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市場、民主與幸福

——羅伯特•萊恩《市場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讀后感

王紹光

(一)

1990年，我到耶魯大學政治系任教時，羅伯特•萊恩(Robert E. Lane)已經從尤金-梅耶講座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了。凡是在美國修讀過政治學的人對他的名字都不會陌生，因為他曾經擔任過三個主要學會的會長，即"美國政治學會"、"政策研究學會"和"國際政治心理學會"。為了表彰他在政治心理領域的杰出貢獻，1995年英國科學院推選他擔任院士。

老人退休后仍住在離系里不遠的一座公寓樓里。在校園里，人們經常能看到他提著老式布制書袋漫步的身影。在各類學術研討會上，他總是靜靜地坐在一個角落，認真聽講，卻很少發言。大概是在1998年，一次系里舉辦例行的午餐研討會，萊恩也來了。那次會的主題是民主制度，主講人是另一位退休教授，另一位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即以研究民主理論聞名于世的羅伯特-達爾。雖然退休多年，達爾幾乎每天都來系里，其精力之旺盛、思路之敏捷，一點也不象年過八旬的老人。達爾最著名的書是他那本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論的前言》(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但我認為真正能展現其對民主問題深邃思考的是他六十五歲以后出版的書，如《經濟民主的前言》(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acy,1985)，《論民主》(On Democracy,1999)，和不久前剛問世的《美國憲法到底有多民主？》(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Constitution?2002)。每次與他交談，我總能受到某些啟發。因此，他主講的研討會當然不能錯過。

但是，那次會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達爾，而是萊恩。達爾具體講了什么，現在已記不清楚。只記得，他講完后，萊恩破例舉手提問："巴伯(羅伯特的昵稱)，你關于民主制度的好處講得很系統，也很深入。不過，如果民主制度真象你說得那么好，它應該能讓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幸福，對嗎？""那當然，"達爾答道。"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別國不去說它，近幾十年來，咱們美國人中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是越來越少了，而不是越來越多。"聽到這里，我突然有一種開竅的感覺。民主制度研究是二十世紀最后一、二十年的顯學。各國學者對民主制度的方方面面都進行過探討。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有人研究過，民主與穩定的關系有人研究過，民主與自由的關系有人研究過，民主與平等的關系也有人研究過，但從來沒有聽說有人研究過民主與幸福的關系。美國的國父們在《獨立宣言》中曾莊嚴宣布："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的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如果追求幸福如此重要，為什么那么多研究民主的學者從來就沒有想過探討民主與幸福的關系呢？萊恩能從這個被人們忽略的角度提出問題，真不愧為大家。那天研討會是怎樣結束的，我已印象全無。只記得自己處于極度興奮的狀態，為萊恩問題對我的啟迪而興奮。

興奮之余，腦海里也產生了一些問題：美國感到幸福的人真的減少了嗎？在多大程度上減少了？這種心理變化與民主制度到底有什么關系？如果民主不能帶來幸福，什么可以帶來幸福？我本人沒有能力回答這些頗具挑戰性的問題，便向萊恩請教。他讓我稍微耐心一點，說他的新書將系統回答我的問題。2000年，耶魯大學出版社推出了萊恩的新書，題為《市場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Democracies)。書很長，達465頁，光注釋就有102頁。次年，"美國政治學會"將該書評為政治心理類最佳學術著作。

(二)

兩千多年前，希臘哲人很重視"幸福"這個概念。例如，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是每個人都希望得到東西。不過，進入中世紀，幸福這個概念幾乎消失了。因為那時人們追求的是來世上天堂，而不是塵世渾渾噩噩的生活，不管它有多幸福。文藝復興重新激發了人們追求幸福的興趣，但直到邊沁(1748-1832)的功利主義學說出現，追求幸福的意義才被上升到哲學的高度。邊沁認為，"避苦求樂"是個人行為的基礎和區別行為善惡、是非的準則。他主張，個人利益的滿足(利己主義原則)是保證"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利他主義原則)的手段。其后，經濟學家們談論過一陣幸福。但從馬歇爾(1842-1924)開始，在經濟學里，"幸福"這個概念逐漸被"功效"(utility)所替代。"功效"是一個經濟學家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但同時又是現代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按照《麻省理工學院現代經濟學詞典》的定義，"功效"是"福利"(welfare)、"滿足"(satisfaction)的同義詞，偶爾也指"幸福"(happiness)。不過，"幸福"基本上已不在主流經濟學家的視野之中；他們關心的只是"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增加人們的"福利"。其未加言明的假設是：一旦人們的物質需求滿足了、福利水平提高了，他們還能不幸福嗎？幸福于是跟人們占有多少商品，擁有多少財富劃上了等號。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心理學開始了對幸福的實證研究。以前，心理學關心的只是心理疾病；此后，幸福成了心理學中一個熱門話題。再往后，社會學中發展出生活品質研究(quality of life research)這個分支，幸福成為其中一個重要指標。但到目前為止，幸福問題還沒有引起政治學者的注意。萊恩恐怕是唯一的例外。萊恩相信，幸福才是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其它人們為之奮斗的東西，包括金錢、財富、自由、民主，不過是實現這個終極目標的手段而已。

幸福之所以被忽略的一個原因是，這個概念難以衡量。一個人賺了多少錢，一個家庭擁有多少財產，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有多高，這些都可以衡量，政府甚至保存著翔實的數據。幸福卻因人而異。在某些人看來，一邊喝酒、一邊看世界杯比賽讓人幸福死了；在另一些人看來，這簡直是浪費時間。不錯，幸福只是一種主觀感受，無法找到客觀的指標。不過，了解社會上到底有多少人感到幸福依然是有意義的和可能的。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通常用來檢測人們主觀感受的問題是："就自己的整體狀況而言，您是感到非常幸福、有點幸福，還是感到不太幸福？"從六十年代起，一些國家已經積累了近四十年的幸福感受數據。

萊恩整本書立論的基礎是一個簡單的觀察：在1972-1994期間，說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國人一直呈下降趨勢；尤其是婦女、青年、黑人和其它一些少數民族感到不幸福的人更多一些[一項更新的研究顯示，在1960-2000期間，按不變價格，美國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認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從百分之四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在歐洲國家，幸福指標沒有明顯的下降，但是患憂郁征的人卻在急劇增加。如果考察人們對生活各個方面的感受，情況也差不多：說自己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對工作"非常滿意"，對個人或家庭財務狀況"相當滿意"，對居住地"很滿意"的人都在減少。同時，越來越多的歐美人要依賴藥物來保持身材、提高"性"趣、幫助睡眠、清醒頭腦、逃避無聊和抑制憂郁。

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呢？萊恩分析的第一步是考察什么因素與幸福無關，什么因素與幸福有關。一般人認為，經濟增長、提高收入水平可以使更多的人感到幸福。萊恩承認貧窮不能使人幸福。但通過分析各國的數據，他得出了一些出乎人們意料的結論。在概念上，他將經濟增長和由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提高區別開來。經濟增長的過程往往是痛苦的，因此它本身并不會增加幸福。收入水平提高在發展中國家則會產生增加幸福的效果。如果進行國際比較，很明顯，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幸福指數也較高。這正是主流經濟學家喜歡聽的結果。但萊恩進一步指出，收入水平與幸福之間并不是直線關系，而是曲線關系。在收入水平達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會增加幸福；當收入水平超過一定高度時，它的進一步提高未必會增加幸福。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在眾多發達國家中，人均購買力最高的國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國家；在一國內部，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萊恩對此的解釋是，當人們對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basic needs)都得不到滿足時，他們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點，都會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收入帶動幸福的效應開始呈遞減態勢。收入水平越高，這種效應越小，以至達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這個發現對政策設計具有很大意義。如果收入對增加幸福的效應會逐步遞減，政府應在分配政策上應向低收入階層傾斜，因為富裕階層減少一點收入對他們的幸福不會有什么影響，而貧困階層收入增加一些會使他們感到幸福了很多。這才能實現"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

如果金錢不一定能買到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萊恩的回答很簡單：情誼(companionship)，即家庭成員間的親情和朋友間的友誼。他在書中引用了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ck)的詩句："鳥兒不能沒有巢，蜘蛛不能沒有網，人不能沒有朋友"。當然詩句不能用作社會科學的證據，不過詩人的敏感往往使他們能夠憑直覺對事物的本質作出準確的判斷。各國在各個時期的研究發現，婚姻關系穩固、家庭關系諧調，鄰里關系和睦，朋友來往密切是人們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經歷了離異、分居、喪偶和孤獨的人。例如，有好幾項獨立的研究證明，一個人朋友的數目比其個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更能預測他/她是非感到幸福。

(三)

在確定幸福的直接決定因素后，萊恩進入了該書的主題：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會增加人們的幸福，還是會減少人們的幸福？

按照經濟學流行的說法，市場經濟最大優勢就在于，它能讓人們在自己財力許可的范圍內"自由地"做出選擇，滿足他們的偏好，從而將"功效"和"福利"最大化。換句話說，市場經濟應該可以增加人們的幸福。萊恩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從四個方面證明，雖然市場經濟可以帶來不少好處，如減少貧困、改善健康、延長壽命、擴展教育、促進自由，但它卻不可能帶來幸福。第一，市場經濟是滋生物質主義的土壤，物質主義使人不幸福。物質主義(Materialism)是指將物質追求作為目的的價值取向。被物質主義俘虜的人往往會暗想："那些擁有豪宅、名車的人真讓人羨慕"，"如果我有錢買更多我喜歡的東西該多幸福呀"，"看到喜歡的東西卻買不起真讓人難受"，"上街買東西給我帶來很大的快感"。經濟學家相信，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是市場之所以能運作的前提。的確，如果人們都不把追求個人物質利益最大化作為自己的目標，很難想象市場有什么用處。但經濟學家同時相信，每個人都竭力追求自己的物質利益才能實行"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萊恩認為，這就完全錯了。他列舉了多項實證研究，每一項研究都表明，具有物質主義傾向的人更容易陷入憂郁和焦慮，更難感到幸福。為什么物質主義妨礙人們感受幸福呢？首先，物質主義者往往更自私。有一項很有意思的調查，它問人們如果得到一份兩萬美元的意外之財會如何處置。結果發現，具有物質主義傾向的人比其他人會將三倍的錢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與家人和朋友分享、或捐助慈善事業。自私的人也許熟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們也許渴望親情和友情，但對金錢和物質的渴望更加強烈。按照萊恩的理論，缺乏親情和友情的人是難以感受到幸福的。其次，物質主義者追求的是"外在目標"(extrinsic goals)而不是"內在目標"(intrinsic goals)。外在目標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與外人、外力有關，不受自己控制，因此便難以享受到自我滿足的樂趣。再次，物質主義者追求的是"結果滿足"而不是"過程滿足"。他們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而不能享受工作本身所帶來的樂趣。最后，對物質財富的追求恐怕是不可能滿足的。得到一樣新東西的快感馬上會被對更多東西的企盼淹沒。這四個原因加在一起便產生了惡性循環：物質主義者很難感到幸福；不幸福感或憂郁使他們遠離人群，更加孤獨；缺乏親情和友情使他們感到更加不幸福。第二，市場不是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靈性，而是把他們看作諸多生產要素中的一種。因此，庇古(Arthur Pigou)說，金錢是市場衡量人價值的準繩；奈特(Frank Knight)說，在市場交易中，人往往將其他人看作是賭博的老虎機。既然人只被看作一種生產要素，他們與其它生產要素(如資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切取決于怎樣做更有利可圖。既然他人只是為自己賺錢可利用的工具，社會上于是出現了這樣一批人，他們交友只是為了賺錢，然后又想用賺的錢來買朋友。然而，一旦受到銅臭玷污，親情和友情就不復存在了。更嚴重的是，市場服從的是"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其中完全沒有鄉情、親情和友情的位置。梅因在《古代法》里，滕尼斯在《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里都曾談到，市場經濟如何一步步瓦解了傳統的家庭、宗族和鄉里關系，如何在人之間造成了"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韋伯更直截了當，指出市場對人沒有尊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則說得最透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撕掉了蒙在家庭上那溫情脈脈的面紗，將家庭關系變成赤裸裸的金錢關系"。第三，人們從勞動市場很難感受到幸福。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失業是最大的市場失靈。但他說的還只是人力資源的浪費。實際上，失業也是破壞個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殺手。即使不看學術性的研究，我們也知道，失業對人的精神打擊有多大。而各類研究都表明，失業往往與酗酒、離婚、憂郁征、精神失常、自殺有緊密的相關關系。失業帶來的另一個后果是經濟安全問題。在經濟學和社會學關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中，重點一般放在收入水平上，而忽略了收入安全。賺多賺少固然重要，但對一般人來說，能否維持一份穩定的收入更重要。一旦飯碗不保，誰還可能感覺幸福呢？哪怕沒有遭遇失業，勞動市場仍然可能給人們帶來體力上和精神上的壓力。比如說分工，從勞動市場發育和提高效率的角度看是十分必要的。但分工的一個后果是非技能化：將有創意的生產過程變成枯燥乏味的事情。卓別林的電影就是用夸張的手法來描述這種生產過程有多么摧殘人。又如，從加強人們競爭意識的角度講，拉大收入差距也許十分必要。但它對同事間的關系可能造成嚴重損害，并增加人們工作中的精神壓力。

第四，如果說在勞動市場人們得付出的話，消費市場理應是他們獲得回報的地方。那么消費市場能否給人帶來幸福呢？萊恩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國據說是消費者的天堂，那里購物中心的數量遠遠超過高中的數量。但在萊恩看來，這正好說明消費主義浸透了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許消費可以給一些人帶來快感，但要在成千上萬種商品中挑選自己中意的東西會給很多人造成"認知過載"(cognitive overload)問題；并擠壓他們與家人和朋友團聚的時間。除此之外，在消費主義的氛圍里，人際關系可能被買賣關系取代，金錢可能變成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市場中必要的猜疑態度可能演化為人生態度。在這個意義上，市場本身就是造成社會疏離的內在原因。

在經濟學里，當市場失靈時，政府干預就名正言順了。上面的分析證明，使人幸福也是市場失靈的一個方面。那么，政府干預，或更具體說，民主政府的干預能給人帶來幸福嗎？萊恩的對此似乎不太確定。因此，他給書的第五部分的標題加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民主是不幸福的根源之一嗎？"他的判斷是，幸福不幸福取決于微觀世界的經驗，而不是在宏觀政治領域的經驗。一些實證研究似乎也支持他的這個判斷，因為一個國家是否民主與該國民眾是否感到幸福滿意沒有什么相關關系。

通過三個層面的分析，萊恩得出結論，民主制度并不一定會帶來幸福。就民主的過程而言，它充滿了痛苦。例如：(1)所有麻□的社會問題都是民主政治必須處理的問題；(2)當政府決定做一件事時，總是只與沖突各方的一方站在一邊，因此得罪其它各方；(3)民主政府要做好事就要征稅，但沒有人喜歡交稅；(4)行使各項公民權(包括最寶貴的投票權)都可能要克服一些困難、付出一些成本(如時間和精力)。就民主決策的性質而言，它所能滿足的是"要求"(demands)而不是"需求"(needs)。哪一個利益團體的聲音大、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強，政府就可能滿足它們的要求。而盡管有實實在在的需求，弱勢群體恐怕也得不到政府的注意，因為在西方民主政體下，政客最在乎的是能得到多少張選票。需求得不到滿足的人大概不會感到幸福。就民主的結果而言，相當多的公民并不滿意。這表現在，在西方社會中生活的人對他們天天與之打交道的民主制度似乎越來越沒有信心：認為自己對政府的所作所為毫無影響的人越來越多，認為政府受到特殊利益集團操縱的人越來越多，認為政府對老百姓的事非常關心的人越來越少，相信政府的人越來越少。這一切使不少人對民主政治產生了無力感(powerless)、無助感(helpless)、疏離感(alienation)。這些增加了人們的煩惱，而沒有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

(四)

萊恩的這本書對一些被人奉為圭臬的觀念提出了挑戰。這些年來，中國最時髦的詞匯是"增長"、"發展"、"市場"、"自由"、"民主"、"改革"、"轉型"等。我們把它們作為目標苦苦追求。萊恩提醒我們，現有的經濟理論和政治理論都錯把手段當作了目標，陷入了"手段拜物教"。其實，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應該是幸福，其它一切不過只是手段而已。更刺激我們思考的是，萊恩用理論推理和各國多年來積累的實證研究證明，我們所鐘愛的"增長"、"市場"和"民主"未必能給我們帶來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萊恩的回答很簡單：親情和友情。兩百多年前，法國革命打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從那時以來，右派偏愛"自由"，左派偏愛"平等"。萊恩既不是右派，又不是左派，他強調的是"博愛"。同時，在如何實現博愛理想的問題上，萊恩絕不是懷舊派，并不主張回到過去。他清楚地了解，田園詩般的過去根本就不曾存在過。萊恩也不是烏托邦派，他知道，過分強調親情和友情也會造成很多令人不愉快現象，如感情負擔、裙帶關系、法紀松弛等。萊恩主張，對現實進行改造，盡量增加其中的親情和友情；并在追求其它階段性目標的時候，盡量避免傷害親情和友情。對仍然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而言，為了爭取一個幸福的未來，記住這個忠告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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