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女性公眾講座第十六期，邀請到著名的女性主義歷史學者王政老師，主題是“探尋被遮蔽的歷史”。門口的海報上用一句廣告詞來推介這次講座：“公知們告訴你的1949年以后歷史有沒有硬傷？聽聽女史家的版本！”
 

嘉賓簡介：

王政，現任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所長，婦女學系與歷史系教授，密大/復旦社會性別研究所合作所長。多年來她的研究關鍵詞是：歷史、女性，研究目的是：尋找被遮蔽的女性歷史，為那些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的女性發聲。

講座記錄 :

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學習了美國女權主義的歷史，便產生了了解中國女權主義歷史的想法，并很幸運地訪問到了一些當年做女權運動的老太太，寫了《五四女性-口述與文本的歷史》。在寫了這本書之后，我對中國女權主義的關注就不只是學術的關注，更產生了一種責任感。這些年我等于在兩個戰場上戰斗：歷史研究和行動實踐。作為歷史學者，我要把中國女權主義的歷史（家譜）把它續出來，挖掘那些被遮蔽的女權主義歷史。同時在行動上我也希望能夠繼承這樣一份事業，把這些我訪談的老太太她們年輕時候開創的事業繼續下去，做一些推動變化、發展的行動。
 

今天這個話題必須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也就是“后毛時期”。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這是歷史性的轉折，但在80年代一段時期里這個轉折要往哪里走是不太清晰的，后來是逐漸清晰了：是要把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革掉，開展了私有化的大的運作，與全球資本主義接了軌。國際上有的將80年代叫做“后毛時期”，有的叫“后社會主義時期”。這兩種說法在國內都是有爭議的，因為在國內主流說法仍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不管誰來定義，兩個時期就是兩個時期了。我今天要從女權主義的角度來說這兩個時期。 

80年代有個撥亂反正，否定文革時期、否定毛澤東時期的政治、經濟制度。現場觀眾都很年輕，80年以后出生還不少，那么你們就不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出生的了，對社會主義就沒有記憶和經歷，你們基本就是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知識分子和執政黨一起建構的主流話語下成長起來的。至于你們對這個主流話語是否有警覺性，那是另一回事。我今天要梳理的是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一起建構的主流話語。
 

這個主流話語是批判否定文革政治實踐，在當時是完全有其合理性的。知識分子做了很多批判，這種批判是很深刻的，批判毛時期的政治實踐、制度、黨內各種政治運作。但是這種徹底批判、否定文革的批判性話語也產生了影響深遠的負面作用——也就是它成為了一種霸權性話語，成為了唯一的對社會主義歷史的敘述。這就成為了一種遮蔽和簡約。本來在現實的歷史中是極其復雜的，一個歷史有多種面向。當這樣的一種話語成為了主流話語時，就把歷史的復雜性、多樣性給抹去了，你就看不見了。就成為了80年代的人對社會主義歷史，尤其是對中國婦女解放歷史的非常偏頗的歷史。它也為建構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中的女性主體身份，和男性中心文化中的霸權性男性特質做了意識形態鋪墊。下面我會具體打開來解釋。
 

對于霸權性男性特質我這里有一個例子，是從網上摘抄的：

《水滸》中高衙內和西門慶的不同遭遇，最能說明“王婆”在中國政治中的關鍵作用。高衙內和西門慶都是看上了他人妻子，論權勢論地位，高衙內不知道要比西門慶高多少倍， 并且潘金蓮的剛烈性子也絕不亞于林沖妻子，可結果卻是西門慶美人在懷，高衙內血濺當場。造成二者之間不同結果的關鍵因素，就是王婆。西門慶能夠情場得意， 成功于狼狽為奸的助手是王婆，王婆的力量就在于能夠從內部摧毀潘金蓮的意志品質，激發起潘金蓮的內在淫欲，把一個剛烈女子變成一個風流騷貨;反觀高衙內所 能動用的只是外部暴力，出手相助的高太尉所動用的也仍然是外部權力，而對于潘金蓮、林沖妻子這類剛烈女子來講，無論是暴力還是權力這些外部力量根本不起作 用，能夠把她們由天使變成魔鬼的決定性力量，只有王婆。
 

大家對這段話有什么看法？我希望現場有做性別研究的學者能夠幫忙指出，這段話中存在什么問題。如果沒有學習社會性別理論，可能也看不出來其中的問題。

觀眾：“它把偷情的成敗與否歸咎于一位完全置身事外的女子。它對男性女性是完全二分的。” 

這短話流露出這位大學教授對社會性別的無知。

再看下面這段話：

中國歷代先賢包括尋常百姓都十分清楚這一點，能夠徹底摧毀人性，把人類社會變成魔獸世界的，能夠從精神上毀滅中華民族的關鍵性力量，只有王婆，所以才設立了“殺人可恕，情理難容”的基本司法理念，才用最嚴酷的刑法懲治王婆。武松怒殺西門慶、潘金蓮兩 人，只是判處流放，王婆雖然未殺一人，卻判處最嚴酷的凌遲處死，用刀片一刀一刀地割肉而死。這就是中華民族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天道精神和維護人類基本尊嚴 的“大我”理念，中華民族能夠歷盡劫難綿延不絕成為唯一流傳下來的文明古國，所依靠的就是這種天道精神和“大我”理念，構成未來世界一體化和諧發展的道義基礎，也必將是這種天道精神和“大我”理念。

－－摘自某個被稱為“毛左”精英領袖人物的言論，網上發布時間：2013-05-14 來源：烏有之鄉
 

這段話是剛才那段的延續。我想聽聽大家的看法。

觀眾：“沒有法律意識。”

觀眾：“狹隘的性的認識。”

觀眾：“也是二分的。”
 

我做一下我的解讀。所有的文本都是一種“再表現”，你會把社會的現實寫到里面，但是在分析的時候我們會看到作者本人的立場、觀點、評判體系。當然，這個小說中這樣描寫王婆和當時的刑法，它是認為十分順理成章的。武松不判那么重，但是王婆卻是要死的。這完全是一種男權文化。因為王婆是觸犯了男權的戒律的，因為中國的女人是要守婦道的，女人的守婦道是涉及到維護儒家文化中的社會秩序。王婆沒有去維護中國男權文化中最重要的關鍵的社會習俗，你就是大逆不道。這種認識是當時的認識，而今天我們二十世紀的人，對這種充滿厭女、仇女、歧視女性、壓制女人性欲表現的文本，表示完全徹底的贊同，你說它的知識體系在哪個朝代？但他還堂而皇之地，站在弘揚中國偉大傳統、價值體系的角度，對這種暴力、對女人的殘暴表示欣賞。這還能稱為二十世紀的有人文意識的知識分子么？這樣的人竟然還成為了當代的精神領袖，說明道德價值觀出了很大問題。

為什么要談這個？這樣的言論在我成長的毛澤東時期，這樣來說女人，似乎是不太可能的。那么為什么一位今天的大學教授可以堂而皇之地講這么仇女的言論？那就是今天的社會性別文化（相比社會主義時期）出現了大倒退。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講在上世紀80年代發生了什么。
 

今年我們在復旦辦班的時候，給學生布置了一位美國學者羅麗莎的著作《欲望中國》中的一章。羅麗莎在其中說：

“后社會主義關于現代性的寓言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毛澤東主義由阻止中國人表達社會性別化的人性而遏制了中國實現現代性的能力。”

羅麗莎在書中分析了市場化、與全球資本主義接軌以后，中國社會文化的變化、主流文化的變化，建構起了新的主體身份。主要探究后社會主義時期，城市年輕女性消費者身份的建構，和對母親輩社會主義歷史“結構性遺忘”的現象。

當時班上的一位女生就評論說其實青年女性對母親的歷史是無知的，兩代人記憶上的鴻溝是怎么出現的，意味著什么。

在那個班上做調查時，我發現，很多年輕人對于自己父母親的社會主義歷史是無知的，也沒有興趣去了解。
 

我們對前輩人社會主義歷史的無知，不等于是空白。80年代以來的霸權性的政治話語，不是單一的遺忘或遮蔽，實際上這種遺忘和遮蔽的策略，是建構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機制。所以我們很有必要再反思、深入剖析這段知識精英的話語過程的歷史：什么被遺忘被遮蔽，背后的涵義是什么，什么又被作為歷史的真實來突顯，來成為后毛年輕人的歷史知識，那么這些被后毛主流意識形態建構的歷史知識，表述了什么樣的權力關系，對后毛時期的社會性別和階級變動有什么意義，對當代人主體身份的建構有什么樣的意義。

“主體身份”是后結構主義的理論背景下用這個詞的，即人的主體性是由話語來建構的。也就是一個人對自我的認識是由話語建構的，主流話語、其它話語可以建構起你，甚至可以是矛盾性的，但是主流霸權話語對你肯定是有很強大的建構作用的。那么后毛的、主導性的政治話語起了變化了，那么一代人的主體身份也發生了變化。所以即使你是父母生的，但你的父母的主題身份與你是很不一樣的，因為生在中國巨變中，造成兩代人的主體性是很大變化的，你們對自我的認識肯定很不一樣。

在國外學術界的常識：任何的主流話語的建構，都是一種故事性的，不必當成一種真理，但是在中國的語境中，只要是被強力宣傳的，就好像變成了真理，不可動搖了，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樣。但是國際學術中不是這么認識的。主流話語背后都是有權力關系建構起來的，這個時期建構了什么樣的主流話語，誰建構了這個話語，在建構的過程中壓制了什么樣的聲音，這些都是學者們要研究和質疑的。
 

后社會主義故事的要點:

80年代以來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在批判社會主義時期做了各種各樣的敘述，以下是摘要。

這是男性知識分子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批判要點：

一，知識分子是極權專制制度的犧牲品 ，他們的社會主義經歷僅為他們留下了累累“傷痕”。

二，社會主義抹殺了“人性”造成了人的“異化” 。

三，這種“異化”不僅是各種政治運動造成的，更是毛澤東時期的婦女解放政策和實踐造成的。“男女平等”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把中國婦女男性化了，“鐵姑娘”就是女人男性化的典型，而中國男人則被閹割了，女性化了，中國沒有男子漢了 。

四，除了造成了男女在性別上的“異化”，“中國婦女解放也是超前的，超過了社會經濟的現實，是社會主義時期生產力低下的原因。”

這些是摘自當時主要的男性知識精英（社會學、經濟學、文學）。

女性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時期的批判要點：

一，中國婦女解放是被動的，是國家給的，自上而下的，不是婦女自己要的

二，社會主義時期的婦女解放是以男性為準則的解放，“男女都一樣” 導致女性非但沒有解放，反而壓抑了女性特點，造成了女性的傷痛

三，毛澤東時期用“階級”遮蔽了“性別”，使得女人無法表達女性的特殊需求和女性經驗。
 

今天不探究知識精英把自己貼上受害者、犧牲品的標簽這樣的話語運作遮蔽了什么樣的歷史過程，但需要指出，文革后中國知識精英的大量的訴苦的話語實踐，是一種階級關系變動的機制，也是一種獲取精英身份的表演。社會身份的建構是通過表演實現的。通過表演受害來達到精英的位置。但你要真的去研究每個人，是否真的在毛澤東時期都是痛苦經歷？未必，很多人享受了特權。這一茬在訴苦的時候是不會提的。
 

當然80年代參加思想解放和撥亂反正的知識分子的構成也很復雜，并非都是有共同的訴求，當時的情況非常復雜，訴求也都不一樣。今天把男女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時期的批判要點摘錄出來，凸顯的是：“男女平等成為批判毛時期國家政治話語的焦點”這個歷史過程，以及它的意義。
 

男女知識分子在抵抗國家權力的時候（不是所有的人，但出來批判的有男有女）形成的合力共謀，使得80年代知識分子批判性話語中的問題沒有遭遇過任何的質疑和挑戰，可以說至今都沒有，所以它輕而易舉地成為后毛時期的霸權性政治話語，有力地解構顛覆了社會主義男女平等的價值觀，而且推動了對“男女有別”的社會性別等級秩序的重構。“女人就要有女人味，男人就要有男子氣”，這就成為了對社會主義“男女都一樣”的“把男女都異化了”的撥亂反正，也是后社會主義時期所謂充分表達人性的主要內容。所以要拋棄國家權力掌控一切的“社會主義的過去”，也理所當然要追求一個允許人性張揚的新自由主義未來的必然步驟，這也被看成是歷史性的進步。這些都是80年代主流話語中出現的論述。
 

今天我用女權主義、后解構主義來分析這些主流話語，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對男性、女性、人性，做非歷史性的、本質主義的界定，其實都是一種話語的運作。問題是，為什么諸多的男女知識分子，會一起投入到解構男女平等的社會性別話語的運作呢？這方面我要做一下社會性別的分析。
 

男性知識精英對毛時期的婦女解放的批判，一點都不難理解，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極大削弱了城市個體家庭中的“父權制”。在私有制的經濟中，父親掌管著家庭中很大的權利，家中的經濟權、子女的婚配等都在父親手中。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期間，子女的入學、就業、婚配、住房等等，都不在一家之主的權力范圍之內了。個體家庭中父權的萎縮，和城市中男女平等政策的實施，是同步進行的。城市中男女平等是實行得相當著力的，表現在入學、就業這方面。城市里面女孩入學率是相當高的，國家還補貼給家庭困難的。我們這一代人的城市女青年，就學、就業沒有受到過歧視。但是城市里面女性迅速擴大的就業機會，也導致了她們在家庭中經濟地位的提升，這些都在悄然無聲的改變著父權制家庭中的權力關系。當然傳統的家庭內部性別分工還是大量存在，但是一些地方也起了變化，如上海，很多男的也開始做家務。尤其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就是要追求對社會的貢獻，事業的發展，這些都在提高她們在家庭的地位。當時的托兒所等都是免費的。
 

不僅在經濟上，社會文化領域，男女平等從二十世紀初就成為標志著中國現代性的社會性別話語，到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后，黨內的女權主義者就更是著力地從意識形態、法律制度、社會習俗、文化生產上來鞏固和發展男女平等的社會性別話語和實踐，它就成為不容置疑的主流社會性別話語。這樣的政治文化環境，對于希望延續社會性別特權的男性精英，當然是造成了壓抑的感覺的。記得90年代一些男性文學評論家就說，看社會主義電影就喜歡其中的女特務，性感。社會主義電影有大量的女英雄，但是對他們是沒有什么吸引力的，會讓他們覺得壓抑。但是喜歡女特務是不是有問題啊？他們會覺得自己的性是被壓抑的，有大量這樣的論述。可以說，對男性來說社會主義時期的婦女解放，是很有可能造成了不少的壓抑之感。所以后毛的男性精英對男女平等的清算和反彈，是折射了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成效和不足。成效怎么說呢？從主體性的重構來說，這場解放是挑戰了男尊女卑、追求平扥的女性主體性的發展，提供了體制性的支撐，因為在就學就業方面是保證平等的。現在的把女人做花瓶的事情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但其不足是，后毛時男權的反彈可以看出來，社會主義婦女解放沒有成功建構起新型的具有平等理念的男性主體性。
 

那么80年代的女性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批判，其內涵更加復雜。不少知識女性面對外國人的時候，是聲稱中國的婦女解放是遠遠超出西方女權主義的成就的，從平等就業、入學、產假等等福利，都可以用數據算出來。當時她們的這種自豪是有依據的，但她們往往把這種成就歸究于國家自上而下的婦女解放，是婦女的被動解放。說這些話的人，往往是搞文學研究的，她們從來沒有做過歷史研究，是想當然地加入了男性知識精英批判國家壟斷的話語運作。國家在這樣的論述中完全成為了一個統一的、鐵板一塊的框架。這樣的分析是非常有問題的。它只是一種批判話語的象征符號，它用來表述敘述者作為自由思想者和國家權力對峙的政治立場，但作為學術來說是很不嚴謹的。

這種缺乏歷史研究的政治批判的效應，就是抹去了中國革命的漫長歷史中，無數女權主義者的實踐和斗爭歷程，是否定了女性的能動性的。說婦女解放是國家給的，婦女是被動的，其言下之意是不能想象婦女在歷史上是有能動作用 的，國家在其概念中是個男人，是不能想象女人是介入了歷史的變遷的。這種思維模式實際上折射了中國共產黨建構的主流話語：中國婦女解放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解放了婦女，在此之前天是黑的，中國婦女都像祥林嫂一樣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這樣的敘述在我的《五四》那本書中也是被挑戰的：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女人在干什么呀？我在美國讀美國史讀了很多美國女權的歷史，就很不服氣，看到美國、英國什么都有女權主義者，我們中國就沒有？不信。然后就開始了解中國女權的歷史，發現中國女性在歷史上能動性強得不得了，早就開始爭取自己的解放了。

其實后毛在批判毛澤東時期共產黨的統治性話語的時候，完全在重復共產黨的話語實踐。我要看看你們的話語運作遮蔽了什么東西。我要對遮蔽歷史的話語運作進行挑戰。

女性知識精英在力圖掙脫國家壟斷，但是又與中國共產黨建構的主流話語的思維是一致的，沒有跳出“婦女解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是被動的、國家是主動”的思路。
 

知識女性批判毛澤東時期的婦女解放是以男性為準則的，這是有歷史依據的，所以我說她們的批判是有一定的復雜性。因為近代以來，如果我們以秋瑾作為近代女權運動的開始，那么可以看出一開始就是以男性為標準的。

這是以“男女有別”的性別藩籬的歷史背景中產生出來的一個歷史邏輯。因為男性占有性別特權，他們有政治參與權，但是女性是不可能的，再有才也只是家中的點綴。政治參與、社會活動的空間都是男人的世界。底層婦女可以在外面跑，做小販啊什么的，但是上層女人，良家婦女不能在外面跑，可以跟著丈夫出去，但不能自由交友。男性性別特權包括性自由，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女人要貞潔，這在現代仍然是存在。秋瑾是作為女權運動的一個身先士卒的一個代表，開始的時候就是要分享男性的特權，要爭男人有的這種東西，不只是權利，還包括責任。所以她一開始就穿男裝，離開了家，拋棄妻子、母親的身份，跑到國外去，進入男人的世界施展自己的抱負。但是秋瑾的行動是在中國引進西方性學之前，西方性學是在二十世紀初引進的，所以在秋瑾時期，當時的中國人還沒有要以男女的生殖器官的差異對男女做本質主義的認識。所以中國人有的是，文和武是男女都可以習得的一種特性，文武雙全是對男女都適用的褒義詞。沒有說女性舞刀弄槍了就男性化了。傳統文化中所具有的俠也是男女都可以擁有的社會身份。所以秋瑾自己本人都在擁抱這樣的身份，為自己的行為合理化：女俠。她死了以后身邊的朋友也稱她為女杰。秋瑾的婦女解放的路徑，就是闖進男人的世界，爭取男人有的一切權利和責任。秋瑾是砍頭死的，但是早就有人給她通風報信了，她是可以逃的，但是她選擇了死。為什么？因為在這之前，被砍頭的都是男的。她想要證明在任何事情上女人都不比男人差，甚至可以比男人更英烈。她用死，用勇敢地走上斷頭臺來證明，女人也是可以成為烈士的，也是可以承擔起革命者的身份，為了我的事業我可以捐軀。后來這樣的行為就被一代的女性學習。到后來五四還在學。（劉清揚的事跡）這個路徑就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女權運動的主流。當然也有別的方式在做，但這個是主流。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到中國革命，大批的女性當兵、參加革命。

（圖片：宋慶齡）這張照片是宋慶齡在孫中山死后第一次亮相，非常有意義地穿了一件大袍子，當時長袍是男人的身份，女人是不穿袍子的。這個亮相說明我要進入男人的世界。

二十年代以后就是健美啊，女人身體要強壯啊，要從事各樣的體力活動啊。這個路徑。

就是這大批的女性勇敢地闖入男性的世界，成為了當時現代性的象征。中國現代性是走出閨房的女性闖出來的，是她們走出閨房進入男人領域，才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但是不徹底，因為男性的腦子沒有改變。女人在身體力行地變成一個現代性的人，可男性沒有變化。
 

三十年代中國是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發展的很好的，所以也有另外一類的身份：資產階級太太。她們與王熙鳳是不一樣的，因為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家中女人承擔著多種多樣的角色，不是一個純粹的消費者，而在資產階級中，她就是一個消費者，家中有奶媽、司機，她什么也不用做。資產階級太太當時也是相當大的群體了。很多女校是太太學校，因為資產階級男性是一個現代的成功男性，不要纏足的女性，而要受過教育的女學生，所以女校出來的學生婚姻市場非常好。
 

但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出現了這樣的一群另類的女性，那就是五四一幫女權主義者，后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中國革命。

我要講一下其中的一個代表：陳波兒。

早年的共產黨很多都是上層家庭出來的，都是為了理想和信念，要建立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而且這種理想是要冒著殺頭危險的。在當時白色恐怖下，他們還在滲透電影界。他們認為電影這種話語生產的工具是非常有力量的。陳波兒當時頂著人們對女電影明星的偏見這種壓力加入到電影界，主演了《桃李劫》（建議大家去看看這部電影）。她是為了革命的理念來參加拍攝的，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一個電影明星，她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作家，自己寫了很多文章，其中很有意思的一篇是《女性中心的電影與男性中心的社會》，里面說電影如果不能呼喚人們起來改變這個不公正的社會，那干脆不要做算了。今后的電影要在婦女解放的道路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從這些話可以看出她是一個非常清醒的女權主義者。

后來她在38年正式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跑到了延安去，人生觀發生很大變化。共產黨派她們五個女的（都是城市的上層女青年）去考察共產黨掌管的戰場、根據地婦女兒童的情況。這一路冒著槍林彈雨、出生入死的，主要是跟根據地的婦女們打交道。

她去視察中國的游擊隊、自衛隊，在一年的考察后，寫了一篇很長很長的報告文學《三個小腳婦女代表》。可以看到陳波兒作為一個城市女性精英的世界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看到這些文盲的農村婦女，她們的勤勞和勇敢，為抗日、革命作出的貢獻。她親身經歷了無數動人的事情，看到大批農村婦女中的動人事跡。所以后來她就要把農村婦女的精神風貌、事跡表現出來。
 

（圖，中間女性為陳波兒）從這個圖片中可以看到陳伯爾當時在中國共產黨中的地位，但是在我今天講陳波兒之前，你們誰知道陳波兒？誰也不知道。所以我作為歷史學者不甘心，一定要把她的故事講出來。 

46年日本人投降之后，周恩來派陳波兒到長春接管滿影。那是當時技術上非常先進的一個電影廠。46年接管后三年開始投產，到49年已經生產了一批電影，大約9部，其中5部都是寫女英雄的。《趙一曼》、《白衣戰士》、《劉胡蘭》等，都是表現真人真事。我的分析，跟后來謝晉搞的《紅色娘子軍》相比角度不一樣，《紅》的編劇和導演都是男性。但是電影中的女英雄的形象、敘事模式是陳波兒開創的。后毛的批判社會主義電影的包括女性電影評論者，會關注到社會主義電影中的敘事結構和好萊塢不一樣，顛覆了好萊塢的敘事結構和手法，但是她們沒有深入追究這種顛覆是怎么產生的，而是一跳就跳到“把女性男性化”的論述模式中。我不滿足，我想要問是誰顛覆了好萊塢的社會性別的敘事模式。在這樣的問題的引導下，發現了陳波兒。

（圖）這是當時《八女投江》的劇照。

在抗日聯軍中有一群女戰士，她們在戰爭中被日本人追到了一條河邊，堅決不投降，后來就跳了江。一位女編劇就在東北聯軍中采訪，把搜集來的材料編成了這部電影。這部電影中全部都是女的，這跟后來的《紅色娘子軍》不一樣。《紅》在現實故事中也全都是女的，怎么會搞一個男的做政委，他在哪兒睡覺啊晚上？但是編成故事就非要搞一個男的出來，男的要做政委，黨的代表。
 

（《第五元素》的劇照出現，觀眾大笑）

而好萊塢的模式就完全是英雄救美，哪怕你是一個天外來的女人，也還是要一個地球男人來救。這兩個圖的對照就很容易看到，什么叫做顛覆了好萊塢的敘事模式：沒有男性，沒有神仙皇帝也不需要救世主，女人自己可以救自己。
 

這就是我們中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歷史，而我們今天很多人是毫無所知的。我們也可以對比一下今天的媒體是如何表現的。后毛的女性就害怕被標簽為女強人、男性化、鐵娘子，那就啥也不改了。那就回到從屬性的地位吧。但更可怕的就是，連我們歷史上都沒有男性化啊之類的詞，傳統中國女性也有文武雙全、俠，有花木蘭、女俠、女英雄。
 

不光是陳波兒在創建一個女權主義的社會主義文化生產，還有很多進入婦聯的（包括鄧穎超她們），一直在推動女性進入男人世界，所有的領域都要對女性開放。不光是底層婦女所做的貢獻，還有各行各業女性都可以充分展現她們的才能。
 

（圖）這是五十年代《中國婦女》雜志對當時婦女的表現：女航空員、航海家、電焊工、技術員、農村婦女。

斯皮瓦克（音）的論述說：“底層的人是無法進入話語的。”你可以說話但是沒人聽到你。而這個雜志就是充分表現下層婦女的生活。老農婦、女民兵、鐵姑娘等。

董邊做了很長時間的《中國婦女》主編。她在文革中被整了十幾年。文革出來以后她做的事情是：整理婦女史，幫共產黨女性干部一個一個整理回憶錄。我對她的解讀是，她還要再抗爭，要把女權主義的歷史要整理出來，不能被遮蔽了。
 

（圖）后毛以后《中國婦女》雜志發生了很大變化了。這就是這一批社會主義時期的女干部們下去后的《中國婦女》雜志，依然是那個雜志，但是已經非常不同了。

 

觀眾：“主要關注女性的外表。”

對，在這之前是不管女性的外貌的，老的也一樣可以上封面。

這些變化可以看到，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就是年輕、美貌、會消費。我們看到資本主義文化建構的女性的主體性，是用什么樣的手段來建構的。還有專門辦了一些商品消費雜志。這些建構的都是消費主體。
 

我做研究的時候，她們請我去做了一次演講，我也放了這一系列的圖片，從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婦女》雜志封面，到后毛時期的《中國婦女》雜志封面。一個編輯站起來說：“王老師你放的前面（社會主義時期）這些圖片都很珍貴，后面（后毛時期）這些則都是垃圾，丟掉算了不值得研究。”原來你們知道自己在生產垃圾啊？當然這是她們謀生的手段，她們也在網上傳播女權主義，在其它地方開展公益活動。也有一些編輯說，我們做雜志的都知道這個行規，做雜志的就是要“瘦露透”啊。
 

因為我是做歷史的，我知道這樣一個女權主義的文化陣地的創建是很不容易的，當年這些黨內的女權主義者，我稱她們為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因為她們占有國家的權力，在國家體制內，但她們也在非常艱辛地開拓這樣一個空間，她們能開辟這樣一個陣地這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們等于已經完全放棄了這樣一個陣地，沒有這樣一個陣地了。后來她們的主編說，今天你要講女權主義，那就上網去做啊！紙質的媒體等于是全軍覆沒了，連國家女權主義都沒有了。這樣一個建構起來的所謂的女性味的消費主體，它遮蔽了什么東西？
 

（圖）現在我們在雜志封面能夠看到這樣的圖景么？

這是最近幾年一些女權主義學者在農村拍的。從她們的體態可以看到是中老年婦女。我們之前說到后毛時期的女性知識精英們對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批評：那樣的解放是以男性為標準的，是把女人男性化了。我就從這里來說這種批評的問題。“把女人男性化了”，這種批評我要進一步再批評。如果它是說“要女人來干男人干的活，卻沒有讓男人干女人能干的活”，傳統中的性別分工的問題在毛澤東時期沒有解決，這個批評還是對的。但是不能說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沒有去做這個事情。事實上董邊她們1964年在《中國婦女》雜志上開辟了一個持續了十個月的大討論：“女人活著為什么”。打出了“女人”兩個字。這個大討論集中談女人在家庭、婚姻、育兒中的問題，集中批判了大男子主義，突出了性別議題。但是到1964年10月份，陳伯達以萬木春的筆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如何看待婦女問題》，狠狠的大棒子打下去，說這樣的討論只講性別不講階級，是資產階級向導的結果。所以講共產黨婦女解放運動是以階級遮蔽了性別，是從這里開始的。不是共產黨國家的問題，國家女權主義是要試圖解決性別問題的，但是被黨內的男權給打下去了。后來董邊在文革前又被拿出這個問題作為她的一個罪狀，整的很厲害。所以這樣的斗爭是非常尖銳的，每一步的推進都很不容易。不僅要與社會上大批的封建主義者斗爭，還要與黨內的男權斗爭。黨內的阻礙是非常非常大的。80年代說黨內婦女解放是“階級遮蔽了性別”，是沒有看見國家女權主義在黨內做的非常艱辛的斗爭。
 

“社會主義婦女解放把女性男性化”的話語在今天仍然受到追崇。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尤其是文學界的女性知識精英們對這一話語的推崇，并非反對毛澤東時期對于婦女進入男性領域，因為她們自己也是職業婦女。她們集中抨擊的是：讓女人跟男人干一樣的體力活。這是針對文革中大批女學生下鄉或進工廠，成為了干體力活的工人或農民。這就是后毛時期城市女性知識精英們在文革后批判“女性男性化”的歷史背景。標志著城市工人、農民身份的“鐵姑娘”，最早是一個男性批判起來的。80年代初我在火車上聽到一個相聲：文革時候還說鐵姑娘，你敢娶她們么？那個鐵胳膊一掄過來你怎么得了啊？大家就笑了。但是女性知識精英們也在說：讓女人去干男人的活，我們的手也變得粗糲了。實際上是這些城市知識女性不愿意認同那些男性化了的這些干體力活的女人。有意思的是，批判這些干體力活的鐵姑娘的知識女性，從來沒有把身強力壯的女運動員作為男性化的女人來對待，鋒芒從來沒有指向那一群。更加意味深長的是，這種對男性化女性的譴責，更沒有延伸到集體經濟解體后的農村。大家知道在過去的三十年里面大批的農村青壯年男性涌入到城市中，農村勞動的女性化在80年代下半葉就成為了十分熱門的話題，但是在這方面的討論中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一種“女性男性化”的焦慮。這是為什么？

（圖）再看這個：一個中年女性拼命拉車，兩個大男人坐在車上讓這個貧困的婦女拉著。

也沒有人害怕這樣的女性男性化。你今天再也聽不到“這些底層女性干體力活，她們會被男性化的啊”這樣的話。那么為什么80年代的城市女性知識精英們會批判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將女性男性化呢？她們實際上要表達的是什么呢——階級意識，是女性知識精英為重建自己的階級身份，而做的一種性別身份的表演。因為在中國階級變動的年代，底層工人農民被打下去了，體力勞動又重新回到了49年以前的意義了：標志著底層階級社會。所以“我”要跟她們劃清界限，我是城市精英，我不能干體力活，你讓我干，就是把我“異化”了。至于畫面上這些女人，她們能干，那不是我所關心的，她們不在我的視野里面。所以今天去看80年代，可能今天依然如此，一些女性作家書寫女性的視角，女性的生命體驗，她是把自己的具體的城市上層知識女性的經驗作為普適性的女性經驗的話語表現，最清晰地暴露了她們建構城市知識女性精英身份的目的。她們不屑與那些底層干體力活的女性為伍。以一種性別身份的表演來提升自己的階級身份，與底層劃清界限。這類對自己作為擁有話語權的精英位置，及其所相伴的階級局限性，完全沒有意識到，也沒有警覺性。

這類以普適性的女性經驗，遮蔽多重等級制社會現實的精英言論的生產，又正是得益于后毛時期的歷史背景。那就是階級的分析范疇，被知識界和當權者聯手，徹底地拋棄，甚至成為了一個禁忌——中國的知識界已經不敢用“階級”了，后來用的是“階層”，二者的來源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么這種“女性味”話語的上升，也成為遮蔽階級、族裔等多種權力關系的障眼物。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對比：一方是女性味話語的提升，在大城市里面我們看到的都是這種光鮮亮麗的所謂的現代女性，表示一種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主體性的現代女性，但是背后遮蔽的什么樣的社會現實、社會關系，什么樣的女性完全沒有在主流話語的視線之內，這些是不是今天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應該關注。女權主義更應該關注，更應該警醒，不要沾染這些占有階級特權的知識精英的狹隘和局限。
 

（多圖）今天我們在看到這些圖片的對比的時候，不僅要考慮到今天被遮蔽的是什么，還要考慮到對這些所謂現代女性的建構中存在的問題。許多現代的年輕人都是認為現在已經很解放了，比之前社會主義時期的女性不知道進步多少，以憐憫的心態來看待社會主義時期的被壓迫的女性。我希望曾經有這種想法的年輕人，真的要了解真實的歷史，要有歷史知識支撐自己，才能不被主流話語輕易地蒙蔽，你才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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