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路”一九三二

　　——吹毛求疵評《尋路》 (之六)

　　《尋路》一九三二，竟然只有一集，1932年初打贛州(一月至三月)、打漳州、然后直接到了寧都會議結束。為什么這樣急切草草收場，如果以鳳頭、豬腹、豹尾的結構來看，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在此作為大結局。這樣的結局無疑是個兔子尾巴。竊以為中國共產黨“尋路‘的歷程來看，至少應該在遵義會議之后，完成了四渡赤水之戰，才算真正找到了正確的路。因此從《尋路》這個標題來看，紅軍到寧都會議結束時，顯然還只是一個斷頭路。

　　《尋路》為什么選擇寧都會議這個時段結束不得而知，竊以為這不是一個長篇電視連續劇的結局，因為紅軍還在“尋路”當中。或者說這個電視劇的名稱它不該叫《尋路》。從《紅色搖藍》編劇的角度看來，其實紅軍還處在“搖藍”之中。應該說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之后都還在“尋路”。用一集來交待一九三二年無論如何都是不夠的。我認為在結尾部分存在如下下一些問題：

　　一、一九三二年的寧都會議之前和之后都有一些重大事件值得重點交待。在一九三二年中的大戰役有：商潢戰役(32年1月13日，紅四方面軍)、贛州戰役、漳州戰役、蘇家埠戰役(1932年3月下旬，紅軍第四方面軍)、潢光戰役(1932年6月，紅軍第四方面軍)、南雄水口戰役、樂安宜黃戰役(1932年8月28日)、金溪資溪戰役(1932年11月16日)是寧都會議后毛澤東被撤職后的第一戰。紅軍擬集中主力尋戰于敵人重兵集團之間，企圖“先發制人”，根本打破敵人的“圍剿”，不僅未能達到目的，反而消耗和疲憊了自己，失去了反“圍剿”準備的寶貴時間。《尋路》在這一年中，只用一集選擇了贛州戰役、漳州戰役兩場戰役及寧都會議進行演繹。由于時長關系顯然捉襟見肘。 但是基本上說明了兩個觀點：

　　一是左傾路線硬打贛州并沒有取得勝利。《尋路》在1932年初，以王明為首的“左傾路線”占據統治地位，發布“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批判“游擊主義”。多次命令紅軍進攻贛州城，再奪取吉安、南昌、九江等城。贛州是當時贛南的經濟中心，人口約4萬人。然而紅軍內部存有不同意見，其中毛澤東認為紅軍裝備差，不宜進攻贛州，朱德也不贊同發動此次戰役。周恩來抵達蘇區后，聽了毛澤東等的意見后，也認為時機不成熟，向中共臨時中央提出不打的建議。但遠在上海的博古既不懂軍事，也不了解實際情況，仍堅持紅一方面軍進攻贛州。實踐證明毛澤東的看法是正確的。3月8日，中革軍委意識到了攻克贛州已成為不可能，下令撤圍贛州。至此，歷時33天的贛州戰役以紅軍慘敗結束。

　　二是毛澤東提出紅軍東路軍應“直下漳(州)泉(州)”的建議是對的。毛澤東攻克漳州的事實粉碎了事前人們說毛澤東“只會關門打狗，不會攻城。”的說法。大長了紅軍的志氣。這兩次戰役有許多經驗和教訓，但這兩次戰役放在一集中表現，顯然不可能敘述清楚。

　　不過最近重新調出《紅色搖藍》來看，從《紅》劇22集起到29集對紅軍第四次反“圍剿”和第五次反“圍剿”敘述得比較詳細，確實比《尋路》寫得好多了，《尋路》要想超過或不太容易，不似1928至1930年有一些新內容。其實就一般而言，《尋路》到此為止也還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下面部分王朝柱先生以前的《長征》完全可以接上了。但是，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長征》寫得太粗。

　　二、游行反對內戰是反誰？劇中沒有交待清楚，會使觀眾感到不解。1932年1月28日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復出，劇中出現"蔣宋秀恩愛"慶祝二次復出的時候，背景中有游行并呼口號“反對內戰，一致抗日!”。有人提出，這時，第三次反“圍剿”在“九一八”事變前已經結束，1932年初正是紅四方面軍徐向前、陳昌浩發起商潢戰役，中央紅軍打贛州的時候，游行反對內戰是反誰呢?這幾秒鐘的畫面是什么意思?是表示蔣介石反對王明?還是全國人民反蔣?編者要傳達的是什么意思?許多觀眾感到不解認為不對，這里主要是背景沒有交待清楚。一九三二年蔣介石沒有“圍剿”紅軍嗎?在《尋路》以及與其他劇目一樣，由于沒有涉及紅四方面軍，所以給人的映象是“九一八“以后蔣介石便沒有圍剿紅軍了。甚至有觀眾認為，“九一八”后共產黨不但不抗日還打內戰。竊以為，所謂“史詩性的劇作”，應該是系統的，全面的給觀眾一個交待，以正視聽。

　　一是國民黨從來沒有停止剿共。1931年11月，紅四方面軍成立，下轄紅四軍、紅二十五軍，共三萬人，徐向前任總指揮兼第四軍軍長。而此時蔣介石開始組織針對鄂豫皖蘇區紅軍的第三次“圍剿”戰爭，并派十五個師圍攻鄂豫皖蘇區紅軍。徐向前首先組織黃安戰役，采用圍點打援戰術圍困第69師駐扎的黃安，并成功圍攻第33師全部及31師一部，之后攻下黃安，殲滅俘獲一萬五千余人，活捉69師師長趙冠英。1932年初，徐組織商城潢川戰役，重創湯恩伯的國軍第2師，并攻占商城。3月指揮蘇家埠戰役，繼續采用圍點打援戰術，全殲國民黨第7、46、55師，殲滅3萬余人，活捉皖西剿共總指揮厲式鼎。6月，第四方面軍發動潢川光山戰役，擊潰張鈁的第二十路軍，殲滅近萬余人，紅四方面軍取得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完全可以證明“九一八”以后蔣介石雖然下野，但圍剿紅軍并沒有停止。只不過沒有主動組織圍剿在江西的中央紅軍罷了。因此，停止內戰的口號“可以有”。

　　二是共產黨最早表態堅決反對日本侵略中國。1931年9月2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北三省事件宣告》、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州事變的決議》、1932年4月15日中國共產黨發布《對日戰爭宣言》。1934年夏，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擴大對華北的侵略，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以紅7軍團組成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立即向閩、浙、皖、贛邊出動，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以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同時同時制作《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中國能不能抗日?》及《擁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口號》等宣傳材料。共160萬份，供紅7軍團北上沿途宣傳和散發。

　　三、 作為“史詩性”的電視劇，重要的戰役“水口圩之戰”不應忽略。這個戰役一向被認為是毛澤東一生指揮失誤之戰，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曾經作為教訓提到過，這次戰斗與1931年的應該是一個重大事件：

　　1932年6月，中央軍委命令紅一、五軍團回師贛粵邊，準備痛擊粵軍。由朱德任總司令，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毛澤東隨一軍團行動。1932年7月8至10日3天2夜，雙方傷亡慘重，作戰雙方出動兵力共3萬多人。其中紅軍方面有五軍團的十三軍、三軍，一軍團的十五軍、十二軍及江西獨立師第三師、第六師及三軍團的第七軍，共1.8萬紅軍與敵軍1.5萬多人，形成這場惡戰，雙方損失很大。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講到：“1932年7月廣東南雄縣水口圩地區打陳濟棠的作戰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如像水口圩一類的仗，本來一般算作勝仗，而且還算作大勝仗(擊潰陳濟棠10個團)，然而我們歷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說它是敗仗，因為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在我們看來是很少意義的。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水口圩戰役”與一九三一年“高興圩戰役”被當今學者歸為毛澤東一生指揮(150多次戰役、戰斗)失誤的“四次敗仗”之中(另兩次是指遵議會議后的土城之戰和魯班場之戰。)兩場戰役。我們認真分析可以看出，所謂毛澤東一生指揮“失誤”的這些戰斗，其實在一般意義上講不能算失敗。如果我們能證明那兩場戰役也不是指揮失誤的敗仗的話，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毛澤東思想是真正意義上“戰無不勝”的(請看《續〈尋路〉一九三五》。

　　四、寧都會議為什么解除毛澤東軍權原因沒有講清。《尋路》跳開水口圩戰役，直接寫到了寧都會議，在一集中交待這么多內容，不管怎么講都會認為收尾 太急了。而且寧都會議的時間已經是1932年10月3日了，并且寧都會議為什么要解除毛澤東的軍權也沒有說清楚。其實有些情況改用文字說明就很容易說 清楚。

　　五、需要敘述的一九三二年的重大事件。1月2日，日軍攻占錦州，中國東北三省全部淪陷。

　　1月12日，日軍在青島登陸。

　　1月28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一.二八"抗戰爆發。

　　1月30日，國民政府遷都洛陽。

　　3月3日，第十九路軍撤退，淞滬戰事結束。

　　3月，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來華。

　　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發表直接對日作戰宣言。

　　5月 5日 中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21日 蔣介石就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6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為基本國策。

　　6月16日，蔣介石為推行其“攘外必須安內”的發動方針，親任“剿共總司令”，糾集63萬兵力，開始對各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軍事“圍剿”。 湘鄂贛蘇區是他們重點剿區之一。

　　結尾的話

　　中國共產黨《尋路》一九三三年的情況，在《紅色搖藍》的22集到29集表現比較充分，或許是《尋路》不想重復的原因。中國共產黨《尋路》一九三四正是《長征》開始的時間。故這兩年的“尋路”或許“可以沒有”。

　　但是竊以為《紅色搖藍》拍得較深刻，但不知為什么只到長征開始便結束了，而《長征》雖然從第五次反“圍剿”的1934年開始，但由于《長征》描寫的內容過多，線條比較粗，主要存在如下下問題：

　　一是紅軍在貴州寫得過簡。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最重要的是1935年，紅軍長征在貴州的時間是4個半月左右，是長征的重要部分，中央政治局在貴州召開了如此眾多的重要會議，作出了許多重要決議如 “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茍壩會議”、“ 扎西會議” 還有“四渡赤水”、“土城戰役”、“魯班場戰役”、“婁山關戰役”《長征》則寫得比較簡略。至今紅軍在貴州的這四個多月的時間里，似乎還是黨史中的研究空白。在影視作品上，雖然過去拍過“四渡赤水”、“強渡烏江”但囿于當時對資料的掌握及拍攝手法，都拍得比較粗糙。

　　二是二局在貴州的重大作用沒有體現。由于過去指揮作戰都是用電話，但到了貴州后，指揮不方便，主要是用電臺，而蔣的中央軍和地方軍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因此，電臺聯系成了唯一手段。毛澤東曾說過，二局是黑夜走路的燈籠,我們是打著這個燈籠長征的,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如果沒有二局，長征是否能順利到達陜北都很難說。其實最關鍵的是在貴州時情況比較嚴峻。而在《長征》中對二局的評價，只有朱德說了一段話。

　　既然《尋路》解密描寫了錢壯飛的歷史作用之后，沒有理由不描寫曾希圣、錢壯飛在第三、四、五次反圍剿及遵義會議前后的重大作用。沒有理由不描寫在中國共產黨“尋路”過程中“黑夜走路的燈籠”。同時對紅軍有重大貢獻的錢壯飛同志遇飛機轟炸，犧牲于南渡烏江后的貴州息烽九莊，也應該作歷史交待。竊以為這種實事求是的描述并不會有損以毛澤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象。

　　四是忽略了貴州地下黨在四渡赤水中的作用。當時由于土城戰役在破獲敵電臺密碼上出現問題和困難(將4個旅錯譯為四個團)，潘漢年到貴陽找到貴州地下黨領導人，希望想法獲取黔軍秘碼。貴州地下黨領導人林青、秦天真、繆正元等人，即時通過在國民黨軍103師少將參謀長黃大陸智取國民黨、黔軍密電碼(秘密 通訊代碼)、作戰地圖、航空標識等，及時送交黨中央。當時沒有這些密碼及時破譯敵電，要沖破敵人的40萬正規軍的圍追阻截是很難辦到的。

　　五是對土城戰役和魯班場之戰缺乏深入研究。長期以來，對于土城戰役的研究大多迷信專家的結論(如元江之流)，沒有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和深入分析，許多研究者甚至沒有見過二局破獲的國民黨軍隊圍追紅軍，在貴州期間的電報(302封)或許也沒有看過紅軍當時內部電令和電報，許多結論都出于猜測，或是不是很真實的回憶錄，甚至是文學作品。“土城戰役”是“投石問路”的一招。主動打擊尾隨之敵，使川軍知道紅軍的戰斗力，使蔣介石“口袋”提前暴光，避免了重蹈石達開“四渡赤水”的覆轍。

　　從歷史經驗和教訓上說，我們往往沒有注意研究過石達開的“四渡赤水”。蔣介石和毛澤東也不可能不知道那一個“四渡赤水”的歷史故事(蔣介石想重現歷史，舍不得放棄他的“臥槽馬” 40萬大軍全部放在黔北，毛澤東則是運用歷史教訓進行“聲北圖南”，這就是為什么紅軍在‘三渡赤水’時要大張旗鼓地宣揚打過長江去的原因)。如果知道這些歷史我們完全明白 “魯班場之戰”是要完成什么樣的任務。

　　六是對遵義會議內容缺乏研究。遵義會議開了三個晚上，講了些什么?一般而論，說是由于會議記錄的缺失，內容不詳，只有陳云在蘇聯的匯報提綱，和張聞天的報告和會議大概程序。其實這么重要的會議，這么重要的歷史文獻怎么能夠缺失???只是我們在研究有時候沒有留心罷了。我認為會議內容應該如此，第一天晚上主要是圍繞第五次反“圍剿”的教訓提出批評，第二天晚上主要是對過去反“圍剿”的經驗進行總結，第三晚上的內容主要對中國革命戰爭前景和戰略方針提出設想(具體請參見陳云有關論述)。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會上有一段三百多字的發言，這一段充滿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的論段，正是英國將軍苦苦尋求的“打開世界戰爭寶庫的金鑰匙”，也是他指揮中國革命戰爭從未失敗過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獲得中央領導集體的認可不是，什么“擔架上的陰謀”，而是在會議上他手里拿的那份發言提綱。

　　總之中國共產黨的“尋路”過程，應該說在1935年的“尋路”貴州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此我認為這一段歷史《尋路》應該有。

　　東方春曉

　　2013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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