為：“在人類無限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權力欲和榮譽欲，而獲得榮譽欲最有效的辦法是取得權力。”權力既是人類自身居首位的主觀欲望，又是物質世界的一種“客觀實在”;既有善性的一面，又有惡性的一面;既有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公器的積極一面，又有異化為牟取一己之利的私產的消極的一面;既有成為正能量聯系群眾的好的一面，又有成為負能量脫離乃至背棄群眾的壞的一面。因而，掌權權力的人，大部分都很難避免脫離群眾成為一種最優或次優選項。文章接著說，如果給權力留下的牟利空間大了，權力結構的改革和異體監督的強化又無法及時跟上，那么脫離群眾的現象，就會由個體蔓延到群體，由短時間發展到長時期，由偶然性演變為必然性。由此催生的不正當行為聚而成網、匯而成風，致使腐敗易發多發，滋生蔓延。反腐敗的形勢，還會因“出生率”高于“死亡率”而日益嚴峻復雜。因此文章的結論是要建立監督和制約權力惡性因素的作用，使掌握權力的干部重新回到群眾中去。能否做到這一點，關系到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成敗。

　　看完這篇文章后，第一感覺就是作為國家重量級的媒體《光明日報》主辦的《文摘報》怎么能夠轉載如此錯誤的文章呢?筆者上網搜索《同舟共進》刊物和作者的基本情況。結果如下：

　　《同舟共進》雜志1988年創刊，是面向全國發行的時政文化月刊，由政協廣東省委員會主管、主辦。雜志以開掘歷史、聚焦現實、貼近社會、關注民生為宗旨，追求內容的思想性、可讀性、沖擊力、吸引力，風格的新穎、獨特、敏銳、潑辣。近年來，《同舟共進》團結和匯聚一批高端作者，包括國內和境外多個學科、多個領域的頂級專家，包括知名度極高的老專家和近年來嶄露頭角的新銳，在海內外讀者中享有很高的聲譽。

　　李永忠：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制度反腐專家，國家行政學院兼職教授，長期潛心于黨建、制度反腐等領域的研究。李永忠從軍隊紀委到地方紀委，從縣紀委、市紀委到中紀委，再到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幾十年的紀檢監察工作經歷，使李永忠熟稔我國反腐敗形勢，成為制度建黨、制度反腐的專家。他認為，未來反腐敗工作的突破口則在權力結構的改革上。

　　筆者為什么認為這是一篇錯誤的文章呢?且這一文章竟然出自于中紀委的反腐敗專家之手，這究竟是為什么?

　　一、黨的群眾路線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還是羅素的《權力論》?

　　本文主題是讓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重新回到群眾中去，而且強調其對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重要意義。這一主題，除當今干部脫離群眾的現象較為嚴重的事實依據之外，其最重要最根本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揭示了共產黨人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同歷史上其它任何運動的根本區別：“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列寧、毛澤東有關論述更是比比皆是。這本是一個理論上沒有任何爭議的問題。然而，作為黨中央反腐敗的核心機構的中紀委其成員、號稱反腐敗專家的人士竟然把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權力觀”思想拿來論證共產黨人最重要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那么我們先簡要分析羅素的“權力觀”思想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不能夠把其作為共產黨人群眾路線的理論依據?

　　大家知道，“權力”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原始社會就產生了。私有制和階級社會產生以后，權力的社會作用越來越大，伴隨著人類文化的發展，人們開始解讀“權力”的本質。適應奴隸和封建社會的不平等的等級觀念，占統治地位的宗教神學鼓吹“君權神授論”，即統治者的權力是神授予的，因而不受任何制約。中國有民本思想的人雖然也提出過“民可載舟，亦可覆舟”思想，但在對權力本質認識上不占主導地位。資本主義產生之后，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系列經濟思想理論的產生發展，其政治理論思想也發展起來，其重要表現之一也是對國家“權力”的認識。一是他們不是從神學角度出發，而是從人的本性和欲望解釋權力的來源和本質。唯意志論代表人物尼采認為，世界就是權力意志，權力意志是生命的一切，人天生就有“追求奴仆和主子的意志”，人擁有了權力，就意味著絕對地統治和支配別人。二是強調權力不能濫用，要制約權力。如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提出闡發的三權分立、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等思想。這些思想構成了現代政治學理論的基礎觀點。他們在界定“權力”本質時，基本上都認為“權力”是一部分人支配、統治另一部分人的力量、關系、能力。這些思想較比神學理論中的“權力”觀是人類思想史的一個極大進步，其對于建立、鞏固和發展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但其本質仍然是唯心史觀和英雄史觀，因而并沒有真正揭示“權力”現象的根源和本質。

　　唯物史觀認為，“權力”起源于原始社會，其根源就在于人的物質實踐性。實踐具有社會性，最初的原始人不是純粹個體活動，而是群體活動，由于多種原因，在群體內部必然在活動目的和方式上也形成差異，因此就推舉出一個首領組織帶領大家共同進行活動。這就是原始社會的氏族首領及其領導活動。有了首領也就是有了“權力”現象。首領由氏族成員推選產生，且也可隨時撤換。因此筆者認為，原始社會的“權力”本質是人類實踐活動中氏族成員相互作用中賦予少數人支配他人的力量進行共同活動和實現共同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力”確實是少數人支配多數人的能力、力量，但根源既不是神授予，也不是人的本能欲望，而是人的物質實踐活動中群體成員賦予的。有權力和無權力的所有成員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行使權力的領導活動本身就是人類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任何實踐活動都是物質活動，都必然受到各種物質條件的制約，行使權力的領導活動也必然受物質條件的制約。這種活動表面上是少數人對他人的支配，實質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支配。私有制和階級社會產生之后形成的國家權力本質上是原始社會權力的異化。有權力者和無權力者本質上是根本利益對立的兩個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為維護自身的統治，必然掩蓋權力的物質起源。他們或是從上帝創世說出發做出“君權神授”觀點，或是“絕對精神”本源論出發，做出權力“是在地上的精神”，和“倫理理念的現實”?；蚴菑娜说淖匀槐拘猿霭l，認為權力是人的本性和欲望的表現。羅素的觀點就是這種人本主義權力觀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任何社會都存在“善”與“惡”的對立，階級社會也同樣如此。但在階級社會中，善與惡的對立是具體的、歷史的，不同階級善、惡的具體內容是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對立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也看到“權力”導致的具體的善、惡的不同結果。他們希望“權力”行為導致的結果有利于整個統治階級的“善”的結果，因此也要求對“權力”行為給予多種方式的制約和監督，防止權力行動導致不利于整個統治階級的“惡”的行為。孟德斯鳩等人的一系列“權力制衡”、“權力制約”、“權力監督”等思想就是制止資產階級統治者濫用權力，以維護整個資產階級的根本和長遠利益。羅素的關于對“權力”制約、監督的一系列具體思想盡管有許多合理因素，但與其他思想家本質上是一致的，仍然是少數人決定、創造歷史的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思想和維護整個資本主義剝削統治制度的。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質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政治制度本質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說人民民主專政。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權力”本質是對以往階級社會中權力異化的克服，是對原始社會權力本質的回復。社會主義社會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從群眾史觀出發必然得出，各級領導者手中的“權力”本質是人民賦予的，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使“權力”的。固然掌握 “權力”者在領導活動中的作用是極其巨大的，但“權力”者領導的整個實踐活動中最終起決定作用者仍然是被領導者，是大多數人民群眾。所以，共產黨人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權力”者之所以要受制約、監督，之所以要堅持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重新會到群眾中去”其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和人民是歷史的真正主人的群眾史觀，而絕不是本質是英雄史觀的羅素的“權力”論。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建立之后仍然存在舊社會的“痕跡”，以往社會的各種錯誤觀念包括英雄史觀思想仍然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起巨大的反作用。特別是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具有中國特色的英雄史觀思想根深蒂固，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領導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甚至把自己打扮為群眾的父母官思想本質上都是英雄史觀的表現，也是領導干部背離共產黨人根本宗旨的表現。因此從根本上改變“各級領導干部脫離群眾”的現象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理論為依據，一是批判、清除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觀思想和人本性自私論思想的影響，二是真正樹立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群眾史觀、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和為人民服務等思想，三就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權力理論建立一系列的制約和監督領導權力的各種制度，賦予人民群眾真正的監督、批判、建議、罷免權力者等行使做社會主人的權利。其實質是建立社會主義的真正的民主制度。

　　筆者并不否認馬克思主義以往的人類合理思想對共產黨人的啟發和借鑒，但對其必須是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進行。“李文”的主要錯誤就是不加批判地全盤照搬羅素的《權力論》思想直接作為黨的群眾路線的理論依據，且只字不提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理論。不論作者的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自覺不自覺地宣揚了資產階級錯誤的權力論思想和其中包含的英雄史觀，不利于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真正理解、掌握和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和群眾觀點，也不可能真正建立監督、制約權力者的各種制度和使“干部重新會到群眾中來”。

　　二、中央紀委反腐敗專家用資產階級理論解讀共產黨人路線究竟是為什么?

　　任何個別都是一般，“李文”這種個別實質是透視出共產黨人的某些領導、思想理論家和所謂專家自覺不自覺地偏離、背離甚至背叛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和社會主義的旗幟。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任何實踐都是在觀念、理論指導下進行的，觀念、理論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實踐的過程和結果。19世紀三四十年代，伴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化，英國、法國、德國相繼爆發了工人運動，然而正是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工人運動，導致工人運動的失敗。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從資本主義發展和工人運動的實踐中創立了無產階級解放的科學的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列寧正是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領導俄國無產階級推翻了剝削制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大黨章就明確指出，黨的旗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1954年在一屆人大開幕詞中講到，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一系列輝煌成就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有一個先進的科學理論的指導。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從正反兩方面的親身經歷和事實證明了的千真萬確的真理。毛澤東晚年擔心中國會出現“李自成”和“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其實也是擔心中國放棄馬克思主義旗幟和指導地位。所以他老人家晚年千囑咐萬囑咐，告誡全黨“我黨懂馬列的不多”，“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李慎明同志主編的《居安思?！芬粫沂驹K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就是“三個背叛”，第一個背叛就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然而我們有些曾經跟隨毛澤東打江山的所謂“老革命”者們對毛澤東的諄諄囑托置若罔聞，且拋之于九霄云外，在那場所謂“思想解放”運動中，表面上是從毛澤東晚年理論中解放出來，實際上發展到從毛澤東思想中解放出來，從列寧主義中解放出來，從馬克思主義中解放出來。也正是從那時開始，不僅毛澤東晚年理論，而且整個毛澤東思想、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所有基本思想都被冠之為“僵化”和“不合適宜”的帽子，不同程度地受到質疑、歪曲、否定、批判。雖然鄧小平一再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從他開始就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原理進行修正和篡改，最典型的就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修正。他強調社會主義改革是對的，但由于其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社會主義本質的歪曲和修正，導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朝著社會主義改制的方向發展下去，同時又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拿來，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與體制的本質特征。也正是在其帶頭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主義觀點、辯證法觀點、階級斗爭觀點、人的本質觀點、勞動價值論觀點、剩余價值論觀點、消滅私有制和兩個決裂等基本觀點在思想理論界都受到懷疑、批判和否定。他們在“與世界接軌”、“開放”、“與時俱進”等口號下，把西方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一些觀點、學說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且還戴上“創新”的桂冠，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依據。如把西方的人性論思想、“看不見的手”的思想、要素價值論思想、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照搬過來，特別對于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觀點之一即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大加討伐、鞭笞。此類文章和研究成果大量充斥于各種媒體、學術刊物和出版界。即使有些還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所謂學者，卻用與列寧主義對立的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解讀馬克思主義，制造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認為恩格斯對馬克思思想的解讀都是錯誤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是沿著恩格斯的思路發展下去的，也都是錯誤的。他們要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科學”含義。如他們歪曲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思想，認為馬克思研究人，恩格斯研究物;馬克思研究主體性，恩格斯研究客觀性;恩格斯“世界物質統一性”觀點背叛了馬克思的“實踐”觀。他們要用“實踐本體論”取代“物質本體論”。實際上把馬克思打扮為一個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唯心主義哲學家，以此對馬克思其它的所有基本原理都做了歪曲的解釋。而我們有些領導和理論家根本不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卻把被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思想躉來冒充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有關道德建設的論述比比皆是，前某個領導者似乎不感興趣，卻大肆鼓吹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且拿來作為經濟發展中道德建設的指導思想。近些年來，某些人大肆鼓吹所謂“普適價值”理論就是企圖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中國當今出現的極其嚴重的腐敗現象、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污染、物價上漲、新“三座大山”、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泛濫、社會矛盾激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思想根源就是偏離和背叛社會主義發展的旗幟和靈魂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了“李文”這種現象的。

　　是否一切引用和借鑒馬克思主義以前思想家的觀點都是偏離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呢?絕對不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批判地繼承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大優秀思想成果的產物。列寧在實踐過程中也在不斷汲取和借鑒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人類優秀成果。最典型的就是列寧1914年前后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研究。但這種研究絕不是照搬，而是批判其糟粕性內容，汲取其精華，改造為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墩軐W筆記》就是列寧在唯物主義基礎上批判繼承的典型結果。再如列寧1920年在《共青團的任務》一文中就指出，只有用人類創造的一切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1922年在談到《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辦刊宗旨和任務時，特別批判了那種認為“只有通過純粹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這條直路”才能使人民群眾擺脫愚昧狀態的錯誤傾向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壞的錯誤”，強調要把人類一切優秀成果介紹給人民群眾，他特別高度贊揚和倡導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對宗教神學批判的戰斗精神和積極成果。但列寧同時指出：“十八世紀革命家的無神論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學的和幼稚的地方”，要加以刪節和糾正。毛澤東對待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的科學態度、方法更是給我們樹立了對待舊文化的典范。而“李文”及當今大量引用西方思想家的領導和學者的錯誤不在于其引用本身，而在于不加批判地照搬，且企圖取代馬克思主義。

　　如果說在高校領域，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嚴重的學者、文人寫出這類文章并不奇怪，且筆者也看多了。而這篇文章的作者竟然是中紀委成員和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是黨和國家“制度建黨、制度反腐的專家”就有些奇怪了。但仔細一想，也不奇怪。近些年在中央和國家主要機構中出現歪曲和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人數量也是不少的。 如2009年《理論前沿》雜志第20期發表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政治學理論與方法專業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學科評審組專家、國家科技部發展戰略咨詢專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專家許耀桐先生的論文《“大民主”完全背離民主》，其中心是批判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中的大民主思想。筆者認真閱讀了該文，發現其批判“大民主”的理論依據竟然是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理論。按照許文的邏輯，“‘大民主’完全背離民主”這個命題確實是正確的。因為毛澤東的“大民主”思想的理論依據確實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而是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和民主理論。而問題在于，作為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教授、博導和馬克思主義專家不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武器分析、評論和批判一種思想和行為，而動不動就把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理論照搬過來。這究竟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教授、博導和馬克思主義的專家嗎?再有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2008年初在《廣州日報》發表談話中談到社會主義改革的動力問題時講到，改革就是“還人以利益”。“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它的動力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還人以利益—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動力。”這不典型地用抽象人性論思想解讀社會主義改革嗎?再有去年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以“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為主題連續在微博發表言論，公開叫囂大中專學校取消馬列課程。他說：“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議的是，在大中專學生的課程中，取消這個論，那個論性質的課程。其對他們就業和創業毫無用處，是當大領導用的知識。如果學的太多，他們失業了，拿著資本論去農民工的工棚，宣傳受剝削壓迫理論，將是極大的社會動亂的不穩定因素。為什么執政后還要學革命理論呢?”更為嚴重的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報《人民日報》在評論中國社會腐敗產生的根源問題上，也竟然原封不動地把資產階級思想家揭示資本主義國家腐敗根源的理論即“權力濫用論”簡單照搬過來。

　　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中一再宣稱，中國共產黨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但問題在于，中國當前社會是否存在改旗易幟現象?具體表現是什么?嚴重性、危害性是什么?根源是什么?報告以及領導人的一系列講話中卻基本沒有涉及。其實，思想理論界特別是號稱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反腐敗專家、學者、一些主流媒體，甚至個別領導自覺不自覺地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為中國改革開放尋找理論依據，就是思想戰線上改旗易幟的極其重要和典型的表現。但這一問題始終沒有引起中央主要領導和全黨高度的警覺和重視，客觀上不自覺地還在為這種錯誤思潮的泛濫開綠燈。如此下去，原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就會在中國重演。該是我們的領導人警醒的時候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