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召開之際,恰恰是全國的“學雷鋒日”。
當今,正值中央貫徹習總書記“2.28”講話:《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重新強調抓精神文明建設,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之時,筆者期望,今年兩會期間在清醒社會風氣方面,會出現一些新氣象。
遺憾的是,日前接連看到的兩則新聞,著實讓人感到心寒。
一則是媒體對某政協委員(一位老革命的第三代)采訪的報道,無意中反映出當今上層一些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的“異化”;另一則是傳統儒家文化圣地山東曲阜,舉行有400多名來自全省中小學的骨干教師參加的“性科學教育”(圖片證明:實為赤裸裸的誨淫、縱欲、亂倫的教唆)的報道,它更折射出當今中國——社會主義道德觀的淪喪!
兩則新聞,反映出一個問題:怎樣抓精神文明建設?它需要重新呼喚共產黨人的信仰、理想;同時,還得在全社會重建社會主義的人生價值觀。前次筆者已寫過一篇《中國人民的信仰靠什么?》,現再就這一主題發表一些聯想。
共產黨人的信仰、理想是什么?
“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這是每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入黨誓詞,也是所有共產黨人的崇高信仰、理想追求和人生價值觀。顯然,它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根本保證。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那一天起,無數的共產黨人,正是以這一崇高信仰,為了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解放與幸福,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血與火的斗爭中,前仆后繼,無私奉獻,這才有了新中國今天的偉大成就。可是,如今這一信仰卻在被一些“共產黨人”所褻瀆、“異化”,自覺不自覺地正在被一些人所背棄。
日前,有大公網、鳳凰網記者木春山,采訪出席兩會的某位“紅色后代”。遺憾的是,在回答記者的提問中,這位根正苗紅的“紅三代”,對老一輩共產黨人的革命動機,卻作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解讀:
爺爺當年為什么要放棄高官厚祿,“去爬雪山過草地”?因為他是“偉人”。“為什么說是偉人啊,一般人做不到這一點。”
不錯,這位“紅三代”的爺爺確實是中國革命事業中的一位偉人。然而這位偉人所以成為偉人,并不是因為他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偉大的革命事業造就的。
不講老一輩共產黨人因為具有“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信仰,不講無產階級革命者因為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情懷,這才會有他“舍己為公”的選擇,才會造就了他的偉大業績,最終成為了一代偉人;卻以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天生的“偉人”來解釋,這實際上不是在褒揚他的先人,卻是在很大程度上貶低革命者偉大的人生價值。
這位“紅三代”因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是在“蜜罐里泡大的”。因此,他根本不理解老一輩共產黨人的革命動機——為崇高的信仰而奮斗。這又導致他隨性地發表了如下一番議論:
“時代不同了,不能要求我們的士兵像當年一樣爬雪山過草地,吃野菜吃皮帶。我們也不可能要求我們后代天天過這個日子。革命的目的就是過好日子嘛。”
“爬雪山過草地,吃野菜吃皮帶”。這是老一輩革命者在民主革命“非常時期”的一段苦難經歷,也是革命者在反動派的殘暴鎮壓、在極端困難條件下所錘煉出來的光榮。事實上,誰也沒有要求人們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去過那種“爬雪山過草地,吃野菜吃皮帶”的生活;然而,這一革命歲月中苦難經歷所體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還是必須繼承的。共產黨人、人民解放軍,什么時候如果丟棄了這種革命犧牲精神,那就是對先輩、對革命的背叛。
“革命的目的就是過好日子嘛!”這就是這位“紅三代”對老一輩革命者革命動機的理解。這無疑又是對崇高革命信仰的褻瀆。
請問這位“紅三代”:如果革命者的革命目的,就是為了過上“好日子”,那么你爺爺當年不是早就過上了“好日子”,(光工資每月2000大洋,是當時北大教授陳獨秀400大洋工資的5倍,是當時北大圖書管理員毛澤東工資8塊大洋的333倍!)那為什么還要放棄這樣的“好日子”,去選擇過“苦日子”?“去爬雪山過草地,吃野菜吃皮帶”,去參加對自己沒有“好處”的革命?
還是讀一讀先輩共產黨人、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義前,毅然寫下了的《就義詩》吧: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
夏明翰,他出身豪紳家庭,也早就過上了“好日子”。但他卻在1921年冬,經毛澤東、何叔衡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后,歷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湖南省委組織部長、農民部長和長沙地委書記、全國農民協會秘書長兼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秘書。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后,在湖南積極參加組織秋收起義,任平(江)瀏(陽)特委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大革命失敗后,1928年3月,夏明翰被反動派捕殺,年僅28歲。
革命者為什么要參加革命?夏明翰烈士的答案:恰恰不是為了“過好日子”,而是為了“主義真”!明白了嗎?
什么叫“主義真”?就是真正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那么,真正的、不是假的共產主義又是什么呢?毫無疑義,就是為了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解放與幸福。
這樣淺現的道理,可是到了21世紀的今天,似乎都成了問題。這就是這位“紅三代”身上“不知不覺”中的巨大變化。
當下,應該對所有的共產黨員,進行一場普遍的“入黨誓詞”的再教育活動。讓所有共產黨人強化對入黨誓詞的理解,并牢記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這應該是抓精神文明“兩手都要硬”的重要一環。否則,聽任共產黨人信仰的“異化”,難免亡黨亡國。
何謂“誓詞”?誓詞者,宣誓的言詞也。人為什么要宣誓?就是為了以一種最為莊重的形式,或向天地、神靈,或向社會、公眾,或向組織和監誓人許下自己最鄭重的人生諾言,以此表明心跡、決心和忠誠。
古今中外,不管什么國家、民族,以至任何團體、組織,無不以“守誓”為榮,“背誓”為恥。凡“背誓”者,特別是那些有損“受誓”主體利益的,無不被斥之為“叛徒”,成為不齒于人類的“狗矢堆”!
人獸之別與文明意義何在?
二三百萬年前,在東非肯尼亞“人猿相揖別”,從此,地球上出現了人類。要問:人、獸之間的根本區別在那里?人類數以百萬年計(包括五千年文明史)的歷史發展又意味著什么?概而言之:
人、獸區分,在于人的社會性與獸的自然性之不同;人類漫長歷史發展的意義,在于文明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任何混淆人、獸之際不同本質特性,任何鼓吹恢復獸性、主張文明倒退的言行,都是一種違背歷史發展規律的一種反動,它必然會遭受歷史的無情懲罰。
回顧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人類就是一個由野蠻走向文明的發展過程。僅以兩性關系而言,就是一個從“血緣婚”(亂婚)——“普那路亞婚”(外族同輩之間)——“對偶婚”(相對固定對象)——“一夫一妻婚”的發展過程。正因為人類文明有這樣的不斷進步,人類才會在地球上立足、繁衍和發展。要不然,恐怕早就衰亡被“開除球籍”了。
宗教是人類文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它是人類社會以一種“超人間力量”“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既然如此,那就不妨看看在兩性關系問題上,不同宗教又是怎樣規范的:
佛教中有“六道”輪回之說(天道、人道、魔道〈阿修羅〉、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認為婚姻是人道的境界,是欲界眾生正常的事。但佛教把夫妻以外的性關系,界定為“邪淫”,認為是一種罪惡,成為佛教徒的“五大戒律”之一。
基督教認為,男女婚姻是神的意志,夫妻雙方是一種盟約關系,是不允悔約的。因此,基督教徒把婚姻看得很神圣,也是結婚要進教堂、由牧師主婚朗誦“婚誓”的原因。
伊斯蘭教也同樣嚴肅地對待兩性婚姻。真主允許結婚,但禁止淫亂和奸淫。“你們不要接近私通,因為私通確實下流的事,這行為真惡劣。”(《古蘭經》夜行章,第31節)
至于中國的儒學倫理,更是把婚姻視作“禮”的規范。┄┄
總之,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一條軌跡:從野蠻走向文明,從愚昧走向智慧,從落后走向進步,從低級走向高級。什么時候這條發展軌跡被破壞了,出現了逆向反動,社會就會崩潰,人類就會毀滅。
看看當今美歐世界的西方文明,不是正在出現這種逆向反動的趨勢。強調個性的絕對自由,無視傳統道德規范:從鼓吹性自由,到流行“一夜情”;從同性戀合法化,到男女隨意同居甚至亂倫;從毒品泛濫,到艾滋病成災;從流行“人體行為藝術”,到開辟裸露區域;等等。所有這一切,這究竟文明,還是野蠻?是社會進步,還是倒退?如果剝去一層偽裝的“時代印記”外衣,毫無疑義,這種墮落文化的出現,恰恰正是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腐敗沒落的征候。
然而,在“與國際接軌”口號的盲目鼓噪下,這種沒落文化很快在國內流行。現在已經不是“改開”初期——飛進幾只“蒼蠅、蚊子”那樣的問題,而是沒落文化這一“洪水猛獸”登堂入室地侵入了!這才有了本次山東曲阜400多名中小學骨干教師參加的“性科學教育”活動。從展示出來的這些赤裸裸的誨淫、縱欲、亂倫的圖片證明,這絕不是什么“科學教育”活動,這是明目張膽的黃毒教唆!
這讓人想起了1945年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在《國際關系委員會上的講演》,這是一個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方案:
“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按:親美的奴才)”
“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不知不覺地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
“訓練那些藝術家,打消他們想表現或者研究那些發生在人民群眾深層的過程的興趣。讓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讓他們往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
舉辦這次“活動”的主角之一,是著名性學家、性教育專家,北京林業大學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方剛教授。筆者不禁要問他一下:
你這樣干,難道不是正在以實際行動,在踐行杜勒斯的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的方案嗎?——向青少年灌輸性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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