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即將出版的新著《偉大也要有人懂——一起來讀馬克思》一書的第16章。

　　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爆發了。那一年，馬克思53歲，而此時《資本論》第一卷已經出版近5年了。

　　“巴黎公社運動”并不是恩格斯所設想的發生在工廠里的工人罷工斗爭，而是一場城市運動，如果用馬克思的話來表述的話，那就是：它不是發生在“生產領域”里的斗爭，而是發生在“社會再生產”領域里的斗爭。

　　什么叫社會再生產領域呢？與“生產領域”相區別，“再生產”是指人們的社會生活領域，今天，它主要特指住房、教育、醫療、養老這幾個領域。

　　此前，資本投資主要是通過“生產領域”里的剝削來榨取剩余價值，但是，隨著生產領域里“一般利潤率”的日益下降，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沖動，開始從生產領域轉向了社會再生產領域，而首先就是轉向了城市里的房地產業。

　　資本主義是在城市里發端的，它極大地推進了城市的擴張，城市擴張帶動了資本和投資的擴張，而城市的改建和擴建，既推動了資本的積累，卻也總是與城市的高負債聯系在一起。同時，在拆建過程中無一例外地制造著大量的社會矛盾和環境問題，大量的公共資源被資本家和開發商占據了，從而釀成了不斷上演的城市危機。

　　《共產黨宣言》指出了城市無產階級的處境，而這種觀察超越了生產領域，而進入到社會再生產的領域：“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時，馬上就有資產階級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向他們撲來。”如今對勞動者進行剝削的，已經不僅是工廠主，也包括店主和房東、經營房貸的銀行和中介，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的壓力，日益成為束縛城市勞動者的枷鎖。現在，無產階級斗爭的目標已經不僅是奪回工廠，而是要奪回城市，要使城市按照勞動者的意志，而不是資本家和開發商的意志組織起來。

　　在希臘和羅馬，城邦就是“公共事業”的代名詞，“條條大路通羅馬”，而象征著羅馬公共事業的，不僅是壯麗的羅馬公道，而且也包括會堂、劇院、廣場、公共浴場、運動場。而巴黎同樣也是一個由廣場和大道等公共空間構成的城市，但是，隨著路易·波拿巴這個空手套白狼的“流氓無產者”所代表的金融騙子們上臺，巴黎的公共空間卻日益被摧毀了。

　　房地產業的實質就是公共空間的私有化。它的發明者便是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流氓無產者”路易·波拿巴，法蘭西第二帝國成立后，路易·波拿巴任命高利貸者富爾德為財政部長，同時任命股票投資商奧斯曼負責巴黎的市政工程建設，使房地產業成為巴黎的支柱產業，于是，街道被斬斷了，公地被侵占了，經過幾輪房價暴漲之后，巴黎的地產業和金融業崩潰了。1871年的巴黎所面臨的危局就是：它不僅是一座被普魯士占領的城市，而且更是一座財政完全破產、陷入全面負債的城市。這就是“巴黎公社運動”爆發的歷史背景。

　　只有公社才能拯救巴黎。而巴黎公社運動的口號是：勞動者要奪回巴黎，必須按照勞動者的意志建設、管理巴黎。

　　巴黎公社本想請馬克思寫一個成立宣言，而馬克思卻以做學問的態度寫了三稿，等馬克思把稿子寫完，公社已經失敗了，公社的宣言就這樣變成了公社的悼詞。

　　這篇偉大的“悼詞”就是著名的《法蘭西內戰》。

　　《法蘭西內戰》這篇文獻究竟講了什么呢？這篇文獻的核心，講的是“社會”。

　　什么是社會？“社會”原本是一個羅馬詞，即拉丁語的Socius：它的原意是“一起吃面包”，后來又引申為合伙、伙伴、搭伙，孫中山先生當年用“民生主義”來翻譯“社會主義”，他說：“民生主義”的意思就是有飯大家吃，這就非常確切地抓住了“社會”（一起吃面包）的含義。而最早把Socius、Social 一詞翻譯為“社會”的，是日本人福地櫻癡（Fukuchi Oichi），但他的這種譯法則太過抽象，反而失去了這個詞的原意。

　　實際上，社會既是“一起吃面包”（人人有飯吃），也就是大家吃飯的那個“鍋”。而“鍋”則形象地道出了“社會”的另一面，即人們共同生活所必須的“公共產品”。

　　什么是“公社”呢？馬克思說，公社是人們為了生產和分享公共產品而組成的自愿、自由的聯合體。公社，是與國家和市場完全不同的組織方式，因為后者是“被動的聯合”。

　　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里，馬克思說：“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這就是說，市民社會，是被迫的、被動的聯合，“社會化的人類”或“人類社會”則是人們主動的、自愿的聯合。當著人們認識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并按照人類的共同利益，自動的、自愿的組織起來的時候，這樣的組織方式，就叫做“公社”。

　　巴黎公社運動，是世界上第一次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它第一次現實地說明：人們為了共同利益，自愿、自覺地組織起來，是完全可能的，也完全可行的。而從那以后，發生在俄國彼得堡、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以及發生在美國的反越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西雅圖反對伊拉克戰爭運動和“占領華爾街”運動，都是“巴黎公社運動”的繼續。

　　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從創建社會——即勞動者自愿的組織入手的，比如說，中國革命就是從創建工會、農會、青抗會、婦救會、兒童團、識字班起步，最終把一盤散沙的中國組織起來的。如果說國家的功能是富國強兵，市場的功能是發財致富，那么社會的功能就是“謀幸福，送溫暖”，就是“勞動人民自己組織起來，幫勞動人民一把”。

　　馬克思說，人的活動絕不僅是生產與工作，人還必須有吃有喝、有住處、有病能看、能結婚繁衍后代、能休息和娛樂，能通過文化教育事業提升自己——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她）才能從事生產和工作。與前者（物質的生產）相聯系，馬克思把后者稱為“社會再生產”。他說，“社會再生產”構成了物質生產活動的前提，因而“社會”構成了“市場”的基礎，經濟活動、生產活動必須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但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卻正在破壞這個基礎，“市場”正在瓦解“社會”。

　　在巴黎公社之前，人們只知道有國家和市場，而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也不知道社會怎樣發揮其功能。即使今天，人們往往也搞不清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荒唐地認為，只要市場就可以了，國家與社會是完全不必要的。實際上，這些人完全錯了。

　　馬克思思考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這樣的人既不是神也不是機器，而人的一生其實只有四件事：生老病死。可惜，這四件事恰恰都是市場不管的，而國家即使想管也管不過來，于是，管這四件事的，只能是社會。

　　為什么說市場不管這四件事呢？因為亞當·斯密早就指出：市場的主體，是指“有能力的交換者”和“有效需求者”，而老弱病殘是“沒有能力”的交換者，窮人不是“有效需求者”，因此，他們理應被排除在市場之外。試想，如果把教育、醫療和養老統統交給市場，那么大部分老人和孩子就慘了！因為他們是市場里“沒有交換能力”的弱勢。

　　為什么這些事也不能全靠國家呢？因為馬克思說，國家本質上是強制性的力量，是暴力機器，國家只能是按照既有的等級秩序去強制性地分配資源，它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均、造成公共資源分配的等級化。何況國家是管內政外交等大事的，國家確實沒有能力對老百姓的“小事”管得那么細。

　　那么，什么是公社呢？公社的本意是社區。實際上，平民（commons）這個詞，跟法語中的“大多數”（communes）相同，指的都是“社區”；甚至“下議院”真正的現代譯名，也應該是“社區（包括郡、自治市）議院”。因此，“巴黎公社運動”其實就是巴黎“社區運動”。而巴黎公社的開創性成就，就在于提供了一個勞動者自己組織起來管理城市公共事務的方式：即按照街道社區、行會和工會層層結合，最終建成一個高效率的城市管理網絡。

　　社區是基層群眾的自愿組織，它與國家組織是不同的，與市場組織更是不同的，這種“主動的、自愿的聯合”只能采取平等的、公開討論的方式采取行動，而它的源頭就是希臘城邦議會，羅馬共和制度，就是按照“城邦社區（議會）”的方式構建起來的。巴黎公社正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新羅馬，公社也建立了羅馬式管理公共事業的組織——人民委員會，羅馬元老院由全體公民選舉產生，可隨時罷免，不拿薪水，而人民委員會則由勞動者選舉產生，可隨時罷免，只拿普通工人的工資。

　　人民委員會真正體現了“羅馬議會”（communes）的實質，而它管理的對象，主要就是社會再生產的領域，或者說，就是孫中山所謂的“民生領域”,也就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與分配：保障面包的充足，交通的暢通，公租房、幼兒園、醫院的建設等等。即必須保證這些領域是非盈利的，是對所有公民平等開放的，是人人可以享受的基本人權。

　　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嗎？其實想一想林肯的名言：民治、民享、民有——這已經十分近乎“巴黎公社的原則”，而林肯說這番話的時候，恰好正是巴黎公社運動爆發的時代。但是，正像巴黎公社被殘酷鎮壓了一樣，林肯也被槍殺了。

　　資本主義號稱富裕，但卻窮得養不起“社會”，即養不起學校、幼兒園、醫院和養老院。在那里，“社會”不是基礎，而是負擔和包袱，那個制度窮得甚至連空氣都不能免費。而馬克思驕傲地說：巴黎公社最大的管理成就之一，就是多年積存、遍布巴黎各個角落的垃圾，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被清理完畢，只有在公社統治那短暫時光里，巴黎才變得干凈整潔、夜不閉戶、大道通衢，在公社執政時期，面包的供應從未發生短缺，而原本盜匪橫行的巴黎竟然沒有發生一起刑事案件！無產階級靠立足基層的群眾自愿組織來隨時解決一切問題，而那正是羅馬傳統在當代的復活——馬克思驕傲地說：想知道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嗎？這就是了！

　　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建設城市，無非就是把金融和房地產業結合起來，把城市當作榨取剩余價值的工具，就是公共空間的私有化，就是把教育、醫療等公共事業轉變為賺錢的工具。而按照社會主義或“巴黎公社的原則”建設、管理城市，則要求把教育、醫療、養老、環境、公租房等“公共事業”放在首位，起碼必須保障每個公民在人生起點（教育）和終點（養老）這兩個方面的機會平等和均等。資本主義發展方式雖然能在一瞬間造成許多高樓大廈（隨后使地產泡沫崩潰并造成“地方債”的爛攤子），但歷史證明，它在教育、醫療問題上則永遠一籌莫展，兩相對照，兩種發展方式究竟哪一個更有優越性，就是不言而喻的。

　　毛澤東主席晚年，主張全黨要認真學習《法蘭西內戰》這篇文獻，并將此視為自己的一項政治交代。

　　毛澤東為什么要我們讀《法蘭西內戰》？他的政治交代呢又是什么呢？

　　我想，他的政治交代無非是兩點。

　　第一，他是提醒我們的黨必須認識到：“社會工作”，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長項”，而且更是中國共產黨獲得人民的信任與擁護的根本法寶。

　　而所謂社會工作，又不外乎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使人民自覺自愿地組織起來，這就是所謂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的真正含義，而它的具體工作方法，也就是黨的“群眾路線”。而社會工作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這表現在，我們在建國之初，就致力于建立覆蓋城市公費醫療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普及教育，建立農村“五保制度”等等。我們黨之所以得人心，原因就在于此；我們黨之所以叫馬克思主義政黨，原因也在于此。

　　而這一切，都是“巴黎公社原則”在中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發展，這就是我們稱之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東西。而毛澤東的政治交代，首先就是指：他要把這份“馬克思的遺產”、社會主義遺產，鄭重交到我們的手上。

　　第二，毛澤東通過總結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歷史經驗教訓，闡釋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互相促進的論斷。這突出地表現為他所提出的“生產關系的改革，反過來會對生產力發展起到積極促進作用”的重要思想。

　　毛澤東說：我們把生產關系搞好了，理順了，生產力的發展就會上一個新臺階。因此，當著經濟發展遇到瓶頸與困難的時候，完全不必驚慌失措，這時正好可以及時把工作的重心轉向社會建設，轉向生產關系的調整，如此去做，則會為下一步生產力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新中國發展的歷史證明了他提出的這個科學論斷。1956年以來，盡管我們經濟增長的速度沒有那么快，但是，由于我們致力于建設完善的社會體系，消滅了長期肆虐的各種疾病，普及了教育掃除了文盲，培養了人民的組織能力，維護了各民族的大團結，最終則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高速增長，造就了大規模的高素質的勞動力，為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雄厚的“社會基礎”。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所謂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運用到中國的實踐，其核心也就是正確地處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

　　即使我們經濟的發展遇到了暫時的困難，但只要我們能夠真正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及時地推動社會建設的大發展，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時候，能夠致力于調整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那么，就必定會為下一個階段經濟的大發展夯實基礎。1956年以來的生產關系大調整是如此，而1997年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國內三千萬職工下崗，我們及時推出社會保障體系和全民醫保體系的建設——我們的一系列戰略調整同樣也是如此。

　　怎樣理解今天經濟的“新常態”？我認為，這里的核心依然是如何辯證地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好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之間的辯證關系。

　　當前老百姓最不滿意的是什么？恐怕就是醫療、教育、養老和住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這些關乎社會再生產的領域，不應該成為資本榨取的對象，而應該成為我們社會工作和社會建設的著力點。一旦把這個領域的問題解決得比較好了，一旦把社會建設搞好了，使我們的人民沒有了這樣、那樣的后顧之憂，生產與消費的增長點就會產生出來、涌現出來。

　　為什么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

　　最簡單地說，第一，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依靠人民，走群眾路線，不走精英路線。第二，是因為我們能夠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處理好發展中的各種矛盾，特別是處理好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第三，就是因為我們能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運營公共資本，積累公共財富。

　　關于這最后一點，我們在下一節里會集中論述。

　　為什么說馬克思主義學說適合中國的基本國情？這就是因為：人口很多，資源有限——這就是我們的基本國情。因此，共同分享資源，這不僅是我們的理想，也正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正像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那樣，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馬克思方才把中國文明視為“天然的共同體”；而且他還說：為了維護這個古老的文明、古老的共同體，中國人民就必須去為創造一個新的“人類共同體”而不懈奮斗。

　　我們應該把一切，看作那位偉大的“西方圣人”對于中國文明和中國人民的深切期待。

　　馬克思晚年過著平靜的生活，專心構造著他的經濟學大廈，只是，他不告訴恩格斯何時才能夠完成自己的偉大著作，甚至不讓他看自己的手稿里面寫了什么。他寫了很多很多，稿子堆成了山。直到恩格斯放心地認為：完全不用催他了，所謂“拖延癥”，那只不過是天才特有的稟賦，而馬克思這個天才一定最終會把一切搞得妥妥的，最偉大的思想，總是在最后才會作為“凱旋樂章”噴薄而出的。

　　現在錢不是問題了，時間似乎也不成問題了，晚年的馬克思已不再顛沛流離，而是在倫敦市中心的一所巨大的房子里面平靜地工作著，但是，如今出現問題的卻是馬克思的健康。

　　1881年12月，馬克思的夫人燕妮去世了。1883年1月，馬克思的第一個孩子——他最鐘愛的小燕妮也突然去世了，這給了老馬克思最沉重的一擊。這一年的3月14日中午，馬克思在工作之后打算上樓休息一下，而當恩格斯按照慣例在下午來拜訪他的時候，他卻發現整個世界一下子都陷入了黑暗。

　　對于全世界的勞動者，乃至對于整個人類而言，最不幸的事情終于發生了，恩格斯流著眼淚下樓宣告：馬克思永遠地睡著了。

　　馬克思逝世了，享年65歲。在春寒料峭的時節，“這個世界上最被污蔑和誹謗的巨人”倒下了，從西伯利亞礦井到加利福尼亞的車衣廠，從加勒比的奴隸種植園到中國貧困的黃土高原，依然在寒風中奔走的全世界勞動人民，從此永失導師，從此喪失了他們共同的親人。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在喪失了思想和言論的發言人之后，無產階級是否會重歸沉默無聲的歷史境遇呢？在喪失了思想和言論的發言人之后，無產階級是否會重歸沉默無聲的歷史境遇呢？在喪失了馬克思這偉大的大腦之后，無產階級這個歷史巨人是否也會轟然倒下呢？

　　馬克思就這樣永遠地睡著了，巨變到來的如此平靜，平靜得毫無征兆。

　　這可慌了恩格斯，《資本論》那個手稿寫得究竟怎樣了呢？

　　恩格斯拿來手稿一看，真是欲哭無淚啊！這個偉大的左撇子留下的手稿里有些文字認不清，其中一些偉大的篇章還由于灑上了咖啡而變得面目全非。于是，恩格斯知道，從此以后，自己只能在沒有天才和導師的黑暗世界里，獨自摸索前行了！

　　如果說馬克思是全世界勞動者的耶穌基督，那么，恩格斯就是無產階級的圣保羅1，圣保羅創造了《圣經》，恩格斯則完成了《資本論》。恩格斯竭盡全力總結出馬克思的部分遺稿，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花在了這項工作上。《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恩格斯替馬克思總結出來的。

　　馬克思去世以后，飛利浦公司的第二任資本家，他雖然不肯為《資本論》法文版出一分錢，但卻對馬克思手稿很是在意，飛利浦公司四處搜求馬克思的手稿并封存起來。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斯大林采用了各種辦法，把馬克思的大量手稿從荷蘭、德國安全轉移到了蘇聯，在此基礎上，編輯出版了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正是這些被保留了下來的電光石火般的文字，使馬克思的形象永生。

　　對馬克思的思想著作有著深刻洞察和創造性理解的習近平主席這樣指出：

　　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習近平.《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北京: 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75.】

　　為什么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呢？因為正確理解馬克思，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前提，而“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則是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的最好方法。實際上，我們對馬克思談論得太多了，而閱讀得則太少了！而閱讀經典這項工作，甚至應該“從娃娃抓起”，因為只有人生的第一個扣子扣好了，其余的扣子才能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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