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在極其繁忙和艱苦的條件下，抽出大量時間閱讀、研究黑格爾，寫出《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黑格爾〈歷史哲學講演錄〉一書摘要》《黑格爾辯證法(邏輯學)的綱要》等著作，做了大量摘錄、批注，并把學習的精華思想集中在《談談辯證法問題》和“辯證法的要素”等短文中。20世紀30年代，蘇聯將列寧的所有關于哲學方面的讀書筆記匯集起來以單行本出版，簡稱《哲學筆記》，在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出版的兩版《列寧全集》中，分別刊載在第38卷和第55卷。我國已故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黃楠森教授撰寫專著和大量論文詳細闡發了該書中列寧對黑格爾哲學思想的批判、繼承和對唯物辯證法思想的深化、豐富和發展。列寧《哲學筆記》的理論貢獻和認識當時時代性質、戰爭性質制定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策略以及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等歷史價值是極其巨大的。我們今天和列寧所處的時代相比已經發生了極其巨大的變化。面對這些新的情況和特點，學習、研究列寧的《哲學筆記》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當代價值。

　　一、有助于深入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丟，丟了就要丟掉根本，丟掉靈魂。那么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和精髓，究竟如何才能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自覺運用到當代世界和中國的實際之中。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理解、認識、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黑格爾辯證法思想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理論來源之一。早在1859年恩格斯就高度評價黑格爾辯證法思想及其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創立的極大作用。他說：“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歷史感作基礎……他是第一個想證明歷史中有一種發展，有一種內在聯系的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頁)恩格斯還說過，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只能產生于生氣勃勃保持自覺辯證法傳統的德國人之中。深刻理解和掌握辯證法思想對于理解、認識和運用唯物史觀及其指導的全部馬克思主義學說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多次提到黑格爾辯證法思想對《資本論》的影響，強調“不鉆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1章。”(《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1頁)“馬克思把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形式運用于政治經濟學。”(《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9頁)“在這里必須探求黑格爾邏輯學的真實的含義、意義和作用。要注意這點。”(《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0頁)列寧還說：“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里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并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0頁)列寧的這一論述實質是說，不懂得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理論，就不能真正理解、掌握和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發展規律和內在本質特征的《資本論》。

　　我們知道，黑格爾認為世界的本源是客觀絕對精神，絕對精神是發展變化的，其本身經歷存在、本質、概念的發展過程，后外化為自然界及人類社會。其《邏輯學》就是按照絕對精神的這三個發展階段分為存在論、本質論、概念論。黑格爾在唯心主義基礎上認識到概念的辯證運動過程：“這個既是分析的又是綜合的判斷的環節，——由于它(環節)，最初的一般性\[一般概念\]從自身中把自己規定為自己的他物，——應當叫作辯證法的環節。”因為這句話明顯帶有黑格爾整個哲學的晦澀特征，所以列寧摘錄后評論說：“規定不是明確的!!”接著列寧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其進行了改造，分解為三句話：“(1)來自概念自身的概念的規定\[應當從事物的關系和事物的發展去考察事物的本身\];(2)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自己的他物)，一切現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傾向;(3)分析和綜合的結合。”列寧作出結論說，大概這些就是辯證法的要素。然而列寧意猶未盡，在這三句話的基礎上又說“也許可以比較詳細地把這些要素表述如下”即大家所熟悉的辯證法十六要素。其中第一條指出：“考察的客觀性(不是實例，不是枝節之論，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0頁)第七條指出：“分析和綜合的結合，——各個部分的分解和所有這些部分的總和、總計。”(《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1頁)這兩條是辯證法十六要素中最重要的兩條。第一條實際是指出運用辯證法達到的最終目的就是認識的客觀性，也就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把握事物本身，絕不能把事物的枝節、現象、個別實例當作客觀事物本身。列寧通過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學習、研究認識到，一般人們認識事物最容易出現的現象就是把個別實例、現象、枝節當作事物本身，實質是歪曲了事物的本來面目。從思想方法上說就是背離了辯證法思想。如何達到“考察的客觀性”呢?列寧指出，只有自覺運用分析和綜合的結合，也就是自覺運用辯證法的基本思想。列寧抓住黑格爾這句話并分析出辯證法十六要素。這可以說是列寧讀黑格爾著作揭示出的最精華、最深刻、最核心的內容。馬克思主義全部學說是建立在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改造世界首先必須客觀地認識世界，認識世界的本來面目及其客觀規律性。對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清除其唯心主義的神秘外衣改造為唯物辯證法之后，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認識事物的科學的思想方法。馬克思恩格斯盡管沒有像列寧那樣直接從黑格爾著作中做出“考察的客觀性”那樣直接明確的結論，但他們實際上已經理解掌握了唯物辯證法的本質就是為了客觀認識事物本身。

　　二、有助于提高全黨全民族的哲學理性思維

　　黑格爾研究和寫作《邏輯學》的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針對當時德國整個社會特別是思想理論界輕視哲學理性思維的現象。特別是康德哲學把理性與感性、知性與經驗絕對對立的傾向，強調具體知識、具體經驗、具體方法的實用性和有效性而排斥作為抽象思維的“形而上學”作用。所以他在《邏輯學》第一版序言中就指出，康德哲學“曾經從科學方面，為排斥思辨的思維做了論證”(黑格爾：《邏輯學》(上)，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1頁)。這種通俗的學說“迎合了眼光只向當前需要的時代必需;這就是說，正如經驗對于知識是首要的，而理論的洞見對于公私生活中的干練精明，則甚至是有害的，實際練習和實用的教養，才是基本的，唯一要得的。”(黑格爾：《邏輯學》(上)，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1-2頁)接著黑格爾說，由此“導致了形而上學的崩潰，于是便出現了一個很奇特的景象，即：一個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沒有形而上學——就像一座廟，其他各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圣的神那樣。”(黑格爾：《邏輯學》(上)，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2頁)而從事抽象思維嚴謹的人孤獨起來，被同胞所拋棄，且被隔絕于世界之外，甚至消失掉。黑格爾竭力反對這種現象，他研究、寫作《邏輯學》正是批判這種現象，科學闡明哲學的巨大社會功能及其與科學、生活與常識的關系。他不僅在《邏輯學》中，而且在《精神現象學》和《哲學史講演錄》中對哲學的功能做了大量精彩深刻的論述。同時，他還認為，哲學要成為科學，不能從低級學科如數學中借用方法，也不能聽任內在直觀的斷言和基于外在反思的推理，而只能是理性思維的內容及這種內容自己的反思。

　　列寧摘錄了黑格爾《邏輯學》第一版序言中關于哲學功能及哲學方法的有關論述，并給以高度評價。列寧高度重視哲學理性思維對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民族思維能力的極端重要作用。所以他才如此下大工夫學習、研究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他的這一思想實際上也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繼承。馬克思多次強調，無產階級必須以哲學為自己的精神武器。恩格斯也說過，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離開理性思維。然而，黑格爾指出的當年德國輕視哲學、輕視理性思維的現象在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卻重新出現，且愈發嚴重。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當代社會急需科學的哲學理性思維。認真學習、研究列寧的《哲學筆記》對于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及整個中華民族的哲學理性思維的素質和能力意義非常之大。

　　三、有助于批判和清除錯誤思維方式，樹立科學的思維方式

　　黑格爾著作中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在唯心主義基礎上闡發的辯證法思想。恩格斯把黑格爾著作的辯證法思想稱之為“無數的珍寶”。黑格爾運用大量事實并從理論上揭露、批判了辯證法的對立面形而上學思想特別是其特殊表現詭辯論。“形而上學”一詞直譯過來是“物理學之后”。它是亞里士多德的學生在整理其老師著作時用的概念。把亞里士多德研究自然現象等具體科學的著作稱之為“物理學”，而研究抽象理論的部分則編為“物理學之后”一書。意指“抽象理論”，實際上與“哲學”含義相同。該概念在翻譯成中文時，利用《易經》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于是就把“物理學之后”翻譯為“形而上學”。前述黑格爾所說，一個民族沒有“形而上學”，就如同一個廟里沒有至上的神一樣。這里的“形而上學”就是指“抽象的哲學思維”。黑格爾在其《邏輯學》中闡發辯證法的“同一性”理論時，強調辯證法的“同一”是包含差別、對立的具體的同一性。與這種觀點對立的另外一種“同一”理論認為，同一就是同一，是不包含差異、矛盾的同一。于是黑格爾把這種“同一”理論稱之為抽象的同一理論。因“形而上學”概念本身有“抽象”的含義，于是就把這種否認差異、否認矛盾的抽象的“同一性”理論稱之為與辯證法對立的“形而上學”。其含義就區別于作為“哲學”意義的“形而上學”。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大量表現為看待事物的孤立、靜止、片面、否認矛盾的特征。在黑格爾著作中大量揭露了這種思維方式的表現、特征和危害性。列寧多次摘錄黑格爾有關論述并給予唯物主義的改造。

　　黑格爾認為，形而上學的一種極端惡劣的表現就是詭辯論。其主要特征有四種。

　　一是哲學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列寧摘錄了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中關于古希臘詭辯論早期最大代表人物普羅泰戈拉的哲學命題，即“人是萬物的尺度”。黑格爾認為這一命題實際是說，認識對象以人的主觀意念為轉移，沒有任何客觀性。黑格爾在《邏輯學》中說：“人們常常把辯證法看作一種技藝，好像它是基于一種主觀的才能，而不是屬于概念的客觀性。”(《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2頁)這種所謂“基于主觀的才能”和“技藝”就是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詭辯術。而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實質是指客觀辯證法。

　　二是抽取事物的片面現象作為論辯的根據。黑格爾的辯證法認為，事物是具體的即多樣性的綜合，而詭辯論則從具體事物中隨意抽取某一個片面、現象、枝節、實例或規定當作事物的根據和本質。黑格爾說，辯證法且不可與詭辯相混淆。詭辯的本質乃在于承認規律的片面的抽象原則本身即是對的，只要這一原則能夠適合個人當時特殊情形下的利益。

　　三是鼓吹“抽象的否定”，排斥肯定的絕對的否定。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矛盾雙方相互否定。但這種否定是具體的否定、是包含肯定的否定。而詭辯論則把矛盾雙方絕對對立、完全割裂開來。黑格爾說，非存在和存在絕對分離、排斥不是辯證法，而是詭辯論。“因為詭辯是依據未予批判和不加思索的無根據的前提而作的推理;而我們稱辯證法是高級的理性運動，在這種運動中，那些似乎是全然分離的規定通過自己，通過它們本身而相互過渡，前提則被揚棄。”列寧摘錄這句話，并在旁邊批注：“詭辯和辯證法”(《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9頁)字樣。列寧還說：“機智而且聰明!對通?？雌饋硭坪跏墙┧赖母拍?，黑格爾作了分析并指出：它們之中有運動。有限的?就是說，向終結運動著的!某物?——就是說，不是他物。一般存在?——就是說，是這樣的不規定性，以致存在=非存在。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靈活性，達到了對立面同一的靈活性，——這就是實質所在。主觀地運用的這種靈活性=折中主義與詭辯。客觀地運用的靈活性，即反映物質過程的全面性及其統一性的靈活性，就是辯證法，就是世界的永恒發展的正確反映。”(《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1頁)

　　四是割裂或混淆一般與個別、相對與絕對的關系。辯證法認為，一般與個別、相對與絕對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一般不是個別，絕對不是相對，但任何個別中有一般，相對中有絕對，沒有不包含一般的個別，不包含絕對的相對;也沒有脫離個別的一般，脫離相對的絕對。但是詭辯論往往主觀主義地應用二者關系，要么割裂其關系，把一般、絕對脫離個別、相對，把個別、相對脫離一般、絕對;要么混淆其關系，把一般、絕對等同于個別、相對，或者把個別、相對等同于一般、絕對。列寧在談到辯證法與詭辯論在相對絕對關系問題上的區別時說：“在(客觀)辯證法中，相對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對的。對于客觀辯證法說來，相對中有絕對。對于主觀主義和詭辯論說來，相對只是相對，因而排斥絕對。”(《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6-307頁)

　　四、有助于正確認識當代世界形勢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如何認識時代性質和戰爭性質、無產階級政黨如何對待等時代課題，是擺在列寧面前一項急需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這個歷史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經濟方面確實出現了馬克思恩格斯時代沒有的許多新情況，那么是否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剝削、壓迫、侵略和必然滅亡的本性已經改變?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應用大量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新資料論證《資本論》結論中的錯誤或過時，第二國際考茨基等人也借口資本主義某些經濟上的新政策，鼓吹“超帝國主義論”思想，否認戰爭的根源是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制度，直接或間接否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質，鼓吹和片面夸大戰爭的民族性?？即幕?、普列漢諾夫等人號召無產階級站在資產階級政府一邊“保衛祖國”，實際上是直接參與到帝國主義國家相互殘殺的侵略戰爭中。列寧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運用《哲學筆記》中闡發的唯物辯證法，在占有大量歷史和現實資料的基礎上，科學分析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腐朽、壟斷和垂死的本性和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揭露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人的形而上學特別是詭辯論的思維方式。列寧批評資產階級學者雖然也引用大量原始和新材料，但他們看不到這些材料之間的內在聯系，“只看到一棵棵的樹木而看不到森林”，“盲目地復寫外表的、偶然的、紊亂的現象”，“完全不了解其中的內容和意義”，因為他們驚嘆于帝國主義經濟力量的“強大”，而看不見“帝國主義是過渡的資本主義，或者更確切說，是垂死的資本主義”。

　　列寧認為，只有掌握全局，抓住本質，才能弄清楚當代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本性。認識戰爭的性質也是如此，他說：“能夠證明戰爭的真實社會性質，確切些說，證明戰爭的真實階級性質的，自然不是戰爭的外交史，而是對所有交戰大國統治階級的客觀情況的分析。為了說明這種客觀情況，應當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個別的材料(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而必須是關于所有交戰大國和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7-578頁)而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等人卻抓住戰爭中的個別因素和個別實例如塞爾維亞反對奧地利戰爭的民族性否定整個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列寧說：“馬克思的辯證法，作為關于發展的科學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許對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奧戰爭這一民族因素對這場歐洲大戰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義的。”(《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2頁)而普列漢諾夫抓住一些表面現象和枝節、實例，拋棄最本質的全面的東西，正是一種典型的詭辯論。這位詭辯家任意抽出某一個“論據”，而黑格爾早就正確地說過，人們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論據”。辯證法要求從發展中去全面地研究某個社會現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東西歸結于基本的動力，歸結于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斗爭。列寧正是按照辯證法觀點考察戰爭問題，他從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觀點出發，在詳細占有交戰國大量經濟、政治材料的基礎上通過分析得出結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掠奪全世界、聯合各國封建主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政治的繼續，是帝國主義國家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戰爭，戰爭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義的。弄清了戰爭性質，就能夠確定無產階級政黨的正確態度。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和策略不是站在本國資產階級政府一邊“保衛祖國”，而是利用戰爭危機來反對本國政府，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列寧就是以這種對待戰爭性質的認識、態度和策略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無產階級推翻了沙皇政府，通過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比一百多年前的列寧時代變化更大、更快，新情況、新特征更多。如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的分離、后福特主義的出現、勞動者福利比重增大、發達國家強化國家對經濟的計劃和調控、借鑒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做法、整個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增強等等。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消失。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中也出現重大挫折和彎路。所有這些新情況的出現要求人們回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揭示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本性、本質是否根本改變?資本主義是否必然滅亡?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否還是歷史發展趨勢?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如何認識時代特征和本質?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策略和方法?人們的回答是多種多樣的，但基本上有兩種根本對立的回答。

　　一種是借口這些新情況的出現，說明資本主義剝削、壓迫、侵略的本性已經改變，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人民資本主義”或“社會資本主義”階段。他們認為，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社會主義陣營的消失、中國社會發展的挫折證明社會主義不是人類歷史發展必由之路，《共產黨宣言》中“兩個必然”結論是錯誤的。當今時代總體上不再是革命、解放的時代，而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是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時代。所有這些觀點都有大量現實的依據和材料，但能夠說明這些觀點是正確的嗎?筆者研究了這些觀點的論證方法，不難看出，幾乎他們都是在重復列寧時代資產階級學者和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人的形而上學與詭辯論的方法，把外表的、偶然的、紊亂的、暫時的現象當作本質和主流，把個別實例、枝節當作事物本質的所謂“根據”，不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更不能從事物的總體、總和中把握本性、本質。如全球化現象確實加強了世界各國經濟、政治、文化的交往，但在這種交往過程中，發達國家始終沒有間斷和停止對第三世界國家經濟上的掠奪與剝削，以及西方文化的滲透和軍事上的武裝侵略。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近七十年期間，局部戰爭始終沒有停止過，而戰爭的深層次根源表現為當代霸權主義行為的資本主義制度。

　　另一種觀點認為，蘇聯解體、中國發展中的挫折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消失固然有社會主義發展中不可避免的不完善和經驗不足等因素，但歸根結底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勢力對立斗爭的結果，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和平演變為主要方式，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還存在的資本主義因素不斷擴大、增長的結果。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某些失敗并不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性，而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否定之否定的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站在無產階級和世界大多數人民的立場上，自覺運用唯物辯證法思想認識當代國際形勢的本質、主流，認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剝削、壓迫、侵略和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并學會辯證地處理國家交往中的各種矛盾現象。社會主義國家固然要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但是我們始終不能夠為其表面的、暫時的、偶然的、紊亂的現象所迷惑;不能忘記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本性的論述;不能忘記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教導;在對外開放，特別是與西方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交往過程中，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終不能夠囫圇吞棗地把西方一切成果原封不動、全盤照搬過來;必須始終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經濟建設上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相對獨立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的基本路線，絕對不能把自身的經濟發展納入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戰車和體系之中。我國在政治上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軍事上始終保持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侵略本性的高度警惕，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國防力量，并最大限度地聯合一切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國家和人民，組成共同的反對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在文化上，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與各個國家友好交往的同時，始終警惕和抵制西方腐朽文化通過多種方式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

　　五、有助于貫徹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

　　列寧在“辯證法的要素”第一條就指出考察的客觀性，而要達到考察的客觀性，就要自覺運用分析與綜合的方法，運用辯證法的基本思想。接著列寧闡述了辯證法十六要素即辯證法的聯系、發展、矛盾、因果、現象本質、形式內容、否定之否定、質量互變等基本原理。列寧認為，不能并列看待這些要素，其中有核心思想。所以在闡發十六要素之后，列寧說：“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2頁)這一思想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理論最主要的闡發和創新。馬克思有類似思想，但不明確。列寧如此肯定和明確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是第一次。這一思想當時并沒有展開，但列寧給自己提出了理論上繼續研究的重要任務，就是需要進一步的論證、說明和展開。其后，列寧在總體上思考他的辯證法研究后寫的《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中開始就直截了當地寫道：“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5頁)然后從哲學史、人類實踐、相對絕對、辯證法與認識論、唯心主義認識論根源等多方面展開了對這一思想的論述。這確實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理論研究中一項極其重大的工程。列寧原計劃緊緊圍繞這一問題寫一部系統的大部頭的唯物辯證法專著，但由于革命工作繁忙等多種原因，并未完成此計劃。

　　毛澤東沿著列寧這一思路繼續進行研究，1937年所寫的《矛盾論》就是這一偉大工程的延續。文中一開始就寫道：“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頁)然后毛澤東緊密結合中國革命實踐，圍繞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性矛盾等多方面、多視角對對立統一規律進行了全方位的闡發和論述。這一著作不僅深化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思想，而且深化和豐富了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具體內容，給予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極其深刻、寶貴的理論武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以這一理論武器實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國國情，科學明確了中國共產黨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前途以及革命策略和方法，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毛澤東以對立統一規律為指導，預見在新政權建立之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依然會利用糖衣炮彈腐蝕拉攏革命者，“李自成現象”依然會發生，千百萬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換來的革命政權依然可能喪失。所以他在進北京之前的黨中央全會上高瞻遠矚地向全黨提出革命勝利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今后的道路更長、更艱巨、更偉大以及最著名的“兩個務必”和“不當李自成”思想。毛澤東晚年許多理論都是“兩個務必”和“不當李自成”思想的延續和深化，也是以對立統一規律及馬克思主義其他基本原理為指導，對當代世界發展狀況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提煉、概括和總結。不懂得和掌握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的唯物辯證法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毛澤東全部思想特別是其晚年思想中的閃光、精華、杰出的內容。

　　在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任務極其艱巨。要真正完成這項任務，就必須實事求是地認識中國歷史、中國革命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即前后兩個三十年的歷史，尤其是實事求是地認識毛澤東及其理論與實踐的巨大、杰出的貢獻，認識中國當代現狀及各種社會矛盾。而做到這一點，離開唯物辯證法及其核心對立統一規律作指導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須客觀地承認，歪曲、丑化、根本否定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特別是污蔑、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在當今社會仍有市場。習近平總書記近兩年批評的中國當今存在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想就是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而在這股錯誤思潮中，除了那些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階級立場的原因之外，其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學特別是黑格爾和列寧所批判的形形色色的詭辯論思想。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確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問題也很多。所有這些表現出來的問題都是現象，但為什么會發生這些現象?這些現象的深層次根源及本質是什么?究竟如何克服這些現象?筆者發現，一些媒體包括學術刊物沒有或很少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特別是對立統一規律深入揭示其本質、根源，真正對癥下藥，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和方法。雖然也有一些文章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較為膚淺和表面。如中國當代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即腐敗問題，媒體大多只是從“權力的濫用”角度去認識?？傊?，中國當今的社會問題不僅直接表現出腐敗、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突出、生態環境惡化、拜金主義思潮泛濫等等，還間接表現為在認識方法上帶有的極其嚴重的形而上學和詭辯論思維方法的問題。這一特征在某種意義上比那些直接表現出來的社會現象還更嚴重、危害更大。因此，學習、研究《哲學筆記》及毛澤東的《矛盾論》，學會運用唯物辯證法特別是對立統一規律實事求是認識歷史和現實中的各種問題、矛盾，完成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極其重要的。

　　六、有助于提高全黨全民族的學習素質和能力

　　哲學著作相對于其他學科本身就有一定難度，尤其是黑格爾的著作，邏輯思辨性極強，且由于其唯心主義的神秘外衣使其帶有極其晦澀的特點。列寧的革命工作繁忙，又流亡國外。正是在這樣極其艱苦條件和緊張工作之余，拿出相當多的時間啃黑格爾著作，且挖掘出極其豐富、深刻的辯證法思想。列寧這種學習態度、精神和方法實際上是他一生學習活動的一個縮影。列寧青少年時期就非常勤奮好學。他剛上大學，就因參加革命活動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喀山省一個邊遠村莊。在極其艱苦惡劣的環境和條件下，夜以繼日地刻苦攻讀，勤奮思考。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大量珍貴的藏書和舊報刊。也就是在這期間，列寧開始系統學習、研究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普列漢諾夫著作，研究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英國歷史學家亨利·布克爾、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等人的著作。列寧后來自己回憶這一時期的學習生活時說，在其一生中，即使在彼得堡的監獄里，在西伯利亞，也從來沒有像從喀山放逐到鄉下的那一年讀那么多的書，這簡直是從早到晚手不釋卷地讀。列寧以后無論是在偏遠的西伯利亞流放地，還是在國外的流亡日子中，無論是在繁忙緊張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日理萬機的和平建設時期，始終都沒有間斷過學習。薩馬拉、舒申斯克村、倫敦、巴黎、伯爾尼、克里姆林宮等許許多多的地方都深深留下了他勤奮刻苦學習的蹤跡和烙印。列寧多次說過：“要理智地、自覺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須學習。”(《列寧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9頁)“我們一定要給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然后要檢查，使我們學到的東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為生活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學而不用，或只會講些時髦的詞句。”(《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5-786頁)列寧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一個不斷地學習并不斷把學問真正深入到他自身的血肉里面去的過程。

　　列寧的學習精神、態度和方法對當今中國共產黨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國當今雖然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必須客觀地承認，社會生活中仍存在功利化、浮躁化、短視化現象，由此導致的全民讀書學習的氛圍越來越差。中國人當今的讀書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筆者強調學習列寧，不是要求領導干部和學者都去讀黑格爾的《邏輯學》，而是學習列寧的讀書精神、態度和方法。一是學習列寧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讀書的學習價值觀，二是學習列寧勤奮刻苦的學習精神，三是學習列寧善于理性思考的科學有效的學習方法，四是學習列寧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把培養自身主動學習、善于學習、終身學習等現代學習觀念提到戰略高度，努力拓展深化自己的學習范圍，自覺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真正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高度、方法分析和解決世界和中國當今的重大的社會現實問題，促進自身自由而全面發展，才能實現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的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

　　[1]黑格爾：《邏輯學》(上)，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6年。

　　[2]張世英：《論黑格爾的邏輯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黃楠森主編：《〈哲學筆記〉注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

　　[4]黃楠森：《〈哲學筆記〉與辯證法》，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

　　[5]李辛生主編：《〈哲學筆記〉簡明教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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