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回音：道路決定命運

　　——訪電視劇《尋路》編劇王朝柱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尋路》播出后，收視率一路上揚至全國前茅，幾大視頻網站的播放量也超過百萬。《尋路》走紅不僅表明這部主旋律作品真正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和諧統一，更重要的是，《尋路》以新鮮獨到的視角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對接，藝術地揭示了“道路決定命運”的深刻命題，與當下全國人民奮力實現中國夢的輿論氛圍形成強烈的共鳴和呼應。一段時間以來，嚴肅電視劇遭遇到來自大眾文化、流行文化以及一些過度追求娛樂化電視節目的影響，有些作品出現了用娛樂的態度對待中國革命史的現象。《尋路》堅持思想制勝，追求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相諧相依，其創作經驗值得總結借鑒。為此，本刊記者采訪了編劇王朝柱同志。

　　記者：前段時間，文藝界熱議“王朝柱現象”，大家統計了一下，從《辛亥革命》、《長征》、《延安頌》、《八路軍》、《解放》、《解放大西南》到《開國領袖毛澤東》等等，您用幾十部作品把20世紀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史完整地搬上熒屏，構成了一部系統的中國近現代史，創造了影視史上的一個奇觀。有人不禁要問，這次的《尋路》會給觀眾帶來什么樣的思考?《尋路》的創作背景是什么?

　　王朝柱：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至1932年寧都會議，短短的五年，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復雜、最重要的五年。在這五年中，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歷經千難萬險、九死一生，終于探尋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大道。這五年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卻給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啟示，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筆了不起的精神財富。正因為當時的情況復雜，以往的影視作品對這段歷史的描述基本上是片斷性的，《尋路》力求全景式展現這一艱辛曲折的過程。但是，我又不想一般地再現尋路歷程，而是緊緊抓住如何突破“國際共運”已有的革命經驗這個焦點，以一種更宏闊的歷史視野，審視探尋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深刻意義，從哲學層面上打通歷史與現實的內在精神聯系。這就是我寫《尋路》的緣起。

　　記者：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普通觀眾，都一致認為，《尋路》破題很好。“尋路”兩個字貫穿全篇，其實正觸及中國革命史的精髓。您在創作中是怎樣展現早期中國革命道路的發展狀況的?

　　王朝柱：《尋路》，顧名思義，探尋中國革命之路。這是這部長篇電視連續劇的戲魂。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近六年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處在幼年時期，他的核心成員和基本隊伍絕大多數對馬克思主義知之甚少，對未來建設一個夢想中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則更是茫然——這是因為在他們每個人的心中，只有對社會主義天堂蘇聯有著一種最為美好的憧憬，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時絕大多數的共產黨人只是憑借一腔救國救民的熱情，在虔誠地進行著所謂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更為可笑的是，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并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卻又手握尚方寶劍，對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改組擁有生殺大權，對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則更是說一不二，他們就像是《西游記》中張開五指的如來佛祖，主觀地操控著孫悟空等去西天取經那樣，嚴厲地把控著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

　　歷史發展有著自身的規律，這不可抗拒的規律是一定要懲罰尚未認識規律的人。那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天真地認為蔣介石是革命的，真誠地歡迎他為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抵定大江南北，進占東方冒險家的樂園上海。令共產黨人猝不及防的是，蔣介石突然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聲喊著“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個”的反動口號，對中國共產黨人發動了最為瘋狂的反革命大屠殺!霎時之間，神州大地到處都是白色恐怖，無數的英魂悲憤地飄游在血雨腥風之中。這時，也惟有在這時，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才會悲愴低吟：“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

　　記者：時人和后人皆知，在共產國際起伏變化的歷史中，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只有兩次，一是法國的巴黎公社起義，再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前者失敗了，后者成功地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雖然這兩次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發生在不同的國家，且又前后相距幾十年，但是他們的革命形式卻是相同的，那就是以城市為中心發起暴動進而奪取國家的政權。這就是共產國際所稱的十月革命之路或曰城市中心暴動之路。

　　王朝柱：事實正是這樣。大革命失敗之后，處于彷徨中的志士仁人異口同聲地發出這樣的自問：中國革命向何處去?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武斷地下達了命令：中國共產黨人必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大江南北、黃河上下舉行城市暴動，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啟了長達近八年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他們先后領導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兩打長沙……待到李立三“左”傾路線在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之后，竟然認為全國范圍內的革命高潮不僅能馬上鋪遍到全國，而且還荒唐地認為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又將掀動世界的高潮。他除去以中央名義發出《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還公然提出會師武昌、飲馬長江、直搗黃龍的可笑口號。結果，導致了全國白區百分之百、蘇區百分之九十的大失敗。由此，也授給了蔣介石屠殺中國共產黨人的借口。據史記載，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被殺害的著名領袖有陳賛賢、楊闇公、汪壽華、鄧培、陳喬年、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向警予等數十人;從1927年3月到4月，前后走向刑場的中國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超過12萬人，從是年5月到11月被殺害的革命者有16.8萬多人。如果再加上在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下犧牲的革命烈士和工農群眾、革命學生何止百萬計啊!我想這些長眠地下的英靈一定會大聲疾呼：在中國搞城市中心暴動是條葬送中國革命的死路!

　　記者：鮮血并沒有換來革命的勝利，而是成為“左”傾路線的陪葬品。

　　王朝柱：是的。那時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撞了南墻還不回頭，繼續派遣在蘇聯學習并忠誠于共產國際路線的留學生回國，頑固地執行城市中心暴動的道路。他們不僅在黨的中央機關公開地大搞教條宗派式的結黨營私，而且還無情地打擊遠在井岡山、贛南和閩西等地努力探尋“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之路的毛澤東等同志。

　　說到毛澤東，我就很自然地會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古語。如果再加上他的出身、學養以及豐富曲折的革命經歷，使他又養成了獨立思考，不迷信權威，只相信真理，敢于抗上的叛逆性格。因此，當大革命失敗之后，他斷然地謝絕了瞿秋白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好意，堅定地說出了這句史有所記的話：“我不愿意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愿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好漢。”開始義無反顧地探尋中國式革命道路。

　　記者：《尋路》中的“這一個”毛澤東形象，將其敢于堅持、敢于斗爭、敢于擔當的精神濃墨重彩地表現出來，有著令人震撼的氣概，不可替代。而很多對這段歷史比較熟悉的人看過片子后，仍然感到很新鮮，因為有很多過去影視劇中沒有表現過的情節，這些新突破，又讓人一震。

　　王朝柱：許多重大事件都是首次展現。長期以來，對歷史上客觀存在的“朱毛之爭”，許多人“為尊者諱”而很少言及。在這方面，《尋路》做了大膽突破。請看：秋收起義失敗之后，上自湖南省委，下到參加秋收起義的不少同志仍然堅持執行中央攻打長沙的命令。毛澤東審時度勢，力排眾議，反復說明不能攻打長沙的道理，遂帶領絕大多數工農紅軍向羅霄山脈進軍。為了凝聚革命力量，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三灣改編;為了尋找革命的落腳點，他在改編王佐、袁文才部隊的基礎上，逐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與此同時，中央以秋收起義失敗和不繼續執行攻打長沙等大中城市為名，開除了毛澤東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事后，湖南省委特派員又誤傳開除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就是開除黨籍，在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毛澤東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穩定和發展，十分大度地說，那我就不當前委書記了，改當師長，繼續指揮工農紅軍打土豪，籌款子，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對此，毛澤東不止一次地笑談自己當過幾個月的民主人士。這些情節還是很有說服力和吸引力的。

　　朱德、陳毅率部上井岡山，實現了朱、毛兩大紅軍的會師。雖說革命隊伍壯大了，但這兩支紅軍隊伍又因構成、領導作風等不同，很快又在建軍、根據地等原則問題上發生了分歧。

　　記者：客觀地寫出這些領袖人物的不同性格，及其在探尋中國革命之路中的分歧，《尋路》的整個創作過程都貫穿了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王朝柱：由于革命形勢瞬息萬變，這種原則分歧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且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先后導致了工農紅軍在湘南的失敗和南下粵東的失敗。尤其在陳毅兩次取代毛澤東為前委書記期間，嚴重地破壞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削弱了工農紅軍的戰斗力。對此，毛澤東先是堅持真理，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接著，當他感到無力回天的時候毅然決定辭職，上山養病。不久，陳毅自上海帶回中央要毛澤東復出的來信，朱德又真誠地說出“朱毛不分家，一分家就打敗仗”之后，毛澤東才同意復出，并召開了著名的古田會議，從理論上解決了長期爭論的建軍原則問題，從組織上對工農紅軍也進行了相應改組。

　　接著，毛澤東頂著中央數次下達攻打大城市的命令，和朱德、彭德懷等同志率領工農紅軍冒著嚴寒酷暑轉戰千里，克服千難萬險，取得了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偉大勝利。同時，毛澤東也在指揮反圍剿的戰爭中鍛造成一位杰出的軍事戰略家。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終于探尋出一條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之路。我們尊重歷史，就是實事求是。

　　記者：中華民族一路走來，其實一直在探路、尋路，不斷地向西方學習、向外國學習，但活生生的事實證明，照搬是不行的。《尋路》整個故事看下來，內容的核心聚焦在共產黨內部兩條路線的交鋒和斗爭，這次突破禁區的創新冒險，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革命道路的曲折艱難，也反映出中國共產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與勇氣。

　　王朝柱：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探尋中國革命之路的真實寫照：一條是教條式地照搬蘇聯十月革命，走城市中心暴動的道路，把中國革命引向失敗;一條是從中國實際出發，逐步地探尋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并把中國革命引向最后的勝利。

　　歷史是一面鏡子，可鑒古今，知興衰。就這個意義上講，第一代共產黨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帶領工農紅軍拋頭顱、灑熱血，演出的這部大劇，盡管艱難曲折，但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血淋淋的事實，通過自我凈化，實現了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共產黨歷經曲折能夠克服各種困難的重要優良傳統。對此，我們一定要慎記不忘。

　　記者：故事的終結往往就是新的開始。《尋路》中的經驗和教訓，對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中國夢——繼續探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是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的。您在這方面有哪些思考?

　　王朝柱：我想，重要的思考有三條：

　　第一條，道路決定命運。中國共產黨參加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為什么失敗了?因為那時的黨中央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走的是一條放棄領導權，不懂得“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完全為國民黨做嫁衣的錯誤道路;十年內戰——或曰土地革命時期搞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為什么全都失敗了，因為那時的黨中央頑固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城市中心暴動之路;同樣，白區的工作為什么會遭到百分之百的損失，撤到中央蘇區之后，中國工農紅軍又為什么會被迫退出中央蘇區，演出一幕“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毛澤東語)的長征?因為執行的還是這條“左”傾機會主義的道路。

　　對此，我們不能不問那時黨中央的負責人——尤其是從法國、蘇聯留學回國的領導者們，你們為什么會犯如此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呢?在我看來，這些同志大多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從小就不了解身處底層的農民，更不了解黑暗落后的舊社會，僅僅憑著一腔救國救民的熱情少小離家，遠赴他國求學。因此，他們很自然地只知外國先進，不知中國為什么落后?因此，他們回到祖國以后，很自然地會形成不顧國情，死死地抱定外國的強國之路，試圖一夜之間就把貧窮落后的中國變成蘇聯。可以想見，由他們這些言必稱希臘，口必說蘇聯的“客里空”領導中國革命豈能不敗?如果再聯想到他們說“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批評毛澤東倡導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否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等理論，又是何等的無知和可笑啊!

　　記者：正確道路之所以是由毛澤東開辟的，不是偶然的事情，他和那些住著高樓、喝著牛奶、吃著面包的人不一樣，他一貫重視調查研究、重視實事求是，對中國社會、中國農民有著深刻的理解和熱情。

　　王朝柱：誠如前文所述，毛澤東生在農村，成長在動亂的舊中國，他不僅了解我國的國情，而且更是熟悉中國不同階層的農民，加之他注重調查研究，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終于歷經長達五年的革命實踐，和他的戰友們一起在井岡山、贛南閩西中央蘇區探尋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正路，并取得了三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

　　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并向人們昭示了一個真理：革命道路的正確與否，決定著中國革命的勝負。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么不容易。因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

　　記者：那第二條思考呢?

　　王朝柱：第二條，就是想說說蛻變與重生。

　　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救國、救民于水火之中，一批又一批自譽為先知先覺者們爭相向西洋歐美諸國、向東洋日本游學，希望“竊取”所謂天火照亮黑暗的中國。這就是我國最早的知識分子。

　　說到知識分子，我很自然地會想到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意思是說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階級，他的社會活動必然依附在一個載體上。在電視劇《辛亥革命》中，我將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兩面性，即革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但他們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過又是十分復雜的特征揭示了出來。在動筆寫《尋路》之前，我又細心地檢點這些先知先覺回國后的革命經歷和下場，再次發現有些風云一時的先知先覺蛻變了，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成為反動統治者的幫兇;還有一些“竊火”者從容不迫地走上統治者的絞刑架或斷頭臺，他們的靈魂得到了升華和重生。如果我們把探尋中國革命之路比做一個熔爐，這些先知先覺有的經不起爐火高溫的冶煉，遂蛻變成一堆爐渣;有的就像孫悟空一樣煉成了鋼骨鐵身，火眼金睛。請看：

　　汪精衛曾是同盟會時期宣傳革命的筆桿子，后又是孫中山先生的文膽和接班人。但是，他一俟從政爭權，思想迅速地向著反動的深淵滑落，待到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他很快又變成了萬夫所指的頭號大漢奸。廖仲愷與汪精衛同是同盟會、國民黨的骨干，孫中山先生仙逝之后，廖仲愷因堅持孫中山先生親自制訂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遭到國民黨右派的暗殺。陳獨秀、李大釗同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時人尊稱為南陳北李。后陳獨秀蛻變為托派，被黨中央開除出黨。李大釗因在北平堅持革命，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送上絞刑架。

　　我在創作《尋路》的時候，也多次觸碰到這個議題，同是向西方“竊火”的先知先覺，王明卻蛻變成蘇聯攻擊中國的叛徒，而革命烈士惲代英、蔡和森等雖死猶榮，他們的精神化做了浴火重生的鳳凰，自由地飛翔在萬里長空。

　　記者：多年來國內外敵對勢力試圖顛覆中國革命史，用各種手段詆毀中國共產黨和革命先驅的形象，甚至公然為那些蛻變的人物開脫。《尋路》堅守唯物史觀，對種種逆流主動反擊，讓人欽佩。

　　王朝柱：從某種意義上說，蛻變與重生也是一種規律，一定會在不同的革命階段中發生。《尋路》雖然講述的是歷史，但啟示的是今天。就當今中國來說，既然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就必須沿著正確方向，堅持正確道路。在方向問題上，頭腦要十分清醒，一方面要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那些曾經借著改革開放叫得很響的先知先覺們，看他們之中有沒有人蛻變，或拿著外國的錢當間諜出賣國家的利益，或把貪污來的大筆錢送往外國的銀行……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改革開放不斷推進。

　　記者：再說說您的第三條思考。

　　王朝柱：第三條，就是理想與信仰。理想，是革命者為之終生奮斗的方向;信仰，是革命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誠如習近平同志所言：“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

　　為此，我創作的《尋路》就是要濃墨重彩地張揚革命的正氣，在每一位革命家的心中牢牢地插著一桿理想和信仰的大旗，光照千秋萬代，昭示革命自有后來人。請看：

　　周文雍、陳鐵軍相伴走向刑場，向世人宣示舉行刑場上的婚禮;楊匏安寫下“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的絕命詩，從容地走向敵人的刑場;楊度在實現了“但哦松樹當公事，愿與梅花結后緣”的理想大愿之后，又揮毫寫下這首自挽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后來人”，遂安詳地駕鶴西去;同樣，惲代英、蔡和森、彭湃等烈士都是高喊著“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等革命口號從容就義的。

　　記者：正如許多評論所說，《尋路》傳遞的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一種信仰。周恩來曾說過，一個共產黨人只要在生活上放縱自己，就等于被敵人在精神上打開了缺口。很多觀眾說，劇中20多位革命先驅無不是因叛徒出賣而犧牲，而叛徒們背叛革命，無不從放棄信仰開始，放棄信仰又無不從追求奢靡的生活開始。

　　王朝柱：正因如此，《尋路》重筆寫了革命隊伍中失掉理想和信仰的叛徒。當革命處于低潮時，他們在生死的考驗下，利益的誘惑下，一個個無恥地出賣革命，出賣同志。事后追論，貪圖安逸，生活腐化，是他們政治上墮落的開始。如黨的總書記向忠發把見情婦置于黨的利益之上，終被敵人逮捕;顧順章玩女人，抽大煙，違背黨的紀律耍魔術，終落入敵人的手中。如果沒有錢壯飛同志破譯密碼，設在上海的黨中央就一定會被敵人破獲。這是何等嚴重的教訓啊!

　　時下，隨著改革大潮的沖刷，黨的一些高級干部腐化墮落，相繼落馬，在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由此對照現實，電視劇《尋路》的播出，具有一種強烈的警示意義，使人民群眾對中央從改進作風入手，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必將有更深入的理解。

　　記者：忽然想起《尋路》結束時氣勢磅礴、催人奮進的旁白：這五年我們走得不容易，光有正面經驗不行，還要有反面教訓，而這反面教訓付出的代價太大了。真理是不可戰勝的，但探尋真理的路是坎坷崎嶇的。今天，我們同樣經過艱辛探索，終于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認識過去，鑒知今天，如何能在不斷的尋路中少走一些彎路，就是作品的意義所在。

　　王朝柱： 我積30年之寫作經驗和教訓，深深感到，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作品的吸引力影響力一定要加強，使其贏得更多年輕觀眾的喜愛。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泱泱大國的年輕一代理應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感興趣，重要的是如何打通歷史和今天的時空。換言之，劇作家必須把歷史當作逝去的橋墩，把現實當作今日的橋墩，在空中架起一座穿越時空的精神大橋，藝術地完成歷史和現實的溝通。如果觀眾能從劇中感知到創作者的用心，感知到中國革命和中國道路的內在關聯，感知到中國道路的歷史脈絡和未來走向，并受之感召自覺自愿付諸行動，那這部劇的目的就達到了。

　　記者：十分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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