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中的“華勇營”

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行動中，德、英兩軍中的中國雇傭軍們“表現優異”，尤其是英軍中的華勇營更是贏得了西方輿論的高度評價，在西方軍史界“聲名顯赫”。華勇營的表現，足以推翻西方人對華人無能的偏見，“證明了中國人所需要的只是（優秀的）領導人而已”。

在德國柏林的帝國軍事博物館，有一件特殊文物：一個雕刻著圈龍圖案的軍用皮帶扣。這是1900年，參與八國聯軍侵華行動的德國遠東特遣隊中的中國雇傭軍“華勇連”的裝備。

其實，德軍在遠東特遣隊中設立“華勇連”之前，就已經于1899年在其殖民地青島的海軍陸戰隊第三營中建立了“華勇連”。德國王子海因里希（Heinrich）當年巡視青島時，對這支中國連隊十分看重。

負責在第三營中組建華人連的馮法爾肯海上尉，曾擔任過清軍顧問，并參與過威海衛英軍華勇營的組建工作。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行動中，德、英兩軍中的中國雇傭軍們都“表現優異”，尤其是英軍中的華勇營更是贏得了西方輿論的高度評價，在西方軍史界“聲名顯赫”。

英國人的創舉：設立華勇營

設立華勇營建制，是英國人在威海衛的創舉。

據英國外交檔案記載，英國強租威海衛作為海軍的遠東基地后，其陸防相當空虛。當時，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國的陸軍力量，而且，與荷蘭后裔“布爾人”在南非爭奪殖民地的戰斗動用了大量軍力，連澳大利亞等殖民地也專門征召軍隊前往南非。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決定把他們在印度的經驗搬到中國，組建雇傭軍擔負威海衛的防務。此舉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強烈反對。英國人辯稱這是一支警察部隊，維護治安而已，不用于租借地以外的軍事行動，從而蒙混過關。有意思的是，多年后，當八國聯軍交還天津時，根據《辛丑條約》規定，不準中國在此駐軍，袁世凱既要遵守條約，又不能放任津門只有外國駐軍，應對之策就是將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隊，鉆了《辛丑條約》的空子，堂而皇之地進駐了天津，解決了國防與外交的一大難題。

1898年11月，從香港和上海招募譯員、號手等專業軍士后，英國陸軍部就開始在威海衛正式組建華勇營。

英國人顯然沒料到軍人在中國社會中的低下地位，這個古老國家歷來就有好男不當兵的傳統，何況穿洋衣、扛洋槍、出洋操、出洋相。《中國與八國聯軍》（Arnold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New York: 1901）一書，記錄了組建這支雇傭軍的艱難：直到1899年初都沒有一人應征，到1899年3月才招募到了十名士兵。德國人的遭遇也類似。1899年的9月和10月，德國人在青島為華勇連征兵，但兩百多個報名的人當中，可用的只有大約七十人，歷盡艱難才達到了一百二十名步兵和二十名騎兵的規模。

隨后，英國人和德國人都發現，他們所面對的最大問題，是這些農民士兵的散漫。據英軍的資料，華勇營士兵的父母經常會來駐地把他們帶回去，“這些士兵們似乎沒有個人主見”，開小差、退伍現象很普遍。德國華勇連也一樣，逃兵不斷，而且擾民事件時有發生，德國人自己評價：”他們的行為更多的是起了傷害作用。”

比德國人明智的是，英國人隨后調整了策略，發動“高餉”攻勢，將招募對象由單純的農民轉向了清軍的退役官兵，成效顯著。據《中國與八國聯軍》記載，這些退役軍人比一般農民擁有更好的戰斗素質、體能和紀律性，而且“沒有家庭牽累，隨時能為金錢賣命”，這些穿上洋裝的清軍老兵不久就成為“最優秀的士兵”。

英國人的高軍餉及帶兵中的“廉潔”，在當時普遍實行低餉、并且 “喝兵血”貪污成風的中國，大大提高了軍人的社會地位，“好男”亦可當兵。亦令中國有識者看到，新式軍隊首在制度之新，厚餉可起“養廉”作用，“餉薄則眾各懷私，叢生弊竇；餉厚則人無紛念，悉力從公”（袁世凱，〈上督辦軍務處原稟〉，《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一）。后袁世凱編練新軍，亦效仿洋軍，不僅高薪，而且設法杜絕軍官克扣，發餉一律繞開了各部隊的主官，由糧餉局會同各營糧餉委員，出操時公開點名發放，后世皆以為這是袁的北洋軍擁有強大戰斗力的關鍵因素之一。

到1900年5月，英軍終于建立了一支人數六百多、年齡在二十三至二十五歲之間的華勇營。該部隊編制齊全，設置長槍連、機槍連、炮隊和騎兵隊，以及樂隊、譯員、衛生隊。英軍不惜投入，其尉級以上軍官均從英國正規軍中調任，并配置精良裝備，清一色的馬丁尼-亨利式來復槍，甚至還有當時最先進的馬克西姆機槍，這在當時的西方正規軍中，亦未能成建制裝備，可見英國對該支雇傭軍期許之高。

這批用高餉精選出來的士兵，體格強健，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圍三十五英寸，在當時華人中亦屬高個。帶兵英官評論他們“堅忍、耐心、聰明”，是“十分優秀的行軍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遠”。所有士兵簽約三年，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執行任務。士兵們每天訓練達四、五個小時，軍事素質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碼射擊成績十分優秀。《中國與八國聯軍》一書感嘆道：“考慮到這些士兵此前的素質，英國人能在短期內將他們訓練成一支勁旅，的確是天才。”

職業雇傭軍

威海衛英軍華勇營得以比青島德軍華勇連留下眾多史料，要得益于英軍軍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的有心，他在華勇營服役期間記錄了大量日記，并在1902年出版了回憶錄《服役華勇營——中國第一軍團1900年3月在——10月在華北地區的作戰記錄》（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在這本現已成為古珍本（old and scarce book）的回憶錄扉頁，巴恩斯留下的獻辭是“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可見巴恩斯對華勇營的推崇與懷念。

在巴恩斯回憶錄中，通篇充滿了對這支“勇敢的軍隊”的贊頌，而且不斷地表白其贊頌是“絕對客觀公正的”，“盡管華勇營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國軍隊，在異國官員的指揮下，為異國的事業而戰，但他們毫不遜色地承擔了自己的義務，不應該再受到詆毀。”

英軍華勇營在短短八年內，表現“卓越”，獲得了西方媒體的極大關注和高度贊賞。《泰晤士報》在1901年的一篇評論中說：“無論將來如何，談及華勇營的積極戰斗精神時，他們當然會擁有勇敢無畏的口碑。”

華勇營成軍后，最早的軍事行動便是鎮壓威海衛當地的抗英斗爭。英國強租威海衛引發當地民眾激烈反彈，沖突不斷。1901年3月26日，華勇營首次出擊，武裝驅散姜南莊村崔壽山組織的抗英集會，并逮捕了崔壽山等三名抗英領袖，而此次集會的情報，就是由華勇營士兵臥底獲得。

隨后，英國勘測劃界隊伍與當地民眾發生沖突，華勇營奉命出擊，在5月5日、6日報信村和垛頂山的沖突中，華勇營“毫不猶豫地向自己的同胞開槍”，共打死二十九人。

當時留守在道頭村的華勇營第四連被三千多名當地農民包圍，此時一個當地老漢、華勇營一名士兵的父親，用扁擔擔著全部家當，跑到華勇營的陣地上，對自己兒子和其它士兵說，成千上萬的當地人決心要掃平這里，趕快逃跑吧。據巴恩斯回憶，老漢的兒子卻告訴父親：即使這里會打仗，他也愿意在這里。老漢無奈，只好放棄帶兒子離開的想法。

第四連還有名士兵，其父隨當地民眾進攻華勇營營地，被華勇營打死，他還是“堅守崗位”，留在了部隊中。

第七連有兩名士兵被當地村民抓住，派一個小孩看管他們，在他們央求下，那孩子將他們放了，他們卻并不逃跑，而是設法捕獲了該村村長，帶回部隊交給英軍軍官。

此類證明華勇營“忠誠”與“勇敢”的事例，充斥著巴恩斯的回憶錄。對此，巴恩斯的驕傲之感溢于言表：“華勇營在戰斗中毫不遜色地承擔了自己的責任，他們為和自己的威海衛老鄉對抗感到驕傲，這無疑證明他們完全可以值得信賴。” 威海衛英國行政長官道華德在寫給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的信中則稱：“在5月5日、6日的兩次攻擊事件中，華勇營表現得非常出色，我們為他們的英勇行為感到欽佩。”《中國與八國聯軍》一書也對華勇營在鎮壓同胞的巨大壓力下，依然十分沉著冷靜，給予了“高度評價”。

英國陸軍部戰史記載，這兩天的流血沖突后，當地農民遷怒于參與勘界的中國專員李希杰等人，將他們扣押。山東巡撫袁世凱遂向英軍請求救援，亦是華勇營派兵，在英國水兵協同下，進行了成功解救。

華勇營與同胞的對抗，激怒了當地人。華勇營不少士兵的家屬受到了恐嚇。士兵們要求英方在必要時需給其家庭提供庇護，但華勇營軍心依然穩定。德軍在青島的華勇連，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中國的敵對的政府官員對這些士兵的家人進行了壓迫和恐嚇，如果這些人不馬上離開這支部隊的話，他們將遭受最嚴厲的懲罰。”與英軍華勇營不同，德軍的華勇連沒有頂住這一壓力，遂不斷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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