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下的成長

作者：王炎
簡介：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所。

　　一、

　　1993年，姜文推出了頗為另類的影片《陽光燦爛的日子》，這部片子在當時與主流歷史敘事大相徑庭。動亂的“文革”時代被敘述成陽光燦爛的日子，這顯然與清算文革余孽的“新時期”官方話語格格不入，所以曾一度遭禁。當然，該片無論如何不應該被視為歷史影片，它也根本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使命。但是，這部影片卻創立了一個影像敘事的傳統，一種將青春與成長浪漫化的策略。這個傳統籍歷史話語為依托，巧妙地渲染了“與青春有關的日子”那么崇高、浪漫和絢麗，也感傷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不幸與“純真年代”一起，被現代商業社會所埋葬。這一敘事傳統顯然已脫離了王朔原作的個人傷感話語，代以精致的影像塑造“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從此之后，不斷有新的作品為這種懷舊、浪漫的敘事做腳注。特別是2005、2006年的電視劇生產，在所謂“60”、“70”和“80”代際文化的熱炒中，推出《幸福像花一樣》、《血色浪漫》、《與青春有關的日子》等紅色系列連續劇，再次將成長敘事推向高潮。這些冗長的電視劇雖然沒有《陽燦》的精巧和細膩，卻有該片不具備的濫情和放縱。

　　在德國18世紀晚期，歌德、席勒曾倡導有機成長的理念，歌德在《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中，將一個民族的成長歷程，濃縮在一個中產階級青年市民的心路歷程里。邁斯特、阿伽通、綠衣亨利等栩栩如生的人物，遂成為德國民族脫離落后的封建割據，逐步走向現代、統一強國歷史的生動寫照，德國成長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也被當成現代德國文學標志。同時，它還為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小說提供了敘事原型。在中國，梁啟超的筆下的“少年中國”，用青春與成長作為象征，寓意著一個新時代的誕生與發展。從此，在中國文學創作里，青春既是浪漫抒情的載體，也是歷史發展必然性的隱寓。在個人成長和歷史發展的文學敘事中，一種歷史向前進步、并螺旋上升的線性觀念逐漸形成，建構起顛覆不破的現代性意識形態。也許是基于1990年代特殊的時代感受，姜文的電影創作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反成長敘事。這種敘事不再憧憬美好的未來，卻為逝去的美好時光黯然神傷。青春、成長也不再有深遠意義，而只剩下空洞卻很愉悅的時時刻刻。“文革”期間動蕩無序的成人社會，恰恰給無聊、頹廢的少男少女留下無限自由的生活空間。他們在漫無目的的游蕩和毫無長進的嬉戲中，“荒廢”著、同時也享受著陽光燦爛的日子。用姜文的話說：“那時的天比現在的藍，云比現在的白，陽光比現在的暖。我覺得那時好象不下雨，沒有雨季。那時不管做了什么事，回憶起來都挺讓人留戀，挺美好。我就是隨著心里的感覺去拍這個片子。” 影片最有力的部分是它的結尾：進入成人世界的主人公和昔日的小伙伴們，現在都已搖身一變為“成功人士”，坐在加長凱迪拉克豪華轎車里，品著上好的威士忌。這時，影片亮麗的色彩已經轉成黑白底色。蒼白、單調、陰郁的畫面里，沒有了無憂無慮的大院子弟，只有腦震蕩失憶的劉憶苦和身著霹靂服的“古倫姆”。

　　二、

　　對成長的反諷，是當代歐洲成長教育小說研究中最受矚目的課題。今天的西方小說批評家試圖以反諷為視角，解讀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他們堅持認為，德國古典主義剛剛開始提倡成長與美育的那一刻，歌德就已經自覺地批判了德國市民的目的論成長觀。在歌德的小說中，邁斯特經歷了風雨磨練，最后成為一個負責、嚴緊、審慎的翩翩君子，一個理想化的“德國市民”（German burgher）就這樣誕生了。但是，按照今天批評界的解讀，歌德實際上是在質疑邁斯特到底學到了什么？除了讓自己朝氣蓬勃的青春理想幻滅、意氣風發的銳氣削平外，邁斯特成熟后實現了什么？成長與發展對一個年輕的德國人又意味著什么？現代化進步對德國民族的意義到底何在？應該注意的是，德國在20世紀30和40年代經歷了納粹法西斯主義之后，這種批評與解讀的方式似乎更顯得言之有據。

　　也許姜文根本沒有借鑒歐洲成長教育小說研究的思路，但是對于1960年出生的那代人來說，根據自己特殊的成長經驗，曾投身民族的歷史抉擇，不可能不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有深刻的反思與批判。但這種反思在1990年代被都市文化的懷舊時尚所消費。1998年熱炒的連續劇《一年又一年》，不僅迎合了人們懷舊的口味，還以通俗連續劇的形式，重塑了大眾對開放和全球化的連續、線性時間觀的想象。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被敘述為“現代化史”的起點，一路向上發展，而“十年動亂”被當作“遙遠的過去”，徹底埋葬于集體記憶的深處。2005年熱播的《血色浪漫》和《與青春有關的日子》，正是在《一年又一年》所構建的連續劇式的大眾歷史意識的基礎上，希望照亮集體記憶深處的黑暗地帶。電影《陽燦》為兩部劇提供了現成的“文革”時代象征——陽光燦爛的日子，它也鎖定了軍隊“大院”這個象征性極強的懷舊空間，而這兩部連續劇所要做的，只是嫁接大院里“燦爛的日子”到“一年又一年”的歷史框架上。有意思的是，兩部電視劇都橫跨兩個彼此割裂的時代——動亂的“文革”年代與改革的“新時期”，卻同時都沒有采用姜文的影像策略——從彩色膠片轉為黑白膠片來象征兩個時代的斷裂，更沒有姜文鮮明的價值的取向。它們只是濫情于自戀與懷舊的矯飾，把軍裝征用作為成熟與時代轉型的象征標志。

　　《血色浪漫》極力烘托大院里一幫身著父母軍裝的孩子們的激情歲月。傳統青春敘事往往升華于愛情的碩果，而該劇卻選擇反叛的大院子弟佩戴紅色帽徽和領章的莊嚴一瞬。主人公鐘躍民是個憤世嫉俗、倜儻風流的男孩，對一切看不慣、不在乎。從不知道什么是責任，只一味挑戰既成的秩序。從參軍那刻起，他成熟了，負責了，一下子認真起來，完全變了個人。一個經典的成長故事以一群“壞孩子”莊嚴地穿上人民解放軍1971式軍裝嘎然而止。他們成熟得非常突兀，沒有過程，也沒有預兆。他們就那么成了行為和道德的楷模，故事與抒情一下子推向了最高潮。此后，敘事又突然跌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大院里的這幫玩鬧已娶妻生子，事業有成。有的大腹便便，腰纏萬貫。有的名利雙收，志得意滿。生活好了，人心卻散了，昔日的兄弟情意一去不返，連重溫舊情時的味道也變酸了。女主人公曉白倒給人一絲渺茫的希望，她仍一身戎裝，當然是新款的1985式軍裝，昔日軍人的崇高感已是曾經滄海。她仍保持著上個時代的純情、真誠、坦蕩，但在這個嘈雜、紛亂、功利的世界中，除了顯得更不合時宜外，讓人徒生今不如昔的感慨。

　　《與青春有關的日子》在冗長、混亂的故事里，大院子弟們幾乎是絮絮叨叨地懺悔著自己虛度了光陰，一事無成，同時又近乎偏執地聲明青春無悔。1971和1985式兩款軍裝，在這個劇中也同樣承擔著時代轉換、從崇高到日常的象征功能。當兵當然是大院子弟的浪漫夢想，而市場時代的不期而至，使他們不知所措。他們只好屈服于消費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承認自己的失敗與無能；但同時又徒勞地為自己的似水年華正名，蔑視和嘲笑營營茍茍的都市白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青春，更不曉得如何浪漫。這就是一個急速轉型社會集體焦慮的真實寫照。一百多年前，黑格爾在《美學講演錄》（Vorlesungen über die Asthetik）里曾生動描繪了現代社會成長敘事的困境：在現代小說里，英雄們都變成了普通的個體，帶著他們對愛情、榮譽、野心和改造世界的理想，同現實的秩序和平庸作對。主人公與面前的障礙搏斗，這種搏斗在現代社會中不過就是學徒，即以面臨的現實教育自己。在學徒期中，個體的愿望和理想都被吸納到社會關系的工具理性中。主人公的成長結果就是進入世界的因果鏈中，并在社會分工網絡里獲得一個適當的位置。無論他怎樣與世界沖撞、反叛，其結果是一樣的，他會得到了應屬于他的姑娘和任何一個職位，結了婚，變成了一個同別人一樣的庸人。他的女友曾經是個天使，現在不過是家庭主婦了，沒有任何浪漫可言，與任何人的妻子毫無區別。

　　三、

　　都市消費社會平庸瑣碎的日常生活，讓逝去的激情歲月更具有無限的想象潛力，成為現代都市生活撫慰心靈的烏托邦。同時，那個時代又不遙遠，因為五十和六十年代出生的這代人，正成為現代中國社會的中流砥柱。他們是改革的受益者和倡導者，他們經歷了動蕩與劇變，同時享受著市場經濟的碩果，他們還懷念有超越精神和整體意識的那個“純真年代”。當然，這種懷念不會產生任何回到從前的行為沖動，而只是志得意滿的一代人擺出的文化姿態，其實是一種懷舊與傷感的惺惺自戀。他們擺足唐吉訶德式的悲壯架勢，奮勇地沖向消費社會這個巨大的風車，但絕沒有唐吉訶德的真誠和末路騎士的絕望。如果說《血色浪漫》繼續了《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青春敘事，那么前者比后者只多了一些血色，卻少了浪漫。如果說《與青春有關的日子》延續了姜文的懷舊風格，那么前者只多了些日子，卻少了些青春。

　　（原載《藝術評論》2007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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