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國以來矛盾重重、糾結錯雜的歷史中，1957年的反右運動可以說是最令知識分子痛心的 “創傷性體驗”。文學史將它敘述為對知識分子的“圍剿”；而九十年代涌出的各種回憶錄更在具體而微的個人經歷上點染著纏綿怨懟的情緒，將這個規模浩大的運動視為對集權力量對脆弱個體的一次迫害。　　

在滿腹委屈的知識分子們看來，甚至反右前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不過是一次短暫的“早春”的回潮（見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目的不過是為了“釣魚”以便更好地“誘而殲之”。“鳴放”前的知識分子在經歷過“肅反”等運動之后，本就存在著一些顧慮和猶疑，遲遲不敢發表言論。而1957年5月討論的氣溫漸次升高后，由熱烈的鳴放、揭批驟然轉為6月初對右派分子的清算，更使人們在后設的敘述中堅定了對這一“陽謀”的深惡痛絕（見徐鑄成《“陽謀”——1957》）。在迄今為止的各種回憶和史家的敘述中，雖然這次運動的罪責名義上僅僅在于它的“擴大化”，但進行反右運動本身的合法性始終處在一個曖昧不明的地位上。1956年的雙百方針是否有它獨立的意義，1957年的那次整風是否必要，一切都因為反右運動這個說不清道不明的“過失”而抹煞了。　　

然而，任何敘述都有它本身的意識形態性。如果我們注意到，對反右運動做出各種回憶和梳理的始終是這些受它迫害最深的人們，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作為知識分子群體的特定敘述對象所具有的某種局限性。當它作為某種歷史證據出現時，究竟是為了證明曾經的慘烈的“左禍”，以認同當下資本主義化了的中國現實；還是作為受難者的一個墓碑，以彰顯某個群體的圣潔，這是我們通過材料來回顧當年的運動時所必須謹慎的。因此，我認為應該跳出“知識分子”的框架而從更大的環境來審視它（事實上，洪子誠的《1956百花時代》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恰恰忽略了知識分子與民主黨派身份重合這一關鍵的政治事實）。盡管它在知識分子的歷史上確實是一個難以抹卻的傷痕，但只有把它還原為一個政權建立之初為了鞏固自我而進行的各種整肅運動中的一個，把它與當時廣闊的政治、經濟現實聯系在一起，才能得到一個更客觀、更符合歷史真實的面貌。我認為，1957年的反右運動，連帶之前的整風運動和1956年的雙百方針，是毛澤東為了鞏固工農政權而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一次嘗試。1957年4、5月鳴放期間出現的知識分子反戈奪權的傾向使毛澤東不得不采取扼止、壓制的措施，來穩固工農在思想上的領導權。

 作為工農政權的建設者，毛澤東十分重視工農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作為知識分子出身的毛澤東，并不因為自己是讀書人而看輕工農，相反，他因為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和由此所掌握的權力、所接觸的資源，從而更深刻地同情那些在歷史上長期被壓抑的集團——那些無法發出自己聲音的弱勢群體：工人、農民和其他無產者。在古代，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不曾為他們言說；在近現代，資產階級財團掌握的報刊媒體更不會為他們言說。他們沒有條件接受教育，因而不識字，不看書，無法了解外界信息亦無法通過任何媒介表達自己。他們是歷史上默默無聲的一個龐大的群體，卻又蘊藏著驚人的能量。毛澤東是發掘這能量的第一人，從而也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政權——這群無聲無息也就因此而“無智無識”的無產者為主體的政權。

在思索如何鞏固這個工農政權的問題時，毛澤東以其知識分子的敏感提出了一個獨有的解決方案——奪取“話語權”。他要讓他們發出聲音。他要推翻長期以來知識分子或者說士大夫階層在話語上的壟斷地位，而讓工農掌權。當這種意圖以一種淺顯明了的語言表達出來，便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看似武斷而無理的“文學為階級、政治服務”的論斷。他之所以再三再四地勒令知識分子與工農兵打成一片，下鄉改造，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為了讓這群掌握了“文化”的人能夠為這個工農政權服務。與此同時，他致力于提高無產者的文化水平，讓這個群體成為有智識的人。“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的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理論家的隊伍。”[1]1949年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一系列為服務工農為宗旨的教育措施被提了出來，掃盲教育，辦工農速成學校，創辦中國人民大學，培訓工農干部，辦理工人業余補習教育，體現了中央強烈而鮮明的“使勞動人民知識化”的意圖。

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起“馴化”作用的主要就是教育、傳媒、文化幾個領域。[2]因此，在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過程中，如何讓統治階級——工農無產者的“意識”貫徹并主導于這些國家機器中，便成為最重要的問題。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性，他在1957年3月12日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道：

“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3]　　

他在1957年2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問題》中也說道：

“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4]

可惜的是，奪取政權后的無產者們兩手空空，大字不識，對如何掌控新聞傳媒、學校教育以及如何寫作文學作品一無所知。建國以來這些文化事業大部分掌握在知識分子，亦即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的手里。建國之初的高等學校，除了部分在老解放區干部學校、革命大學的基礎上建成以外，大部分是由國民黨遺留下來的高等學校以及接受外國津貼的教會大學，中學也大多是在舊有的公、私立中學和教會中學的基礎上加以維持、整頓、改革而成的，舊有的教職人員幾乎全部留用。[5]雖然開設了馬列主義課程對師生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但要真正把他們從舊有的階級意識扭轉到與工農同一，還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而如果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掌權的仍是資產階級，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政權的穩固。毛澤東說過：

“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延安辦報，歷史也很短，全國性辦報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全國有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其中的共產黨員不過是一個小指頭。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半真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至于具體的科學技術，比如地質學，共產黨是不懂的。”[6]

因此，在短期內缺乏有文化的工農知識分子的情況下，只好通過對已有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來進行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的轉移。“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我們的報紙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們的文學藝術家，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我們的教授、教員，都在教人民，教學生。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在這個社會制度大變動的時期，尤其要先受教育。”[7]“中國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人數雖少，但是他們有近代文化，我們現在還是要團結他們。”[8]　　

為此，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就是在農業合作化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完成后，在文學藝術領域進行的一次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整風運動，也是為了在意識形態領域實現階級性質的轉變而發起的。他說：

“民主黨派、教育界、新聞界、科技界、文藝界、衛生界、工商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各階層、手工業工人和其他城鄉勞動者，都應當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城鄉獨立勞動者），特別是富裕中農，也是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工人階級和黨的基本隊伍，則是整頓作風的問題。”[9]

對于這次改造，毛澤東說道：“我們準備用這個放的方針來團結幾百萬知識分子，改變他們現在的面貌。”“知識分子的問題首先是思想問題，對于思想問題采取粗暴的辦法、壓制的辦法，那是有害無益的。知識分子的改造，特別是他們的世界觀的改變，要有一個長時期的過程。我們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長期的、耐心的、細致的工作，不能企圖上幾次課，開幾次會，就把人家在幾十年生活中間形成的思想意識改變過來。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10]

因此，毛澤東的辦法就是通過“放毒草”，使知識分子的各種意見充分表達出來，通過大家的互相辯論，彼此爭鳴，讓錯誤的看法和正確的看法公開較量，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更加深入人心，使知識分子在思想認識上更加認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要靠自己的理論的力量，靠自己研究的成果，來說服非馬克思主義者，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豐富馬克思主義的內容。”“黨的任務，馬克思主義的任務，就是要用講道理的辦法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種種表現進行適當的有說服力的批評，以便幫助知識分子更快地進步。……因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只能幫助而不是妨礙馬克思主義的發展。”[11]　　

因此，百花齊放所針對的文學領域和百家爭鳴所針對的學術領域，正是為了讓知識分子發表意見而提供的爭辯、討論的平臺。于是，在1956年末至1957年5月，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知識分子開始通過在各種期刊、報紙撰寫雜文、小說、評論來表達自己的聲音。這期間，以《人民文學》、《文匯報》、《文藝學習》等報刊為代表的一些出版物成為了發出知識分子聲音主要陣地。《人民文學》和《文藝學習》主要發表在文學上擺脫教條主義的嘗試，開始嘗試多樣化的題材和風格。《文匯報》則聚焦于學術界和文化藝術界的動態，密切關注和追蹤各種學術會議，并開辟專欄討論電影、戲劇、出版業、高等教育事業的問題及改革方案。[12]

春冰初渙，知識分子在發表意見之初的確提出了不少建國以來在思想文化領域存在的問題，如院系調整時不考慮教授的意見，高等教育部調整教學大綱的混亂，對圖書資料的搶救和整理工作不夠，器材設施的缺乏，年青黨團員對教授的不信任、不尊重，以及黨員作風的刻板僵硬、以及部分積極分子的謅上媚下造成的人事傾軋和宗派主義等。這其中，有著毛澤東所批評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有害作風。但也有些問題的提出，是知識分子所不能理解毛澤東的文藝政策的一部分，如在知識分子中間強調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是通過改造小資產階級思想而轉移文化領導權的措施，壓制資歷高的非黨知識分子而對能力不強的年青黨團員加以提拔并選派出國，實際上體現了把工農培養成知識分子的迫切愿望（因為當時能夠入黨的人大都是工農出身）。

隨著鳴放的深入開展，各地座談會的頻繁召開， 人們的發言開始尖銳地指向單位的各級行政領導，并對他們文化水平不高這一事實產生了不滿。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事實。據有關資料，從1949年到1959年，干部隊伍迅速擴大，由90.8萬人增長到976.8萬人，其中機關干部達到281.6萬人，占干部總數的28.8%；事業企業單位干部695.3萬人，占干部總數的71.2%。而干部增加的來源，主要是軍隊轉到地方的干部和政府分配的學生，此外還有吸收的工農干部。[13]工農干部被分配到文化部門領導工作是當時普遍存在的事實。這也體現了毛澤東的宏大理想——“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全體人民，人人都要懂得這個任務，人人都要努力學習。有條件的，要努力學技術，學業務，學理論，造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新部隊。”[14] 遺憾的是，當時工農干部的領導工作存在著缺陷。一方面主要是建國以來忙于三反、五反和經濟建設，忽視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當時國家成立之初，重視行政命令的集中和自上而下的領導，而初入文化藝術部門的工農兵干部由于文化水平不足，很難給以業務上的指導，因此原有的知識分子開始產生不滿。在歷次關于電影中，人們所反映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在組織制度上過分強調統一和集中”，而大大約束了和忽視了電影的特點，[15]在戲劇的改革上，也提出讓各級文化行政部門改變過去的領導方法，把“放”的權利交給藝人，依靠藝人，決定上演的劇目不得以行政命令或變相禁演手段干涉劇團上演。[16]

而隨著鳴放的漸次開展，知識分子的不滿不再僅僅指向單位或制度本身，而是指向領導個人。各種嘲諷、攻擊的言論也開始出現。

“領導派來的導演，不懂滬劇；排演時，總是叫我們再來一遍，可是又提不出意見，弄得我們筋疲力盡。”[17]　　

“本單位領導是一位轉業干部，不熟悉技術，采用簡單化的方式領導工作，并提出“設計工作寧返不誤”的口號，在缺乏地質等十分重要的資料時，也就根據“假定”進行設計，有時就造成全面返工。”[18]　　

“領導不懂業務，又不虛心學習，假充內行。有一位黨支部書記去聽歷史教師的課，聽到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工人向資產階級要求建立社會共和國的，對教師說：“你侮辱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怎么會向資產階級提這種要求。”逼得教師只好把書翻給他看。”[19]　　

“廠里有的人卻只憑老革命的牌子被捧成了編輯，但這樣的編輯除去黨齡長，革命年齡長外，有的連標點符號都用不好，寫文章也是語法不通的。”[20]

“王文銳是一個經過革命鍛練的老干部，1952年10月調到水產學院負責行政和黨的領導工作。……把水產學院的工作抓在自己的手里，獨斷獨行，不和群眾商量，不懂裝懂，濫用批評，使教師們無所適從。張友聲教授在講義中寫了“土產”兩字，他莫明其妙地說這是帝國主義思想。在講義中寫了羅馬字，他不認識，以為是阿拉伯字，又錯誤地批評這是資產階級思想，令人啼笑皆非。”[21]

“有一些不學無術的黨員領導，卻要硬充好漢。如有一位黨員教導主任聽了語文課后，竟向教師提出不能說作者刻畫人物，而要說描寫，因為他的理解刻畫就必須用刀子！”[22]

不僅有關座談會的報道上記錄了這樣的言論，一些諷刺意味很濃的話語也在評論文章和一些雜文中出現：

“有這樣一些人，他們錯認為自己革命有功，有功就應當居功自傲，應當恃功行事，得到比人豐厚的報酬，對于名譽、地位、待遇、享受等等，無不伸手向前。……這還不算，為的確保將這些將得或已得的“利益”，還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承認自己有功，不承認別人有功；把自己無能，冒稱有能，把有能夸大為多能、萬能，把別人的有能則視為無能，既是自大自滿，自然就沒有向別人虛心求教的意思了。”[23]　　

“一方面覺得我們革命革成功了，給你們包下來，才給你們飯吃的，……至于有些黨員領導同志，時常露出解放者的面孔，如說“要是他們再啰嗦，我就叫他們沒有飯吃”，如說“我們是靠革命吃飯不靠業務吃飯的”等等，那完全是功臣自居、居功自傲的態度，說是不要在黨群之內，筑成一堵高墻，這又哪里可能呢？”[24]

“有一次，丁經理作報告，他批判‘擺老資格’說：‘你還要擺老資格？我沒有擺你就擺了，我們來比比看，你們拿過槍嗎？打過日本鬼子嗎？’他自問自答地接著說：‘我拿過槍，打過日本鬼子，我還沒有擺，你就擺了！’”[25]

文教界的這些座談會和這些雜文大都登在《文匯報》上。這是一份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報紙，以徐鑄成為總編輯，以民盟的羅隆基、浦熙修為社長。建國后，文匯報以中小學校教員，大中學生，文化工作者，店職員和基層工作者為主要對象，并一度于1956年初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主持下與教育報合并，改為《教師報》。但在1956年4月在鄧拓等人的支持下再度復刊，定位為知識分子刊物。復刊后的文匯報沒有采用蘇式版面，而是采取西歐《法共人道報》的排版方法，版式活潑。其內容以報道科教文藝界的動態為主，重點突出知識分子關心的問題，大力介紹國內外文化、科學、技術新動向，副刊多為隨筆閑談，琴棋書畫，梅蘭竹霜，花鳥蟲魚無所不涉，充滿文人趣味。鄧拓以欣賞的眼光贊賞復刊后的文匯報的“書卷氣”，稱它是“讀書人看的報紙” 。[26]因此，這份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刊物在雙百方針和整風期間十分活躍，是知識分子發言的陣地。

1956年12月文匯報“筆會”專欄為了繁榮創作，征求三千字以下的短篇小說；到1957年3月底，應征來稿共收到2078篇。其中寫知識分子的有741篇，寫農民的有722篇，寫工人的只有93篇，而寫戰士的也只有44篇。可以看出，寫知識分子過多，寫農民的也不少，而寫工人與戰士的則寥寥無幾。[27]充分反映出這個時期文匯報主要閱讀對象的偏好。

1957年4月13日，文匯報三版上發表了胡明樹的一篇雜文《鴨子和社會主義、歷史文物和迷信、豬和徐錫麟》，里面揭露了某些干部拆古塔拿磚頭去鋪路并由此造成文物的損毀的行為，以及占用徐錫麟墓場來辦農業展覽館的行為，諷刺了干部重視生產不重視文化的偏向，矛頭直指省一級農業領導，并模仿他們的證據嘲諷地說：

“也許他們還在這樣驕傲地自夸：誰都知道，豬不會吃掉社會主義，相反的，社會主義一定要吃豬，誰不擁護社會主義？徐錫麟是什么東西？既不能充饑，又不能作補品！為了社會主義，讓可愛的豬們出出風頭吧！看呀，它們多胖多白！我們是唯物論者，寧愿愛‘唯物’的豬們，而不愛‘唯心’的先烈的墳墓的呀！”　　

這篇雜文里，“大老粗”與知識分子、經濟建設與文化、領導干部與老百姓各種身分以對立的二元項出現，并顯示出鮮明的褒貶態度。

這篇雜文發表后，4月末的文匯報發表了盧弓的一篇文章，批評胡明樹雜文的語氣過于尖銳，不是對同志的批評態度，文后刊附省農業廳解釋占用陵墓的行為的一封信。但此后，文匯報又于5月22日發表批駁盧弓的雜文《諷刺與推論的災難》，于5月28日發表胡明樹的《能一棍子打死官僚主義，又有何不可》，對盧弓的辯護行為進行了激烈的攻擊。直到6月8日形勢變化后，才于10日發表了唐弢的論斷性文章《雜文決不是棍子》作為收尾。這個時期攻擊性雜文在文匯報上的大量出現，顯示了知識分子們極度不滿的情緒。

與新聞界的活躍相呼應，文學在雙百期間出現了短暫的繁榮1956－1957年，隨著蘇聯文藝上的“解凍”，文學界提出了對僵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教條的質疑，和單一的工農兵寫作方向的不滿，提出“寫真實”“干預生活” 的暴露黑暗面的主張，提倡題材的豐富、風格的多樣，走“廣闊的現實主義”的道路。這期間，《人民文學》、《新港》、《星星》、《萌芽》等一些刊物上發表了一些對所謂嘗試新風格的文章，其中以《人民文學》發表的最為典型和突出，先后刊發了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1956年第4期）、《本報內部消息》（1956年第6期）、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1956年第9期）、耿龍祥《明鏡臺》（1957年第1期）、秦兆陽《沉默》（1957年第1期）、宗璞《紅豆》（1957年第7期）。此外，還有鄧友梅《在懸崖上》（《文學月刊》1956年第9期）、陸文夫《小巷深處》（《萌芽》1956年10月號）、劉紹棠的《西苑草》（《東海》1957年4月號）、《田野落霞》（《新港》1957年第3期）、耿龍祥的《入黨》（《江淮文學》1957年6月號）等等。　　

這些小說之所以被批判，并不在于它們暴露了黑暗面，“以下犯上”地批判了官僚主義作風，而是在于它們批判時將工農干部放置在一個非常具有負面意義的位置上，他們往往是一些軍隊里轉業來的老干部，文化粗俗，態度粗暴，占據領導崗位又不學無術，在技術上出問題、犯官僚主義、以公徇私的往往也是這些人，而與此相對，知識分子往往扮演了正面的新生力量，利用知識和技術，依靠上級領導的幫助與老干部做斗爭。如《在橋梁工地上》中橋梁隊長羅立正是解放戰爭后部隊轉業過來的，只具有專科畢業的水平，喜歡打獵，不愛讀書。《本報內部消息》中腦筋僵化的總編陳立棟是個參加過革命的老黨員，《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的落后廠長王清泉解放前是部隊里的情報人員，是一個作風不正，工作懶散，成天下棋打牌的人，《入黨》中的李海山是個部隊轉業后的醫院院長時，好大喜功，專斷強硬。而相對的，與官僚主義做斗爭的曾剛工程師是高級知識分子，林震是小學教員，趙慧文是文工團成員，《沉默》中與區長作斗爭的縣委書記的愛人也是縣中學教師。也許用這樣的階級成分分析方法會落入“庸俗社會學”的窠臼，但我依舊覺得，文章中對這些人的身份交待并不是沒有意義的。何況小說中的一些描寫也無意識地流露出偏愛知識分子的傾向：

“這本是一間舊日俄國人的客廳改裝成的辦公室。墻上裱著一層深咖啡色的錦緞，皮沙發、寫字臺、厚窗簾也都是咖啡色的。整個房間，都浸潤在咖啡色和絳紅色里，獨有那支大臺燈的罩子是米黃色的。一張又大又厚又重的包著漆布的木門，把一切聲響都隔在門外，而臺燈的柔和得像乳液似的光線，越發使人感到安靜而舒適。整個房間的布置，都給人以幽靜、文雅之感，唯獨一件東西，把整個氣氛給破壞了。那就是墻壁上的一張畫滿了各種工作母機與農具的大廣告畫。掛著這幅廣告畫的地方原有兩幅油畫，一幅畫的是早晨深谷中的森林，另一幅是名畫“第九浪”的復制品，都被這辦公室的主人摘掉了。陳立棟對于裝飾品以及一切與工作無關的東西，從來是沒有閑情逸致的。……這時，陳立棟就一言不發地在這人背后，直楞楞地望著窗外那片最平常的水，感到奇怪：這有什么看頭呢？許是我看膩了？有時也打趣地說：你們都是詩人，我可是個大老粗！”（《本報內部消息（續）》）　　

可以看到，陳立棟不討人喜歡的一點就是作為一個報社的總編，居然不具有一點知識分子的趣味，不懂得欣賞名畫，不懂得欣賞窗外的江景，生硬地用不合時宜的生產畫報來破壞這間客廳的西洋風味。

何況像劉紹棠這樣一些作者的小說中，的確流露出一股唯知識分子為高貴的傲氣。他的小說代表作《西苑草》，通篇充滿著北京大學青年才俊的浪漫氣概，《田野落霞》中更是通通一邊倒，一方面是對退伍軍人高金海、張震武的丑惡嘴臉的窮形盡相的刻畫，一方面突出以及知識分子夫婦劉秋果高雅趣味和正派氣質，而正面人物大都與知識分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更有一種過度渲染的意味。縣委周書記是大學生出身，縣委第一副書記陸寒江的妻子是一個小學校長，縣委第二副書記俞山松是一個愛讀書的人。在他的小說時里，部隊里出來的“泥腿子”們在知識分子正氣凜然的斗爭下頹然敗北。

事實上，毛澤東在談論到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是贊賞他對官僚主義的無情揭露和深刻批判的，因為毛澤東正是發起百花運動和整風運動，要求糾正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不正之風的第一人。他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寫得不錯，作品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這是好的，應該鼓勵對我們工作的批評。我們是當權的黨，最容易犯官僚主義，而且又最容易拒絕批評。我們應該歡迎批評。馬寒冰他們的文章說，北京中央所在的地方不會出官僚主義，這是不對的。”毛澤東對王蒙小說的不滿之處就在于文中表現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如一起欣賞油畫，一起吃荸薺、聽音樂等片段。“這篇小說也有缺點，正面力量沒有寫好。林震寫得無力，還有點小資產階級情調，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薺那一節。”[28]在《文藝學習》開展的關于《組織部來的青年人》的討論中，正面意見和反面意見平分秋色，其中正面意見多是贊揚文章揭批官僚主義之深刻，反面意見則聚焦在文中孤芳自賞的知識分子趣味（即小資產階級情調）上，以及忽略魏鶴鳴等工人群眾在反官僚主義斗爭中的力量而以知識分子為中心人物這一點。毛澤東最不滿的，并不是老百姓對政權提出批評，他也并不排斥文人趣味，他曾當著文藝報的總編徐鑄成的面贊賞文匯報的生動活潑、“琴棋書畫”。[29]他不能容忍的，是知識分子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的那種貴族氣，因為這直接影響到知識分子對無產者的認同。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他就說過看不慣姚雪垠《惠泉吃茶記》中表現出來的對普通百姓的自視甚高和不以為然。

1956-1957年間涌出的那些突破了所謂“教條”的小說中，的確有不少作品使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不大能接受。有些部隊里的讀者就在座談會上反映，自己的階級感情使自己看不下去報紙副刊上大量充斥的那許多探梅養魚吃月餅的散文，那許多“吻”、“愛”之類的小說詩歌。他們還坦率地承認自己書讀得少，知道得少，雖然不能提高到理論，可看不慣他們那一套。[30]從這個側面可以反映出這個時期“百花小說”的受眾之狹窄。

問題不僅在于作者寫了怎樣的小說，問題還在于誰使這些小說發表。掌握著刊物的編輯們手中握著篩選、錄用、修改的權力，經他們審閱而發表的文章實際上不僅體現了作者的思想，更體現了編輯們的意圖。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初稿和秦兆陽修改過后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文章是兩種面貌。秦兆陽不僅刪去了林震決心依靠組織和領導與官僚主義作斗爭的心理片段，削弱林震作為一個年輕黨員的積極主動性，還添進了大段的描寫林震和趙慧文愛情關系的內容，有意加強對趙慧文婚外情的渲染，趙慧文、林震的知識分子情趣更加濃重。這樣一來，修改過后的文章中知識分子色彩大大加強。毛澤東因此大為震怒，嚴厲指責秦兆陽 “缺德”、“損陰功”。[31]中國作協為此專門召開北京期刊編輯工作座談會，討論編輯在處理作品問題上的權力。[32]

因此可以說，掌握著新聞報紙、文藝期刊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掌握著社會的喉舌，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管理者。毛澤東的雙百方針和

然而，毛澤東未曾料到知識分子們在通過新聞傳媒、和文藝刊物發表了這么多反抗性的言論，不僅沒有對工農的認同，還充滿了輕視他們的傾向。這正是毛澤東最擔心的一點——無產者言說權力的喪失。他終于不能坐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這場動亂，判斷：“右派的企圖是先爭局部后爭全局，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學界的領導權。他們知道共產黨在這方面不如他們，情況也正是如此。他們是‘國寶’，是惹不得的。”[33]

也正因為如此，6月中央發出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后，在及時反映中央指示的《人民日報》上，迅速發表了多篇在工人中間舉行的座談會報道。如6月8日一版《石景山鋼鐵廠職工，反對離開社會主義的謬論，痛斥匿名恐嚇的卑鄙手段》， 6月9日一版《北京國棉二廠職工座談，不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抬頭》， 6月10日一版《工人說話了》， 6月11日《請聽聽農民的話》等。與此同時，人民日報上刊登了大量工農階層讀者來信，落款處顯示他們有膠印車間工人、京西礦務局機電修理廠、北京藝術師范學院職工、農民等。雙百方針和鳴放期間一度被淹沒在文藝、科教界聲音中的工農兵的意見此時開始大量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并占據顯要篇幅，以充分顯示出工農階級對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完全占領和絕對優勢。

在總結這場運動時，毛澤東說：“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上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改變了所有制，這是比較容易的，一九五七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34]

在知識分子歷史上，反右運動或許是一個創痛不堪的回憶，但在一個從未擁有自己的“文化”的工農政權看來，那是奪取文化領導權絕對必要的步驟。沒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工農階級所占據的絕對主導的地位，是不可能完全鞏固這一階級在這個國家的統治的。

可惜的是，時光荏苒，世事變遷。經過毛澤東竭力組織的規劃浩大的反右運動，以及之后更具徹底性與顛覆性的文化大革命后，奪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任務不僅沒有完成，反而使人們對這個工農政權所領導的文化藝術產生了質疑與排斥。八十年代以知識分子為先鋒的思想解放運動復興了知識分子們對話語權的掌握，而九十年代以來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大量輸入，使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又一次變回了權力集團的揚聲器，毛澤東時代的主人翁們，卻漸次淪落回為真正的“無聲”的群體。今天站在世紀之交，回顧五十年前的那場轟轟烈烈的思想文化戰線上的戰役，也許我們才更能理解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所竭力領導的那一場前所未有的階級戰爭的巨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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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2] 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版。

[3]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4]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1957年2月2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5] 《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4》，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P233。

[6]毛澤東：《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1957年3月1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7]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8]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56年8月2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9]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10]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11]人民日報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見于《文匯報》1957年4月2日（1版）

[12] 如1956年11月，復刊不久的上海《文匯報》組織了座談“關于電影問題的討論”。14日，發了《國產影片上座率情況不好的消息》，并配以短評《為什么好的國產影片這么少？》。在其后三個月的時間里，用專欄發表包括電影導演、編劇、美工師、發行人、演員、觀眾（如孫瑜、老舍、韓尚義、楊村彬等）的文章四十余篇。1957年2月17日和3月11日關于《出版界當前的一些問題》的討論，從1957年4月20日開始的《讓話劇這朵花開得更燦爛》專欄討論，4月26日開始的專欄《當前高等教育中存在些什么矛盾》。

[13] 《五十年干部隊伍發展分析報告》，《中國干部統計五十年：干部統計資料匯編，地方教育1949-1984》，黨建讀物出版社1999年版，P1。

[14]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15]《我國電影事業的一大躍進，上海電影制片公司成立》，文匯報1957年4月2日（1版）。

[16]《把劇目“放”的權利交給藝人，挖掘、整理、上演劇目工作將進行全面安排——全國戲曲劇目會議圓滿結束》，文匯報1957年4月25日（2版）。

[17]《尋找阻礙藝術花朵開放的原因》，文匯報1957年5月1日（2版）。

[18]《上海設計人員繼續座談，領導工作不應簡單化》，文匯報1957年5月4日（1版）。

[19]《中小學教師初談黨群關系，一部分人仍擔心墻高推不倒》，文匯報1957年5月9日（1版）。

[20]《上海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領導偏聽偏信缺乏民主空氣》，文匯報1957年5月14日（2版）。

[21]《水產學院開始出現新氣象，王文銳專橫粗暴壓制民主已被解職》，文匯報1957年5月12日（2版）。

[22]《三大主義如泰山壓頂——劉非為中小教師請命》，文匯報1957年5月18日（1版）。

[23]《談“拆墻”》，文匯報1957年5月7日（2版）。

[24]《墻是怎樣形成的》，文匯報1957年5月9日（2版）。

[25]《拆墻人語》，文匯報1957年5月23日（2版）。

[26]欽本立：《留在記憶里的片斷》，《文匯報回憶錄1·從風雨中走來》，文匯出版社1993年版，P136－137。

[27] 《花果集·序》，P1，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

[28]崔建飛：《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長城》 2006年2月，轉引自http://www.mzdlib.com/xsyj/display.asp?Reco_ID=3599

[29]“你們的報紙搞得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類，我也愛看。青年不愛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條件反射”。一種東西，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愛看。”見《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紀要》，《毛澤東思想萬歲》，P78，內部刊行。

[30]韋君宜：《珍惜我們的階級感情》，《文藝報》1957年第4期。

[31]據1957年4月14日郭小川日記載，這一天下午他給邵荃麟打電話，在電話中，“荃麟告訴我，說毛主席看了《宣教動態》登的《人民文學》怎樣修改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大為震怒，說這是‘缺德’、‘損陰功’。 《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2期，第112頁。轉引自崔建飛：《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32]《加強編輯部同作家的團結——在北京文學期刊編輯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摘要》，人民日報1957年5月9日7版。

[33] 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1957年5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34]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見中國留學生時的講話》（1957年11月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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