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人，對民主似乎懷著一種復雜的心情，一些人扯著嗓子喊，一些人想談又不敢談。而“民主”這個詞本身，似乎也和其他一些舶來詞一樣，到了中國就改變了它原本的面貌。西方一些國家老是批判中國不民主，批判得多了，連一些中國人也開始說自己的國家不民主。其實，近代以來，中國從沒有停下過對民主道路的探索。從孫中山提出主權在民，到毛澤東對黃炎培講的“人人負起責來”，以及海峽另一邊的蔣經國解放黨禁，解放報禁，用專制結束專制，都說明中國人對民主的思考與嘗試其實不少了，只是它的本質、精神、內涵，中國怕是鮮有人了解，甚至都懶得去研究。不光現在是如此，恐怕就連當初把“德先生”引進到中國的五四領袖們，也未必就清楚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難怪西方一些人調侃說：“民主是個復雜的東西，復雜到中國人唯一沒能將它山寨成功”。復雜不復雜我不好說，但至少，“民主不僅僅意味著選舉，選舉也并不僅僅意味著投票”，所以民主并不像今天一些人叫嚷的那樣就是簡單地實現一人一票的普選，必須承認它是個系統工程。

　　民主是個壞東西

　　“民主是個壞東西”不是我說的，這句話恰好是個民主國家的元首——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說的。我不敢說民主就一定是個壞東西，但至少，它的缺陷是明顯的。

　　民主一詞的英文名稱是“democracy”，發音有點類似“德蒙克拉西”，也就是陳獨秀說的“德先生”。“demon”是前綴，意為“人民”，“demos”在現代英語中依舊有“民眾”的意思;“cracy”來自希臘語詞根“kratia”，意為“統治”。從字面上理解，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多么美妙的翻譯啊。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如果歸根溯源，“demo”在拉丁文中還有“蠱惑”“煽動”的意思;稍加聯系，“demon”在英語里是“魔鬼”之意。我在這里并不是說民主制度就是魔鬼制度，但至少，說民主其實就是煽動、蠱惑人民，這其實還多少說得過去。

　　民主國不是理想國

　　上面我從拉丁文和現代英語的傳統中調侃了為什么“民主是個壞東西”。碰巧，有一本古老的探討什么是最好的政體的希臘名著是以拉丁文記敘的，這本書就是《理想國》。

　　人們喜歡民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家討厭集權和專政。但其實，專政不一定就是專制，集權也不一定就是獨裁。況且有一句話是這么說的：“不受約束的君權是暴政的源泉，但絕對的民主本身就是暴政的一種”。我想起幾十年前的革命口號有喊“要民主不要專制”的，但仔細想想，我們可不可以既不要民主也不要專制呢?

　　在柏拉圖的這本《理想國》中，列舉了好幾種壞的政治體制，很可惜，暴君制(柏拉圖稱為僭主制)和民主制都在其中。值得一提的，柏拉圖所說的民主制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并不一樣。在柏拉圖眼中，民主是絕對的，世上只存在絕對的民主，而任何投票選舉都不是民主，真正的民主所采取的是唯一絕對公平的方式——抽簽。我其實倒傾向于使用柏拉圖的這種觀點，把民主制看作一種絕對的政體，世界上沒有相對的民主，相對的民主就不是民主制而是其他制度了。但是民主的精神和原則可以部分體現在其他類型的制度中，現代的選舉制就是這樣一種融入了民主精神的貴族制，而它本身不是民主制。當然，在《理想國》中，貴族制度同樣不是一種好的制度。

　　柏拉圖認為，好的政體應該包括完善的分工和良好的秩序。秩序必然產生上下階層差異;至于分工，最大的社會分工就是統治與被統治。所以一個好的政體不能是絕對平均的，靠抽簽選出統治者的民主制度是一種敗壞秩序的制度。柏拉圖所認為的唯一最好的政治體制是“哲學家當統治者的政體”即哲學王政體。君主制是一個人統治的政體，貴族制是少數人統治的政體，民主制是靠抽簽方式在全體人中選出統治者的政體。至于哲學王政體，統治者可以是一個，也可以是多個，其本質并不在于統治者的人數，而在于誰成為統治者。在柏拉圖看來，哲學王是唯一具有統治資質的人，但他原本的志向并不是出來統治，所以即便成為了統治者，哲學王也不會假公濟私或以權謀私。哲學王本身并不愿意出來統治，所以，讓他出來統治不能靠獎勵，只能靠懲罰，這個懲罰就是：你不出來統治，就讓不如你的人來統治你。當然，這樣的哲學王能一直作出正確的決定，不像普通人民往往受表象欺騙，或者如我們之前所說的被民主的煽動者、蠱惑家欺騙。所以，如果讓人民投票選舉是選不出哲學王的，因為投票也是在做決定，而人民時常作出錯誤的決定。

　　也許柏拉圖鼓吹哲學王政體是在自夸，也許他討厭民主制也和他老師的遭遇有關(蘇格拉底被希臘城邦判處死刑的判決是通過民主決策做出的)。但我認為柏拉圖這套哲學王的理論還是有借鑒意義的，而他也很好地指出了民主制的一些天生弊端。絕對的民主到絕對的專制往往只有一步之遙，我們不過是在一個人的專斷與多數人的暴力之間做選擇。法國大革命就演變為暴民政治，并最終產生了拿破侖這個權力空前的新專制者。哲學王政體也許的確太過理想化，只能存在于“理想國”中，但是平心而論，我認為當今世界上最接近于柏拉圖這種政治構想的國家就是中國。

　　共和還是民主?

　　“他是法國大革命的先驅”。這是羅伯斯庇爾對盧梭的評價。都說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人面臨著三種選擇：伏爾泰的開明君主制，孟德斯鳩的君主立憲制，盧梭的民主共和制。而法國大革命的踐行者們最終選擇了盧梭的理論。現在的民主派也喜歡到盧梭的著作中翻找能支持自己觀點的語句。但問題是，盧梭真就像我們認為的這樣是民主理論的奠基人嗎?

　　在《民約論》(另譯《社會契約論》)中，盧梭自己說“真正的民主制從來沒有實現，今后也不可能實現”。他認為的最好的制度是貴族制。當然，他對民主制的認識和柏拉圖一樣，即靠抽簽而非投票選舉統治者的制度。而且他還說明了民主制適用的條件：1、小范圍內，公民的素質相差不大，選誰都一樣;2、在民主制度下做官是一件苦差事，是負擔而非福利，所以為了公平地選擇出將負擔加給誰只能靠抽簽。聯系到柏拉圖的哲學王理論，我認為其實二者有相通之處。柏拉圖反對民主是因為他認為每個人是不一樣的，普通人擔任統治者會敗壞城邦，只能是哲學王成為統治者。但假如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和社會能將每個人都培養成哲學王，那不是選誰都一樣了嗎?而且在哲學王看來，統治正好是一件苦差事，哲學王本身是不愿意出來當統治者的，這進一步符合了民主抽簽所應滿足的前提條件。但進一步推演，如果有一天，人人都成為了哲學王，我們還需要統治者嗎?讓每一個人統治好自己，社會就能變得很美好了。所以我相信盧梭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會說真正的民主從未實現，也不可能實現。因為，在我們需要民主的時候，不能實現民主;而當民主真正具備可行性的時候，它不再是必需的。

　　另外，我認為馬克思的論述也可以扣到柏拉圖和盧梭的構想中。我前面說，我認為世界上現存的國家中最接近于柏拉圖理想國構想的國家是中國。進一步說，我認為從這種類似哲學王政體的初級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程，就是把每個人都培養成哲學王的過程。到了人人都是哲學王的時代，人們不再需要統治者，于是“政府將消失”;哲學王也不需要出來統治，哲學王終于可以去追求自己原本的志向，從而實現了“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回到《民約論》中，我認為盧梭并沒有刻意推銷民主。與柏拉圖不同，盧梭認為唯一好的政治制度是共和制，而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都可以是好的政治制度，即都可以是共和制。只要君主制不變為暴君制，貴族制不變為寡頭制，民主制不變為暴民制。共和制的靈魂是法律，不管誰當政府首腦，不管政府規模有多大，只要政府行為服從法律，那國家就符合共和國的原則。所以，我完全找不出《民約論》里到底哪里在推崇民主，在我看來，整本書字里行間，滿滿的都是“共和”二字。

　　另外，《民約論》還談到了“公意”與“眾意”的區別。盧梭認為靠表決得出的多數人的意見只能是眾意，而我們需要的卻是公意。公意是眾意中符合共同體利益的那部分。但事實上，多數人贊同的意見也有不符合共同體利益的，不然人類就不會一直生活在對歷史的反思中。所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未必就是合理的，如果表決得出的多數人意見是政策制定的唯一標準，那作出的決定就有可能危害共同體的利益，即便事后人們能意識到當初的決定是錯誤的恐怕也為時已晚，錯誤決策造成的損失可能已難以挽回。所以，民主表決要成為一種合理可行的機制，就必須解決如何從眾意之中篩選出符合大眾利益的公意這一問題。但話又說回來，公意非要是眾意中符合共同體利益的那部分嗎?要知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與眾意相對立的少數人的意見中，往往也有些是符合共同體利益的。也就是說，民主制要成為合理的就必須能找出公意，而公意的體現卻并不一定要靠民主制。民主機制并不是科學合理的政治體制所必須的，與其要求民主，還不如努力完善共和。

　　論美國的民主

　　很多人喜歡談論中美兩國的體制，“民主”的美國和“不民主”的中國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二者政體之間的差距總是被世人有意無意地比較。各種聲音不絕于耳，對“普世價值”的宣揚和“不搞美國那一套”的聲音此消彼長，你來我往，長期占據網絡爭論的主戰場。但就像我之前說的，就算要“搞美國那一套”，著重點也不該放到照搬美國的“民主”上，而應該放到學習其共和精神上。而美國的共和，則是一種靠制衡機制構建的體系。

　　一個叫托克維爾的法國學者在其《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就論述了法國大革命所謂“民主”的局限和弊端，而在他的另一本聞名遐邇的書《論美國的民主》中，他又表達出了對美國民主道路的擔憂，他擔心的是美國的民主也走上法國大革命的老路，追求絕對的徹底的民主最終只會事與愿違，甚至造成暴民政治。但很幸運，美國的締造者們并沒有犯托克維爾所擔心的錯誤，他們很清醒地意識到：民主蘊藏的力量是巨大的，大到可以摧毀民主它本身;所以要想將民主的精神永遠保存下來，就必須限制民主本身。所以，我們所看見的今天的美國政治制度之中，其實包容了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三者的精神。這其實也可以理解，孟德斯鳩提出的三權分立理論原本就是階級分權——君主、貴族、第三階級之間的分權，不同部分相互制衡就達到了相互限制的目的。當然，中國的教科書傾向于認為這體現的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妥協性和不徹底性。我不想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談論這個問題，我擔心的是：美國的這種“分權”“制衡”的共和太過于穩定，過多的錯誤預防機制反倒束縛住了自己的手腳，使得美國的政治體制缺乏自我進化的原動力。

　　因地制宜，因國而異

　　另一本聞名遐邇的著作——《論法的精神》曾創造性地使用了辯證唯物的史觀來看待國家政體這一問題。孟德斯鳩認為，一個國家采用何種政體取決于多種因素，包括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幅員、人口等，甚至土地的肥沃程度、氣候條件、飲食習慣都影響著政體的選擇：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的大國適用于專制政體，民主制度適合面積適中的寒帶貧瘠國家;有的國家天然有專制的傳統，而有些國家的人民習慣于依附一個強有力的領袖;臣民們希望的是公眾平安，公民則要求個人自由······真所謂眾口難調，或者說“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適合的制度”。

　　盧梭也說過“沒有任何一種政府形式適合一切國家”，并且還給出過一個有趣的公式：主權者/政府=政府/臣民，進一步推導就是：主權者與臣民的乘積等于中項(政府)的平方。如果主權者代表國家的大小，根據這個公式，我們便可以算出一個國大小一定、人口數一定的國家，其政府規模唯一的大小值。也就是說，“有多少大小不同的國家，就有多少種不同性質的政府”。

　　綜上，從《理想國》到《民約論》，即便“民主”一詞的發明者，民主理論的鼻祖們，也并沒有將民主制當作一種特別的制度加以贊美，他們更多的是將其當作一種普通的制度，和其他制度放到一起進行談論。但千百年后的今天，關于中國應該民主還是非民主，是搞“美國那一套”還是走“中國特色”的爭論卻甚囂塵上。但我相信，只要我們真正仔細閱讀前人的思想，就能夠客觀理性地作出判斷。誠然每一種制度都有其值得借鑒之處，但沒有一種制度是完全“普世”的。所以中國的政改的確不應該也不必搞“西方那一套”。把握住適合中國自身前進的方向，道路就會越走越寬。也許未來的有一天，我們也不過和美國的民主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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