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創作規律而言，一切有歷史責任感的嚴肅作家、劇作家在進行構思和創作新的作品的時候，都會發出這樣的自問：為什么要寫這部新作，如何才能寫好這部新作?我在構思創作每一部文學、戲劇或影視作品的時候不僅要發出同樣的自問，還要經歷長期而又痛苦的深思熟慮，方可動筆。

　　大型電視連續劇《尋路》播出以后，不少人問我：你為什么要把這段極其復雜的歷史搬上屏幕，并冠以《尋路》的片名?《尋路》，顧名思義，探尋中國革命之路。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為探尋中國革命之路前仆后繼，用生命和鮮血鋪成了一條紅色之路。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繼承了中華民族這一光榮的革命傳統，成千上萬的中國共產黨人無怨無悔地倒在了這條革命大道上，用生命和鮮血將這條紅色之路染得更紅。

　　《尋路》，就是這條長長的探尋中國革命之路中的一段：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至寧都會議，短短的五年，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歷經千難萬險，九死一生，終于探尋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大道。這五年，給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啟示，是一筆了不起的精神財富。我想用一顆真誠之心去認識、歌頌這段歷史，歌頌帶領人民創造這段歷史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革命前輩。

　　這就是我寫《尋路》的緣起，同時也是這部劇的魂。

　　《尋路》的歷史啟示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尚處在幼年時期，絕大多數成員對馬克思主義知之甚少，對未來建設一個夢想中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則更是茫然——因為在他們每個人的心中，只對社會主義天堂蘇聯有著美好的憧憬。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時絕大多數的共產黨人只是憑借一腔救國救民的熱情，在虔誠地進行著所謂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更為可笑的是，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并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卻又手握尚方寶劍，對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改組賦予生殺大權，對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更是說一不二，他們就像是《西游記》中張開五指的如來佛祖，主觀地操控著唐僧去西天取經那樣，嚴厲地操控著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

　　歷史發展有著自身的規律，這不可抗拒的規律一定要懲罰尚未認識規律的人。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天真地認為蔣介石是革命的，真誠地歡迎他為總司令。令共產黨人猝不及防的是，蔣介石突然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聲喊著“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個”的反動口號，對中國共產黨人發動了瘋狂的大屠殺。這時，也惟有在這時，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才會悲愴低吟：“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

　　中國革命向何處去?遠在莫斯科的第三共產國際武斷地下達了命令：中國共產黨人必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大江南北、黃河上下舉行城市暴動，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啟了長達近八年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待到李立三“左”傾路線在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之后，竟然認為革命高潮不僅能馬上普遍到全國，而且還荒唐地認為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又將掀動世界的高潮。他除去以中央名義發出《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還公然提出會師武昌、飲馬長江、直搗黃龍的可笑口號。結果，導致了全國白區百分之百、蘇區百分之九十的大失敗。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我黨著名領導人有楊闇公、汪壽華、鄧培、陳喬年、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向警予等數十人;從1927年3月到4月，前后走向刑場的中國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超過12萬人，從當年5月到11月被殺害的革命者有16萬8千多人。如果再加上在李立三、王明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下犧牲的革命烈士和工農群眾、革命學生何止百萬計啊!我想這些長眠地下的英靈一定會大聲疾呼：在中國搞城市中心暴動是條葬送中國革命的死路!

　　但是，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撞了南墻還不回頭，繼續派遣在蘇聯學習并忠誠于共產國際路線的留學生回國，頑固地執行城市中心暴動的道路。他們不僅在黨的中央機關公開地大搞教條宗派式的結黨營私，而且還無情地打擊遠在井岡山、贛南和閩西等地努力探尋中國革命之路的毛澤東等同志。

　　說到毛澤東，我很自然地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古語。他的出身、學養以及豐富曲折的革命經歷，養成了他獨立思考，不迷信權威，只相信真理，敢于抗上的叛逆性格。因此，當大革命失敗之后，他斷然謝絕了瞿秋白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好意，堅定地說了這句史有所記的話：“我不愿意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愿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好漢。”從此，毛澤東站在“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革命起跑線上，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探尋中國式革命道路的歷程。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探尋中國革命之路的真實寫照：一條是教條式地照搬蘇聯十月革命，走城市中心暴動的道路，把中國革命引向失敗;一條是從中國實際出發，逐步地探尋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并把中國革命引向最后的勝利。

　　《尋路》的現實意義

　　歷史是一面鏡子，可鑒古今，知興衰。就這個意義上講，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帶領工農紅軍拋頭顱、灑熱血，演出的這部大劇中的經驗和教訓，對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中國夢——繼續探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其一、道路決定命運。習近平同志曾語重心長地講了這樣一段話：全黨同志必須牢記，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中國共產黨參加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為什么失敗了?因為那時的黨中央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走的是一條放棄領導權，不懂得“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完全為國民黨做嫁衣的錯誤道路;十年內戰或曰土地革命時期搞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為什么全都失敗了，因為那時的黨中央頑固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城市中心暴動之路;同樣，白區的工作為什么會遭到百分之百的損失，中國工農紅軍為什么會被迫退出中央蘇區，演出一幕“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毛澤東語)的長征?因為執行的還是這條“左”傾機會主義的道路。

　　對此，我們不能不問那時黨中央的負責人——尤其是從法國、蘇聯留學回國的領導者們，你們為什么會犯如此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呢?在我看來，這些同志大多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從小就不了解身處底層的農民，更不了解黑暗落后的舊社會。他們僅僅憑著一腔救國救民的熱情少小離家，遠赴他國求學，很自然地只知外國先進，不知中國為什么落后。因此，他們回到祖國以后，很自然地會形成不顧國情，死死抱定外國的強國之路，妄圖一夜之間就把貧窮落后的中國變成蘇聯。可以想見，由他們這些言必稱希臘、口必說蘇聯的人領導中國革命豈能不敗?如果再聯想到他們說“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批評毛澤東倡導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否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等理論，又是何等的無知和可笑啊!

　　毛澤東生在農村，成長在動亂的舊中國，他不僅了解我國的國情，而且更是熟悉中國不同階層的農民，加之他注重調查研究，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終于歷經長達五年的革命實踐，和戰友們一起在井岡山、贛南閩西中央蘇區探尋出了一條革命正路，并取得了三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并向人們昭示了一個真理：革命道路的正確與否，決定著中國革命的勝負。但正確的道路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實事求是的思維方法和思想路線才是找到正確道路的關鍵。

　　其二、理想與信念。理想，是革命者為之終生奮斗的方向;信念，是革命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誠如習近平同志所言：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為此，我創作的《尋路》就是要濃墨重彩地張揚革命的正氣，因為在每一位革命家的心中都牢牢地插著一桿理想和信念的大旗：廖仲愷因堅持孫中山親自制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遭到國民黨右派的暗殺;李大釗因在北平堅守革命，被送上絞刑架;周文雍、陳鐵軍相伴走向刑場，向世人宣示了刑場上的婚禮;楊匏安寫下“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的絕命詩，從容赴死;楊度在實現了“但哦松樹當公事，愿與梅花結后緣”的理想大愿之后，又揮毫寫下自挽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后來人”，遂安詳地駕鶴西去。

　　如果我們把探尋中國革命之路比作一個熔爐，有的就像孫悟空一樣煉成了鋼骨鐵身，火眼金睛;有的則經不起爐火高溫的冶煉，蛻變成一堆爐渣。《尋路》重筆寫了革命隊伍中失掉理想和信念的叛徒。他們在生死的考驗下、利益的誘惑下，一個個無恥地出賣革命，出賣同志。事后追論，貪圖安逸，生活腐化，是他們政治上墮落的開始。如黨的總書記向忠發把見情婦置于黨的利益之上，終被敵人逮捕;顧順章玩女人，抽大煙，違背黨的紀律耍魔術，終落入敵人的手中。這是何等嚴重的教訓啊!時下，隨著改革大潮的沖刷，黨的一些高級干部腐化墮落，相繼落馬，在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我想，電視劇《尋路》的播出，使人民群眾對中央從改進作風入手，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必將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作者：電視劇《尋路》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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