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聚散

　　郁平到勞改農場看望喬麗，與喬麗取得了互諒。

　　一

　　第二天一早，文槐果然跟舅舅走了，小粉子淚眼紅紅的送行到門口路邊。這情況很快傳遍了家家戶戶，引出一些嘆息，事情也就算過去了。三隊那里，他聽說，分隊被阻止了，但順從群眾意愿，新選了隊長，是群眾公舉的一個正派能干的年輕人。

　　因為母親生感冒，而父親的挨批斗還沒有結束，他在家里又過了幾天，就出發到喬麗的農場去。向北走過一片田野，上了大圩，擺渡過河，那邊是一個小集鎮，不逢集時，空曠曠的。兩縣城之間的九十里公路有一個?？奎c就在集鎮邊上，上下午來回四班汽車，過時不候。有一個婦女負責賣票，提前幾分鐘笑嘻嘻的來了，手里拿著兩面小旗子，賣了票，一共五個人。過了一會兒，汽車也就到了。賣票婦女吹哨子揮動小紅旗以示停車。車門開處，沒有下車的，他們五個人上了車。婦女跟司機做了交接，談了一句家常話，也就吹哨子揮動小綠旗發車。四十分鐘后到了射陽縣汽車站，買到了半個小時以后開往農場方向的車票。兩個多小時之后，他到了上次到過的那個小鎮。

　　他帶了干糧，是媽媽做的兩塊餅和兩個熟雞蛋。找個路邊坐下來，就可以把午飯吃了，但他想到上回那個老漢家，不妨到那里去吃個飯，歇一歇，順便也跟老漢聊聊，了解些情況。他依照記憶找到了那個老漢家。老人一眼認出了他，熱情的讓進屋，請他坐下，說，你又來看望家眷了?我弄水你洗個臉，馬上弄飯給你吃。他問，你的孫子呢?老漢說，到他姨媽家去吃飯了。他說，那我也不麻煩了，我帶了干糧，跟你要一碗開水，就行了。老漢說，開水現成。你看到我冰鍋冷灶的，今天我確實沒有做飯，因為孫子不在家里吃。不過你如果要吃飯，我馬上弄，還是蛋炒飯，也快。他說，不要費事了，我有干糧，不吃掉也累贅。老漢一聽，說，對對。就去弄了水來，讓他洗了臉，又倒了開水來，里面還是放了他自家做的茶葉。

　　他拿出餅和熟雞蛋來，請老漢一起吃，老漢說，我早上吃得晏，肚子不餓，你吃你的，我有好消息要告訴你，可能你就是得到這個好消息才來的吧?

　　他一聽，請老漢說是啥好消息?老漢說，農場要解散了，移交給地方，犯人已經遣散了一批……。

　　他一聽，真是無比重要的好消息。他問，犯人是遣散還是轉移?老漢說，農場的田地房屋物資都要移交地方，二十年以下的，全部遣散，二十年以上的轉移。

　　當真?

　　這還個不敢瞎說。不光是這個農場，那是全國的事情。勞改的、勞教的，都要削減一大批。老漢回答得很明白，可是他不能相信這是真的，疑在夢中。

　　先放那些三年五年以下的，后放那些十年八年的，最后放那些十年以上的，分期分批，都放回家，要放好多，哪里來哪里去，交給當地管，放在群眾當中。只留極少數不能釋放的集中到別的地方去。你的家眷我記得上回你說是十五年的，而且是冤枉，你來得正好，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呢!

　　他的心嘣嘣直跳，確實做夢也不敢相信有這樣的好事情，甚至懷疑這樣做是不是對。

　　他趕快吃了干糧，喝了水，道謝老漢，從帶給喬麗的糖果里抓出兩大把來，留給老漢的孫子。老漢笑道，這糖我收下，我是報喜的，該吃你的喜糖!他很感激地點了頭，告別老漢，就朝農場走去。他要趕快見到徐場長，究竟如何，一切就都清楚了。

　　在沒有見到徐場長之前，一切是不敢肯定的。但從道理上說，有些犯了法的人，確實可以放在人民群眾之中，利用群眾的力量管制、教育，有利于減少對抗性，也減輕國家負擔。他相信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會有這樣的思路。像喬麗這樣的“犯罪”，何必一定要判十五年徒刑呢?何必一定要送來勞改呢?假如明文規定這種問題是放在群眾中教育改造，宗進庭給他的這一打擊報復也就不可能實施到這種程度。

　　他還沒有到達農場，就已經從事實本身判斷到，老漢所說，大約是真的。因為他看到有不少人帶著簡單的行李，迎面走來，而這些人分明是從勞改農場釋放出來的。他們苦兮兮灰蒙蒙、以至有些麻木的臉上，有了一種光，一種獲得解放的光，一種希望的光;他們步子走得急切，身子都向前傾著、往前面沖去一樣;他們的心已經飛到自己家中，哪怕那只是一個茅草棚，也是他的溫暖的家;家那里有他的親人熟人，有他的自由、有他愿意去做的勞動并且收獲……

　　他站在路邊，望著這些人從眼前走過，感受到他們心中的一切，并為這種大批犯人獲釋而出的場面所感動。

　　這情況到了農場門口，更得到了證實，有更多的拿著自己簡單行李的人，帶著那種同樣的特征和表情，從里面急切地走出來，在岔路口朝不同方向散去。

　　他趕忙進了農場，直奔場長室。他一眼看到了徐場長，一顆心放了下來。農場里正在做這樣大的工作，而徐場長的辦公室里卻仍然只有她一個人，但桌子上堆著很多材料，顯出正在處理的事情較多。

　　你來得正好!是聽到啥消息的嗎?徐場長從辦公桌后面站起來問他，一邊隔著桌子向他伸出大手來。

　　他卑謙地跟徐場長握了手，回答說，我來的時候沒有聽到啥消息，到了這里小鎮上聽到有關說法，而且看到正在釋放人，是真的嗎?

　　徐場長哈哈笑了起來，說，當然是真的，你都親眼看到了，還不真嗎?真是大知識分子!徐場長從辦公桌后面走出來，給他倒了一杯開水，遞給他，而后又回到辦公桌后面去，坐下來，說，我們這個農場整建制撤銷，土地房屋移交地方!不光是我們，也不光是我們省，但我們省的行動是比較快的，有的省比我們還要快一點。全國的勞動改造單位要大為減少!《九評》上就有一段跟我們工作有關的話，寫在“理論和策略”的第十三條，說，“要實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和專門機關相結合的方針”?，F在，又有了新的指示，更具體了，說，“不需要這么多監獄。把監獄里這些人放到群眾中改造，這個辦法好，天塌不下來。”老郁啊，其實毛主席的意思在原則上早就說過多次，可我們領會不深。毛主席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犯了錯誤跟在舊社會犯了錯誤不應當是一樣的結果。你記得嗎，一九六O年撤銷過檢察院，一九六二年又恢復，公檢法一會兒分開辦公，一會兒合署辦公。一切都在實踐摸索之中，目的只有一個，怎樣最好地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怎樣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毛主席說，“要搞群眾監督，不能監督群眾”，說，“抓人解決不了問題，主要靠群眾監督”。還說，“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有反必肅，有錯必糾。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改造人第一，生產第二。要把犯人當人，反革命也是人。”真是一系列的最高指示啊，我條條都記得，都覺得無比正確?，F在，正在勞改的這些人的多數，都放到群眾中去，讓他們帶著釋放證，到當地派出所、居委會、生產隊報到。只有極少數的人，才需要圈起來坐牢，而且要得到省一級的批準。我們這里，重大犯人都解走了，集中到少數幾個監獄里去。這是個大行動啊!

　　他一聽，喉頭就緊了一下。徐場長說，喬麗的事情，你們亭州法院本來就判得不輕，但我們只有接收、執行的權利。她是十五年期的，已經服刑五年。一個月之后才釋放到她這一檔，看來還得在農場過年。這個我不好提前，工作不能亂。

　　盡管如此，他一聽到喬麗很快可以獲釋，就哭了下來，捂住眼，身體不自主地劇烈抖動起來。徐場長說，你就放開來哭一下。但他卻控制住了，他坐直了身子，由衷地地說，我們感謝黨和政府，感謝毛主席。

　　徐場長用手揩了一下眼睛，說，這幾天，我們這里，犯人釋放時都喊“毛主席萬歲”，就是天上的神仙、地下的閻王，也要感動?，F在，你既然來了，我就做個特殊處理，安排招待所，讓你跟喬麗過三天，以后到時你再來接她回去。行不行?我把我們的電話號碼寫給你。

　　他忙站起來，連聲“嗯嗯”答應著，雙淚直滴，也就取出本來就準備送給徐場長的一斤糖果來，送上，說，這是糖果，一點心意。徐場長說，行，收下，及時，算是你的喜糖吧，我代你發。你在這里歇一會兒，我去把這事情具體布置一下。這雖然在我的職權范圍之內，但還是頭一回。

　　徐場長把讓他以后聯系的電話號碼寫給他，出了辦公室。他一個人坐著，漸漸從一種激動中平靜下來。他將要面對的，是跟喬麗過三天，可是將咋樣相處，似乎成了大問題。他簡直還不能相信這將是真的?？墒撬鼻衅诖@馬上就要實現的事情。他的心，因為這突如其來的、特殊的幸福，而不聽話地亂跳起來。

　　他抬頭看了一眼毛主席像，想表達心中的感激之情，可是他找不出這時候似乎能適用的那種宗教情感，還有某些必要的宗教動作。他所知道的似乎只有磕頭、雙手合十、在胸前劃十字這些，但他是現代中國的讀書人，不想采用這些“形式”來表達。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大的作家，也有那樣深的宗教情感，而黑格爾把宗教擺在藝術和哲學之上，列為人類精神發展的最高階段。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這些就有點難以思議。至于中國的民眾，多多少少是有自發的和被培養的宗教意識的，可惜與迷信、迷惘難以分清。他也試著能在自己心中喚起某種誠惶誠恐的宗教情感，可是徒然地不能。他想起了《論語》：“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仁者愛人。”孔子這些話，在某種道理上，還是能“古為今用”的，可以“揚棄”具體的歷史內容，而取其思想方法和精粹言辭。

　　徐場長回來了，他忙站起來。徐場長說，別著急，你坐下來。徐場長到辦公桌后面坐定，對他說，我布置下去了，不會有問題的。我們食堂旁邊有個小浴室，這會兒你沒有事，又坐了這么遠的長途，滿身是灰，先去洗個澡。我也有點事。你洗好澡，跟食堂要點開水，到學習室去歇歇，喝喝水，看看報，到時我派人去叫你，讓人帶你去跟喬麗見面，并且跟她一起過三天，時間上跟你定一下：從今天算起，今、明、后，第四天上午你就要回去，為接喬麗回家做些準備。你到食堂去吧。

　　這樣細致的關心，令他感動。他按照徐場長的指引，到食堂去。

　　所謂小浴室，在食堂大廚房里，確實不大，只有兩個平方，略微傾斜的水泥地面，有個下水道槽子通向外面，用鉛絲網攔住了杯口大的墻洞。里面有個冷水缸。食堂里提供了一桶熱水，一個舀子，一個臉盆，一條半舊的但曬干了的干凈毛巾。有一塊“大運河”牌的肥皂現成地在眼前的一個墻洞里。至于衣服，墻上有一個掛衣服的東西，還挺精致。一雙木拖鞋守候在地上，等你使用。門可以關起來，但里面沒有插銷，而是在門外有個牌子，一面寫著“有人”，一面寫著“無人”。他進來時，就把“有人”的一面翻轉朝外，別人就不會進來了。一切至為簡陋，但不缺啥了，唯一缺的就是蒸汽。但他發現，小屋里暖烘烘的，原來北墻那邊就是食堂大灶，等于是這邊浴室的供暖設備了。他脫了衣服，洗起澡來。一桶熱水很充裕，最后竟洗浴得微微出了汗。

　　在洗浴的享受之中，他忽然想到法國人民的攻陷巴士底獄，那上面有一尊對著人民的大炮，成了某種可恨的象征，于是被人民推倒。革命好像不免要跟監獄發生一點關系。文革以來，他不是也從監獄里進出過兩回了嗎?那么，毛主席黨中央在這時采取這個削減監獄的措施，就不能算是出于一時的想法。但削減監獄，除了他這樣的當事人，絕大多數人不知道。放出去的這些犯人，像魚兒被放進了汪洋大海，能有多大動靜?

　　身體的清洗，帶來精神的輕松愉悅，他向食堂人員道了謝，要了一瓶開水，一只碗，就到旁邊的學習室去，他上次去過的。門開著，里面一個人也沒有，報紙依然管理得很整齊。他就看起最近的報紙來。

　　他注意到在一月底的報紙上連續幾天都有這樣的話：

　　“人民解放軍最堅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邊，堅決支持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人民解放軍熱烈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偉大號召，握緊槍桿，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

　　一月二十九日的報紙說，阿爾巴尼亞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國防部長巴盧庫，“在廣州熱情歌頌毛主席和我國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領導文化大革命保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徹底勝利。誰反對中國，誰就是反對馬列主義，誰就是反革命。”

　　他還特別注意到，一月底的報紙上，有“青島二十三個革命造反團體聯合起來，奪了青島黨、政、財、文大權”，有《人民日報》社論“關鍵在于大聯合”，有《紅旗》雜志社論，提出“要由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當地駐軍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的領導干部，建立臨時權力機構，領導奪權斗爭”，這就是“革命三結合”。

　　接著，二月份有點“捷報頻傳”的勢頭，以“西南的春雷”報導了貴州省的奪權，以“東北新曙光”報導了黑龍江省的奪權，《紅旗》評論員文章說，“一切革命的領導干部，都應當站出來，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堅決地進行斗爭，而不管他們的什么‘紀律’，他們已經不是革命的上級，而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他覺得他對形勢得出了一個整體的估計，感到他竟然心有靈犀知道處在運動中的各種不同的人們各自懷著怎樣的心思。毛主席正掌握著現實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矛盾運動體，用他的矛盾斗爭理論，在引導運動“收”，并且要“收”到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上，而這將面臨各種困難，有群眾方面的，有干部方面的，這其中要讓軍隊發揮工作隊的作用。

　　有人來喊他了，他歸還了熱水瓶和碗，就回徐場長辦公室去。徐場長定睛把他一看，說，好，新鮮氣出來了，還挺俊氣。你坐下來，馬上讓你去，估計新娘子還沒有到呢。他一聽，臉上烘的一下，體會到某種尷尬，這卻是被理解為“幸福”的。在一種發自內心的力量推動下，他說，徐場長，雖然我們歲數差不多，但以后讓我叫你徐大姐，好嗎?

　　好的。徐場長點了頭。徐場長的眼睛濕潤而紅了。問他，你有姐姐妹妹嗎?他說沒有。徐場長說，我知道你三十九歲，我比你大兩歲，可以做你的大姐。

　　徐場長忽然問他，你們那里文化大革命咋樣?他就把大致情況說了，只是沒有講宗進庭等人在群眾要求下被投進看守所，他怕徐場長聽了會“很不理解”。

　　徐場長問，鬧到現在，抓出了幾個走資派?他說，當權派一般都靠邊站了，但當然不等于就是走資派。一個人真正被定為走資派，大約也不容易，那也是運動后期的事。徐場長說，但走資派這三個字，也不至于僅僅是一種詞語吧?全國人民這么高的革命熱情，都是在跟某個詞語做斗爭?

　　他說，詞語本身，是對某種實質性東西的概括。但具體落實到某個領導干部身上，定他就是走資派，這個卻不容易。運動要打倒的對象在詞語上很明確，在具體上不是看得很清楚。這大概就是這次運動的一個特點吧，是重在思想政治教育，《十六條》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

　　徐場長挺嚴肅，說，我們的社會是有矛盾的，是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的，不是空洞的詞語。毛主席咋能讓矛盾普遍發展到尖銳的地步再來搞運動呢?那不就太遲了嗎?毛主席是對我們全黨全國人民全世界無產階級做一個大交代，哪怕打碎一些罈罈罐罐、生產生活受一些影響也在所不惜。他不親手做這事，誰又有魄力和能力來做這事?我看他老人家也是被逼上梁山。我只是擔心，運動這樣放開之后，咋樣才能收起來?

　　他真的佩服徐場長的直率，他說，毛主席總有辦法吧。徐場長又說，我還想，若干年以后，如果資本主義真的復辟了，那時學生工人咋敢起來造反呢?這是一個問題。第二，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團結，也就是繼續當權，這些人以后更加自尊自貴，又咋辦?第三，他們跟這個運動結了仇，真的走到相反的道路上去，那又咋辦?

　　他搖頭，說，我回答不了。

　　徐場長突然放松，哈哈一笑，說，既然回答不了，那就隨它去吧，讓以后的歷史和人民去回答，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嘛，不能懷疑這兩條根本的原理。運動的意義對于明天，確實比今天還大。但今天的意義也有，不是放空炮，不是跟詞語作斗爭。搞這個運動也是黨中央通過的，只要有半數以上舉手就行了。搞一下，確實讓人知道了有這么回事，搞比不搞好。他說，是的，是的。他真的佩服這個人高馬大的女干部，考慮問題明明白白。

　　一個女管教人員來給他帶路。徐場長說，你去吧，這三天，夫妻二人該做啥就做啥，是自由的、合法的，不要怕，也很安全。你們好好商量以后的打算，日子還長呢。以前害你們的人，不要記恨他，讓他自己去想。

　　徐場長這幾句話，他又感動又心悅誠服，連連稱是。

　　路上，女管教員自我介紹說，我姓趙，是喬麗她們的隊長。我跟喬麗很好的，雖然我是管她們的，但時間長了，這個界限也就是表面上的了。他連說感謝你，感謝你，并且說，以后一定請到亭州我們家里做客，跟徐場長一起去。趙隊長聽了很高興，說，一定去!他想起來了，喬麗信上是提到過這位趙隊長的。五年來，喬麗多虧了徐場長、趙隊長，得到著照顧，如果相反，得到的是無情的或陰險的對待，那可就完全不同了。他多么感謝這不幸之中的萬幸，他和喬麗簡直又該算是幸運的人了!

　　趙隊長領他走了一段路，來到有幾間房子的地方，旁邊一口井，長著一些樹，樹木之間還拉著晾衣繩。趙隊長很遠就停住了腳步，遙指著說，那就是我們的招待所，跟城上不好比。喬麗在二號房間，看見嗎，門上寫著號。她已經在里面了。這個小院子就是你們的活動范圍，不要走遠。安全你們放心，不會有閑人來。目前也沒有別的客人住，這里就你們兩個人。三頓飯會有人送，這是我們的規矩，送來就吃，別的不要問，也不用給錢。去吧，好好團聚!趙隊長說罷，跟他點個頭，轉身折回，把他丟在那里。

　　二

　　他望著門上寫著很大的2字的那一間，頓時渾身熱熱的，頭腦烘烘的，心跳加快起來，比熱戀中的人即將會到心上情人還要激動萬分。一股內在的火燃燒著他，推動著他，他好像沒有走幾步就站在了2號房間的門口。里面沒有一點聲音，喬麗咋樣?她在哭嗎?他輕輕推開門，喬麗坐在鋪邊上，穿著家里的舊棉襖，確實低了頭在流淚。他的心頓時碎了，他快步走過去，撲在了喬麗腳下，抱住了她的雙腿，后來就把她攔腰緊緊抱住，把頭埋在她身上，不住地輕聲喊著“喬麗，喬麗……!”

　　喬麗伏在他肩上“嗚嗚”地哭出了聲。他的淚也無聲地洶涌地流著。他不住地說著，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你，讓你吃這么大苦，讓你吃這么大苦。他們哭了好一陣，他擰了毛巾給喬麗，讓她揩了眼淚，他自己也揩了眼淚。他說，徐場長真是好人，徐場長對我說，一個月以后我來接你回家。我想，這個月底、下個月初，就可以來接你了。還有一個月時間。快了，苦到頭了。我們的一切問題都會解決的。我們會像從前那樣正常工作、生活，這是一定的。啊，我倒忘了問你，你好嗎?身體咋樣?喬麗點點頭。他說，太好了，只要你身體好，我們啥都不用愁了。我們從頭開始!

　　他跟喬麗對面站著，他看著喬麗的眼睛，看著他熟悉而久違的臉龐，黑了些，結實了些，多了些沉著的氣質。他說，我們重新開始，而且會越來越好!喬麗看著他，一聲不響地看著他，看他的眼睛，看他的頭發，看他的臉，也在看他起了啥變化沒有。他從喬麗這樣看著他的眼睛里，看出了喬麗對他的愛，對他的掛念。他心中一疼，把喬麗擁進懷里，開始吻她，輕輕地吻她的臉，吻她的額頭，吻她的脖子。喬麗輕輕拒開他，說，我們到外面走走。這是喬麗開口說的第一句話，這句話把他帶到了以往的歲月，從前在家里，到時喬麗就會說，我們到外面走走。他的散步，總是這樣依賴著喬麗的提醒，要不然他就會一直地把書看下去。他朝喬麗會意一笑，他從喬麗沉靜的眼神里也看到了會意，于是，一切都溝通了，一切都抹平了，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可以而且已經重新開始了。

　　他和喬麗真的就在農場招待所里過了三天，享受某種來場人員的待遇。喬麗的傾訴，讓他了解到他的真正的錯誤有多大，雖然他以前多少也想到過的，但沒有這樣具體，沒有這樣肯定。他無數次把喬麗摟在懷里無言地撫慰著，他也無數次檢討著，說都是由于他，而讓她吃這么大的苦。喬麗的淚水在他身上流著，喬麗把他身上咬出了許多的傷口，他還鼓勵她咬，讓她咬得狠一點、再狠一點。他們就在愛與恨之中翻來覆去、顛來倒去，好像這樣就可以補償一切似的。他從未有過地吻遍喬麗的全身，從上到下，又從下到上，咋樣也吻不夠。他一遍一遍地，崇愛而貪婪地吻她、撫摸她、折騰她，然后跟她無數次地結合在一起，無數次地喊著她的名字，一次一次地好像要把自己完全傾注和融化到她的身體里去。喬麗抱著他哭，罵他，打他，咬他，又緊緊抱著他，生怕馬上就會失去他一樣。那種愛啊，是失而復得，是久別重逢，是死而復生。他們睡著了，喬麗像一只小貓一樣蜷縮著睡臥在他的身上，而他就那樣躺著承載著她，并且雙雙很香甜地睡去。這就是他們每天一覺睡到天亮的姿勢，真是一刻也絲毫不肯分離。

　　他發現，喬麗對今后的日子，懷有憂慮。他勸慰著她，他說，我給你講個故事，是法國作家薩特寫的一個戲劇，叫做《恭順的妓女》。說的是，有一個早晨，突然有人敲一個妓女的門，妓女以為警察來了，趕緊叫屋里的一個白人青年藏起來。開門一看，是個黑人，而且是妓女在火車上見到過的。黑人尋找到這里，是求妓女作證，當時在火車上有幾個白人青年欺侮兩個黑人，開槍打死一個，逃走一個。這個黑人就是逃走的那個。他請妓女為這事作證。妓女答應了他。黑人離開后，白人青年走了出來，他也是來找妓女作證的，他說，是兩個黑人在火車上要強奸這個妓女，而幾個白人青年上前解救，于是開槍打死了一個黑人。妓女認為事實不是這樣。白人說，他是議員的兒子，打死黑人的是他的表兄，而他的表兄是一個很重要很有用的人，不能為此去坐牢，他就是為這事而來的，他以五百元賄賂妓女作偽證。妓女不肯這樣做。這時又有人敲門，這回來的真是警察，驚魂未定的妓女發現，警察竟然跟這個白人青年是一伙的，他們威脅妓女，但妓女仍不屈服，他們除了發火，毫無辦法。這時議員本人來了，千方百計軟化妓女，認為只要她按照他們說的那樣作證，不但那個犯事的白人青年的母親會無比感謝她，把她當自己的女兒，而且全城的母親都會感激她、稱贊她做得對。在這樣誘惑下，議員拿起妓女的手在偽證上簽了字，猶豫不決的妓女沒有反抗。打死黑人的白人青年無罪釋放出來了，妓女天真地以為議員許諾的一切都會出現，貴夫人會給她送花來，把自己的照片簽名送給她，當自己的女兒一樣愛她。但結果，議員給了她一個信封，里面不過是一百元錢，這就是全部的感謝，而他兒子當初要給她的卻是五百元。妓女知道自己受騙了，很傷心。那個黑人又突然逃來，說白人正在追捕他，要把他燒死。妓女拿出手槍來給黑人，說如果他們來了，你就打死他們，我給你作證你是好人。但黑人不敢，說他不敢打白人。情況緊急，妓女讓黑人藏了起來。許多白人追到了這里，妓女把他們騙走了。白人青年來了，想跟妓女親熱，卻發現屋里藏有人，黑人于是往外逃，白人青年追出去開了槍。白人青年回到妓女屋里，說黑人逃走了。妓女拿槍對著他，恨他，他在槍口下向妓女陳說自己血腥而高貴的家族，而且祖父跟華盛頓是朋友，精神上鎮住了妓女，結果繳了妓女的槍。他并沒有懲罰妓女，反而表示說喜歡她，要她做他的情婦，有花不完的錢。在這樣誘惑下，妓女漸漸依順在白人青年的懷抱里。

　　這是戲劇，一會轉變到這個方向，一會兒轉變到那個方向。你說這出戲的主題是啥?他問喬麗。

　　喬麗說，反對種族歧視。揭露為富不仁。批判社會黑暗。嘲笑法律虛偽。同情被壓迫的人們。

　　他笑道，你說得都對，但都不是這個戲劇的主題。這些表面意義是作者用的現成的思想，以滿足一些表面上的思想需要，便于認同這些表面意義的觀眾進入戲劇。正如到山洞里取寶貝，這是一路上見到的引人深入的小寶貝，雖然也可以裝進口袋算作收獲，但還不是深藏在洞底的大寶貝。

　　還有大寶貝?我想不出來。喬麗說。

　　他說，薩特不僅是作家，他還是哲學家，他的戲劇，還有小說，最后都有一個哲學的大寶貝藏在里面，這個大寶貝的名稱，只有兩個字，叫做“選擇”。

　　他就給喬麗講起來：薩特認為，人天生是自由的，所以人實際上隨時自由地為自己做出了選擇。正因為人是自由選擇的，人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喬麗說，對，我落到這步田地，歸根到底，是我自己的選擇，并不曾有人逼我抱著亮亮走到河里去。你出事之后，我做的事，都是我自己去做的，我應當對自己造成的后果負責。你也是這樣，雖然人家給你造成冤案，但以后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負責自己了，你為啥不選擇做一個無賴的丈夫賴在我的身邊跟我們在一起呢?你為啥不能把一切做得更正確一些呢?那以后的事情就會完全不同。那個美國妓女，當她選擇正義，她就是正義的，并不因為她是妓女她就不高貴;當她被議員拿起手簽字的時候，她好像沒有選擇，其實是選擇了對權勢的服從，所以她還是要對作偽證負責;當她拿槍對著議員的兒子時，她選擇的是報仇雪恨，因為他們欺騙了她，她的形像這時又高大起來，但當議員兒子允諾她那么好的條件時，她選擇了依順，這樣她就背叛了正義，這是她最終的選擇。“選擇”才是真正的主題，所有表面的意義都是外包裝。

　　他對喬麗這樣回答，由衷喜歡。他說，所謂人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還有另一面的含義，也就是，被選擇者成為啥樣的，也要由選擇者負責。比如，當妓女選擇不屈服時，議員的兒子與做幫兇的警察就拿她沒有辦法，他們成了失敗者。當妓女最終選擇了依順，議員和他的兒子那些人就成了勝利者。選擇，就是你硬它就軟，你軟它就硬。對方的結果，是由你決定的，不是由對方自己決定的。叫做“對象的意義被自由選擇的人所賦予”。侵略者打來，我們如果選擇逃跑、投降、“曲線救國”，那侵略者就不可戰勝，是我們自己讓侵略者不可戰勝的。如果我們選擇堅決抵抗，侵略者就成了失敗者。侵略者的強大與否，首先倒不是由它自己決定的，倒是由被侵略被損害和侮辱的人們決定的。薩特提出“自由選擇”這個概念的戰斗意義，就在這里，作為一個歐洲人，他是啟發人們起來抵抗德國法斯西。

　　喬麗說，原來如此。

　　他說，薩特用這個主題寫了好幾部戲，他的主題幾乎可以運用到一切題材上去，這也說明這個哲學命題具有普遍意義。再深入一步說，一個人與一塊石頭，都是存在，但石頭是“自在的存在”，人是“自為的存在”。石頭就是石頭，叫做“是其所是”，它是啥就是啥。人就不同了，人是活的，人有“自為”性，可以自己決定如何如何。這個自為，就是自由，卻不一定對人有利。比如戲劇中那個妓女，她是可以自為的，但她的自為的最后結果，是讓黑暗的勢力更加強大。她一會兒是正義的，一會兒又變了，最后變成了可恥幫兇。本來一個善良正義的人，反而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了。這就叫做“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她異化了。人要不發生這樣的“異化”，就要克服軟弱性，就要作出正確選擇。

　　喬麗說，我以后是要堅強些。

　　他說，薩特這個戲劇還有更深一層的東西。

　　還有啊?喬麗笑道，真是太厲害了。

　　所謂“還有”，就是“他人的目光”。這也是薩特的概念。人雖然是自由的，但人畢竟生活在人類之中，時刻處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他人的目光”看你是好的，你就像是好的，“他人的目光”看你是不好的，你就像是不好的，實際上你都被錯看了，甚至連你自己也會錯看自己、不自信起來，由自卑到自毀自滅，你就“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了。比如，我出事之后，“他人的目光”就變了，看我就是一個有問題的人，而不是從前的人，我渾身長嘴，也無法對所有的“他人”作解釋，所有的“他人”也不會相信我。如果我的冤案幾十年得不到改正，我漸漸老去、死掉了，“他人的目光”就給我蓋棺定論，說我就是那么一個人。至于我其實是個啥人，也許有多么好，多么沒問題，多么能為人民服務，都不存在了，都被“他人的目光”無視、蔑視、否定掉了。我這個人最后終于“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這個“他人的目光”厲害不厲害?魯迅寫的“孔乙己”這個人物，最后的悲劇結果就是這樣，“他人的目光”把他都瞧扁了。只有魯迅發現了真正的孔乙己，同情地把他寫在小說的字里行間，寫在那個表面上的孔乙己底下，讓讀者自己去把他分析出來。以前我們就吃了這個虧，被弄得“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但其實，在人們逐漸看錯了的喬麗和郁平里面，一直有一個真正的喬麗和郁平。今后，那種“他人的目光”，如果我們抵擋不住，仍然很可怕。如果屈從于它，就會精神壓抑，無法好好生活。今后如果我們堅決選擇看破“他人的目光”，不在乎“他人的目光”，正確對待“他人的目光”，我們就會自信起來，就能正常生活，還能有所作為，讓人們逐漸地刮目相看。歸根到底只有我們自己的選擇能夠改變我們自己，也改變“他人的目光”。我們運用“自由選擇”的法則，選擇自信，選擇快樂，選擇勇敢地面對生活，而不是選擇躲避，選擇退縮，選擇自卑，選擇抬不起頭。這樣，我們就不但沒有輸，而且能把失去的都贏回來!要說智慧，中國古人早就具有這一智慧。老子說，不爭，故莫能與之爭。在哪些方面爭，在哪些方面不爭，這就是選擇?；乇苁遣恍械?，只有作出正確的選擇。從這個角度說，薩特戲劇所寫的處境，就是整個人類的處境!

　　他對喬麗瞪著眼，做著有力的手勢。他看到喬麗眼里滿是淚水，好像小學生一樣面對著他這個思想的巨人，而且她的心全部領會了他的所說。他把喬麗擁進懷里，喬麗伏在他肩上放聲大哭，他也淚如雨下。五年，以至是七年，他沒有跟喬麗這樣好好說到話，而就這樣一瀉千里似的一口氣滔滔不絕，他說，喬麗聽，都仍意猶未盡似的，他這樣一下子跟喬麗回到了以往的關系，覺得一切都恢復了。

　　他覺得需要把他自己的，以及亭州的一些情況，如實告訴喬麗，因為她已經多時與世隔絕，要讓她有個思想準備。他說，外面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至于啥是文化大革命，我來接你回去以后，你就會親眼看到，而且我會把前前后后的一些文章、材料，給你看，把一些事情，講給你聽，你很快就會明白的，因為運動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這個運動，可以說，我并沒有參加。但我是被動地參加了。運動到現在已經半年多，我就兩次被拘捕，關進看守所。但兩次都把我無罪放了出來。這其中原因，說破了其實很好理解，但在當時是很可怕的。不過我沒有怕，因為我有數。有一個情況我沒有告訴你，就是我一九五九年“審干復查”的案子，跟亭州的一個領導人有關，他叫宗進庭。他在亭州負責這方面工作，是一手遮天的，他是我的老家的人，家族史上的矛盾使他認為我是他的仇人，要把我滅掉。你的事情，判得這么重，有形無形地也跟這個人有關，跟他恨我這個人有關。文化大革命運動來了，他又趁機打擊我，而且想用打擊我，來讓運動朝適合他的心意的方向上進行，他很固執，一次抓了我，二次又抓我。

　　那是啥人把你放出來的呢?喬麗問。

　　說來話長，總的來說，運動中有理解和擁護毛主席路線的，有不理解和抵制毛主席路線的，雙方發生斗爭，此起彼伏，那一邊占上風時，我就被抓起來，這一邊占上風時，我就被放出來。那個把我當仇人的領導人，他抵制毛主席路線，要把理解和擁護的這一邊打下去，就拿我作為一種典型。

　　喬麗聽著，似懂非懂，嘆了口氣。

　　目前，那個打擊我的領導人，竟然反過來被造反的群眾要求市委把他撤銷職務、關進了看守所。碰巧，他跟我關在一個號子里，合睡在一張鋪上，我們交談得很好，溝通了一些思想認識。

　　啊!喬麗又一次驚呆了。

　　他說，是的，這簡直是破天荒，以從前的眼光看，確實就簡直是翻了天。但親身經歷運動的人，就覺得那也很自然，沒有啥不可思議的，是有來龍去脈的。另外，這個領導干部也不會垂頭喪氣，他曉得這只是運動的過程，決不是最后的結局，他們的名字，并沒有像我似的從組織部的名單上，從財政局的工資單子上去除。他進去了，我就出來了，群眾把我放了出來。

　　那會不會還有第三次再來抓你呢?喬麗問。

　　確實應當這樣問，不過我還沒有想到。從邏輯上說，這倒該是有可能的，這就叫做運動可能會有多次反復，中央文件《十六條》上就這樣預言過。但那個關在看守所里的領導干部，好像對今后很有信心，是另一面的信心。

　　啊!喬麗抓住他的臂膀。

　　他說，不要怕，不管今后如何，我反正歷史上沒有問題。在我的案子沒有得到糾正之前，在運動沒有結束之前，我就難免這樣要受到些折騰。那個領導干部在運動一開始就拿我開刀，使我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對象，有時還成了一個標志，但我并不是這個運動的真正對象，這是不用說的。

　　照你這樣說，回去之后，一時還過不上太平日子呢。喬麗說。

　　他說，這個不用擔心。運動歸運動，日子還是過的。拿工資的人，一分錢也沒有少拿。大雞蛋還是五分錢一只，大燒餅還是三分錢一個。社會就像一座山，風吹得樹林搖晃，但山沒有動;也像一條河，表面風浪不小，但下面深處，并不像上面這樣動蕩。當然，這只是一個比方。我們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好。

　　理由是啥呢?喬麗問。

　　我要告訴你兩個情況，還有一種形勢。

　　他就把醫校學生查閱他的檔案的事情，還有宗進庭在牢房里對他做檢討的話，這樣兩個最重要的情況，告訴了喬麗。喬麗像深深潭水一樣的黑眼睛久久看著他，好像不認識他似的?？磥磉@兩個情況特別地震撼了喬麗。他拉住喬麗的手，輕聲喚著她，攙著她，而她的步子確實有點軟軟的。他們回到屋里，喬麗立即無力地依靠在他身上，他問，你咋的啦?哪里不舒服?喬麗說，別問，抱緊我，用力。他就用力地抱緊她。他們就在床邊坐下來。喬麗說，我只是感到可怕。太可怕了。聽喬麗這么說，他明白了喬麗心中所感，他抱緊喬麗，默默無語。喬麗伏在他的肩上，輕輕地啜泣，他也流淚了。

　　在他出事以來的日子里，他是日漸把憤怒的情感努力壓到心中最底處去的，因為聽任情感泛濫，于事無補，他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抗爭，讓神經堅強、更堅強，天崩地塌，不為所動。但喬麗不是這樣的，喬麗受著情感波動的主宰，也不會想到一個人可以用組織的名義陷害打擊另一個人，讓這個人的家庭在壓力下造成悲慘的后果?？墒牵€沒有把他的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訴她呢，特別是一九四六年北撤除奸的事情。

　　他安慰著喬麗，說，所以，我的問題只等這運動過去，就一定會解決，一切都已經十分清楚了，沒有任何的疑點了，只要組織上一著手處理，很快就會有答案出來，要給我平反，恢復我的一切，讓我們再從鬼變成人，把本來屬于我們的，本來不該從我們手中剝奪去的，還給我們，把我們的本來面目還給我們。我們不是鬼，我們是人。

　　喬麗揩揩眼淚，看著他，問，運動啥時候能結束呢?他說，快了，從報紙上看出，運動進入“收”的階段了。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一種形勢。喬麗疑問地看著他。他說，這個“收”，也就像漁民收大網那樣，要一把一把、一步一步地收，急不得，終歸是要“收”起來的，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但無論怎樣，歷史也不可能是簡單回到以往了，社會和人的思想是一天天進步、一年年不同的……

　　第六章 進退

　　喬麗從勞改農場被釋放回到亭州;郁平聽到“英雄”們有幾分凄涼的心聲。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他和喬麗雙雙跟徐場長灑淚而別，回到亭州。他到派出所去為喬麗報戶口，呈上勞改農場的公函。派出所長對于他和喬麗的事情很了解，而且同情，事情也就順當地辦了，喬麗重新成了亭州的居民，只不過屬于勞改釋放交群眾監督改造人員，目前還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要聽從街道居委會與派出所的監管，定期匯報思想，接受教育。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服從就是了，也不是啥難事，你可以當作“形式”去安然接受，不必想得太多，也就是說，不要太當真，就連派出所長也對他們說，“不要想得太多，該咋樣過日子你們就咋樣過日子。”

　　喬麗即將獲釋的事，他上次從農場回亭州，就已經跟王校長說了。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覺得王校長是最關心他的人，還因為王校長是自己的領導，有啥事情要盡早讓領導知道，以便得到領導的幫助。王校長雖然暫時“靠邊站”，是市委宣布撤銷了職務的，但他當然不能這樣簡單地看。事實上，學校里的有關事情，總務主任必定還是悄悄地要來請示王校長。

　　他領著喬麗去拜見王校長。王校長為他們高興，王師娘拉著喬麗的手到一旁去談心、流淚。王校長問，喬麗的工作問題咋考慮的?他說，醫院我們去過了，當權派說他也“靠邊站”了，這個問題怕是要到運動后期處理。至于醫院群眾組織那一頭，我們沒有去找，因為他們分成兩派。所以這個問題我們暫時還沒有辦法。王校長說，不能閑在家里，最好是工作起來。這個問題我本來是要為你給宗市長說一說的，我覺得跟他說反而能解決。但他現在坐在看守所里，不好說。我想到了楊書記的愛人王雪，她是衛生局黨委書記，她雖不管行政，她說一句話，人家還是要聽的。我跟她通了話，把情況跟她做了匯報，好在她也是有所了解的，她說當然還是安排回到衛生系統來，人家本來是一個醫生嘛，如果本人愿意，還可回到原單位。她答應了做工作。但是，現在發生了不好的情況，王雪挨醫生系統的某一派揪斗了，這是背后有人在指使，目的是不讓她參加“三結合”，要把她擠出衛生局。問題復雜了，她這方面，暫時還依靠不上。本來也可以考慮安排進醫校擔任校醫，但現在不是學校能正常進人的時候，目前也不宜到學校里來，還是讓得遠一點比較好。我們別處再想想辦法，喬麗在家里先歇歇，一邊恢復身心，一邊看點兒醫書，做些準備。工作問題總是會解決的。

　　從王校長家出來，他們心中還是得到很大安慰，也滿懷希望。他們就去了一趟江南，到喬麗父母家住了幾天，母女團聚，親人相見，流不完的眼淚，話不完的酸楚，也都過去了。沒想到，他們從江南回到亭州不久，喬麗卻得到了一份工作。給他們找到這種關系的，卻是學生。情況是這樣：

　　公安局、法院、檢察院里也有起來造反的干部，其中嚴檢察長被大家公推為頭兒。他為人鯁直，過去受宗進庭的壓制，但也沒法把他趕走，因為嚴檢察長有來頭，他做過華東局首長警衛員，也經歷過槍林彈雨。另外，嚴檢察長平時真是處處為人民服務，廉潔到就連寫私人信件也不用公家的信封信紙，工作上堅持原則，是一塊又臭又硬的石頭。江進海到檢察院去找嚴檢察長談赴丹陽調查郁平一案的事情，嚴檢察長就問起，你們郁平老師的愛人放回來了，你們知道不知道?說，郁平的案子是要調查的，但現在急不起來，肯定要等到運動結束以后組織上來處理。目前你們要想辦法給他的愛人找個工作，要不然吃飯問題咋解決呢?江進海說，我們學生哪有辦法?你能不能幫助想個辦法?嚴檢察長想了一下說，我能幫忙，但這件事，你們以后不要提到我，也不要感謝我，只說是你們幫助解決的。江進海答應了。嚴檢察長就跟重型設備廠通了電話，安排喬麗做廠醫。那邊的當權派叫朱榮興，是跟嚴檢察長在一條船上打過長江去的，文革前才從部隊轉業到亭州，沒有受到造反派沖擊，一直仍在廠里負責生產，安排一個廠醫，應當沒有問題。嚴檢察長在電話里還把喬麗的情況做了介紹，說其實也是一個冤案，混淆了矛盾，是不對的，以后終歸要有說法。那邊朱榮興在電話里立即就答應了。重型設備廠情況不復雜，清一色是“工紅”。江進海遵照嚴檢察長吩咐，去跟劉克成談了一下，劉克成跟重型設備廠的頭頭劉濟武打了招呼，廠里造反派這方面也就不會有麻煩。

　　他真是聽呆了。他想起十年前他為喬麗奔走呼號時，是見過這位嚴檢察長的，那黑滋滋的人確實有點特立獨行的樣子，那人對他說過是不主張起訴喬麗的，但得尊重檢察員的報告和大家的意見。當時能講那樣的話，算是不簡單了，倒不怕他抓住了作為理由到處去纏攪。但客觀上也讓他接受了最難以接受的現實。有時想起來他也疑惑，這人是很爽直呢，還是自有一種特別的“工作方法”?現在這人利用自己最好的關系出力幫忙，想來想去，只能認為這人正直仗義。所以，這份工作是可以接受的。雖然嚴檢察長跟江進海說過不要提到這層關系，江進海覺得還是把一切原原本本告訴他比較好。江進海要求他不要提到嚴檢察長，只當不知道。他答應了。江進海說，郁老師，你的問題還要耐心等待，要等運動后期組織上來處理，嚴檢察長叫我們暫時不要動，這意見是對的。這孩子，倒會勸人，而遇事卻見出年輕人的沖動，這是很有意思的。

　　晚上，他就同喬麗一起再到王校長家去，問能不能接受重型設備廠的這份工作。王校長說，工作可以接受，不要多慮。先站一腳，以后再說吧。他猶豫著說，那個廠是站在“工紅”這邊的。王校長說，這個不用擔心，造反派也是響應黨的號召，革命造反嘛。雖然王校長這樣說了，他仍覺得有所猶豫似的。但王校長說，不要想得太多。他和喬麗感謝了王校長，告辭出來時，有放心之感。他對喬麗說，我在王校長面前撇清一下，是有必要的，王校長畢竟是當權派呀，當權派對造反派是反感的。唉，說實話，現在有點難做人。喬麗嘆了一口氣。

　　一切沒有費啥事，江進海告訴了一個日期，喬麗就到重型設備廠當廠醫去了。醫務室條件不錯，她的工資暫時相當于廠里大學畢業分配來工作一年后的技術員，甚至是高于老工人的。應當認為，這已經很照顧。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江進海、林集二人來找他，屋子太小，就站到外面說話，原來，是請他去“有個事”。他問啥事?江進海說，劉克成想見見你，而且有情況要告訴你。他一聽，猶豫住了，說，我這樣的人，不宜參加這些活動，你們代我婉言謝絕吧。江進海說，我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也不要考慮太多，你不關心政治，可是政治一直在關心你，運動以來沒有讓你太平過。他說，我的情況你們是曉得的，我要遠離政治，我跟你們是不同的，也不能連累你們。江進海卻說，你是被嚇怕了。你吃了資反路線那么大的苦，可以說文革之前這苦就被吃上了，現在反而怕它，這是不對的。這話讓他確實愧則有余，只覺得自己人格的渺小，身上因襲著“精神奴役的創傷”。但他仍然不想跟他們走，他的思想還是應當復雜一些。林集說，郁老師，事情有這么可怕嗎?那我們中國真是沒有希望了!我們也早點去向當權派的方面舉手投降吧!這幼稚而沉重的話，觸動了他，也感動了他，讓他無地自容。他說好吧，就去跟屋里的喬麗講了一聲，而后跟他們走了。

　　他竟然參加了亭州最顯赫造反派“工紅”的一次頭頭會。

　　先是來到一條冷僻的大街，進入飲服公司。里面是一個不小的大廳，空空如也，看樣子是舊時代的建筑，大廳里可容二百人站著開個會。抬頭看，上面四周是木結構的樓房回廊，弄成一間一間的，用做公司的各個科室。大廳里燈光黝暗，向里進入一個小門，是一個小花園，長著一大叢竹子，有一對石筍，后面有高高的粉墻映襯著，夜色燈影中有如鄭板橋的一幅畫。旁邊一幢精致的小樓，也是木結構的舊建筑，走上去樓梯咯吱咯吱的響。小樓最里面一間稍大些的屋子做了小會議室，亮著一個枝形頂燈，竟有些華麗，四周靠墻擺著椅子，當中一張舊式的但名貴的紅木圓桌，桌上凌亂地有些紙張筆墨。江進海就領著他進了這間屋，坐下來等。不一會，劉克成那些人虎虎生氣的都來了，一目了然本來都是普通工人，有的人吸著煙。都跟他握了手，一一介紹了姓名，平時他雖不算關心，也已經是如雷貫耳的，這下子都見到本人了。他們的態度，對他這個知識分子很尊敬。

　　劉克成對他說，郁老師，你先聽聽，就知道了。這時他不好說啥，又不能站起來說“我退出”，而且江進海、林集一邊一個坐在他身邊，好像原本是很鄭重地陪著他來的。情勢變成這樣，真是只有“既來之，則安之”了。

　　劉克成說，當前形勢有點沉悶，骨里復雜，我感到好像醞釀著新的斗爭。“一月風暴”在亭州沒有真正實現，反而使我們遭到了分裂。想當初，我們這些人，對社會、對廠里的一些現象，看不慣的心，追求平等的心，是有一些的，概括為一句話，就是要社會主義。對于出來造反，怕的心、想退的心，也是有的，因為曉得習慣勢力強大啊。但我們出來了，我們啥都不怕，我們也要講策略，我們的思想，總的來說就是這樣。但我們沒有想到運動還會發展到“奪權”。當初決不是為“奪權”造反的，哪里會想到這一步呢?一說起“奪權”，好像我們這里面起碼要有幾個人去掌權、去當干部了，情況就復雜起來，八字還沒有一撇，內部就鬧起來了，像紅了眼一樣。真要讓當權派看了好發笑。我們很被動。“一月風暴”的好形勢立即變成了不好的形勢。當時我真想立即就退到廠里、回到我的電工間去，自己過自己的小日子。斗爭的時候，個人站前面是應該的，既然要“奪權”了，個人往后退是應該的。我在辯論會上都說過了。但我們漸漸清醒過來，事實上我們想退也退不下去。發生分裂是表面現象，背后仍然是文革以來斗爭的較量。

　　好幾個頭頭都悶著頭一支接一支抽煙，屋子里很快就盡是香煙的煙霧。一個不抽煙的頭頭說，你們不能少抽兩支?說著起身去開了窗子透氣。

　　劉克成繼續說，陳安國、史宏他們鬧分裂，雖然沒有把我們搞垮，但也確實大傷我們的元氣。想不到資反路線這么頑固、狡猾，你要傷它，傷不到，它要傷你，一傷個準。出來造反的人還是處在不利的地位，還是會有失敗和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像陳安國、史宏他們投降過去，那就不危險，那就安全了，以后說不定還真會撈到一官半職，但叛徒是沒有好下場的。我想，從前鬧革命的時候，黨內還不斷產生各種機會主義、出叛徒，相比之下，我們這樣的群眾組織算啥?大家全憑觀點一致在一起，一點小意見，說分裂也就分裂了，一個不高興，也就回家不干了，隨便得很。我們當這樣的頭頭，是很難的一件事。有時我真想到責任太大了，恐怕負不起這個責任。但我們既當了頭頭，不能撒手就走。別人走得了，我們走不了。我們就像騎上老虎背，下不來了。但心里也安慰自己：只要是緊跟毛主席黨中央的，就不要怕，即使以后被咋樣，我們也有話說。“一月風暴”當中，好多廠的生產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捷報》紛紛貼到大街上來，醫校學生寫了《抓革命、促生產調查報告》之一、之二、之三，大字報上了墻，現在傳單也出來了，我念一段《編者按語》：

　　“在沒有官僚和官僚機構的情況下，工人們自己管理工廠、管理生產，他們用干勁沖天的創造性的富有成效的實際行動說明著，現在，不是國家管理我們，而是我們管理國家。一個人民直接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管理工廠、管理農村、管理一切的嶄新時代開始了，它從巴黎公社莊嚴起步，它讓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它在井崗山上舉起大旗，它在天安門上深情凝望……”

　　這些話，寫得多好!

　　江進海激動地指著林集說，這是他寫的!

　　旁邊的林集把頭深深地低了下去。這些顯赫的工人首領們鼓起掌來，個個說“寫得真好!說出了我們的心里話!”做為老師，他甚覺臉上有光。當然，林集的思想、文筆，完全出于林集自己。

　　劉克成說，在各個工廠，革命造反派能當家的都當了家，逐步把原來的保守派人員團結吸收過來;如果力量不夠，當不到家的，暫時就當不到家了，廠里原來的保守派搖身一變，掛靠陳安國的“紅旗”，在廠里當了家。這就是目前基層的情況。

　　現在，哪個廠是“工紅”的支隊，哪個廠是“紅旗”的支隊，雙方都清清楚楚。學生那邊，也是一樣。各行各業，凡是傾向我們的，都有了聯系，革命造反的隊伍是擴大了，但形勢，確實有點沉悶、模糊。報紙上報道了山西、青島的奪權，用《西南的春雷》、《東北的曙光》這樣好的題目，報道了貴州省、黑龍江省革命造反派的奪權，離我們都很遙遠，那種形勢在我們這里還看不到出現的跡像。報紙上再三號召“一切革命的干部，都應當站出來”，同時號召“必須正確地對待干部”，但從亭州看，能勇敢站出來的干部一個也沒有。全國好像也只有一個地委書記站了出來，在報紙上發表了《我是怎樣站出來的》，至今還沒有看到第二篇這樣的文章再發表。在對群眾的要求方面，從鼓勵“敢想，敢說，敢做”，轉到“整風”上來了，報紙上發表了上海的《我們魯迅兵團向何處去》，說是要給自己整風，《文匯報》社論《搞臭風頭主義》，提出了“開門整風”。造反隊伍里確實有些人有不好的行為作風，我們一貫也是不贊成的。報紙上的要求還有“按單位，按部門大聯合”、“脫產人員返回生產崗位”、“為革命領導干部的‘亮相’喝彩”、“中小學復課鬧革命”。從這些看來，運動是要“收”了。真的“收”了也好，我們就回廠生產，回家過日子。

　　但是，三月十日《紅旗》社論又說：

　　“警惕有人歪曲三結合，搞折中主義，合二而一，混水摸魚，篡奪文化大革命果實，實行反革命復辟，社會出現新的反復，使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重新上臺。現在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還是半途而廢……”

　　這些話，又說出了當前的問題。這樣看來，運動還不能為“收”而“收”，不能糊里糊涂的讓走資派上了臺。他們上了臺，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就利用保守派，就來給我們算賬，就搞資本主義的一套。但是，就拿亭州來說，你能把哪個干部定成走資派?走資不走資，在他肚子里。除了明顯頑固執行資反路線的，除了被揭發出有明顯問題的，可以說，你都要認為他是好干部?，F在不但是到了造反派分裂的時候，也是到了向干部討好的時候。革命已經過去了，現在是“收”，但是要“收”到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一邊，而不能“收”到另一邊去，這就又要“斗”。決定哪些干部能上臺，哪些群眾能參加“三結合”，只有依靠解放軍了。報紙上說，“人民解放軍最堅定地支持革命造反派”。但是，有了這句話，就萬事大吉了嗎?駐亭州部隊還不曾有行動，我們聽到的消息是不太好的，說他們不支持我們，他們一直是保守派觀點，是站在當權派這邊的。這也不奇怪。我估計，情況不光亭州這樣不生不熟，全國也一樣。目前形勢和對策，已經非討論不可，請大家談談。

　　劉克成發言結束，屋子里一時沉寂。

　　趙家琪說，我確實不想再參加活動了。你們拖我來的時候，我就說了“不如歇歇”。一路上我想，“歇歇”這兩個字，不就是我們目前應當做的嗎?這就是我提出來的對策。文化大革命，如果它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如果它是前所未有的關系到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革命，它就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不可能像我們的心情那樣，啥都要弄個徹底清楚才好。實際上，恰恰相反，啥都不會徹底，啥都不會清楚，你所恨的，你所怕的，還要卷土重來，還要變本加厲。但革命已經發生了，社會的政治民主、工廠的管理民主、人民的當家作主思想，已經在革命與保守的反復斗爭中得到一次空前的大討論、大提高，一切都被推動了，就連坐在家里的老太太也受到一次思想的洗禮。“反對領導就是反黨論”、“出身論”、“秋后算賬論”，都被打得稀巴爛，至少表面上聽不到提了。“一月風暴”，就是由我們這些人去掌權嗎?我們本來就不曾有這個想法，中央也沒有這個說法。如果我們是處在巴黎公社的時候，不去勇敢奪取政權并且運用政權是不對的，現在情況完全不同，我們本來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參加一次大運動，規定了運動之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也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都要重新工作，回到他們的辦公室里去。我們呢，當然回到我們的車間里去。事實上我們很自覺地守在界線的這一邊。我認為這是我們作為一個工人、一個平民百姓的尊嚴。我在這里宣布，我決不參加“三結合”，操他祖宗的才參加“三結合”。我們最好這時候宣布解散，大家全身而退。

　　現在中央一再叫干部站出來工作，一再叫我們正確對待干部。這就是最大的形勢，中央對運動要“收”，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經達到目的，已經在歷史上、在人們的思想上，深深打下烙印。要按我們很多人的心，還要搞下去，沒完沒了地搞下去。我認為，前一陣那樣轟轟烈烈是被逼出來的，現在就要走向無政府主義，就應該受到鎮壓!

　　運動的方式，本來是《十六條》說的“大字報，大辯論，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完全是動筆動嘴動思想的事情。因為出了鎮壓群眾的資反路線，出了保守派隊伍，有了對立面，斗起來了，這才鬧了起來?，F在保守派改頭換面了，但畢竟在表面上消失了。現在既沒有人來壓你、沖你、砸你，你也沒有要去沖、去壓、去砸的對象，渾身的勁好像沒處使了。但是你不能越出中央對當前運動的要求。中央現在已經不需要我們還保持著造反組織。

　　但是，現在散又散不得，搞又搞不下去。我們只有取中庸之道，暫停一切活動，都回到廠里去上班，回去搞生產。要開個支隊長會，把這意思告訴大家，取得上下理解，同心同德、步調一致。至于以后一切，順其自然!

　　趙家琪中等身材，面如滿月，跟林集一樣，也有點頭大身小，但個子要高些，身體要結實得多?？磥硎莻€遇事冷靜，善動腦筋，有智謀的人。所說這番話，在大意上，他覺得是不錯的，而且十分可貴。

　　周元龍說，這樣不行!我們這些人都退回廠里去，廣大基層就失去了靠山，失去了信心。你頭頭部這樣消極，這樣怕死，下面就全散了(趙家琪冷笑一聲，但周元龍繼續說下去)，現在是啥形勢?現在是要有反革命復辟逆流了!表面上沒有啥動靜，我們也準備照中央說的回去忙生產，但我們還沒有這樣實行呢，人家的話都出來了，說，造反派氣數差不多了，給他們算賬的日子快了。

　　你看，他們一天也沒有忘記要跟我們算賬!算啥賬?我到今天也沒有打過人罵過人，沒有偷，沒有搶，一分錢便宜也不占。老劉對我們說過，當頭頭的，一個經濟問題，一個生活問題，最容易把自己搞臭。所以我們平時這方面特別注意不要犯錯誤，不要自己給自己這邊丟臉。我連我單位的當權派都沒有斗一下，他們自動靠邊站回家休息了，他們也沒有威信管生產了，我們自己把生產管了起來，港口現在船到船空，井井有條，沒有留港，沒有事故。我只斗過一次人，是過去一起初中畢業、一起由勞動局安排到碼頭上出力流汗的，他做了保守派，暗中整我們幾個人的黑材料，我們還不知道，后來群眾把他們揭發出來，黑材料當場搜出，好乖乖，以后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呀，真是殘酷無情。群眾把他們幾個押來，氣憤之下，我讓他們都跪在毛主席像面前，說了他們幾句，手指頭碰也沒有碰他們一下，只一會兒，心中不忍，就讓他們起來走了。就那樣，我心里還覺得有點不過意。

　　就那一點點，現在他們說起來，咬牙切齒，說我們批斗了他們。現在他們跟當權派暗中靠得更緊，哪一天不在算計我們?反正你參加了造反，你就是罪人，到哪一天都逃不掉的，比當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罪還大。他們恨不得立馬把我們打成反革命，運動斗來斗去，斗的就是到底造反有理還是造反有罪?

　　這些時的報紙雖然沒啥看頭，說來說去是正確對待干部，是三結合，是按部門回去大聯合，還有造反派內部要整風，我感到都沒有說到我們的實際情況。但有一條是說到了，我特別注意的，就是二月十九號的《解放軍報》社論，其中提到“徹底粉碎反革命復辟逆流”，這就說中問題了!不過那說得還不夠具體，我想在字里行間去找，也找不到?？墒?ldquo;反革命復辟逆流”這個問題提得好!剛才老劉說了，三月十日《紅旗》雜志又說到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咋退?你退了，人家來進攻，咋辦?我認為這些時我們有些萎靡不振，也有些糊里糊涂，我們沒有拿出好的對策來?？偟奈艺J為不是怎樣退卻的問題，而是怎樣前進的問題。我們振作了，別的人才能振作，都看著我們“頭頭部”呢。

　　周元龍長臉直鼻，皮膚有點黑，面目清秀，說話時不住地把眼睛細起來，有點近視，雖說是干體力活的港務工人，卻很有幾分文雅氣息。

　　鄭林說，剛才元龍說到，他們單位上那些人又在說“秋后算賬”的事了，我們單位也是這樣，別的單位也有這樣的反映。有個不陰不陽的家伙當面對我說，鄭林，你們造國家主席的反，這是天大的罪啊。我說，國家主席就咋啦?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國家主席，是兩條路線斗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不管他地位多高，都要受到人民的反對。要這樣說造反派有罪，那我說走資派保守派才有罪，因為他們反對文革、反對毛主席。我這樣一說，那家伙癟了下去。你們看，他們要給我們戴的帽子有多大、有多重、有多怪，我們能戴得起嗎?我們當真是反國家主席，他們當真是保國家主席嗎?文革就斗的這個嗎?真是胡說八道!他們還提到沖工商聯的時候金子的事情，好像憑那個又可以直接定我一個啥罪。其實這事情市委的黃部長當時在場，那金子后來是被 “主力軍”繳走了。假如今后他們得了勢，還會這樣來整我們的，政治上整，經濟上整，有得也整，沒得也整，不是真的可以污蔑我們八輩子嗎?我們往哪里退呀?我們只有斗爭到底!本來形勢很好的，全市十大系統基本都走到一起了，已經就是革命大聯合了，而且是按系統按部門的。市委常委集中在“三峰園”里，都承認執行了資反路線，都表示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老劉叫我在那里日夜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我跟他們相處很好，有說有笑的。可是，這么好的形勢一眨眼就丟掉了，陳安國、史宏這樣的人，要在從前，就是機會主義、就是叛徒!現在常委都放回家了，十大系統基本不聯系了。這說明還是資反路線那邊力量大，他們一個小詭計，就讓造反派分裂，就把我們的大好局面破壞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都站在那一邊，有的是鐵桿頑固，有的是明哲保身，也有同情和支持我們的，但不敢公開站出來。干部不可能真正擁護文化大革命，他們現在按兵不動，隨時會出來反攻倒算，說我們不是好人，讓我們背黑鍋。剛才元龍提到逆流，確實就有。這幾天我想得很多，想想很悲觀!

　　鄭林抹了一下淚水，所說的話讓人心里沉甸甸的。

　　劉克成說，提到金子，還發生了一回，不知工商聯里哪來那么多金子的!那天我進去，一間辦公室里面一個工作人員好像就在等著我們有人去，他把一串鑰匙一個卡片交給我，說這個辦公室交給你們了，還嚕嚕蘇蘇說了些啥，我心思通在別的問題上，沒有很注意聽他說，順手就丟在辦公桌抽屜里，后來就忘了。到第二天，拉開抽屜，一看，這是哪里的鑰匙?啥卡片?竟然想不起來。拿起卡片一看，上面寫著數字，才想起那個人，他交的是保險柜鑰匙。說實話，當時驚出冷汗來，因為那個人雖交了鑰匙，并沒有跟我當面點清保險柜里的東西，也沒有第三個人在場做證，而且我把這鑰匙丟在這里過了夜，不知有沒有發生情況。正好身邊有幾個人，宮平、梅有韜、陳漢玉，喬國柱、包吉、金滿林，說打開看看，就照卡片上的數字開了保險柜，里面是十二根金條，還有許多鈔票。多險啊!于是立即打電話叫市委“文革辦”派人來拿走了，而且叫他們去找那個工作人員進行核對。結果后來電話打來了，說核對無誤。我在電話里叫他們要好好訓一下那個工作人員?；仡^想想，那個交鑰匙給我的，作為一個掌管保險柜的，當然是國家干部，咋可以這樣不負責任呢?就像一個國民黨撤退人員趕緊逃跑了一樣?，F在來看，萬一是個陷阱呢?好在這個陷阱我們沒有掉進去，正好也不曾有小偷來?，F在想想，心里真不是滋味，咋會有這樣的事情?

　　劉克成又說，還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在“一月風暴”拿下工商聯以后，有一天，運輸公司的陸大頭找來，叫我幫他弄十公斤汽油，我問做啥?他說“紡機廠”西邊，也就是從前“光孝律寺”大殿西面，有一個小樓，金屬公司占用了在里堆放雜物，長期鎖著。陸大頭他們想用，就砸開銹鎖，清理雜物時發現八個很大的木柜，里面一格一格放的是佛經。一商量，說，那柜子倒不錯，佛經有啥用?不如用板車拉出去燒掉算了，汽油一澆，燒起來快。我一聽，把陸大頭罵個臭死，讓他去叫了十幾掛板車，連柜子帶佛經好好地全送到檔案館去，交給檔案館。后來陸大頭從檔案館打來電話說檔案館長不接受，我就叫館長接電話，對他說，你不接受這批東西，我們就不接受你，請你回家!這樣這批佛經就存放在檔案館里，得到了保護。我小時候有機會見過這批佛經，所以陸大頭一說，我就明白了是咋回事?，F在外面竟然說造反派把光孝寺的佛經拉出去燒掉了。為啥我們做了好事沒有人傳，一說我們做了不好的事就有人信?這反映了啥問題?將來如果我們真的失敗了，那就要被說成土匪惡霸青面獠牙。

　　大家沉默著。吸煙的煙霧濃濃的。

　　接下來說話是袁懋垠，中醫院的醫生，“革命人道主義公社”的負責人。說話在嗓眼里壓著聲音，不慌不忙、有板有眼，讓人很留意。說，工商聯的金子問題，也不要想得太復雜，會有人用金子布置陷阱，其實情況可能就是那樣混亂。法國作家雨果在《悲慘世界》里說過，一八四八年革命中，運送王宮財寶貨車的，正是那些衣衫襤褸的人們，他們雖然赤著腳，卻不會伸手去動一下那些財寶，革命使他們顯得無比莊嚴。雨果這些話寫得多好!革命年代總是會出現這樣奇異的情況，這樣奇異的情況也反過來說明著和考驗著啥叫做革命，它是為群眾所擁護所愛護的。劉克成和鄭林遇到的事情，在學生當中我也聽說過不止一樁，我相信還有許多人也不假思索就經受了這樣的考驗。如果絕大多數群眾，或者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群眾的表現正好相反，看見金錢財寶就忘記了一切，那文革以來的天下還得了嗎?污蔑文革的人，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關于當前形勢，我的想法跟你們有所不同。我認為，作為革命造反派，已經可以滿足了。我是說，我們拿文革前跟現在比，就會感到滿足。文革前哪里想到還能這樣起來鬧革命?不要說打一次反革命，打一百次都足夠了，根本就不需要設啥陷阱。當然，現在，設陷阱的事可能還是有的，他們就等著我們犯錯誤、甚至引誘我們犯錯誤。我們提高些警惕也很有必要。形勢明擺著，當權派以后還是要掌權，保守派以后還是要比我們吃香。天下有些東西是很難改變的。站在我們的角度，朝前看看，認為問題還沒有解決，好像還要把革命鬧下去。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決不能這樣認真。所謂革命的勝利，永遠只能是相對而言。我認為我們有幸參加了史無前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應該覺得很滿足了，別的不要去多想了，看問題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還要站在歷史的、全社會的角度。我認為中央就是站在這種角度，辯證地現實地考慮更多的問題，在共同點上把社會統一起來。以前沒有哪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像現在這樣，闖了大禍、犯了大罪似的。這是因為這次運動跟以前完全不同?，F在是把矛頭對著領導，反而要跟領導過不去，要跟人心里最根深蒂固的東西作對，這當然就不同了……

　　林集插話說，我們像魯迅小說《狂人日記》說的，踹了古久先生家的陳年流水簿子。

　　袁醫生說，對，是這樣。并不是黨中央有個《十六條》，就自然而然啥都解決了。《十六條》說，要斗垮走資派。但走資派能不反抗嗎?運動到今天這樣僵持的局面，總的來說，就沒有他們的反抗以至搗蛋在起作用?群眾是跟你走，還是跟他們走?這種形勢不是明擺著嗎?要不是毛主席黨中央支持，我們其實一天也鬧不下去，根本就不敢出來。陳安國和史宏這些人現在一下子聰明了，轉到那方面去了，他們不再有這種壓力了，但我們不會跟他們一樣。當權派方面現在暫時處于政治劣勢，他們的力量其實并沒有多少損失，而且正是黨中央給了一個保證，叫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是不是就感謝這句話，那不一定，他們現在更抱團，蓄勢待發。最后倒霉、吃苦的，只能是我們，我們是做了蠟燭。但我們應該有埋怨的思想嗎?我認為不必。我們是自覺自愿的，我們自己選擇了站在哪一邊，沒有啥好埋怨，就像當年自覺自愿參加了紅軍，在反圍剿中、在長征中作戰犧牲了一樣，沒有啥好后悔的。毛主席沒有給我們下啥保證，相反，毛主席早就說過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毛主席還說過要奮斗就會有犧牲。這些話，我們過去是在字面上認得，現在越來越成為親身的經歷。我聽一個學生說過，想不到我們也在毛主席領導下鬧一回革命。我們也是這樣的，也有這種思想情感，但現在我們已經漸漸體會到，所謂跟著毛主席鬧革命的全部意義應當是啥樣的了。不光是揚眉吐氣，還有失敗，還有擔當，還有犧牲!誰要“秋后算賬”，就讓他們算。如果我們有啥好讓他們算，那是活該，是自己負責，而且上對不起毛主席，下對不起群眾;如果我們沒有啥好讓人算賬的，那他們不是跟我們算，是跟文化大革命算，是跟毛主席算、跟社會主義的方向道路算。這個賬如果當真被他們算到，到那時，我們這些人咋樣，已經是不重要的了。所以，我們不要有患得患失思想，不要盲動，該收的時候收，該退的時候退。我們現在所處的，還是屬于文革第一階段，就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運動以來，反來復去，就是“斗”，明的暗的都有，這邊要斗垮那邊，那邊要斗垮這邊。現在，已經有了基本結果，資反路線被斗垮了。中央認為第一階段這樣已經夠了，亂得差不多了，不要再亂了，應該往第二階段上推進，進入“批、改”，實際上就是“收”。我看，過不了多久，市委、省委就要恢復，我們要承認這樣的現實。但有人想來個復辟逆流，就是要給“收”改個方向，就是反攻倒算。那我們等著它來。對于我們來說，是不要從我們方面去干擾中央，不要老是想我們的戰斗大旗永遠飄揚，好像那樣我們就有保障了，這種思想方法是幼稚的。造反大旗該到降下來的時候了。我們這些人像波浪，自然而來，又自然而去，不要有任何得失之心。如果我們該退的時候不退，硬要前進，但又前進不去，就會變成瞎闖盲動。比如，我們現在想把市里的“三結合”搞起來，咋搞?哪個常委聽你的話?全市人民咋認可你?軍隊的態度又如何?這就叫力不從心，前進不去。我們不如退一退比較主動，也不犯錯誤。從我們個人來說，也許真的想一退到底，以后咋說也不出來了，過自己的小日子、做自己的事情，不好嗎?我們在座的找了女朋友準備著結婚的有好幾個呢。但我們還不能去過自己的小日子，我們還有一定責任沒有完成，至少還要應付一個階段，帶領跟著我們的群眾，讓運動按照中央的要求“收”起來，最重要的是，這種時候，我們可能會因為灰心失望而犯急性的錯誤，人家正好有理由來污蔑和鎮壓我們，這是千萬要注意的。

　　袁懋垠說到此，摘下眼鏡，朝鏡片哈一口氣，用手帕揩著。

　　二

　　我贊成!先退一退。退到廠里，果真逆流來了，再說?，F在就看解放軍的態度了。我們當然是擁護解放軍的，但如果他們站到老保那邊，我們也不是好惹的。

　　劉濟武用他激憤的表情，過于簡短無文的話語，表示了這個態度。他是瘦骨頭臉型，挺精神，留一抹烏黑唇髭，頭發整齊，衣著講究，腳上一雙閃亮的棕色皮鞋，褲腿是筆直的兩條縫，即使坐著，也是昂昂然的，說話斬鐵截鐵。注意儀表，并未有損其質樸爽直的氣息，但也讓人感到有些魯莽浮淺的成份。他就是喬麗所在的重型設備廠的工人造反頭頭。

　　譚向東說，我得到一份北京的傳單，是中央文件原文，我讀一下。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各中央局，各大軍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人委，并轉各級黨委、人委、軍區、軍分區：

　　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主要特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里奪權。這場奪權斗爭，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十七年來猖狂進攻的總反擊。這是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的工具。在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的奪權斗爭中，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

　　底下是具體的五條指示，其中第一、第二條說以前關于不介入的指示一律作廢，軍隊應當支持左派，第三條說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反擊，第四條重申軍隊不得做走資派和資反路線頑固分子的防空洞，第五條點了劉鄧二人的名，指出他們是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跟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立和斗爭的。要求這個文件原原本本傳達到每個解放軍戰士。

　　這個文件，我想，駐亭部隊應當早已收到，也應當向每個戰士作了傳達。亭州市委雖然表面上“癱”掉了，但他們也應當早已收到這個文件，常委們早已曉得這個情況。不曉得的，只有我們。我們雖然從報紙上能知道一些精神實質，但不像看到中央文件這樣直接，這樣引起注意。點劉鄧二人的名，報紙上至今沒看到，但現在部隊的每個普通戰士都應當得到了傳達，而且每個班排都應當開會學習、表態過了。這情況很重要。運動以來，中央曾經向各級黨委發過多少這樣的文件，我們不知道，但中央每有大的精神，總是首先向各級黨委下達文件，然后在報紙上用社論形式向全國人民宣傳。在這種情況下，當權派們對于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甚至反過來執行資反路線，這簡直太說不過去了，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實。我們千萬不要被所謂的“勝利”沖昏頭腦，也可以說，我們從來不曾有過“勝利”。

　　中央這個文件是一月二十三日的，今天是三月十二日，一個半月了，駐亭部隊沒有動靜，這不是他們沒有動靜，或者他們正在暗中調查、摸情況。我們只有等待。陳安國的分裂造成了被動，要不然，大聯合的形勢不遭破壞，部隊的支左也就不復雜。文件上所說請求部隊支持的這一條，現在對于我們是頭發絲拎豆腐，提不起來的。你這一邊要部隊支持，他們那邊也說要部隊支持，部隊咋辦?現在這就成了問題。

　　這種情況下，我贊成不能盲動，我們已經無法前進，只有退卻。我們回到生產崗位，自我整頓，養精蓄銳，以靜觀動。半個月到一個月之內，我們主要是等待軍隊的態度。我們怎樣促成他們支持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靠我們自己做得正確，這方面要盡力而為。至今為止，我們做得是正確的，我們是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跟資反路線、保守勢力斗爭的，迎來了“一月風暴”，當權派做了檢查，保守派垮了臺。全市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有人出來否定得了這個事實。而且，我們沒有任何錯誤可言。在亭州，我們就是中央說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除非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了，那我們也就沒有啥可說的了，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合理合法性和積極歷史意義是不好否定的。

　　我同意召開一次支隊長大會，把我們的意思傳下去，我想是能得到大家理解的。我們要準備一份《關于時局的聲明》，讓大會通過，公布出去，向全市人民、向全市各個方面、也向駐亭部隊，表明我們的立場，態度。

　　譚向東的話把問題又加深、推進了一步。譚向東是飲服公司下屬食品廠的工人，看上去平平常常。能成為整個飲服公司的頭頭，并且被選進“工紅”頭頭部，想必總有其過人之處。他的發言也是沉著、老練的。

　　“工紅”的筆桿子張大同說，這些時，我也感到沉悶、看不清，好像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剛才譚向東讀的中央文件，其中的說法很新、很尖銳：“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十七年來猖狂進攻……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些話，很重大、很重大!以前《炮打司令部》只提到六二年的右傾、六四年的形左實右，現在是回顧到十七年以來了，而且明確點了劉鄧二人的名。這一方面說明了毛主席的決心，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運動阻力為啥這樣大，因為是要清算黨內一條要搞資本主義的路線，這條路線不是一天這樣的，是“十七年來”，并且是直接掌握行政權的，如果再參考毛主席在七屈二中全會的報告，那么對于建國后的黨內斗爭的性質，就看得更清楚了，一切都被毛主席預見到了，帶有必然性。

　　啥是黨內的資本主義路線?就是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啥是資本主義?那就是資本家有資本，工人有勞動力，資本家自由投入資本，工人自由出賣勞力。馬克思說，那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這句話寫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的末尾。

　　馬克思這是說，在資本主義前提下沒有工人的真正的自由，只有工人階級受壓迫、剝削的自由。他從經濟分析入手，揭露了資本主義的虛偽和實質。反過來說，只有社會主義能給人類帶來真正的和諧。文革作為運動和斗爭，是不和諧的，但它是不準走資本主義，是為了社會主義的和諧?！睹苷摗分赋?，矛盾的斗爭是絕對的，矛盾的統一是相對的。我也想，難道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就不過日子了?就沒有我們過得好?那不一定。因為資本主義早已向全球發展，列強們幾百年來對世界武力掠奪、經濟盤剝，所以列強國家要比我們發達、富裕得多，因而分給它們國內的無產階級的殘肴剩羹也要多些，這種殘肴剩羹的絕對值要大大超過我們的收入。西方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工會領導的對資本世界的斗爭，客觀上一定程度維護著促進著那里工人階級的利益。在物質的相對的意義上，我們所享有的，也許遠不如美國的工人，但在國家主人公的意義上是不是也不如他們，那就不能這樣說了，他們能這樣進行文化大革命嗎?

　　作為一個工人，不管在哪個社會，他總是勞動，而勞動產生價值，扣除抵償工人工資、福利的部份，就是剩余價值，問題是它歸誰所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它到了資本家手上，成為資本家的積累、發展和享受的財源，所以工人是為資本家勞動，資產階級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國家的一切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實質是資產階級專政。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沒有資產階級，只有各條戰線的勞動者，我們勞動的積累是上交國家，國家再給生產計劃、生產資金，國家還幫助打開市場、出口進口。加上農民的集體經濟，工農聯盟成為國家的基礎，國家是廣大人民自己的，所以是人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場運動提出的問題是，今后國家的發展方向到底何去何從?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復辟資本主義?運動跟全體人民最深的關系就在這里，不管你想到了還是沒有想到，承認這個還是不承認這個。

　　但我們確實有些糊涂不清，我們簡直不曾想到，也不敢相信有人要來改變社會主義、要來演變它。隨著運動深入，我們的頭腦有點清醒、復雜起來，有點曉得問題嚴重。斗爭實際上很尖銳。從前鬧革命會鬧到一個殺頭坐牢的結果，難道今天鬧革命就不應當有挫折、有失敗嗎?抱著“很容易、一定勝利”之類的想法，顯然是太天真了，甚至是機會主義的。

　　確實，我們在很多方面缺少充分的思想準備，對于參加文革以來，總是有個“反革命、反黨、壞人”的帽子抓在當權派、保守派手里，懸在我們在頭頂上，叫囂隨時要給我們戴起來，我們感到不理解?，F在才明白，斗爭本來就是這樣的，不是現在問題復雜，而是我們本來頭腦簡單。如果我們有人說當初悔不該出來參加文革運動，這個后悔也是有道理的?，F在，我們出來造反，被說成青面獠牙，而反對和破壞文化大革命的，被看成十分可愛。我們是魔鬼，他們是天使(說到此，在場這些工人頭頭們笑了起來)。外國有句話說，不要跳進渾濁的水中，可我們偏偏就跳進去了?，F在我們也許想把身上洗洗，趁早回家，退出不干了。但假如有人來對我們說，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反修防修，那都是空想、騙人、胡鬧。只有私有制、世襲制、資本主義才是正常的，只有特權自私、和平演變才是人間正道、天經地義。面對這種說法和這種做法，我們又該咋辦呢?我們能心安理得在家里過小日子嗎?魯迅說過，群眾，尤其是中國的群眾，永遠是戲劇的看客。我們現在還應當倒退回去做那樣與己無關的麻木的看客嗎?當然不能。但資反路線就是要我們重新成為這樣的麻木的看客，那對于他們是天下太平。

　　毛主席早就說了，要搞資本主義很容易。我想了一下，確實容易，我們咋對私改造的，人家就咋對公改造，毛主席咋把工人農民組織起來的，人家就咋把工人農民打散，我們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人家就咋防止社會主義復辟，我們咋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家就咋搞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針鋒相對，完全相反就是了。

　　大家笑了起來，覺得張大同說得太離奇、太夸張了。

　　他被吸引住了，這個工人真是好學、善思，而且在讀《資本論》，不但讀懂了，還能深入淺出、設問解答。

　　張大同繼續說，現在有種懷疑，說，斗了半天，除了中央文件指出的劉鄧二人，走資派在哪里?在我們亭州，誰是走資派?資本主義咋可能復辟?我們好像一直是在跟一種概念、一種詞語做斗爭，情況比唐吉訶德還差一些，他眼前還有一個風車，可以與風車搏斗，而我們呢，眼前連這樣的風車也看不見，好像是在跟風車的影子搏斗，我們比唐吉訶德還要唐吉訶德(大家又笑了起來)。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啥叫資反路線，我們是親身領教過了，那是要用“反黨”帽子戴在我們頭上，叫我們永世不得翻身的。這說明，我們不是在跟一個影子搏斗，是有個很厲害的東西躲藏在這個影子里面的，這很厲害的東西，體現為一條路線。看來，我們不必把走資派理解為一個具體的干部，而主要應理解為一條路線。誰跟這條路線走，誰就是走資派;他明天不跟了，明天就不是走資派，而且還可能成為走社派。但既然我們領教了資反路線的厲害，那么走資派就一定是存在的;他們現在總體上是躲在影子里，但如果他們勝利了，他們一定會很明確很威風地站在你的面前。情況的復雜性就在這里，革命有被弄成折中主義收場的可能，中央有了社論要阻止折中主義，但社論恰恰說出了已經出現的思想和必然的結果。

　　純而又純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我們今后斗爭的結果，其實是為了能得到一個較好的折中主義，而不是較壞的折中主義，讓結局對革命的方面有利一些，希望不要有對革命的報復，或者報復得不要那么厲害。我們不能消極無為，又不能盲動亂闖。巴黎公社時期有個布朗基主義錯誤地認為，只要少數先鋒帶頭，就能把一切鼓動起來，并且決定一切。在這樣錯誤理論指導下，巴黎公社失敗了。遵義會議之前的盲動主義錯誤，也類似于這個布朗基主義，而且更厲害。現在，毛主席也不能不因勢利導，他不可像神仙一樣吹一口氣就讓天下變、變、變，那不就是布朗基主義嗎?他老人家也不可能讓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斗爭畢其功于一役，他的理論和策略從來不是這樣認為的。他老人家親自發動和領導了這場運動，做了這個大演習，讓人民得到了一次大教育大考驗大鍛煉，我認為，就是他所能盡的最大努力了。

　　我再說一個讓我們有思想準備的事例：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廢除王政，宣布共和國的成立，是打碎了舊的社會，推動了歷史前進;但革命派最終遭到厄運，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被送上斷頭臺，而共和國實際上還不存在，舊的東西又回潮。歷史后來經過了督政時期、拿破侖第一帝國時期、王政復辟時期、第二共和國時期、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國時期、巴黎公社時期，第三共和國時期。一百年，幾起幾伏，幾伏幾起，法國資產階級共和國才算確立起來，王政或者帝國都不可能再回頭了。毛主席說，中國要經過一百年到幾百年，才能最終解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對這句話，我過去心里還不太相信，或者說理解不了，但對照法國革命的歷史，對照文革以來的斗爭情況，我現在有點相信、有點理解了。不管怎樣，越是資本主義真的復辟了，我們越是應當感到一種幸福自豪，因為我們滿腔熱血參加了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總的來說，是親身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奮勇斗爭過。

　　一陣沉默。所有人的呼吸氣都加重了起來，就連他也是這樣。

　　張大同說，我認為確實要開個支隊長大會，把我們大家今天說的，對他們說一說。我們要辦一份報紙。市委小印刷所的設備，被劉濟武弄去了，出了一期小報，我看過了，上面發表的東西與當前運動沒有啥關系，不知是啥人在那里弄，成了無聊文人自我陶醉的園地，趣味和水平都很差，說實話，真讓我感到奇怪，現在咋出現這樣的東西?辦報人真好像活在世外桃源的境界里一樣。

　　劉濟武說，印刷所是我用卡車從市委里搬出來的，在廠角落上弄了兩間房做了印刷間，報紙是交給旁邊小學里的老師錢文山辦的，他有積極性，也聽說他懂文學、會寫詩，我就交給他了，我沒有重視，我檢討。很簡單，回去不讓他弄就是了，我說了算。

　　張大同說，主編的大權現在要收到“工紅”宣傳部來，編輯部由我負責，印刷所的運轉和安全就由濟武負責。今天我們這里有一位在省黨報做過編輯、參加過新四軍的老師，還有二位學生負責人，我們工人、學生合辦一份《紅色造反報》……

　　他心里一直想離開這樣越聽越重大而可怕的會議，而覺得自己身份不合。礙于情面，勉強坐著沒走，姑妄聽之。但漸漸聽得有了味道，以至忘記了心中一直念著的危險。一聽張大同這話，頓然猛醒，想開口拒絕。張大同用手勢制止了他，說，我曉得老師想說啥，你不要怕，我們不要你負政治責任，雖然最好是把報紙全交給你，你會比我們弄得好，但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你跟我們不同，我們要保護你。但我們還是想請你做一點技術性的工作，領我們上路。我們要么不辦，要辦就要辦得正規。到時我們派人把材料送到你家，你在技術上把把關就行。我們認為你是可以為我們做這件工作的。按道理說，你一樣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資格，但畢竟你的情況不同，我們要對你負責。如果你覺得就連這樣的工作你也不便做，那我們也尊重你的意見，不過我們認為這沒有啥大不了的，我們希望你最好能幫助我們，因為我們這些人需要你的幫助。

　　他的心，不知為啥一下子被打動了，他點頭說好吧。身旁的江進海林集也表示他們的高興。

　　張大同又說，關于電臺的事情要議一議。亭州的奪權，大約只有廣播電臺算是在表面上有了這么回事，“革命造反有理廣播電臺”一直到現在每天都在工作，但我總覺得我們的播音員的聲音聽上去不那么堅定自信宏亮有力了。其實，除了每次開頭的那一句“革命造反有理廣播電臺開始廣播”之外，所有內容都是轉播中央臺的，我們并沒有編排自己的節目內容，電臺是公器，不能隨便播送大字報?，F在，我認為可以把電臺交還，但是要跟他們說清楚，廣播內容還是轉播中央臺，每次播音要用“革命有理廣播電臺”做開頭，去掉比較刺激人的“造反”二字。但這兩個字也沒有丟掉，而是移到我們的報紙上來了。這樣，我們在電臺里的那幾個人，就可以撤出，到宣傳部來工作，不要擔當“奪權”的虛名，特別在發生了分裂的情況下。

　　張大同的提議，大家贊同。

　　散會的時候，劉克成告訴他，他們在華東局上訪，接待他們的是一個女同志，叫朱蕓，當他們匯報到亭州醫校有個教師郁平的情況，這個女同志特別關心，詳細詢問，他們把他的情況，包括他的妻子的情況，都說了，朱蕓說，運動當中這樣逮捕郁平是不對的，歷史問題要放到運動后期處理……

　　他聽著真是呆住了?？磥?，從鹽阜師范一別之后，朱蕓在革命隊伍里走在一條正常的道路上，隨著大軍過江、解放南方而在上海定居下來。他感到一陣欣慰，為朱蕓知道了他的情況而有一種莫名的高興，臉上竟然很幼稚地火辣辣的，大約臉都紅了。

　　劉克成說，當時我們估計她一定認識你，所以把你的情況講得比較詳細，并且說你的歷史問題可能是個冤案，你把自己的情況寫上了大字報。這個女同志把我們反映的這些情況都記在本子上了。

　　他告訴劉克成：一九四六年，在新四軍鹽阜師范學習時，朱蕓與他是同班同學。后來他生病，正好當時撤退轉移，組織讓他回家堅持，跟同學就分別了。朱蕓大約一直跟著大部隊走，后來就打過長江去了。

　　工人頭頭們用好奇的、敬重的眼神看著他，羨慕他的經歷，分享他的高興。

　　那天晚上從飲服公司回家，一路走著，一路想著自己竟然參加了“工紅”頭頭部這樣重要的會議，而且還接受了他們的《紅色造反報》的工作，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但那些頭頭的發言，讓他對事物有了較深入的了解，了解到這些人是啥模樣、啥性格、怎樣說話、心里在想啥。他對他們本來就是同情的，旁聽了這個會，心里的同情以至理解又更多了一些。對于為他們的報紙做些技術性工作，是推不掉了。如果沒有不恰當的文章，那也就不應當會有啥事，如果發現不恰當的文章，就向他們指出來。

　　喬麗沒有睡，在看著書等他回家。喬麗問他去有啥事了，這么晚?他輕描淡寫告訴她，被兩個學生拉了去聽工人開會，不好意思中途退出，只好等到現在。喬麗問，不會有事吧?他說，我只是一個聽眾，沒有說話，以后不去了。喬麗這才放了心。

　　喬麗告訴他，醫院里有個老同事來看過她，談了醫院里的一些事，想不到王副院長自殺了。他問喬麗，這人怎樣?喬麗說，人挺直爽的，我倒也說不出他有啥不好，至于把我安排到這個小屋里來，因為我沒有資格住你留下的那個小洋房了，這也不能怪他。大字報上寫他這是別有用心，讓我受了刺激，這話也有些道理，他確曾要我打個請求調房的報告給他，我后來沒有按照他說的做，別人也勸我不要去求他，當時他可能是沒安好心的，但誰知道呢?文化大革命為這些事，當然，還有他作風不好的事，把他斗死了，這，行嗎?

　　他聽了無言，覺得真難說。

　　熄了燈，喬麗依偎著他，說，做個人也許還不如做一個鳥兒。他說，自古以來，天上的大雁，還被人用箭射下來呢……

　　喬麗像小鳥一樣躲在他的懷里。

　　第七章 無妄

　　兩派學生沖突。郁平就《形式論綱》與作者范公望交談和爭論。

　　形勢總的來說，有點沉悶，他這個讓自己置身事外的人，也時時感到空氣有點令人窒息，好像一切都僵住了。那天晚上不意旁聽了“工紅”頭頭部的會議，加深了他對這種沉悶空氣的感受。因為聽工人的宣傳部長張大同談到法國大革命，他正好有一本舊書，就翻出來看，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三年出版，《法國革命史》，是法國歷史學者馬迪厄著，楊人楩譯。明代匯集《清平山堂話本》的人叫洪楩，也鐘情于這個“楩”字。經查辭典，“楩”乃南方大木名，讀如“駢”。寄名于木，是一種象征手法、文化意識。正當文化大革命，讀這本《法國革命史》，似有點參照性，他心里很佩服張大同這樣好學的工人。馬迪厄說，他這本歷史著作，“要描繪一幅具有各個方面的法國革命的圖畫，盡可能辦到正確、明晰與生動。我們所特別著重的在于表現各史實彼此相聯的關系，根據當時的思想形式及各種利益與力量所發生的作用，來解釋此類史實，至于個人因素，只要我們能把握住它們的影響時，也不忽略。”這番自白，表明著一種力求客觀的科學研究態度，是值得敬重的。

　　他不覺把《國民大會的選舉》一章中的一些話用鉛筆劃了出來：

　　吉倫特黨與山岳黨的沖突是深刻的。這幾乎是一個階級沖突。吉倫特黨包括“一大群業主及有教養的公民”，他們具有社會尊卑感，他們要保全并加強此一尊卑感。他們對粗俗而未受教育的人民，天性表示厭惡。他們認為財產權是絕對不可侵犯的。他們認定人民是無能的，他們要給本階級保留政治壟斷權。

　　反之，由山岳黨代表的是小民，是那些受痛苦的人，曾經推倒王權的人，因暴動而得接觸政權的人。他們容易地提出生存權來對抗財產權，提出公共利益來對抗私人利益。他們不了解竟會有人在尊重原則的借口之下，拿一階級來與祖國衡量。遇必要時，他們預備限制自由及私有財產，倘使為著群眾最高利益而非此不可的話。

　　吉倫特黨之恨巴黎，不僅因為這個城市之反抗他們及摒棄他們，而且因為這個城市是第一個行使這個公安政策的，它計劃了并且施行了要犧牲他們這一階級的專政策略。使他們反對山岳黨的，由于恐懼者少，由于保守的天性多。

　　羅伯斯庇爾要在平等及大眾利益的原則上建立共和國。他提請注意，有人把騷亂及搶劫的觀念與人民及貧乏的觀念聯系在一起。

　　讀了這些話，他感到，凡是國家社會的歷史，在時間與空間上無論距離我們多遠，我們總是能夠讀懂的，因為“人同此心”。歷史，總是在某些意味、某種思路、某些分歧、某種“形式”上，有著驚人相似之處。

　　忽然想起范公望柳春芳兩口子，他們最近以來思想有何變化和發展呢?而他是答應了去拜訪他們的。應當去交談交談、討論討論!他就合了書，鎖了門，去找他們。

　　但一出門就正好遇到一個教師，說，復課鬧革命了，你咋還沒到學校去?其實，說復課也沒有復課，亂糟糟的，但你我既然拿了工資，還是要去轉轉的呀，一起去看看吧!他沒有理由拒絕，也不便多說啥，也就只好跟他同行。

　　一路上看到，不同的組織寫出了相同的標語，“必須正確地對待干部”，“歡迎革命干部站出來亮相”，“向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致敬!”，還有“抓革命，促生產”，“復課鬧革命”、“破私立公實現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之類。至于“歡呼一月革命風暴”、“歡呼東北的曙光”之類的老標語已經陳舊、零落了，盡管相應的任務在亭州并未實現。小城的人似乎主要是在觀念、情感和想象中經歷了那些“風暴”和“曙光”。想來很有意思，他讀馬迪厄的書，也似乎在觀念、情感和想象中，經歷了一回法國大革命。

　　他們正好趕上了一件事。只見一群學生把王校長和教導處高主任反絞著臂膀咚咚地推向前走，進了大會堂，后面亂亂地跟著許多學生和教師，這真是觸目驚心。王校長和高主任被強行跪在地上，一個學生沖上去在高主任背上踢了一腳，發出沉悶的一聲，好像踢在板壁上似的，想必踢得很重，但高主任卻并沒有被踢倒，堅持著老老實實跪著的姿勢。一個學生指著低了頭的王校長和高主任義正辭嚴地說起話來。因為他沒有敢靠近，所以也聽不清這批斗的內容，然而也就看到站在四周的學生們憤怒地舉手呼口號。跪在地上的兩個人只是聽天由命地跪著。站得遠遠的他只覺得氣悶，也覺得無能為力，如果他上前勸說，效果只能適得其反，只會拿自己做了一個陪跪的。正猶豫之間，后面沖進許多學生來，為頭的正是江進海，只見他們猛撲上前，就把王校長高主任救起，迅速護走，且戰且退。他趕忙抽身而出，并且干脆就出了學校。

　　他快步走著，朝著到范公望家去的方向。心中像被塞進了一團亂草，剛才的印象給他很大的刺激，學生尚且如此，社會上的人們呢?正如馬克思說過的，無產階級也有一個水平問題。他進而懷疑：這個運動，宗旨雖好，但這樣放手發動群眾是否現實呢?然而，他又進而否定自己的懷疑，因為，正是由于相信和依靠人民，才終于打下江山，建設著社會主義，未見得從前相信和依靠人民，就沒有出過啥不好的事情，可以說，羅列起來會是很多的，然而在總的比例上，又一定會是很小的。毛主席的考慮，竟然會經不起他這樣的設疑嗎?

　　他進而又反過來想，如果運動不會產生這些混亂，群眾之間不會產生這些分歧和斗爭，又何須提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就拿他的事來說，正是史宏江進海這些學生，鬧到靜坐市委的程度，才使他獲釋，豈不正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個結果?何錯之有?當然，要不是有這個運動，也就不會有拿他和劉鎮琛當“老反革命、新反革命”加以逮捕的事?？墒牵谶@個運動之前，他不早就遭了冤屈嗎?他申訴了多少回?等待了多少年?在這個運動之前，劉鎮琛這樣的學生，不一直是背著出身問題的“黑包袱”嗎?運動初期，竟被稱為“黑五類子女”，連革命的權利也沒有，就好像是可憐的“不準革命”的阿Q一樣。這樣荒謬、令人壓抑的情況，在這個運動中被群眾沖破了，這難道不是事實?他怎能懷疑運動的方式?沒有這個方式，就沒有這個運動，就沒有他親身經歷的這一切。這大風大浪是必然會有的，是不可避免也不能避免的，像癤子一樣與其在皮肉里面拱著，不如害出來，就好治療。毛主席為了長久之計而不怕一時混亂，豈能為平庸之見所囿?對此不用懷疑、不應動搖。

　　范公望居住的地方，是一個較寬大的巷子，巷口墻上有個地名牌：“紫藤花架街”。地上還是過去的青石板，被無數人的腳走得光滑了，有的已經破裂，石縫里冒出幾莖小草。他舉手敲門。門開處，正是范公望本人，雙方大喜，讓進屋里。范公望說，柳春芳到學校去了，不能兩個人一個也不到校，派一個去探探情況。他說，我也剛從學校里出來，離真正復課還早呢，還有一個過程。范公望說，我們樂得在家里做自己的事，工資又不少我們的。我們這種人，歷史上是曾經被列入“蠹”的行列的，就是蛀蟲，但我們還是我們，誰敢不要知識分子?從春秋戰國漢朝以來!

　　哈哈一笑，坐了下來，他問，你最近看啥書?做啥研究?

　　范公望說，我在鉆西方政治思想史。他問，為啥要攻這個冷門?

　　范公望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嘛。既然如此，就應當研究政治。所以過去像丁文江這樣的地質學家，對政治的興趣實際上比對科學的興趣還大。政治反過來是要作用于經濟的，而經濟直接跟每個人有關。眼前的文革，不就是發動全國人民來討論政治嗎?而且企圖通過運動實踐來進一步確立某種政治，摒棄另外的某種政治。運動以來發生了激烈的斗爭，在一片渾沌之中怎樣認識這種斗爭?或者問一下，這種斗爭是必然的還是可以避免的?是一時性起的，還是有較長久的蓄積的?如此等等。研究政治史，以史為鑒，用鏡子照一照，或許有助于看得清楚些。社會斗爭歸根到底是不同政治主張之間的搏斗。應當人人都來關心政治，研究政治，發表政治見解，這樣形成習慣，就能減少無原則的斗爭，提高斗爭的文明程度和價值含量。但我們現實的斗爭，可以說是遠遠低于這種要求的。

　　他心中雖有同感，但不知雙方理解是否一致，問，此話怎講?

　　范公望說，運動來了，要大家關心國家大事，可是接著就盛行“出身論”，出身不好的學生不能成為“紅衛兵”，多么大的政治歧視，傷害了多少學生的心。實際上是把群眾劃成可以關心國家大事和不可以關心國家大事的，也就是說，認為這個國家有“政治賤民”的存在。后來把它叫做資反路線，其實這還抬高了它，其實它是低于批判水平的，所以跟它的斗爭也就使我們、使人民，甚使這個運動，在等級上總體下降。歷史上真正的革命時期，或者社會危機時期，就是政治最熱的時期，人人無不談論政治，這是不可阻止的。“莫談國事”永遠是愚昧和虛弱的征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遠在春秋時代的經驗之談。“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嘛。至于我的政治觀點、研究方法、以及我的表述，會跟別人不同，會遭到別人的批判，那當然也是正常的。問題是要有學術平等，不能用你的立場來壓制我的立場，甚至侵害我的人身自由。要真正實現“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看來還遙遠。文革以來，這個問題比較嚴重，一會兒從那個側面，一會兒從這個側面。實際上文革以前就嚴重。所以運動一來，首先就在這方面發生了斗爭。到底是不是人人都有關心國家大事的權利?往往，就連一個普通的中學生，也能動不動就來壓制別人的言論。有句成語叫“仗勢欺人”，看來，人要做到不“仗勢欺人”很難，不是我仗這種勢欺你，就是你仗那種勢欺我，好像生來就會，欺過來，欺過去。難道我們的青年，無師自通有某種壓制人的習慣和本領嗎?這豈不可怕?《十六條》說“擺事實，講道理”，對的，聽上去很簡單，很容易做到，但在事實上就表現為斗爭的過程，真是所謂所謂“在斗爭中學會斗爭”啊?？磥?，要釜底抽薪，把“斗爭”二字去掉，不讓你們斗了，只讓你們吃飯屙屎睡覺。哈哈，這簡直是要給人類換一個新的上帝。人類確實是沒有希望的，因為創造了人類的老的上帝是讓人類斗爭的，你去看《圣經》就知道。

　　看看魯迅的批判，就知道我們有著漫長的壓制的歷史，而手段殘忍。永樂皇帝對于渺視他的奪位的大臣，殘酷到活剝人皮、以其妻女充軍轉營。張獻忠也曾施行活剝人皮的酷刑。根據這個，魯迅說，“有明一代，以剝皮始，以剝皮終”。最后連屢敗清軍的抗清前線總指揮袁崇煥，也被從前線騙回，蒙冤遭剮，清軍一個小小的反間計，就讓崇禎皇帝如此喪心病狂。這樣必須倚重的柱石，國家竟然自己把他殺害，并且殺得這樣慘，而麻木的百姓還去搶吃從他身上剮下的肉和內臟，這樣的朝代，這樣的社會，焉得不亡?我讀書至此，連恨三聲該亡該亡該亡!現在，中山塔那里實際上還是明代留下的格局：衙門右手是監獄，左手是土地廟。監獄還用著，就是看守所，而土地廟已經廢了，做了一輛卡車的倉庫。過去剝人皮就在土地廟面前。現在不少人在開玩笑時，還有這么一句：“活剝了你的皮!”這時往往還帶著很好的笑容，好像那是一件雙方都會感到很有趣的事情。這就是歷史在語言中的痕跡。我們的歷史如此，我們還有啥話說?“有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他說，是的是的，我同意你的感慨。

　　范公望說，讀書人一聲長嘆罷了。

　　他說，我告訴你，你們兩口子在學校挨批斗的時候，我作為在場的一名觀眾，是看到了的，而且，你們的《現實烏托邦形式論綱》，我也是拜讀了的。作為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就善于抓形式，思維形式，社會形式，自然形式，甚至還有后來對經濟學很重要的價值形式，也被這老頭子在那時就抓住了。你們也是抓住了形式做文章啊。

　　范公望大為吃驚，瞪眼看著他。他說，是我們學校的學生拿來給我看的，看過后書稿又讓他們拿走了。你家里還有底稿嗎?果真弄丟了很可惜，你們可以再整理一份出來，好好密藏，經受時間的考驗，也可以繼續研究、不斷加工，畢竟是你們的心血。但你們寫的，還只是一個大綱，還有待擴展和深入。你們的“形式論”，我覺得我讀懂了。當然，我并沒有對學生說啥，我說這是談哲學的，我想模糊他們，我要保護作者嘛。但我小看了學生，他們其實也讀懂了，他們讀出了你們在“形式”下面做的文章，說你們寫的是政治。

　　范公望倒抽一口冷氣，問，那么，你同意我們的觀點嗎?

　　他說，你們是認為，社會主義無視以至想消滅人作為個人的存在，這就最終將被人拋棄，人將回到絕對的自私性，回到歷史的正題。從正題產生反題，從反題又產生正題，而人性必勝，說穿了，也就是個人主義、資本主義必勝，這就是合題。將來，不是社會主義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是資本主義要防止社會主義復辟。你們還暗示，對于文化大革命也應當這樣從“形式”上、從人性上予以否定和批判，雖然你剛才還說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好話，你們實際上對這場運動很不以為然，視為“烏托邦”，是歷史終結的最后掙扎，必將從“反題的自身”，而回到“正題的前身”，于是“作為人間正道的合題”，也就不遙遠了，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真身”必然在神州重現，人將回到自身的自由的狀態。我們進化太遲，中國就是新的非洲，中國人就是新的黑人，要蔑視和拋棄自己一切舊的歷史，包括最為光榮其實最為錯誤的革命史，老老實實向西方看齊。你們的觀點如此，確實有你們自己的邏輯，而且是瘋狂的邏輯，五體投地拜倒在西方腳下。

　　范公望笑了起來，說，夸獎!哪怕你是批判我們的，也是最高的夸獎!

　　他說，那我就算是你們的半個知音吧，不過，我確實是不同意你們的，但我決不會仗勢欺你，你也不要仗勢欺我，我們只從學術角度討論。如果你們接著寫下去，就要翻很多歷史舊賬，就要肯定洋奴賣國也是對的了。其實，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是你們所理解的那樣蔑視人性、否定人作為個人的存在。社會主義并不比資本主義更不人性，社會主義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的不人性中產生的，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隨處閃耀著對于剝削壓迫者的憤慨和譏諷，洋溢著對被壓迫人們的同情心，充滿著人道主義精神。社會主義是取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而改變一切壓迫剝削的關系和意識形態，這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進程。馬克思說，他設想的社會主義是“自由人聯合體”，生產資料是公共的，以此進行勞動，產品也屬于全社會，其中一部份留作公共生產資料，另一部份作為生活資料在“自由人聯合體”成員當中進行分配，以供消費。這里面有一個公與私的關系，所以不但不是否認個人、個性和家庭及其個人財富的存在，這種存在恰恰是這個“自由人聯合體”存在的前提，沒有一個一個的“自由人”及其家庭、財富，哪有啥“自由人聯合體”?社會主義社會在理論上是這樣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產品社會所有，在社會成員當中進行分配，從而對于勞動的安排是有計劃的，對于分配的安排是有尺度的，總原則也就是“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這并不排斥商品和市場，也并不否認個人，這些加在一起，就是完整的社會主義、初級的共產主義?！睹飨Z錄》有一句話，說，要爭取跟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這涉及的就是這個“自由人聯合體”也需要世界市場，需要進口和出口，至于國內，當然也是一個大市場。現在我們每天買菜，不就是拿著貨幣上市場嗎?工業產品進入農村，農業產品進入城市，是通過市場關系，是有價的，不是無價的。只是有個定語：社會主義市場，意味著消除資本主義市場的那些唯利是圖的混亂和罪惡。毛主席還說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局面中要有“個人心情舒暢”這一條，這涉及的就是在一切領域個人、個性、個人天地的存在。所以，你所指出、所批判的，充其量是社會主義社會實踐中的某些存在問題，是你剛才說到的歷史遺存，它們不是社會主義的原意和本身。比如，一九五八年發生的“浮夸風”“共產風”之類，就是社會主義原則被向“左”的極端推去，這并不是社會主義原則不好，而是人們理解有誤或另有內在的計謀斗爭，后來得到了扭轉，產生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六十條)》這樣的一些正確文件，各方面正在完善而且大見成效。但還會有新的問題新的分歧產生，不會是一勞永逸的。社會主義是在公有的基礎上做事，是私有制以來前人未曾做過的偉大事業，它碰到的問題理當會是很多，遇到的反抗也理當會是最普遍最激烈的，問題還是出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作為強大習慣勢力的存在上，不能以這個來否定社會主義的歷史進步和必然勝利。所以，你們的主張是開歷史倒車，你們的方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

　　范公望克服著被他批判所產生的情緒低落，竟然高興地說，痛快!你這就是“擺事實，講道理”，我簡直如坐春風，如飲甘泉，而不在乎你的觀點跟我對立，不在乎我仍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回答你，現在你罵我幾句我都覺得痛快，甚至我可以僅僅因為你就改變我的觀點!觀點不同算啥，讓所有的觀點都見鬼去吧，人的自由，人與人的平等相處，人在這個世界上感到心情舒暢，才是最高境界!而現在，我感到，這成了最大的問題!學生竟然把老師拖上臺批斗，這算啥呢?不能好好的坐下來談嗎?

　　對范公望的憤恨，他倒也無言以對，好像在替學生受責似的。他說，列寧在《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中有一段話這樣寫的：自由如果同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相抵觸，那就是騙人的東西。……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份時間、很大一部份著作和很大一部份科學研究，用來嘲笑自由、平等、多數人的意志，嘲笑把這一切描繪得淋漓盡致的各種邊沁分子，用來證明這些詞句掩蓋著被用來壓迫勞動群眾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資本的自由。

　　至于啥是邊沁分子，可以從馬克思的一些論述中看出來。馬克思說：

　　在勞動力的買和賣這個“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里，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馬克思還說，“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平庸理智的這個枯燥迂腐、夸夸其談的圣哲”耶利米•邊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現代市儈，特別英國市儈，說成是標準人”，并且“用這種尺度來評價過去、現在和將來”。“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樣的勇敢，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稱為資產階級蠢才中的一個天才”。馬克思太辛辣了，因為他太深刻了。但邊沁好像正是你們的《形式論綱》的理論基礎!

　　范公望紅著臉說，我承認，我不得不承認。但馬克思所諷刺的邊沁主義其實遠遠沒有過時，它至少還要存在一千年!現在常說要防止啥復辟之類的，我問你，一個東西它咋就會復辟過來的呢?如果它復辟成功了，那就有它成功的理由、人心的基礎，說明它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你就只能接受它，完善它，維護它，鞏固它，并且幫助它防止相反東西對它的復辟!哈哈，即使一個少女在無意中被人奸污了，這無意、這大意，也就是她被奸污了的合理性!如果羊被狼吃了，那就有它被狼吃了的合理性。其實，你我這一思考、這一爭論，三十年代在胡適和他的朋友丁文江等人之間就真誠地發生過，情況被胡適寫在《丁文江傳》里面，我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別人手里看到的，胡適他們也是在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胡適堅決否定蘇俄道路，而丁文江對蘇俄地有一半寄予希望。他們到底哪個對呢?只要用一個加法，結論就出來了，胡適是整個的，丁文江有一半，好了，就是說，作為最有良心最有科學思維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百分之七十五是不贊成社會主義的，難怪老是說要改造知識分子呢。按我們《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說法，現在蘇聯是“修”了，南斯拉夫“修”得更厲害，那里的社會主義正在或已經“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了，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事業眼看著不行了。有鑒於此，我們正在進行“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切，不正是說明胡適加丁文江的看法對了嗎?就是說，百分之七十五的知識分子其實握有百分之百的真理，總的來說，社會主義是弄不下去的，弄到臨了仍然是空想，沒有啥“科學社會主義”，所謂社會主義還是一個未知數，嘿嘿。

　　喝著茶，雙方似乎有點不愉快而沉默著。過了一會兒，他說，總之你就是不服氣馬克思和社會主義。范公望沉默著，突然說，你應該同意我們的《形式論綱》。他問，為啥?范公望說，因為你的情況。他問，啥情況?范公望說，你的情況，我都聽說了，很不幸，很糟糕。難道我們不應當對環繞我們的、造成我們不幸的根源及其思想，有所懷疑嗎?真理的信仰當然不以個人遭際為轉移，但個人遭際，是有時代烙印的，因此不應該輕輕放過……

　　他知道范公望的意思了。他說，你實際上是要我以個人不幸為轉移。奇怪的是，我的不幸確實不能算小，我在我所經歷的時代里確實過得不咋樣，先是過得很好的，后來很糟。不是我出了錯，而是我的時代社會的某一方面對我出了錯，但是，這不是社會主義讓我吃了苦，而是舊社會的傳統在新社會的某種遺留，籠統地說，是官僚主義、很壞的官僚主義讓我吃了苦。我對我們的時代社會，應當懷有不滿，而且有權追問、批判它的黑暗面，希望和幫助這個社會能正確些。但這些黑暗面和錯誤，我說了，在理論上，它們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東西，也不是共產黨本身的東西。所以，我還是不能同意你們的《形式論綱》。在沒有更具說服力的真理征服我之前，我咋可能認為我原有的認識已經不是真理呢?你們的真理，在我看來，還不是更具說服力的。

　　范公望笑道，眼前這運動，我看就有行不通的地方，我在運動中的表現都不會是認真的，而且會是互相矛盾、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就像一個兩面派，可能還不止兩面，我確實成了一個大壞蛋。

　　他說，你不是大壞蛋，大壞蛋不會說自己是大壞蛋。那我就跟你討論文革吧。我在家里才看了《法國革命史》這本書，一路上都在思考。所有背離人民而去的傾向，如《法國革命史》所說，那種需要“社會尊卑感”的傾向，是在“當權派”那邊，實際上是要以其“私人利益”代替“公共利益”，并且是以“祖國”的名義。在新中國，這一切也是作為習慣性的東西自然地存在著。既然是習慣的和自然的，那么人民就會處在朦朧之中，甚至還會認為那是“理所當然”以至趨炎附勢。這一社會矛盾可能遠遠沒有到尖銳的程度。但毛主席看出了問題的嚴重性，認為正好與南斯拉夫、蘇聯的情況遙相呼應，是有規律性的東西。于是，他挺身而出，勇敢面對著這種斗爭。與其說他是在跟“當權派”們某些現實的特權過不去，不如說他更是在和他們未來的特殊利益過不去。他要保衛以前的革命成果，他表現出了革命的徹底性，這沒有啥可奇怪的。

　　毛主席畢竟不是塞萬提斯筆下的那個騎著一匹瘦馬、幾乎赤手空拳的人，第一，他正在利用個人的崇高威望來搞這個運動，給歷史打個烙印。第二，他相信人民會理解他、成為他的力量，他也力求爭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他認為依靠人民能取得勝利，正如羅伯斯庇爾說的：“我只依靠人民，只有人民是可靠的”。好奇怪，十八世紀法國革命英雄所說的這句話，每一個字都能用來給毛主席作注腳。這里面一定有一種根本性的聯系，有一條歷史的紅線。反過來試想一下，假如毛主席從來就不曾提出這樣的問題，更不曾一次又一次努力在實踐中解決這樣的問題，而是不聞不問，聽憑“將私利混同于祖國”的人自覺不自覺地做成了他們的事業，同時假意歌頌他、讓他放心;或者，這回毛主席在其高年所盡的這一努力也沒有能阻止住那種傾向，一切卻反而變本加利發生了，一切將是如何?可以說，當這種情況演變到一定的尖銳之時，歷史則可能重復從改良到革命的老路。對于這種可能的反復，毛主席是早已指明，并且多次提醒。

　　據我所知，口號喊得震天響的造反派們，實際上很有些悲觀的思想情緒。這說明運動把他們投入這樣重大的實踐，作為要完成的任務，是這樣巨大艱難，又是這樣欲罷不能，希望幾乎渺茫。一個巨大問題的解決，是歷史的和世界的，它不可能憑著一個國度的一次政治運動，獲得十分的和圓滿的成功，也許有一分成功就算很好了，也許只要能這樣不計成敗地進行了一回，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它只能提供出理論、經驗和思考，包括提供一些并不美妙的教訓。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保障，當然并非一蹴而就，但文章已經破題，經過這一運動所體現和提出的原則，將成為歷史的深刻記憶，這大約就是毛主席的一種戰略意圖。毛主席不是形而上學地認為已經建成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有一種發展前途和可能性，當他說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時，他在理論上經過了多少次的一正一反的論證，包括你所說的一切，他一定都考慮過多少次的。

　　毛主席七十多歲了，可以說，毛主席因為這個運動，無論咋樣，就最終地完成了他自己。但顯然，如同馬克思所說，他簡直是“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己。那些從前信服他、尊揚他的，現在已經可以懷疑他、反對他、貶損他、仇恨他。只有歷史，會更深地把他銘刻在自己永不風化的巖石上，只有人民，會把他永遠銘記在心靈的深處。

　　文革作為歷史運動，正在進行著，充滿較量和痛苦、失望和希望。將來，只要某種社會矛盾依然存在，使它發生的條件依然存在，它就可能再度被討論。但如果作為歷史前提的矛盾和條件消亡了，真正時移事易了，它就將成為揮手告別的歷史。偉大人物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提出自己時代最重大而有前瞻的課題，并且付諸實踐，盡力地把握它，使之完成到它可能達到的程度。偉大人物不可能永遠主宰歷史，只有他的思想精髓和內在精神是永恒的，而他具體所做的，雖然在要求上盡可能十全十美，在實踐上卻不可能十全十美，因為有對立面的斗爭，還因為群眾的覺悟與水平參差不齊。

　　“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這句話多么徹底，這就是真理的品格，可以用來理解我們現在所談的一切。

　　范公望舉起雙手，說，講得好，我確實幾乎要被你說服了?？磥?，事物自身是在肯定與否定這樣的兩面性中存在，肯定是世界的本質，否定也是世界的本質，這兩面推動了世界的前進，兩面性是最正常的現象，所以我是兩面派。難怪外國作家說，世界是荒謬的。哈哈!

　　他笑道，這方面我倒可以為你提供一個有力的理論根據，《資本論》好像就說過“通過荒謬的形式呈現”這句話。我想這有道理：比如，戰爭作為人類自相殘殺的現象，無論如何是荒謬的，但即使是趕走侵略者這一最正義的戰爭，也不得不是人類與人類之間的殘殺。整個人類已往的歷史都可以這樣看，是在荒謬的形式中過來的。在某種意義上，真正合格的人類，和真正合格的人類社會，還是將來的事，那時我們今天所說的“歷史”將真正走到終點，在現在的歷史意義上說，從那以后才再也沒有歷史。所以，我們現在的世界……

　　只能是荒謬的!荒謬就是歷史的存在方式。文革是客觀存在的，不管你咋贊成文革，它也不能不是荒謬的。同樣，不管我咋想否定文革，它也不能不是現實的。你我通同處在荒謬之中。“斗爭”是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最主要的荒謬形式。它的極端就是國內戰爭和世界大戰。組織性越高的“斗爭”就越是荒謬可怕。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第三等級的一方也罷，王朝或貴族的一方也罷，他們都處在歷史的荒謬之中，不管多少人為哪一方寫出了多少贊歌，后來的人們總是要問：為啥要用斷頭臺?為啥一定要這樣殘酷?但后來的人們總是有一天又會程度不等地再次墜入這種荒謬之中，斷頭臺也許不再使用了，剝皮酷刑不再用了，代之而起的卻是別的殘酷的形式。我們的“人民江山”，是通過三大戰役，在血與火中誕生的。歷史就是無數荒謬的堆積，真正的作家就應當對世界具有荒謬感!

　　不用多久，時間就會證明我的《形式論綱》是一種預言，預言一種荒謬將要謝幕，另一種荒謬將要登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老話不是隨便說的，是有大智慧的人說的，這人道出了天機，天機就是人機，就是因為人的壽命平均只有這么長，所以三十年為一思想反復。如果人的平均壽命短一倍，就會是十五年河東十五年河西，反之，就會是六十年河東六十年河西。世界永遠按照正題，反題，合題的次序，周而復始。既然如此，那就不會是一種理論主宰天下，就會繼而有相反的理論主宰天下。相反，再相反，又相反，所謂螺旋式前進。這不是很符合馬克思主義嗎?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反一復道之動，何必死抱一種真理，不承認還有另一種真理呢?真理將輪流坐莊。一九五七年一些人物主張的“輪流坐莊論”不錯!所以在美國，資產階級干脆把這一點體現為政治制度，既有民主黨，也有共和黨，既有參議院，也有眾議院，一是便于爭論的展開，二是使爭論文明化、集中化、條理化，而不是訴諸街頭。對社會主義，我也不是不贊成，它既然被歷史提到桌面上來了，而且在一定范圍實行到了今天，說明它已經具有現實意義，它將用它的荒謬主宰世界。但我更贊成各種經濟形式、生活形式共存同在互相交流，才更有意思更五光十色!那么，社會主義也就不要在多數的借口下施行壓制，這是可以思考的。

　　他說，如果社會主義還不如資本主義民主自由，人們還要它做啥?它理當在民主自由方面繼承并推進以前一切優良傳統，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做到的那些方面。正如列寧所說，“無論是社會主義革命或是民主主義革命，自由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口號”。西方資本主義光靠國內發展，是不會有現在這么富有的，幾百年來，它搶掠了世界財富，用戰艦加貿易來實現，鴉片貿易就是他們的好品德的表現，這個不會改變的。日本人向西方學習的頭一條就是做強盜，直至跑到中國來建立“滿洲國”，用南京大屠殺來表示它的“大東亞共榮”。日本人的這種“自由”，中國人應當接受嗎?日本大約想做成英國的夢，要把中國變成它這個島國的殖民地。美國、日本，還有老牌的英國等等，將來一定要向人類檢討、懺悔!那時你所侈談的“自由”也許才真正有點眉目。

　　范公望說，聽你說話，你比共產黨還要共產黨呢，共產黨重視你嗎?

　　他說，那是另一回事，我們是在探討真理，與我有沒有參加哪一黨，或哪一黨對待我如何，是無關的。任何一種新鮮的觀點我都感興趣，但你們的《形式論綱》沒有能說服我。我看你屬于馬克思多次批判過的蒲魯東主義，也就是“把商品生產看作人類自由和個人獨立的頂峰”，認為“聯合的壞處多于好處，它是束縛工人自由的鎖鏈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條，違反節省勞動的原則，只有競爭、分工、私有制是有益的經濟力量”，但另一面，又想用這種所謂“永恒的商品生產來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實際上是駝鳥式的對資本主義視而不見，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因為資本主義正是從商品生產中產生的，所以蒲魯東主義是不要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是掩耳盜鈴，是羞羞答答，是自欺欺人。我敢說，如果從中國的現實退回去實行資本主義，首先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再現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血腥歷史。

　　啥?咋會?范公望似不信。

　　他說，你閱讀不細。發表于兩年前的中共《九評蘇中央公開信》就列舉過這方面的例子，就在第二段“蘇聯存在著敵對階級和階級斗爭”。它舉例說，蘇聯一些人怎樣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怎樣成了所謂新的企業家，廠長怎樣有好幾個老婆、好幾輛汽車、好幾所房子，并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這些人又如何跟國家機關人員、司法人員勾結，并且有高級干部庇護;集體農莊也是如此，那里的負責人，相當于我們的農村大隊黨支書吧，能使全村處于恐怖之中，集體的職務都讓他的親友擔任，把農莊變成了私人領地，真是比地主還厲害，這些人又與城市里的那些新的企業家之類的聯成一氣，城鄉結合，大賺其錢，并且收買保安人員、監察人員、稽查人員、巡視人員來為他們服務。這些人同工人農民的關系，已經變成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另外，在社會上，私人企業、商業投機也發展起來，與前面的這部份一起，形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生動圖畫。在文革之前兩年，《九評》早就這樣深刻地寫到過。

　　范公望說，這情況還不會是蘇聯社會的全部吧?

　　他笑道，你的心倒不黑?你還要全部?如果上面的路線進一步順著這種情況，那變成“全部”的速度就會很快。中國早就把這情況看在眼里，搞文革，就是認為中國要堅決遏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南斯拉夫呢?范公望問。

　　他說，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改造先是不徹底，后是培植和發展私人資本、私人企業。它的所謂全民經濟其實是鐵托集團為代表的官僚買辦所有。它的農村基本沒有觸動富農經濟，后來又解散合作化，實行土地自由買賣、自由租賃、自由雇工，結果當然兩極分化。在國際上，南斯拉夫成為美國的附庸和別動隊。就是說，南斯拉夫本來沒有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前進多少，已經前進了的，還大踏步后退。他們實際上是建立新的更嚴密更殘酷更虛偽的剝削壓迫制度，并且歸附西方，終將失去民心，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這是中國的看法，于是爆發了大論戰，兩三年之前的這場國際共產黨之間的大論戰，可以說是現在文革的先聲。

　　老郁，畢竟你這都是從《九評》上來的，我們沒有親眼見過。

　　雖然沒有見過，從事理上聽聽該是那么回事。你們的“形式論綱”，還差著一半，現在是光有理論，沒有具體。要有方案，還要分為若干步驟，每一個步驟應當有怎樣的口號與提法，等等。這也是一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的過程，只不過方向相反。你大可把《九評》所列那些情況反其意而用之，至少再寫八萬字，你這部大著就完整了，前一半是理論，后一半是具體方案，你就成了一個“黃石公”，而等待著張良出現授書與他吧。哈哈哈，信口開河，務請海涵!

　　范公望說，慚愧慚愧!真理越辯越明，你實際上補充著我，我也補充著你，加起來確實就完整了。丟下這個，我來談談你的學生史宏，還有宗進庭，行不行?他說，可以可以，換個話題也好。

　　范公望說，史宏在學校里第一個寫出大字報，指出逮捕師生是方向的路線的錯誤，并且領頭靜坐市委，把你從監牢里救了出來，這不是不需要勇氣的。他說，是的，我很佩服。這次運動，就是學生沖在前面，老師跟著學生走，學校成了學生的天下。真是造反了。但老師看到學生思想活躍、生龍活虎、以天下為己任，該是欣慰的。

　　范公望說，但是，你注意到沒有，現在的史宏，雖不說已經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至少也轉了有一百二十度。要不然，他就只是《十六條》說的“勇敢的闖將”而已。

　　你說的就是他成為新思潮派，跟以前的激進造反告別，走上中庸的明哲保身之路。想來這也正常。從自由的“形式”上說，史宏是無可非議的，而從內容上說，那是另一回事。我不想加以評論，我只是一個觀潮的看客，雖然不免被狂風惡浪打濕衣衫，但我不會跳進渾濁的水中。

　　范公望笑道，你表達得真好，不過我估計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到無形，你不了解有形。跟你說實話，我跟迫害你的人，就是宗進庭，有一定交情。我在學校里是支持學生造反的，我也可算是一個很早的造反派，我老婆就是學校里第一個貼領導大字報的人，比學生造反還要早些，可以算是朝陽初中的、以至于亭州的聶元梓。她受到資反路線壓制，是我鼓動學生造反，而讓她得救的。

　　他聽了，說，你們真是“戰斗的愛情”啊!

　　范公望說，不幸的是，后來曹校長自殺，雖然“未遂”，但畢竟是自殺，而且千鈞一發，真是怕人。這跟我們并無直接關系，但我們多少是有點責任的，我們有懺悔之心。后人如果談到朝陽初中這一段校史，不知將怎樣看待我和柳春芳。至少，曹校長的親人對我們是永遠不會原諒的了，我們也無法求得他們的原諒。這就是運動。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裂痕，無法彌補。還是那句話，歷史是荒謬的。

　　我從宗進庭談話當中體會到，他十分痛恨史宏，如果真的有“秋后算賬”的一天，他非得讓史宏穿小鞋不可，就像對待你那樣。當然，作為造反的我和我的老婆，本來也在他的痛恨之列。如果不是我有意接近他，取得好感，有朝一日，他會有辦法來把我們一網打盡，永世不得翻身。我想這也沒有啥可奇怪的，一切都在人性之中，一切也都在歷史上有過無數先例，太陽底下并無新鮮的事物，只有荒謬而已。

　　人因為其地位、天賦、經歷的不同，而所具有的人性有所不同。所以我越來越重視人性這東西。所謂階級性，其實也是人性。“性相近，習相遠”嘛。生來一樣，后來有階級階層地位的分化。從人性角度，我知道宗進庭也是可以溝通的，我就跟他溝通，果然也就溝通了，所以我具體知道了他對造反派是多么的仇視，他從我也增加了對群眾的了解。鬧靜坐那時的史宏作為一個造反學生的內心情況，就是我告訴他的。我并不真的是兩面派，我有我的想法。

　　他說，你有你的《形式論綱》嘛。

　　范公望一笑，說，你開始挖苦我了，但現在找個能挖苦我、挖到痛處的人，也不容易。昨天傍晚，我秘密地到看守所里去看望了宗進庭。你感到吃驚吧?我還以為我這是很勇敢而獨特的，其實，宗進庭告訴我，到里面去看望他的人可不少，當然，都是秘密的，外界毫無所知。去看望宗進庭的人勸告和安慰他最多的一句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對我說，這個道理，其實他早就想過了。當然，他如果想不到這一點，他還是宗進庭嗎?他對外面的大勢了如指掌。我去了以后，心里立即更加認為，我去看望他，是對的。如果這有投機之嫌，這投機也投對了，投對了就是對了。我是不是去看望他，對他并不重要，對我卻很重要。問題的復雜性這就顯出來了。但我并不是有意做投機分子，我只是從人之常情出發。他坐了牢，我應當去看望他。如果他永世不得翻身了，我更應當去看望他。我和柳春芳的結婚證還是通過他辦的呢，真是荒謬。但由此我也想到，政治投機在這個運動中必定是隱蔽而大量的，卻不為人知，哈!

　　這就要說到史宏了。獄中的宗進庭帶著恨意說到史宏，我就把“一月風暴”之后造反派發生分裂告訴他，說明史宏已經朝著相反的方向轉化，至少已經轉了一百二十度。宗進庭聽了沉默著。但這一情況好像立即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他對史宏的恨意。他當然還不能就這樣立即認可了史宏，他心中發生著一種矛盾。我說，也許我可以讓史宏來看望你。他尊嚴地說，不要。

　　他聽著，不由得皺起了眉頭，說，你這是何必?

　　范公望說，我也不知道我這是何必，但當時的情勢讓我立即提出了這個建議，說明這個建議有它的合理性呀。我只不過是在搞社會試驗，試試能導演出啥來。運動初期我導演出朝陽中學的一幕，我獲得了一種做為導演的信心。編導們能在舞臺上讓不可能結合的結合起來，讓不可能分開的分了開來，設計了不可思議的轉化，他們是掌握轉化的哲學家。史宏、宗進庭，我要讓這兩個對立的看上去不可能走到一起的走到一起去。人物是現成的，也早已沖突起來，現在我要讓他們轉化為握手言歡!

　　他的心怦然一跳，他聽范公望說下去。

　　對于讓史宏去探獄，宗進庭雖然板起臉沒有首肯，但我認為他的內心仍是有接納史宏的可能性的。如果史宏恭恭敬敬地去，宗進庭就不會拒絕。他們雙方有一種心理的需要。我到你們學校去找到史宏，我說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談，他就領我一路走進西南角的小花園，那里翠柏陰森，竹林環繞，寂靜異常。原來你們醫校的解剖室就在那里，一間密封的大屋門上一把大鎖，牌子上兩個字真嚇人：尸庫。小路久無人走，長滿青草。小花園能藏人，也可以在竹樹的縫隙中一眼發現遠處走來的人。我說你咋把我帶到這么可怕的地方來?史宏說，這里談話最好。確實，那是個秘密談話的好地方。

　　他說，那地方我只在散步時去過一回，后來再也不去。據說那里一塊花圃下面還深埋有十幾具尸體，目的是讓其腐爛干凈，取出來做骨架。學校里有個善于做骨架的老師，所以就帶來了這個項目。全國需求骨架的單位不少，那東西是教學必需，擺在一定的地方顯出科學的氣氛。但制作周期長，數量有限，供不應求，從尸體的來源，到埋下去，都很神秘，毫無驚動，一般人也避而不談，不去打聽。

　　范公望張嘴“啊”了一聲，史宏這小子，就把我帶到那么個地方，他倒不怕!

　　他到那里上學，就是學醫的么，無所謂了。有的學生能一個人呆在解剖室里對著一個真真實實的腦袋做專業研究，用過以后再送到藥水里去。那里，尸體躺在藥水池中，像活人很隨便地躺在浴池里一樣，而且照樣有曲線美，只不過是睡著不動的姿態。

　　啊哈，我真是少見多怪了。那天我就開門見山，問史宏想不想見一下宗進庭?他問我：啥意思?他問我這話，等于已經明白了是啥意思，他是絕頂聰明的，但這層紙要由我來給他捅破，他反而把架子端起來了。我不跟他計較，我說，我今天就特地為這事來的，我認為你現在很有必要去跟宗進庭見一面，這對你很重要。見面時你首先要有小學生的態度，是晚輩在長輩面前應有的樣子，是關心的和同情的，而不再是一個造反學生領袖。他在里面是知道外面的情況的，知道你們鬧了分裂，所以他對你的看法實際上已經在轉變，這時你去看望他一下，他對你就消除隔閡了。他在里面的時間，我估計也不會很長，馬上不是要軍管嗎?那就是要恢復一些起碼的秩序，整個運動已經在“收”，市委的一個常委關在看守所里這件事，軍管的方面不會不研究，總不能老是關著。你不趁這時候去看望一下，說不定機會就失掉了。這時去看望一下，比以后檢討一百句還重要。人的頭有時要昂起來，有時要低下去，不會低頭的人不懂政治。

　　我想不到史宏回答得很快，他看著我，說，感謝你來向我提醒。怎樣去看他?我說，我安排，晚上你在家里等我。你跟宗進庭單獨交談，我回避。他點頭，要我保密三十年。這小子智力過人。我答應了他。不過，我只告訴你一人，連柳春芳也不知道這事，沒有必要讓她知道太具體。我知道你是不會說的，因為你對這些不感興趣。

　　他笑道，不勝榮幸。不過，我最關心歷史人物的動機，比如，史宏愿意聽你的話去看望宗進庭，他的動機是啥?這跟他以前的人格是如何統一的?

　　范公望說，當然是統一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世界之后，在新的歷史關頭，重新作出了選擇。他迅速懂得了很多道理，他的原初的民粹的東西，永遠是不可能實現的。社會永遠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大多數人永遠處在下層，這是天經地義，哪有絕對平等的社會?政治家總是把無產者的乞食袋當作號召的旗幟，用烏托邦的幻想充當他們的精神食糧，讓他們充當炮灰。聰明的他何必堅硬到底?他已經沖殺到這樣的地位上，退也退不下來，他得為自己做些考慮，求得一個好結果。他需要“曲線”救一下自己了，而不能再直線往前沖;他需要低頭而后才能抬頭，如果簡單地一直地把頭昂著，將來就要長久地低著了。經過運動，他反而認清了方向。他對自己作出了最重要的調整，堅決地分裂了出去，而且這不是他一個人，他及時跟上了一種新的潮流，這股潮流是從北京的大學里傳來的，一切由潮流負責。他和陳安國他們在向世界說明分裂理由時，實際上表明了他們與從前劃清了界限，就像洗清了自己的“原罪”一樣。能這樣分析的人不多，也許只有我，但能這樣感受到的人是很多的，所以那些堅持原來立場表示“一反到底”的造反派工人學生，就對他們這樣的人十分痛恨，稱之為叛徒。但勝利屬于誰呢?對于我來說，誰上歷史斷頭臺，我都無所謂，屬于我的勝利是在他們的勝利與失敗之后?，F在我暗助史宏他們獲得這一勝利，是我的歷史使命。不管怎樣，我也是歷史的斗士，現在還沒有人知道我的隱身存在，只有你。哈哈哈!

　　他不是汗手，但手心不覺有些潮濕了。范公望深深刺激了他的一顆平常之心。

　　我說得對嗎?你同意我的分析嗎?

　　你分析得完全對，你的邏輯可能將完全吻合歷史的軌跡，我們已經說了，歷史是荒謬的。不過，我不能像你這樣感到快樂。在這個問題上，你能這樣快樂而有信心，而我總有些揮之不去的悲哀。

　　范公望說，這說明你有人民性或者說是民粹性。其實，最不足為憑的就是人民這二字，其實人民永遠只是漂亮的借口。這也是我的內在的政治歷史觀點之一，加上你所說的蒲魯東主義、邊沁主義。說穿了，我反正是不贊成啥社會主義的。來自北京的一本思想資料，匯集了某人的言論，我看了感到他很了不起，他所主張的，確實是另外一套，最代表現實，也必代表將來，我擁護。

　　他聽了無言。他問，那么，陳安國的情況呢?

　　范公望說，陳安國不當“紅旗派”的頭頭了，在廠里他也不再是主要頭頭。他們內部作了大調整，由一些新面孔組成了新的頭頭部，這些人在出身上三代查不出問題，本人起碼是中專畢業，有幾個人還具有中共正式黨員或預備黨員。這樣的頭頭部，對參加“三結合”比較有利，是一種有遠見的調整。你可能會問，誰出的這個主意?誰有這樣的調整能力?陳安國咋愿意的?我告訴你，據我所知，確實是有人能讓那些人聽話，陳安國即使不十分愿意，也不行，在那里面他不可能再發動一次分裂。我路上遇到他時，對他說過，“急流勇退”也好。他大眼睛往天上翻翻，對我點了點頭，沒說話，可能有點抑郁。但他其實已經體會到了一種解脫，只不過略有些空虛、惆悵。

　　他笑道，你也深知情感的“形式”呢。

　　范公望說，那當然，柳春芳不就是我這方面的成果嗎?

　　時間已經不允許再交談下去，至于史宏如何夜晚去看望宗進庭，似乎也不必聽了，范公望也不會說，就任其湮沒在歷史的渾水中吧，在這一點上，他們也處在相同的感覺上，保持著一種“形而上”的品位。范公望同樣興味已過，似也覺得累了，于是兩下告別。他幾乎是強人所難地跟范公望借了一本書，一九三八年上海復社版的《西行漫記》，他再三保證完璧歸趙。唉，文人就這點小氣。

　　回家路上，他不無痛惜地感到，史宏在他心中已經遠去，以至于面目模糊。他不想再見到這個學生了?？墒鞘泛陮τ谒呛苤匾模辉敢馔浭泛隇樗龅囊磺?。這令人有點傷感。

　　喬麗還沒有回家，他捅開煤爐，準備弄晚飯。一邊就無聊地在桌上丟起一枚銅錢來，丟了六次，用筆記下，得出一卦，一查《易經》，是“無妄”卦。他猛然想到“無妄之災”這句話，心頭一驚。

　　但《易經》卻認為這一卦總的說來是“元，亨，利，貞”，吉利之卦，只是有個條件，就是如果行為不正，輕舉妄動，就會有災難，不利于有所作為。反過來說，只有守正，才能避災，才能得到吉利的結果。這些話似乎“唯心”，但似又有一半的真理。往下看，《易經》又深入一步說，災難是隨時會有的，不要以為總是好事在等著你，一方面你正心誠意、不輕舉妄動，就會好，另一方面即使你心誠意正、并未輕舉妄動，也仍然可能有麻煩，這就是“無妄之災”。這就說得客觀、唯物些了。是說世界并不總是有序的，并不總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就是那另一半的真理，是人們往往不愿承認的，而《易經》卻能直面這種嚴酷的事實，坦然面對，給取了一個詞“無妄之災”。

　　這樣讀來讀去，到最后，《易經》其實沒有給你一個確定的答案，只是給你提供許多不確定的可能，啟發你的客觀、辯證思維，讓你能看到事物的正反兩面，估計到好壞兩種前景。

　　《易經》給出了六十四卦，每一卦里又有六種情況，以說明天上人間的規律性的東西，真有包羅萬象、應答如響之妙?！兑捉洝纷鳛檎軐W的誕生，而且如此深刻、成熟、豐富，早于古希臘哲學六百多年，至于十九世紀的黑格爾更是晚輩后生。而《易經》思想的誕生，可能還要往前再推幾千年，它不會是截然地在某一天突然產生的，它只能是前人成果的總結和提高。《易經》不承認任何一成不變的東西，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是人類最古老唯物辯證思維的一個突出代表。

　　思考到此，有打通古今、洞察幽微之感，心情暢快。從范公望那里帶回的半肚皮悶氣，一掃而光。

　　晚飯時，他把剛才打得“無妄”卦之后的所學所得，比劃著講給喬麗聽。

　　你想寫關于這方面的文章嗎?

　　不寫。

　　對!啥文章都不要寫。

　　喬麗跟柳春芳在功名心上是不一樣的，雖然她們都是女子。她更愛喬麗的這種淡漠平常之心。喬麗在出事之前原就是這樣的，從來沒有在這方面要求或期待過他。看來，從勞改農場回來后，喬麗對于文革，已經有所體會了，采取了小心謹慎的、保守的態度。

　　幸福跟幸福是不一樣的，而不幸跟不幸大體一樣。托爾斯泰的那句名言似可以這樣顛倒過來說。

　　第八章 有懼

　　郁平與喬麗欣喜地看到實行軍管，心中又轉而產生了某種恐懼。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的那幾天，他這個名叫郁平的微不足道的人，又一次經歷了自己似乎能夠理解、而又難以接受，雖然難以接受、卻又能夠理解的驚濤駭浪。那種主動投進歷史波濤中去的人，是多少想要去改變歷史，或是想投機其間，總之他們樂意如此，他們的感受，跟他將不會相同。

　　張大同派一個小伙子把第一期《紅色造反報》的材料送了來。那小伙子中等以上身材，清秀、蒼白，和氣善良，但在神情態度上，有點低眉順眼、不能正視，這是出身寒門、性格卑微的形跡，還可能不是一代人留下下來的。離開時，小伙子低了頭走著，顯現出一種歷久的自卑和柔弱，但忽然有所努力地要讓自己抬起頭來似的，姿態卻不很自然，身子有點歪著前行，也就走遠了。他問出小伙子是木雕廠的雕刻工，那當然是很小的工廠，只能是“小集體”性質的。小伙子說他刻的山水小屏風，在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上很好賣。木雕上能找得到他的名字：汪國維。手工藝品旁邊就是出口機床，我們手工業小廠也跟重工業大廠一樣能為國家創外匯，工人們感到自豪。談起廣交會，小伙子說，廣交會一九五七年開辦，出口了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的解放牌汽車。他說，你比王國維只多了三點水，你知道王國維嗎?小伙子說，在魯迅的書中曉得有這個人，是個大學者。這回答使他十分高興，他很喜歡這小伙子并且記住了他的名字。

　　小汪臨走時問他啥時候能好?他說，我馬上就弄。其實，他是巴不得趕快脫手的。小汪說，我天黑以前來取。他說，要不了到天黑。小汪很滿意，就走了。

　　他把門關了起來，對著窗戶坐下，面對著那一疊稿子，仿佛要責怪自己當時咋就終于接受了這一可怕的任務的。他想象到了一切的后果。倘若有朝一日真的跟造反派“秋后算賬”起來，他這個為他們辦報紙的，將要遭到怎樣最沉重的打擊!好像有一種不成文的、不言而喻的、天經地義的道理：最恨的不是那種“大老粗”，而是這種有文化知識的人……

　　是的，韓非子早就指出過，“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亂法與犯禁相比，其害不知要大多少倍。而他，到時咋辯白說自己只做了些技術性的工作，大約也還是繞不過去。他確實很后悔。他剛才狠下心來，不顧情面，不守信諾，找個托詞不接受，一推也就推掉了。為了不做一個食言的人，為了自己的一種心軟，還似乎為了一種同情和報答，他也就拿起稿子看了起來，一面覺得就好像明知深淵，卻眼一閉跳了下去。

　　他雖然只負責技術方面的工作，但總得把稿子內容看一看，這才能決定咋安排版面，要不然，僅憑篇幅字數劃版，一張報紙出去，肯定會有版面的混亂。而且，報紙既然經了他的手，他又怎能不看內容呢?萬一有不當之處，日后他能說沒有責任嗎?

　　他是拾了一個燙山芋在手上了，丟不掉，還要吃下去。好在喬麗到廠里上班去了，到晚上才回來，要不然，喬麗知道了會說啥?肯定要責怪他欠考慮，至少很為這事擔心。他不能讓喬麗知道這事，他還是盡快把這活兒干掉、送走。

　　這第一期的主要內容，看來是宣傳中央文件。譚向東讀過的那份中央的《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當放在頭版頭條，占據左側，題目豎排，用大字、紅字?！度嗣袢請蟆?、《紅旗》雜志的“元旦社論”，并列頭版頭條，放在右側，題目也是豎排，文章較長，轉到第二版?！都t旗》雜志的第五期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放在第三版。“本報評論員”一篇大文章《回顧與展望》，放在第四版。三版四版的多余空白處填以兩篇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報導，還有一篇對口詞《槍》，一篇小故事《歸隊》(寫一參加保守組織的工人兄弟如何地覺醒的)，版子也就排滿。

　　他把“本報評論員”《回顧與展望》仔細拜讀了一遍。作者用兩條路線斗爭這條線索，把亭州文革以來的總體情況、大小事件，理得很清楚，其中還提到“逮捕兩名無辜師生的醫校事件”，是“資反路線在亭州的突出表現”。他盯著這條與己有關的記載看了好久，想把它刪掉，或者想讓它表述得婉約一些，但終于是沒有辦法，只好把它放了過去，因為它說的是事實。在文章的“展望”部份，表達了對前途的信心，對人民解放軍的期盼，隱藏在這種正面表達出來的信心和期盼下面的，就是前天那次“工紅”頭頭會上的思想和心情。文章結束以獨立一行寫道：“這是兩種思想、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大搏斗。共產主義是不可抗御的!”好像把所有的力量和千言萬語都凝聚這兩句中了。他估計，這文章肯定出于張大同之手。這位青年工人的思想水平、文字能力，都很強。

　　送來的材料里，竟然還有十多張劃版紙。他也就在劃版紙上最終完成了任務。這是一件不算費難的工作，讓張大同做，當然也能完成，并且差不多也是劃出這樣的一個格局。但他們是認為他總要做得內行一些的。他趕緊把這些材料收好，連同沒有用完的劃版紙，都卷在一起，用舊報紙包了封好，拿在手上，給“工紅”送去。他不必等小汪來取，他不想讓材料留在家中，甚至那些空白的劃版紙。

　　他揀了小路走著，所幸并未遇到熟人，想不到大白天的他自然而然就走進“工人紅色造反司令部”了，設在原工商聯里。走過一個橫長豎短的天井，首先到達一個能容不少人的會場，一排排的長椅，并無會議，只有少數工人或坐或站，在談他們的話，也并不注意他的到來。穿過會場，他往里走去。里面有一個院子，長兩棵很大的桂花樹，有一座太湖石假山。迎面是辦公樓，兩層，有幾十間房，很講究的小青磚砌成的，墻上爬滿青藤，綠油油的一片，已經把上面的窗戶都包圍了。他找到樓梯，上了樓，一眼便看到“工紅宣傳部”，正好見到小汪從里面出來，但有幾個人跟小汪激動地嚷著，堅持著他們的啥要求。他站住了，只等把手中東西交出，就好離開。

　　不料，小汪卻指著他，對那些人說，正好，郁老師來了!不信，你們問郁老師!稿子是早已定好了，插不進去了，而且……

　　那幾個人就丟開小汪，對他嚷著，你就是郁老師?我們早就曉得你!報紙是在你手上編?我們有一篇重要稿子一定要發!說著就把一篇東西塞到他手上，你給我們看看!寫的全是事實，很重要!

　　他不知道該說啥，這真是沒有想到。小汪擠過來，推開那些人，從他手上拿過他們的稿子，塞回給他們，說，你們不要跟郁老師鬧，他不負責審稿!

　　小汪這句話頓時成了一種提醒，他忙說，我不負責審稿，我只負責版面技術工作。他忙把手中那個紙包給了小汪，說，都弄好了，都在里面。小汪就舉著那紙包對那幾個臉上激動得紅紅的工人說，看，都編好了，馬上就要送排，除了張大同，誰都無權改變，這不是硬鬧的事情。下一期再說，行不行?

　　不行，讓我們看看，讓我們看看!為頭的兩個工人卻提出這樣的要求。別的人也就附和，一定要看編好的稿子。小汪鄭重地說，你們不要動手，由我給你們看。那些人一愣，立即答應了，并且就后退了一步。小汪就把那紙包打開，一份一份給那些人看，并且說，文章位置都擺好了。主要文章都是中央精神，次要文章都是有特別含義的，一定要發在第一期，明天就要出報，事關大局，不能改變!

　　那些人通情達理，互相看看，說，好吧，我們去寫大字報!走!

　　小汪說，我看你們等一等，這個大字報現在不能寫!

　　但那幾個人一陣風地走了，剩下他和小汪。小汪對他抱愧一笑，說，工人就是這樣。他們的稿子根本是不能發在我們這個報紙上的，他們把矛頭指向部隊了!

　　啊?他吃了一驚。

　　小汪說，駐亭部隊還沒有出來支左，但也快了，這是關鍵時刻，再有理由也不能寫這種大字報。部隊有沒有偏向，現在還不好說，我們要冷靜、要爭取。

　　小汪這話是有政治頭腦的，但他不想對此說啥，他含含糊糊點個頭，說，稿子就交給你了，我回去弄晚飯了。小汪說，剛才我正要到你家去，謝謝你給我送來，節省了時間，我立即就到我們的印刷所去，劉濟武說那里一切都準備好了。報紙要趕快出來。小汪說罷跟他握手再見，就急忙往回走，大約是到辦公室里還有點事。他也就趕緊掉頭下樓，離開這是非之地。

　　一路上，他不免把經過他手的報紙內容在頭腦里又過了幾遍，反復認定是沒有問題的，似乎才完全放了心，但終于還是覺得做了一件讓自己懸心的事情，不免懊惱。他不該跟江進海林集走，不該旁聽了“工紅”的頭頭部會議，不該接受了編報紙的任務，不該真的就編起了報紙。他是早就想到過這些“不該”或“不能”的，但事實上還是跟去了、旁聽了、接受了、做過了，這不是“陷進去”了嗎?這正是他的弱點，他拉不開情面。他真佩服那種遇事能拉得開情面的、很死板的、能決斷的人。他猶猶豫豫、模模糊糊，后果真的到來的話，那一定是不容分辯、毫不客氣的呀。這一切，他全知道，他全想得到，可是他還是照著不該做的做了。他把自己弄進了渾濁的水中。

　　喬麗已經回家，正在家里忙著。見到喬麗，心就往下一放，似乎他原來是不放心的。但喬麗對他的關注看來也不亞于他，問，你有啥事去的?他說沒啥事。喬麗說，你有心事，一進門我就看出來了。這令他心中暗驚。是的，所擔心的事情雖然還沒有發生，也許不會發生，但內在的焦慮卻是很大的，大約不覺都反應在神情上了。

　　回頭再跟你說吧。他跟喬麗沒有啥可隱瞞的，他打算告訴她;但小屋就這么大，門外隨時都有人走過，說話似乎都不便了。那就等晚飯以后跟喬麗去散步，把一些事情告訴她，包括以前從來沒有說過的老家的那些可怕的事情。飯碗才丟下，小汪來了，自行車一停，站在門口，壓抑著氣喘，說，郁老師，還要來請你。他忙用手勢制止住小汪往下說，走出去，把手放在小汪肩上，走出幾步，低聲問，啥事?

　　小汪說，我來帶你去校對、清樣，真是麻煩你了，要開夜車。

　　這是沒考慮到的，還要親自到印刷所去，而報紙起碼校對三遍，才能清樣，都是中央文件、中央社論、政治文章，不能有一個字的錯誤，需要特別仔細，也確實應當是他的責任范圍。從時間上看，半夜能弄好就算是快的了。這跟他當初想象的不一樣，當初只把小樣送到他家來，讓他不為人知地在家里完成工作，現在這簡直是要他完全跟他們一起“戰斗”了。他猶豫著，甚至不快著。

　　小汪感覺到了他的心情，說，兩個排字工，現在又找了兩個去，正在抓緊排字，工作起來是很快的，張大同也去了，讓我來請你。無論如何，請郁老師幫忙。

　　他的心又活了，他又不忍心不講情面了，他做不出那種死板的樣子來，他只有繼續走進渾水里，畢竟這也不能算是掉進黃河洗不清，他確實只是做技術性的工作，而他們也不是在做啥不好的事情，況且內容主要是宣傳中央精神。

　　他答應了小汪，于是走回屋里，跟喬麗說，我還要去有一下事，可能時間很晚，要到半夜。你安心睡覺，把門關好。喬麗那一雙黑眼睛望著他，好像在推測他是去有啥樣的事，但終于是理解的，也是放心的，她不反對他去盡自己的義務，至于這里面好像多少要有一點勇敢和神秘，那也是正當的和值得尊敬的。喬麗說，你去吧。

　　小汪在他身后，不免觀察著喬麗的神情態度，大約竟起了一種敬意和感動，對喬麗鞠了一躬，說，喬醫生，你放心，我一定負責把郁老師送回來!

　　小汪讓他在后座上坐好，然后推動自行車，穩穩地做了一個前上車，把車子踏行起來。

　　小汪帶著他，穿過城市街道，騎向郊外，騎了好遠，到了一個大工廠的圍墻外面，就是重型設備廠了。立即就有一種實實在在的工業的氛圍有力地裹挾了他，使他自愧平日處在虛無不實的“精神活動”之中。這里就是接納喬麗當廠醫之處，每天有一千多工人在這里上班。他心里起著一種親切和感激之情。下了車，小汪跟門口說了一聲，就帶著他往廠里騎去，而道路卻也寬大好走，兩邊綠化雜以高樹矮樹與花草。他們顯然來到了工廠深處。一大片空地，長著大樹，只有兩排簡易平房，有兩個窗戶里往外透著強烈的燈光，將外面的黑暗辟出一片光明。小汪說“到了”，就向那里騎去。

　　他們走進雪亮炫目的燈光里，張大同正在看一份小樣，立即從坐著的地方站起來迎接他，握住他的的手，說，郁老師，難為你了，我怕我們來不及，所以只好請你來!他說“不要緊”，問，小樣有了嗎?張大同說，邊排邊校，邊校邊排。他看到，有四個中年的工人正在緊張地工作，稿子拿在手中，在鉛字架子面前熟練地找到字，并且放進手中的小木盒里，那就是在排字了。而所謂印刷機，就是小機，一般只用來印刷文件、報表、票據之類的。印刷是要將紙一張一張地放上去、又一張一張地拿開去。如果套色，印刷次數就相應地增加，是很麻煩的，然而也只好如此。屋子里是他曾經熟悉的印刷廠的味道，那是鉛字、油墨、機器、汽油、機油、紙張、用臟了的紗團發出的混合氣味。

　　他對張大同說，讓我來吧。張大同說，《回顧與展望》排出來了，我再看看有無修改的地方，看過后，請你再給我看看。說著就給了他兩紙，是文章的前面幾段，已經用紅筆略有增刪。他也就坐到桌前，工作起來，他主要是找錯別字，當然，也得留意有無病句和欠妥之處。報紙既然經了他的手，他也就不能睜著眼睛把那種問題放過去。

　　就那樣，他在那里審閱著一遍一遍打來的小樣，實際上是把即將印出的報紙重復看了多遍，真是一種既枯燥煩心又不能馬虎大意的工作。小汪和張大同有事離開了，讓他一個人靜靜地做他的事。到最后清樣時，已近十二點。那幾個工人在小印刷機那里忙著，準備印刷。

　　他走出去，外面是沉靜的夜，空氣清涼新鮮，天上星星都大而且亮，燦爛星空籠蓋人間。他想起了俄國作家安德列耶夫的《走向星空》，讓戲劇情節在一個國外的天文臺里發生，而聯結著國內正在進行的十月革命的情況，于是二者形成對比，在廣闊無垠的星空下，在天文的視野里，偉大的人間革命運動，顯出了渺小，同時卻也顯得深邃和悲壯。

　　工廠一片沉寂。只見前面路上來了幾個人，原來是頭頭們來了，除了張大同，還有劉濟武、劉克成，此外就是小汪和另外兩個工人，就是先前要求在報紙上刊登他們的大字報的，這才清楚，他們一個叫包吉，一個叫梅有韜，是劉克成廠里的。從他們的談論中知道，包吉他們的大字報上了墻，只不過沒有上大街，而是在下面寫了“赤峰大隊”四個字，貼在廠里的大字報專欄上了，劉克成知道后趕快派人覆蓋掉，并且把他們臭罵了一頓。

　　頭頭們向他問了辛苦，熱誠感謝，就都看那清樣，說，像個報紙呢。他們用熱情感激的目光看他，好像一切都是他的功勞，好像一切沒有他是不行的。

　　劉濟武說起，旁邊小學里的老師錢文山被他著人叫來，他對錢文山說，報紙的事，今后就不要你管了，“工紅”宣傳部直接管。錢文山一聽，當場就急得像小孩子一樣哭了起來，用他那荷州口音說，我的文權!我的文權!急得那個樣子，啥“文權”，那么大歲數的人，真想不到說出這種話來!

　　工人們都笑了起來，他也感到那個錢文山好笑，但錢文山是“知識分子”，是他的同類，他沒有他們那樣笑得快樂、徹底。

　　他提醒張大同在清樣上簽了字，這才覺得他的工作是最后地完成了。小印刷機“格鋃鋃”地響了起來，像奏出了悅耳的音樂一樣。試印了一份，效果不錯。大家看著，很滿意，說明天一早就散發出去!

　　他這是跟工人們在一起“戰斗”了，這讓他的心暗自沉浸在一種特別的感動之中，雖然他的歲數比這些工人要大到十歲，他們之中最大的也不會超過三十歲。

　　印刷工人在進一步檢查機器，準備紙張，將進入大量印刷。劉濟武看了手表，說，一起到食堂里下面條吃!他說，肚子不餓，也不習慣夜里吃東西。張大同說，那還是早點送郁老師回去休息，路上小心。

　　大家送他到印刷所門口，一一跟他握手致謝，小汪就用自行車帶著他離開了。

　　他多時不見深夜中寂靜的亭州小城了，而以前“遣返原籍”期間，因為到亭州來申訴，卻在夜間獨行其中好幾回的。百姓的房屋顯得那么古老，也都好像睡著了。當白天來到，人們從睡眠的房屋里走出來，人間的喧鬧也就在晨煙中重新開始，一切都蘇醒而生動了，今天與昨天連接起來，明天在今天的把握之中，于是就有無數執著的事情發生，而不考慮它們終將成為過眼云煙。想到人間如此“荒謬”，跟著去為那份造反派小報忙了這半夜，可算是無意義中的無意義。但努力蹬著自行車的小汪，一定決不是這樣看的。小汪忠于自己的革命職責，要把他盡快而又安全地送到他的家中。隨著小汪輕輕一聲“到了”，自行車停下，他站在了自家門前，他的思想回到現實之中，跟小汪握手致謝。小汪立即匆忙地走了。小汪毫無倦色，勇往直前，正是一種“戰斗”激情，把青春燃燒著，像火光，復又照亮了他的心，讓他不免自愧起來。

　　他輕敲他的家門。這薄木板的家門，作為一種防守，是多么無力，假如真有不法之徒想要破門而入，那是很容易的。環顧四周，家家莫不如此，有的門就是破木板釘起來、補起來的，而不覺得寒酸。百姓們白天一般都敞著大門，夜晚都安然深睡。

　　在街巷之中，從前富人家的高房大屋比之四周低矮的平房高出一頭，日見顯出文物的價值來。百姓們是沒有多少個人財富的，但他們好像不在乎自己不富裕。他們每月從工作單位上能領到固定工資，國家培養他們的孩子上學或安排就業，他們的住房也總之遲早可望依靠單位發展得好來得到解決，醫藥費也是這樣，只要有個工作單位，就是有著落的，這一切，就是他們的財富，所以他們的財富不僅僅是在自己家中。只要成了一個有工作單位的人，即使只是一個普通工人，也就很自然地覺得自己很有信心地過日子了。千百年來個人發財的思想，正在這個國家社會里逐漸淡漠和消失。對于一般人們來說，經營之道的知識和能力也離他們越來越遠，只有那些領導著和具體做著經濟工作的人們，還與此有著密切關系，擔負著計劃工作和市場工作以及工廠企業的管理，那是社會分工給予他們的職責所在。還有一些百姓被允許做某種小生意以養家糊口，比如賣某種小吃的人，賣某種手工制品的人，這些人口袋里的現錢也許比普通百姓多些，但在人們眼中卻比較卑微渺小，也并不把他們看作有錢人，反而看成比較困難的人，因為他們一切得靠自己，沒有單位可以依靠，以至也跟國家有點脫節。人們依然生活在一個一個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里，到了一定年齡的人就要獨立出去成立新的家庭，個人不是不需要財富，但如果一個人流露出個人發財的意識，大家就覺得這是很可鄙的。社會就這樣趨向平等并且反映到人們的精神風貌上。這是社會的主流，也是眼前運動要它繼續鞏固和加深的方向。這一切人們已經順從和習慣，就像魚兒在水中卻沒有想到水一樣。這個國家社會，就這樣與舊社會完全不同，可以說與幾千年的舊世界劃清了界限。由于“跨越了資本主義階段”，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實行社會主義的原則，在某種眼光下，確實是有范公望尖刻所說的“烏托邦”味道的，但已經是一種最基本的社會秩序，并無矯揉造作之處。人民按照這種現實來要求自己、衡量一切，所以他們對稍有特權的人和現象都不滿，這大約也就是人民如此積極參加文革運動的最內在的原因、最深處的“歷史秘密”。但文革這一場搏斗仍在進行，范公望手握一卷《形式論綱》冷眼旁觀，有時還出來進行某些活動;他則剛剛為《紅色造反報》出了力，二者的意味是不同的……

　　他心中一陣激動，感到自己從十七歲投奔新四軍鹽阜師范至今，在思想上是堅定、沒有改變的。這對不對呢?當然是對的。

　　正是春二月最好的氣候，不冷不暖，似有若無地飄逸著香氣，有時貓兒會冷不防地在某個屋頂上叫了起來，因互相追逐而把屋瓦踩得一片響，卻使得夜更深而睡更香了。

　　喬麗睡意朦朧給他開了門，又躺到床上，側臥朝里，很香地又睡著了。春天是最睏人的。

　　他把自己放倒在床上，立即忘掉一切，沉入睡眠。

　　早上他醒來時，喬麗已經上班去了，給他買好了豆漿和兩個燒餅。吃著燒餅，慢慢體會忽然而有的一種異樣之感，于是豁然明白：那是因為他跟喬麗晚上無言自睡，早上不辭而別。就這么一點點生活中的異常，也引起了心理上的反應。到將來歲數很大時，咋行呢?人是可以變得這樣脆弱的么?一九五九年他出事以來，還有喬麗出事以來，他們那樣艱難的日子，各人都獨自地過來了，哪有這么嬌貴?而他跟獲釋的喬麗重新開始生活才一個月還不到，心理咋一下子產生了這樣微妙變化的呢?但重新聚首的生活確實是太值得珍惜了。

　　他不想出門。至于學校，去了也是白去，假如有事，會有人來通知他的。所以，他也就把自己關在家里看書，“遺世而獨立”了。他想到那份小報，似乎害怕看到它在人們手上的出現，而這時它一定已經在大街上散發給群眾了。

　　他亂亂地翻看著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好像要從經典中為現實找到某種現成答案或預見似的，不斷地為那些飽含情感、深刻犀利的詞句所激動而緊張著。文革作為自己發動的內部的政治運動，跟歷史上的法國革命當然不可簡單比擬，但他還是感到隱含有一種“形式”上的相似之處。范公望把“形式”二字打進了他的腦袋。

　　他就這樣亂翻書，亂想著，在屋子里把自己關了一天。他一時“與世隔絕”，卻這樣在詞句上和思想上跟歷史和現實發生著最緊密的聯系。

　　二

　　下午，看書累了，他出去散步，把身體和腦子松動松動，順便也買點啥吃的東西。他在街上走了一圈，沒有看到新的動向，也沒有看到人們的異常。他慶幸沒有遇到啥熟人，特別是造反的學生、工人，因為他似乎不想知道他們的任何事情了，也不想跟他們再有任何的關系;他因為沒有看到一個人手里有那份小報而感到些放心，好像那是不存在的。靈魂在內心深處收縮和躲藏著，就像一條蟲子要躲進自己的殼子中去一樣。他知道這是可笑的、沒有用的，但他阻止不住內心的這種很不高明的蠕動。有誰能從他安閑的外表，看穿他的不安的內心世界的呢?他倒希望有這樣的一個人來給他以深刻無情的解剖。也許，范公望有這個能力，但他沒有在范公望面前暴露過他的懦怯惶愧的一面。他因為有自己的具體情況，在這進行著文革運動的天下，他也許隨時會被人看得很可疑。只有組織上還他以清白的那一天，他和他的靈魂才能得到安寧，才能真正把胸膛挺起來，而不必多少有點故作鎮靜戴著假面似的，更不必提心吊膽。

　　他暗懷著一種希望，一種人之常情，也就是盼著運動的早日結束和正常秩序的恢復。“工紅”頭頭們那些悲觀情緒不是無緣無故，但運動的結束不會以那種情緒為轉移，而只能注意到、照顧到那種情緒的存在，以便妥善地把工作做好。另一方面，他相信，運動的結束也決不至于需要用鐵血，文化大革命在方式上畢竟規定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亭州人晚上常吃的小菜如熏燒之類，飲服公司的小店早早地就開門售賣了，他買了一些。那賣熏燒的青年似乎認得他，給他剁了一塊好的，而且秤桿兒翹翹的。他接受了這小小的好處。另外又到做小生意的私人家里，買了一包油炸蠶豆瓣，他最喜歡吃這個;到醬園店里買了幾塊香干臭干，他也最喜歡吃亭州的這種豆制品。往回家的路上走，心情散漫而輕松起來。

　　到十字街口時，前面被站著的人們堵住了，好像發生了啥事情。走近一看，一支解放軍隊伍正在通過大街。他們一身新軍裝，鮮艷的紅五星、紅領章，沒帶武器，步伐齊整，動作一致，手舉《毛主席語錄》小紅本，一邊行進，一邊有節奏地輕輕揮動著，雄渾地唱起《毛主席語錄歌》來：

　　“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群眾自發地鼓起掌來。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濕潤了。

　　他想起了十八年前的一九四九年在丹陽見到的解放大軍入城儀式。傍晚夕陽在戰士的刺刀上燃燒，戰士的臉龐都如紫銅的雕塑，武裝齊整的隊伍如同鋼鐵洪流，肩上的槍支如同移動的森林。那時他歡欣而又羞愧。他沒有成為這鐵與火的大軍里的一兵，但他本來是可能成為那隨軍而來的工作隊里的一員的，他看到了隊伍里那些隨軍的男女知識分子，不勝羨慕。歷史曾給了他時間和機會，可是他因病失去了，他雖不愿落伍但成了一個落伍者。好在當時的丹陽軍事管制委員會及時給他指引了方向，使他能去報考了蘇南新聞專科學校，而后成了省報的編輯。當然，再以后，他到蘇州去做了教師，再以后，他調到亭州來，遭到了宗進庭的迫害……。

　　軍管了!軍管了!人們這樣說著。

　　收了!收了!他的心里這樣下著判斷，乃至感到一種欣慰。

　　政治家多么熟練地運用著“形式”?。阂痪潘木拍贶姽?，一九六七年又是軍管。軍管就是在舊的文官政權崩潰或“靠邊”之后，新的文官政權重建之前，過渡性的一種政權“形式”。

　　他似乎很想找個無人的地方痛快地哭一哭，為了歷史的雄渾，為了現實的復雜，為了現實中浮現出歷史、歷史又在現實中再度出現，而他似乎總是做著一個旁觀者，一個在其中沉沉浮浮、立足不住的人。他抓不住任何東西，某種不幸卻隨時可能抓住他;他僥幸茍延殘生而不至于毀滅，然而他嘗盡了痛苦的滋味。別人的命運雖也不見得都好，但他的命運為啥就這樣差的呢?他像一個螞蚱一樣被惡作劇的命運用一根線繩輕輕地系住、牽住。他明白自己是蕓蕓眾生里的一個，但他好像還看重自己，好像總是處在一種等待之中，好像總該有他的人盡其才和安寧幸福在前面等著他。這是不是有點可笑呢?

　　中山塔門口掛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牌子。兩個戰士手持《毛主席語錄》小紅本在門口站崗。他從那里經過，并且凝望了一眼，心頭熱熱的。

　　喬麗下班回家了，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軍管了!他說，是的，我看到解放軍從街上經過，看到舊市委門口掛上了軍管會的牌子。喬麗說，這下子好了，運動要收了。他說，是的，要收了，要恢復正常秩序了。有許多事情，需要社會相對安寧，才有解決的可能。

　　吃著晚飯，享用著亭州的小吃，門關著，電燈亮著，美麗的妻子坐在對面，斗室雖小，卻覺得并不缺少啥了。

　　喬麗只吃了一點，就放下了筷子。他詫異地望著喬麗。喬麗坐到他身邊來，抱著他，說，我可能有了。他放下筷子，抱住了喬麗，二人久久地無言地互依偎著。喬麗啜泣了一聲。他輕輕摟抱著她。好像千言萬語都在這摟抱中傳達，而喬麗也就得到了必要的安慰，領會了他對她的內疚和感謝，他們共同明白這正在形成中的小生命對于他們的重要。他覺得了屋子的狹小簡陋和不適。他說，我們出去走走吧。

　　夜晚的亭州照常是寧靜的，偶爾的自行車鈴聲在遠處的響起，都顯得突兀，耳朵不由得關注著它的漸漸消失，心也就感覺著四周的寧靜，并且享有著它。即使是主要的大街，到九點之后，也就行人稀少，更不用說周圍的街巷，那是早就安寧了下來的。東西方向的國道線在城的北郊，南北方向的國道線在城的東郊，小城的工廠區劃定在西部北部和東部，至于交通河道，也處于城市場外圍。因為這一切，亭州城里極其安靜，亭州人耳朵里聽到的最大的聲音，莫過于城郊國營“華泰紗廠”早晨的汽笛聲，于人的睡意朦朧中，像一條老牛，突然吼起，雄渾高亢，悠長不止，響徹全城，亭州人雖然用防空年代的“拉危聲”來稱謂它，卻已經把它當作美妙的晨曲和準確的報時，知道新的工作的一天又開始了。

　　他和喬麗在寧靜無人的東門大街上走著。這是一條老街，如果一輛卡車通過，那就很妨礙行人了，并且震動兩邊人家的房屋。路面是早已破碎零亂的石板路，隔一段距離就會有一口水井，在街邊凹進去的地方，占了半間屋的地盤，兩邊的房子讓著它，尊重它作為至今使用的公共水源的存在，這情況說明著這條路的古老。據說元代時的東門大街是亭州最繁華地段，兩邊都是大宅紅樓，后面是私家園林。常遇春領兵前來攻打張士誠的老家，一把火將這條著名大街燒得精光，只有石板路沒有燒掉，如今兩邊低矮的平房當然是后來的事物了，這條街再沒有興旺起來。

　　喬麗輕輕依偎著他，他們慢慢地走著。他把亭州這條“東門大街”講給喬麗聽，又把他最近以來的所學所思都講了，也就講到了對形勢的分析，最后講到他對自己的分析，形容自己一半似乎還年輕、一半已經很老了。

　　他們在最宜人季節的最宜人的夜晚，又輕松又愉悅，東拉西扯地談說著，走到了市委前面的那條古老的“府前街”。軍管會大門敞開著，門口依然是兩個站崗的解放軍戰士，而旁邊的看守所的門是關著的。他說，宗進庭和一些干部還關在看守所里呢，啥時候才把他放出來呢?喬麗挽緊了他的膀子，把他往路邊拽，意欲快些離開，她本能似的害怕這地方了，她也曾在那看守所里被關過的。他們就折向南面的一條路。于是發現了墻上的三份布告，都是大鉛字印刷。一份是《中央軍委命令》，上有毛主席批語：所定八條，很好，照發。

　　他看了一下，是一月二十八日發出的，已經兩個月了，部隊現在將它公布了出來。內容一共八條，那頭一條的頭一句話就讓他困惑：“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那么，所謂“真正的”，就亭州而言，軍管會認為是認劉克成他們呢，還是陳安國他們?抑或認為雙方都是的?這在亭州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而頭一條的后面兩句話，則令他膽寒：“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這一類的話，文革以來一般是當權派和保守派用來警告造反派的，而造反派卻從來不用此類語言針對保守派，并且只要一聽到或看到這樣的話，就會反感。

　　八條命令的其余七條，基本都是針對軍內單位的，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但顯然也適合于地方，比如：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罰跪，等等。這些命令，當然都是很好的。

　　八條命令里，那第一條與地方的關系最直接?，F在把這份軍委命令公布出來，當然意味著這是在亭州實行軍管的依據，文件開頭就明確說了：“軍隊必須改變過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這份命令，總的精神是對運動有所規范和管束，是對文革運動中某些不正確行為有所糾正。

　　然而，其第八條卻又是耐人尋味的，說：

　　“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無論你如何理解，這八條總之是有一種管束的要求，以至有一種肅殺之氣，撲面而來。

　　另外兩份布告，一個是軍管會一號《布告》，主要是說遵照中央軍委命令和上級指示，駐亭部隊司令部決定，自某日起對亭州軍事管制，軍管會下設革命委員會、生產委員會、辦公室。一個是軍管會二號《布告》，是宣布對公安局、檢察院、法院、郵電局、廣播電臺、交通局、人民銀行、華興機械廠、亭州電機廠、紗廠、布廠、重型設備廠、電子儀器廠、糧庫、電廠、水廠等單位實施軍管。

　　面對三份布告，除了一般會有的緊張之外，更有一種特殊的緊張，像一股寒霧籠罩了他們，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他是背著“歷史問題”的，而喬麗是“監外服刑”的，他倆都不能算是普通正常的百姓，跟“反革命”之類的距離很近。而重型設備廠是軍管單位，對喬麗不會有啥妨礙嗎?她還能像現在這樣平安無事嗎?這也不能不擔心。

　　他們無言地走了一段路，腳步不由得是加快了的，好像要逃離身后的某種危險。他們無心再散步了，回到了屋里，關上門，在鋪邊上坐了下來。喬麗依偎著他，好像怕被重新抓去勞改。過了一會，他們似乎才松了口氣。喬麗站起來，調了兩杯溫開水，兩人喝了。他笑道，我們好像有點緊張。他覺得自己笑得有點慘。他認為還是應當放松些的，所以他要努力地笑一下。喬麗坐到他身邊，說，是有點緊張，不知為啥。他說，不為啥，就是我們要“縮縮魂，窩了尾巴靠靠墻”。他苦笑了一下。喬麗靠緊了他。

　　回顧下午看到部隊時的那種激動、欣慰的心情，真好像有點不可思議了。就連喬麗，本來不也對實行軍管很感高興的么?這卻就一下子似無端而又有因地害怕了起來。

　　他說，你看我們是屬于人民呢，還是屬于人民的敵人?喬麗說，屬于人民，我們一直屬于人民。

　　他說，對。我們對自己有數。但我們是被人放在有點危險的“邊緣”上，要忍受一些可能發生的事情，要耐心等待有正確說法的一天，總有個過程。

　　喬麗看著他，他說，一方面運動能促進一些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運動也是最亂的，我們不能只接受好的一面，不接受不好的一面。沒有運動，我的問題就不會有現在的突破性進展，但運動卻已經讓我坐了兩回牢;雖然讓我坐了兩回牢，我卻不怪這個運動，因為這個運動的本義不是要拿我坐牢，并且是反對這樣做的。你也是這樣，因為削減監獄而得到釋放，但回來之后，直接處在了群眾運動當中，反而沒有了農場的那種與世隔絕，倒不免有點擔驚受怕。是不是這樣?

　　喬麗點頭，但又擔心地看著他，不知道他還會說出啥來。

　　他覺得是時候了，他應當把他從前的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訴她，也需要把運動中的復雜情況告訴她，以防萬一發生啥事情，好讓她有個思想準備。

　　他說，以前一直想告訴你，但一直沒有機會告訴你，就是關于我的歷史上的事情，還有我的哥哥的事情。

　　你哥哥?

　　我的歷史上的所謂告密，到底咋回事，這個你已經曉得了，那是子虛烏有;但還有一件事你不曉得，就是宗進庭為啥要把我往死里整?他弄得我家破人亡還不夠，又借著這次運動的機會，打著這個運動的旗號，兩次把我投進看守所，如果翻不過來，那是要算數的，因為那不是群眾行為，是政府行為、司法行為。宗進庭跟我這樣有仇的原因到底是啥?以前我不敢告訴你，沒有把這個底說出來，是不想讓你曉得那種可怕的事情，要不然你的壓力會更大。

　　啥事?

　　一九四六年一天夜里，出于偶然，除奸隊把駁殼槍往我手上一塞，叫我參加追打他，我射出的那顆子彈，也許就會把他打死的。

　　喬麗驚得站了起來。他就把詳情說了一遍。

　　啊，不可思議。后來他咋曉得有你打的槍呢?

　　他說，當然是從某種途徑聽說的。僅憑這一條，他就要把我恨死。何況他另外還有個心病。所以，解放后，他是不能見到我這個人的，如果見到了，他就會巴不得我立即從他眼前消失。正好我們調來亭州，被他曉得了，他就借“審干復查”把我冤枉下來，接著利用你出事，把你送得遠遠的，可算是打掃得干干凈凈!在我的努力和有關方面干預下，我得以回到醫校茍延殘喘;但運動來了，又成了他的機會，他又下手，毫不留情。

　　喬麗問，你剛才說他還有另外的心病?

　　這就是應當告訴你，而一直不想告訴你的另外一件事：我的哥哥，那樣年青、有才華、有前途的哥哥，擔任過根據地中學校長的，很進步的，宗進庭作為一鄉之長，領著“除奸隊”，以革命的名義，在野外打死了他，至今不明不白，永遠不明不白了!

　　啊!喬麗撲倒在他的身上，簌簌發抖。

　　宗進庭會認為我拿槍打他是要為哥哥報仇，我是他的仇人，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既然這么看，所以要對我下毒手。

　　喬麗真是聽呆了，默默地坐著，回味著他說的這一切，流起了眼淚，說，我以前哪能想到你的身上會有這些可怕的事情?

　　他說，是的，我也想過，我從那樣復雜的情況里出來，沒有必要讓你知道這些?？山Y果呢，還是讓你也成了犧牲品。你不幸，歸根到底是因為我。我為啥在信上多次說我對不起你，原因在這兒。我對不起你是很深很深的，也可以說，我欺騙了你……

　　喬麗俯輕輕伏到他的身上，說，不能這樣說，……我的天哪!

　　喬麗抱著他哭泣，他也淚流滿面。

　　過了好一會，他們的心情好了一些。他就這樣讓喬麗完全知道了他的情況，喬麗也進一步理解了他。于是，關于眼前可能發生的事情，他已經想到，而喬麗卻還不能意識到的，他覺得要對喬麗說一說，讓她有一點思想準備，他不能再讓她因為他可能又會出事，而再一次處在突然的打擊之下。

　　他說，你身上的事情，雖然沒有結束，但實際上結束了，也許還要再等幾年，才會宣布你完全回到了人民內部，發給你選民證，也許只要一到二年，你的問題就能完全解決，給你改判為無罪、撤銷刑事處分。只要你自己不要當回事，你實際上從現在起就啥事也沒有了，你正常地只是一名醫生，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當作以前的自己，不必介意。

　　喬麗說，我已經無所謂了。那么你呢?

　　他說，我的事情以后也不會有啥麻煩了，我只等著這個運動過去，一切恢復正常，來認真調查我的問題，我心安理得坐在家里等結果出來，還我的清白，給我恢復一切。但眼前運動還在進行，可能還會找我的麻煩，如果有這方面的事情，哪怕我又被抓起來，你也不要擔心，運動中這樣的事情，叫住“反復”，今天“反復”過去，明天又會“反復”過來。這對我來說，已經是老經驗了，我一點也不害怕。不過，在旁觀者眼中看來，還是很可怕的，一個人被抓進看守所，還不可怕嗎?是最可怕的事情。

　　你，有啥預感嗎?

　　有預感，或者說是擔心。軍管就是來維護社會穩定的，因此對造反的看法就比較復雜，對保守的看法會比較好。部隊干部家屬隨軍在地方工作，她們一般不可能是造反觀點，她們反感這個。那么我就仍然可能被看成一個有問題的人;因為我跟造反方面是有點瓜葛的，是他們造反把我從看守所里放出來的，我也寫過造反的傳單;昨天我出去半夜就是為造反派辦報紙去的，雖然我只負責技術性工作，但如果說起來，我就是為造反派辦報紙。

　　唉!喬麗似感到一陣無力。

　　他說，這么復雜的運動，潔身自好很難做到。也許我只能躲到鄉下去，但農村也不太平，中央規定我這樣出身的人運動中不要回家。你呢，只能呆在亭州。這樣我們真有點劫數難逃。這個運動是有點特殊，我們只有小心地過著、盡可能躲著，但實在躲不過去也沒有辦法，那就硬著頭皮挨著。他朝喬麗苦笑了一下。

　　那我們啥都不說，蒙起頭來過日子吧。喬麗堅決似的站起來，去拿吊桶，準備上井打水。

　　我跟你一起去。他拿起了小水桶。

　　第二天，不用人通知，他自己就到學校去了，而教師們不約而同都是這樣的，好像都明白要恢復正常秩序了。學生好像也都回到班級上，而且兩派相安無事。他也就看到了劉鎮琛。他正想招呼，那孩子卻回避了他。

　　在學校里到處走走消磨了一些時間，他也就趁早人不見，溜之乎也，回家看書。第二天，學校里出現了一份“醫校軍訓領導小組”的《通知》，說是下午召開全體師生大會。

　　主席臺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一位中年的英武的軍人，一位是王校長，這是意味深長的。被“打倒、靠邊站”的王校長，忽然又成了臺子上主持大會的人。王校長站起來，按照文革以來新的時風，手捧《毛主席語錄》本，很嚴謹地朗讀了一段毛主席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然后放下《語錄》本，說，“全體起立，唱國歌……坐下……大家歡迎醫校軍訓領導小組組長、駐亭部隊政治部張科長講話!”他自己這才坐下去。

　　張科長站起來，向全場敬了一個很標準很精神的軍禮，全場報以一陣鼓掌。張科長坐下來，一口純正的四川話，說，人民解放軍奉中央軍委命令，介入地方工作，是來向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學習的，要勝利完成支左、軍管、軍訓的工作，就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在醫校，就是要依靠全體革命師生。對于學校里的兩派革命組織，我們一視同仁，希望兩派能響應黨中央號召，實行革命大聯合。兩派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的，應當學習上海魯迅兵團的經驗，用整風和開門整風的方法，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破私立公，提高認識，達到團結。昨天，亭州市軍管會主任、駐亭部隊政治委員宋云同志，作了號召整風的報告，我們學校的師生代表也到場聽取了這個報告，我們要堅決貫徹、全面落實!學校要復課鬧革命，社會要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明天下午，市軍管會在體育場召開“全市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新高潮、抓革命促生產動員誓師大會”，會后還要大游行。全體師生下午一點準時到校，學生按班，教師按組，在操場集中出發，只打國旗、校旗、紅旗，一律不打各群眾組織的旗幟，人員不得無故缺席。經過軍管會研究批準，王淮興同志從今日起，協助軍訓小組，臨時主持學校日常工作。將來，我們要在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基礎上，實現革命的三結合，一切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學生、革命的干部，都應當積極配合，共同努力。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我們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和階級斗爭的觀點，來指導我們的思想和工作。我們在此嚴正警告一小撮階級敵人，要立即停止一切破壞活動，隨時準備接受革命師生的揭發批判。讓我們牢記毛主席的教導，按照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的精神，進一步把我校文化大革命搞好，取得最后勝利!

　　那天散會之后，他回到隸屬教導處的那間屋子里，是以前專門刻寫、印制試卷的地方，已經空空如也，油印機和刻寫工具、紙張之類，早已被學生弄去了，一切要重新添置才行，但他當然不急，到時自會解決。他就很無聊地一個人坐在屋子里，閱讀《毛澤東選集》。沒有任何一個人來找他，他也不去找任何一個人。他回味張科長的講話，那最后所說的“嚴正警告”，他聽了有點心虛似的。張科長的講話把“收”的意圖和步驟說得很明確了，是無可非議、應該接受的一種形勢，每一個人都感到了這種空氣，都會生收斂之心。全場安靜，并無任何反對和不滿的表現。他告誡自己，從現在起，要格外謹慎，決不多說一句話，決不多走一步路，按時到校，按時回家，別處不去。至于是不是要拿他作為“階級敵人”對待，那不是他所能反抗得了的，他聽天由命。

　　第二天下午，他也排在隊伍里到體育場參加了萬人大會。只見秩序井然，全市各單位按系統站在指定位置，也果然只見國旗、單位旗、紅旗，沒有群眾組織的旗幟。高音喇叭播放著毛主席語錄歌和別的一些革命歌曲，在空中回蕩。一種整肅的空氣籠罩全場，象征著一種新的局面的出現;人們似乎顧全大局，把屬于自己這一派的立場、觀點、感情暫時放到了一旁。這是很不容易的。

　　大會以后，依次出發，到大街游行，領呼口號的人此起彼伏前后呼應，整個隊伍口號聲不絕于耳，響徹天地。他走在醫校的隊伍中，也就從一種特別的情境中感受到作為人民一分子的安全、安逸、安心，而如果作為排斥于人民之外的“牛鬼蛇神”，那感到的就只有孤立和可悲了。他當然愿意留在這個隊伍里，哪怕只是厚著臉皮作為勉強能夠被容納的人混在這個隊伍里，也是好的。

　　大游行散了，他心中有所寬慰地走回家。雖然耳中依然回響著張科長的“警告”，那大約可以看作泛泛之言，他不必跟自己聯系起來。但他卻感到，他好像確實連第三次進看守所都有了思想準備，一切仍有些深不可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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