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索爾仁尼琴

郭松民

197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俄羅斯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8月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歲（8月4日中國新聞網）。在俄蘇文學史上，索爾仁尼琴也許是影響最廣（且不說是影響最深）的作家。自從 1962年《新世界》雜志第11期刊載《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起，索爾仁尼琴就不斷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實際上，索爾仁尼琴的影響，早就遠遠超出了文學界，而進入了思想、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

也許正因為如此，索爾仁尼琴很可能同時也是俄蘇文學史上最受爭議的作家。褒之者贊其為“偉大的挑戰者”、“圣徒式的一生”；貶之者斥其為“文學界的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為原蘇軍中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降納粹）、“勞改營的狼”；中性的則定其為“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本人則自稱為一頭不斷頂橡樹的“牛犢”，“只要還活著，或者直到牛犢頂到橡樹上折斷了脖頸時為止，或者是橡樹被頂得吱吱響，倒在了地上為止”。

對索爾仁尼琴的評價之所以如此眾說紛紜，在我看來，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實際上存在兩個索爾仁尼琴：一個是作為政治活動家的索爾仁尼琴，一個是作為作家的索爾仁尼琴。這兩個索氏糾纏在一起，很難被截然分開，而當人們贊揚作家索爾仁尼琴時，很可能說的是政治活動家索爾仁尼琴，而當人們抨擊政治活動家索爾仁尼琴時，很可能又誤擊了作家索爾仁尼琴。

當然，這不能全怪讀者和評論者，因為即便索爾仁尼琴本人也未必能夠很好地區分自己的兩種身份，以給他帶來巨大聲望的小說《古拉格群島》為例，索氏的這部長達 140萬字的鴻篇巨制有一個副標題“藝術研究的嘗試”。根據他的自述，他本來想用科學研究的方法寫一部勞改營歷史，但是缺乏材料，只好用“藝術研究”的方法。他在一次談話中講了這個方法的“優于科學方法之處”，他說，科學研究需要有 100個或200個事實，而我只有兩三個，這事實的缺欠可以通過“藝術的跳躍”來解決，或通過猜測、講一個故事和插入一句諺語來填補。這種“藝術研究”方法自然要比科學研究方法省事和便捷，可以在不掌握材料的情況下憑空虛構和編造，用這種方法寫成的《古拉格群島》，其可信程度可想而知。在某種程度上，這有點像中國的“報告文學”，讀者很難區分哪些是“報告”，哪些是“文學”。而索氏之所以這樣“嘗試”，目的當然是政治的：把蘇聯描繪成遍布勞改營的黑暗帝國。

這是索爾仁尼琴作為一個作家的悲劇，因為特定的時期、復雜的矛盾，迫使作家把寫作作為政治活動的手段，并以此鋪就了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 2005年，俄羅斯《旗》雜志第一副主編伊凡諾娃說：“他其實應該在奧林匹斯山上呆著，別什么都干預；這是他應有的角色。可他卻干預，于是毀了自己的一切，連同他的名譽。”她的這番話道出了索爾仁尼琴的性格和他最后的悲劇命運。在冷戰時代，索爾仁尼琴和他的作品從頭至尾實際上都是在被利用，而強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懺悔，這是虔誠教徒宗教思想的回歸，也是他心靈的最后歸宿。

1994年，索爾仁尼琴以一個流亡者的身份，懷著復雜而又矛盾的心情，拖著 76歲老人疲憊的身軀，在海參崴登岸，坐火車向西橫穿全俄，回到他闊別整整 20年的俄羅斯故土。祖國物是人非、滿目瘡痍的現狀，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損大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蘇聯時代的看法。在 1996年發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中，他肯定斯大林是偉大人物，贊揚斯大林發動了“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這說明他的內心在懺悔，在他心中對曾經一度強大的祖國的解體，充滿了無盡的惋惜。

兩個索爾仁尼琴的存在，使得“索爾仁尼琴現象”成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文藝界最為復雜的現象，無論是研究還是閱讀，注意區分兩個索爾仁尼琴，都應該是有益的。

http://news.sina.com.cn/w/2008-08-04/0948160572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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