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賈誼《過秦論》) —題 記

　　2014年新翻譯出版的《蘇聯軍隊的瓦解》。

　　近600萬現役軍人，2500萬后備軍，手中握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核武器，甚至能用火炮發射核彈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這支軍隊與500多萬納粹軍隊浴血奮戰，為二戰的結束立下了不朽功勛;在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中，它是唯一能夠與美軍抗衡的力量。但是，這支看似強大無敵的軍隊卻在賦予其生命的政黨最危難之時，選擇緘默不語、袖手旁觀，甚至有的還反戈一擊，不僅直接導致蘇聯分崩離析、蘇共紅旗落地，而且最后自身也土崩瓦解，給后人留下“數百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的喟嘆。

　　1998年，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的威廉·奧多姆撰寫的《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2014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引進并組織翻譯出版了這本書，書名譯為《蘇聯軍隊的瓦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如此書封面所言：“本書的觀點未必完全正確，但其揭示的經驗教訓卻值得我們深刻警醒”。

　　威廉·奧多姆是美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和軍事學者，他運用大量專訪材料、史實資料和數據，在蘇聯的經濟政治改革和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對蘇軍“為什么”和“怎樣”瓦解的過程和原因，進行了深刻剖析。從他的闡釋中可以發現，蘇軍在短短6年之內土崩瓦解，除了經濟、政治及社會等方面的外部因素外，內部出現的各種潰敗是主要原因。

　　蘇聯解體后，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飛到莫斯科，他以勝利者的姿態在紅場宣稱：“我們知道，無論施加經濟壓力還是進行軍備競賽，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來。只能通過內部爆炸來毀滅它。”

　　“內部爆炸”是一個讓人“細思恐極”的說法。如果在內部安放大量炸彈，并自己親手引爆，再固若金湯的堡壘也會不攻自破。當領導人對主義的信仰和對道路的信念發生動搖的時候，一枚枚無形的炸彈就會被不設防地放在堡壘中那些腐朽脆弱的地方，覆亡解體的悲劇就難以避免了。

　　在蘇聯解體這一宏大的歷史悲劇中，真正值得總結的，首先便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選擇造成的根本性的錯誤”。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鼓吹的“新思維”、“軍隊非黨化”及其混亂無序的改革，抽空了蘇軍的建軍之本。正是“戈爾巴喬夫造成了蘇聯軍隊的瓦解”，“他用他的政策使軍隊逐漸遭到破壞”。

　　在《蘇聯軍隊的瓦解》開篇，作者就特別分析了“蘇聯的戰爭觀”，提出源自馬克思主義、并由列寧發展成熟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是蘇聯軍隊的建軍之本。因此，想要瓦解蘇聯軍隊，首先要瓦解其“軍魂”。作者寫道：“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他的新‘防御性學說’與上述戰爭觀長期形成的自然統治地位、與軍隊和黨的教育中對此的刻意闡述都發生了沖突”，軍隊和黨的意識形態專家不得不“拼湊了一些被扭曲的論點來設法將馬克思的階級斗爭思想同以‘新思維’及‘人類利益’為重的觀點統一起來”。因此，蘇軍瓦解首要的原因，就是蘇聯最高領導人質疑或放棄了本應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說到底，就是不再相信在黨旗下說過的誓言，不再熱愛自己所領導的國家，并且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政治權力，有意無意地促使更多的人質疑或放棄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最終，蘇軍的瓦解、蘇聯的解體便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現實。

　　西方國家對共產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滲透一直都是“蠻拼的”。作者對此亦不諱言：“美國也加強了意識形態斗爭，卡特總統的人權政策和里根總統的‘罪惡帝國’演說使莫斯科處于守勢”。但是，面對敵對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進攻，采取“守勢”就是缺乏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表現。戈爾巴喬夫所發起的蘇聯體制的“公開性”改革和公眾大辯論，使蘇軍幾十年的積弊在短期內被媒體釋放呈現，加上在當時深陷阿富汗占領困境的影響，最終導致蘇軍的公眾形象“一夕坍塌”，軍隊內部的思想混亂、軍心渙散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更有甚者，還有人以“新思維”、“公開性”為名，在黨的頭號理論刊物上批評黨對軍隊的領導，“軍隊非黨化”的鼓噪甚囂塵上。這更是一種“不戰而降”。

　　與信念喪失、軍魂動搖相伴的，還有隨處可見的腐敗：“幾位將軍向一些集體農莊提供了大量部隊‘免費’勞動力，以換取經理們回贈給將軍們的豐厚‘禮物’。在蘇聯國內，人們對這種普遍的腐敗一般采取默許的態度”。在蘇聯解體前，主要的軍事資源被用于供養高級軍官，基層軍官和士兵的待遇很差，甚至出現軍人酗酒、吸毒、開小差和倒賣武器裝備的現象。軍隊腐敗、尤其是高級軍官的腐敗使得蘇聯政治危機來臨時，軍隊以更快、更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瓦解。

　　在作者眼中，戈爾巴喬夫“偷偷摸摸”地進行的軍事改革，也是導致蘇軍瓦解的重要原因。在那場引爆蘇聯全方位混亂的所謂“改革”中，戈氏迫不及待地單方面裁軍與投降般地削減戰略核武器、中短程導彈，使軍隊瞬間產生了大規模指揮紊亂和大量沒有預案的工作任務，這導致“榮譽感、自信心和尊嚴喪失殆盡，蘇軍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整體政治力量不復存在”。在改革中為體現“民主化”思想，蘇共在軍隊體制編制調整中，逐步削減了各級政治機關和約8萬名政治工作軍官，并在《蘇共組織在武裝部隊中的工作條例》中規定，“蘇共組織及其機構不得干預行政人員和軍事指揮機關的工作”，更使軍隊的思想政治基礎被釜底抽薪。由此，蘇軍內部刮起了“退黨風”，特別是年輕軍官的主動退黨“最終匯成洪流，包括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也棄黨而去”。在改革中，比既得利益者更可怕的是組織崩潰，因為這將導致黨、軍隊和國家無可挽回的失敗。

　　瓦解，“同戰爭一樣可怕”。曾經強盛一時的蘇軍也許從未想過，“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會是它最后的謝幕。對此，我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和憂患，補足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鈣”，鑄牢聽黨指揮的軍魂，對作風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常抓不懈，科學有序地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在黨中央、習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在強軍目標的指引下，我軍永遠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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