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蘇聯共產黨，人們總是會想到這樣一個頗為吊詭的過程：當擁有20萬黨員時，蘇共取得了十月革命成功;當擁有200萬黨員時，蘇共戰勝了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而當擁有2000萬黨員時，蘇共卻轟然倒臺，蘇聯也不復存在。撇開其他原因不談，蘇共黨員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仰的變化一定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信仰是人類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對于某種主張、學說或宗教的認同與信靠，同時也是一種超越社會實踐，對于未來某種狀態的堅信與追求。作為精神層面的存在，一旦內化于心，信仰可以深刻影響一個人的思維模式、判斷標準與價值選擇，并最終影響甚至決定著一個人的行動。許多以工具理性無法解釋的行為方式，往往都可以透過該個體或群體的信仰，即價值理性來成功詮釋。因此，“信仰的力量是無窮的”這句話絕非空穴來風的主觀唯心主義。

　　常常聽人說，蘇共黨員和民眾之所以喪失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是他們意識到馬克思筆下的理想世界與蘇聯現實之間始終存在著一條沮喪的鴻溝。但我們不得不想到，當布爾什維克剛剛取得十月革命勝利面臨十四國武裝干涉而被迫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時，當蘇聯剛剛開始第一次五年計劃而需要全體國民忘我工作時，當戰爭初期形勢不利德國法西斯幾乎開到莫斯科郊外時，當戰爭過后面對滿目瘡痍的國家而咬牙展開第四個五年計劃時……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與蘇聯現實之間的差距遠比1980年代要大得多，但蘇聯的體制卻表現出了驚人的張力，黨員和民眾對于未來的信仰也體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堅定。這些信仰與奮斗所創造的奇跡使蘇聯人自豪萬分，更成為接下來四十多年支撐老一輩共產主義精英的驕傲。

　　但事情正在起變化。列寧曾教導過我們，只有當舊的統治階級變得士氣低落，感到再也無法在舊有的道路上繼續下去的時候，革命才會勝利。統治階級士氣低落的原因往往在于道德和文化方面，舊的精英感到再也無法相信他們所做的一切，并進而不再相信他們本身的合法性。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事實上，如果說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第一次使普通黨員和民眾對布爾什維克產生了懷疑，那么于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期黨政高層所出現的種種信仰塌方現象，則迅速加劇了人民對于共產主義信仰的不信任，并成為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由總書記帶頭，干部階層已經逐漸脫離普通黨員和群眾，享受著無與倫比的特權。據說，勃列日涅夫酷愛打獵、住豪華別墅和收藏高級轎車，他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享受著無人能比的特權。勃列日涅夫收藏的高級轎車達上百輛之多，并經常到全國各地著名的獵場打獵，他收藏了許多高級獵槍，打死的獵物不計其數。葉利欽曾經在其自傳中披露：“拍馬屁和唯命是從所得到的報酬是享受各種優惠待遇……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受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而與這種虛假的“共產主義”相并存的是，共產黨高層已經普遍喪失共產主義信仰。在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的回憶錄中曾披露，這位蘇共總書記在位時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而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中央書記、中宣部長雅科夫列夫也曾將馬克思主義斥為“一種打著科學幌子的新宗教”。

　　國家生產資料公有制蛻變成了“官有制”，計劃經濟變成了黨員干部為討好上級、樹立自身政績的官僚主義經濟。社會優質資源逐漸為黨內的特權階層所壟斷，原本良性的社會流動也逐漸阻塞——除非在軍工、高精尖科技領域有特殊貢獻，普通黨員和群眾只能靠著微薄的工資勉強度日……這就是蘇聯官方宣稱已經進入“發達共產主義”時的情形，共產主義的信仰的上層建筑已經徹底被這種人為拉扯的“經濟鴻溝”撕裂。

　　當前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已逾8600萬，而在我國的一些地方，少數黨員干部迷信卻幾乎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在媒體的公開報道中，不少后來落網的貪官污吏，都曾經熱捧過這種文化：他們或頻繁約請風水大師，或頻繁出入道觀佛院，更有甚者會因為所謂吉利不吉利的說法而大肆修建形象工程，導致勞民傷財。而這部分人究竟在多少程度上真正地信仰神明了呢?恐怕僅僅是為了填補自己空虛的精神信仰罷了。雖然僅僅是個別現象，但如果任其發展，難免重蹈蘇聯共產黨的覆轍。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蘇聯鐵的事實已經向我們昭示，信仰關乎人心向背，更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沒有黨員干部的帶頭踐行與真心信仰，不能改善普通民眾的物質文化生活，無法解決官員腐敗的嚴峻問題，即使用再華麗的辭藻包裝，這種信仰也會遭到歷史的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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