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當今的法學文章，從作者的態度來看，趾高氣揚、目中無人者有之;居高臨下、橫加訓斥者有之;正襟危坐、冷若冰霜者有之;喋喋不休、不厭其煩者有之。好文章，應當盡可能地減少作者與讀者的敵對情緒，盡量拉近作者與讀者的距離，因此，高明的作者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常常用“我們”而不用“我”，就是希望能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同。而許多法學論文的作者就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喜歡用“筆者”，一下子就把讀者拒之千里之外了。

　　何為經典?經典是用來流傳的，經典是百讀不厭的，經典是見仁見智的，經典是可以各取所需的。就如何從事法學研究、如何進行法學論文寫作而言，《毛選》無疑是當之無愧的經典。當前存在于法學研究和論文寫作中的諸多弊病，在《毛選》中基本能夠找到解決之道。

　　一、題目

　　一篇文章在手，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它的題目。王國維曾提出：“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他解釋說：“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42頁)當然，現在的論說文不能沒有題目，但是，題目要盡可能形象生動、鏗鏘有力，讓人過目難忘。顧名思義，目就是眼睛，眼睛是心靈的窗口，當然要傳神。畫龍點睛很生動地說明了文章和題目的關系是“龍”和“睛”的關系，而且，睛要“點”出來。可見，題目既要言簡意賅、惜墨如金，還要對文章的思想有一個升華。

　　《毛選》中的經典作品很多，我們重點來看老三篇。老三篇的題目都只有四五個字，都很好記。試想如果由我們現在的法學家來寫，《為人民服務》要么寫成《在張思德同志追悼大會上的講話》，要么寫成《為人民服務——在張思德同志追悼大會上的講話》;《愚公移山》很可能寫成《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上的講話》。

　　時下法學文章的題目除了對內容升華不夠、充斥贅詞之外，還有一個大弊病——濫用副標題。副標題就好像是在人的眼睛上罩了一層紗，或是戴了一副墨鏡，讓讀者與作者難以溝通和交流。副標題要么反映出作者駕馭語言文字的能力不夠，要么是對文章的內容消化不良。副標題純屬畫蛇添足，極大地扼殺了讀者的想象空間。小文章實無必要，就是大部頭的著作也應當慎用。翻遍《毛選》是絕對看不到副標題的。再看看我們的四大名著，哪有什么副標題啊!最多就四個字。可以想象，倘若讓我們今天的法學家來給四大名著起名字，很可能會加一個副標題：《紅樓夢——以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為中心，兼論四大家族之興衰》、《西游記——天上人間僧俗兩界之比較研究》、《水滸傳——側重于農民起義原因的分析》、《三國演義——以蜀國為視角的討論》。當然，不是說所有的著作或文章都不能用副標題，會議綜述、與某某人商榷的文章，適當用用還是可以的。

　　經典的法學名著，題目既簡約又鏗鏘有力，如《政府論》、《君主論》、《社會契約論》、《利維坦》、《論法的精神》、《為權利而斗爭》等等。好題目的秘訣就是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著墨愈少，讀者想象的范圍愈大，意味也就愈深遠。

　　二、字句

　　文章的字句要經得起推敲，遣詞造句要簡潔、恰當、地道，力戒陳詞濫調。

　　文章的首句和尾句對一篇文章的思想提升非常重要。比如，《為人民服務》開頭兩句話是：“我們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最后一句話是：“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紀念白求恩》的首句是：“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尾句是：“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法學名著中，《拿破侖法典》的語言藝術是眾所周知的，自然不必多談。而融教育學、法學、政治學于一體的經典名著《愛彌兒》，其語言之美也可以從一個有趣的故事得到佐證：康德是一個生活習慣十分有規律的人，大家慣常根據他做保健散步經過各人門前的時間來對表，但是有一回他的時間表打亂了幾天，那是他在讀《愛彌兒》的時候。他說讀盧梭的書他得讀幾遍，因為在初讀時文筆的美妨礙了他去注意內容!([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馬元德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47頁)

　　法學名著的首句或尾句也常常很精彩。如《愛彌兒》的首句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旦到了人的手里，就全變壞了。”《古代法》的首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個法律學制度從一部‘法典’開始，也隨著它而結束。”《君主論》的首句是：“從古至今，統治人類的一切國家，一切政權，不是共和國就是君主國。”《論法的精神》的首句是：“從最廣泛的意義來說，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為權利而斗爭》的首句是：“法的目標是和平，而實現和平的手段是斗爭。”尾句是：“這無疑是智慧的最后結論：人必須每天不停地開拓生活與自由，然后，才配有生活與自由的享受。”

　　而時下的很多法學文章，字句經不起推敲不說，甚至還有許多的語法錯誤。有的作者還喜歡用生僻詞，或者故弄玄虛，玩文字游戲。法學研究是要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還是雅俗共賞好，也應當提倡走“作詩如說話”這條路。(朱自清：《論雅俗共賞》，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頁)此外，很多法學文章的首句和尾句，甚至是首段和尾段，都和文章看似相干，實際上不相干，都是編輯刪減的對象。常見的就是文章開頭長篇累牘地大談研究方法，或者說一些實無必要的謙辭，如拋磚引玉啦，就教方家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啦等等，結尾還要再高談闊論一番選題的意義，或是再說一大通限于篇幅本文無法再進一步深入研究另將著文論述云云。

　　三、韻律

　　咬文嚼字應從意義和聲音兩方面著眼。“聲”即韻律。一般人談話寫文章，都咕咕嚕嚕地滾將下去，管他什么聲音節奏。從前做古文，對聲音節奏卻很講究。朱子說：“韓退之、蘇明允作文，敝一生之精力，皆從古人聲響處學。”清朝桐城派文家學古文，特重朗誦，用意就在揣摩聲音節奏。劉海峰談文時說：“學者求神氣而得之音節，求音節而得之字句，思過半矣。”姚姬傳甚至認為：“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無可窺尋。”(朱光潛：《談美·談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頁)

　　《毛選》中的很多文章讀起來抑揚頓挫，富有“聲”之美，令人非常舒暢。老三篇中就不乏通過聲音節奏來表現情趣和意境的佳句。如《愚公移山》中“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為人民服務》中“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紀念白求恩》中“不遠萬里，來到中國”， “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而時下的許多法學文章，聲音節奏一點也不響亮流暢，讀起來自然不會朗朗上口。根本原因在于作者的思路不清楚，情趣沒有洗練好，駕馭文字的能力薄弱。思路和節奏密切相關，思想錯亂，節奏就一定錯亂。只有先把思想情感洗練好，下筆時才會讓思想感情源源涌現，才能把話說得干凈些，響亮些，才能“如聞其語，如見其人”。從語言文字表面上看，聲音節奏有毛病，一個原因是半文半白，另一個原因是半中半洋。白話文中本來有的字和詞，丟著不用，去找文言文的代替字，那何不索性作文言文?最不調和的是在白話文中雜用文言文所特有的語句組織，使讀者不知是哼好還是念好。適度的歐化還可以，但是本國語文的特性應當考慮到。用外國文語句構造法來寫中文，用不得當，就像用外國話腔調說中國話一樣滑稽可笑。(朱光潛：《談美·8226;談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169頁)

　　四、形象

　　“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所謂“色”并不專指顏色，凡是感官所接觸的，分為聲色嗅味觸，合為完整形體或境界，都包含在內。“色”可以說就是具體意象或形象。我們接受事物的形象用感官，領會事物的關系條理用理智。理智是進一步、高一層的心理機能，但是抽象概念須從具體意象得來，所以感官是到達理智的必由之路。因此，要人明了“理”，最好的方法是讓他先認識“象”(即“色”)，古人所以有“象教”的主張。宗教家宣傳教義多借重圖畫和雕刻。小學教科書必有插畫，就是根據這個道理。可惜世間許多高深的思想都埋沒在艱澀的文字里，對于文學和文化都是很大的損失。有些思想家知道這一點，雖寫說理文，也極力求其和文學作品一樣具體。他們通常用兩種方法。一是多舉例證，拿具體的個別事件說明抽象的普遍原理。二是多用譬喻，理有非直說可明者，即用類似的具體事物來比喻，“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朱光潛：《談美·談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209頁)

　　在老三篇中，毛澤東的獨具匠心之處，就在于把抽象的、不易把握的“為人民服務”、 “國際主義”和“團結奮斗”精神具體化為三個活生生的人物——張思德、白求恩和愚公。同時把深刻的哲理蘊含于生動具體的故事或事物之中，如愚公移山的故事，用泰山和鴻毛來比喻死的不同種類，等等。

　　為達到形象生動的效果，有些法學經典著作是以對話體的方式來表達深奧的法哲學思想，如《理想國》、《國家篇 法律篇》等。《愛彌兒》則是通過虛構的一個人物——愛彌兒的成長過程，來闡發盧梭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宗教思想、法律思想和政治思想。歐洲空想社會主義史上的三顆明珠《烏托邦》、《太陽城》、《基督城》，采用的則是文學游記的體裁，通過講故事來描述包括法律制度在內的理想中的社會制度。這種游記使讀者如臨其境，如親其事，如見其人，如睹其物，從而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刑法的根基與哲學》則是通過引用《圣經》中的法律故事和探討具體形象的問題——“刑法應該有一張什么樣的臉”，來闡發法律精義的。卡多佐曾經以故事“天空的守望者”來倡導看不見、摸不著的信仰，使聞者無不動容。

　　而時下的法學文章，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生動的問題枯燥化。令讀者哀嘆：“本來還清楚，你一說倒糊涂了!”更有甚者，還喜歡生拉硬造出一些詞匯來，把讀者弄得一頭霧水，不得不懷疑作者是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五、形式

　　文章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還體現在它外在的形式上，比如篇章結構、行文邏輯、篇幅長短等等。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為黨八股列舉了八大罪狀。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么一定要寫得那么長，又那么空空洞洞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群眾看。二是裝腔作勢，借以嚇人。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三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四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五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么，反對什么，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么真切的內容。這種方法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志來分類，不是按照事物的內部聯系來分類的。六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七是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八是傳播出去，禍國殃民。

　　法學文章中的黨八股也不少見，對照毛澤東總結的八大罪狀，常常有似曾相識之感。尤其是罪狀一、二、五，更為常見。好文章要言之有物，要簡潔，要實在。文章的展開靠的是內在的邏輯，句與句、段與段之間的銜接與連貫不能僅靠數字和符號。

　　六、觀點

　　基本觀點是一篇文章必不可少的“骨髓”。這絕不僅是出于安排素材和組織結構的需要，最主要的原因是論文的基本觀點在最大限度上反映了該論文對學術的貢獻，即原創性。(劉南平：《法學博士論文的“骨髓”和“皮囊”——兼論我國法學研究之流弊》，載《中外法學》2000年第1期)不經過深思熟慮，思想就不會升華，也就不可能產生什么原創性的基本觀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們再以老三篇為例，毛澤東以張思德、白求恩、愚公三個具體人物為對象，升華抽象出三種精神：為人民服務的犧牲精神、愛崗敬業的無私奉獻精神、信念堅定的團結奮斗精神。在這短短三千余字的老三篇中，作者用如椽之筆，以其超越時空的非凡想象，馳騁于古今中外、仙俗兩界，以生死離合為切入點，觀點明確地譜寫了為理想而奮斗的三重境界。為何毛澤東沒有寫紀念雷鋒的文章?很可能就是因為在老三篇中已經把人的精神寫絕了、寫盡了，沒有必要再寫了。

　　而時下的法學文章，洋洋灑灑，動輒萬言，卻空洞無物，真不知作者到底想要說什么。或許，他們忘記了一個規律：經典名著往往都有核心觀點，并且常常以比較偏激甚至極端的方式表達出來。如《君主論》明確提出：君主應當像獅子一樣兇猛，像狐貍一樣狡猾。《社會契約論》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國家的主權在人民，而最好的政體應該是民主共和國。《古代法》斷言：一個國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開化的國家，民法少而刑法多，進化的國家，民法多而刑法少。《為權利而斗爭》則高呼：為權利而斗爭是對自己的義務，為權利而斗爭就是為法律而斗爭。

　　七、態度

　　朱光潛先生曾談到：寫作的成功與失敗，一方面固然要看所傳達的情感思想本身的價值，另一方面也要看傳達技巧的好壞。傳達技巧的好壞大半要靠作者對讀者所取的態度是否適宜。態度可以分為不視、仰視、俯視、平視四種。

　　不視即目中無讀者。這種態度可以產生最壞的作品，也可以產生最好的作品。一般空洞議論，陳腐講章，枯燥敘述之類作品屬于前一種。另有一種作品，作者盡管不挺身現在我們面前，他盡管目中不像看見我們的存在，只像在自言自語，而卻不失為最上乘的作品。與其說他們“不視”，不如說他們“普視”。他們在看我們每一個人，我們卻不容易看見他們。普視是最難的事。如果沒有深廣的心靈，光輝不能四達，普視就流于不視。

　　仰視難免阿諛逢迎。一個作者存心取悅于讀者，本是他的分內事，不過他有他的身份和藝術的良心，如果他將就讀者的錯誤見解、低級的趣味，以獵取世俗的炫耀，仰視就成為對藝術的侮辱。一個作者存心開導讀者，也本是他分內事，不過他不能有驕矜氣，如果他把自己高舉在講臺上，把臺下人都看得蒙昧無知，盛氣凌人地呵責他們，譏笑他們，教訓他們，像教蒙童似的解釋這樣那樣，俯視就成為對讀者的侮辱。

　　在仰視、俯視、平視之中，比較可取的是平視。因為這是人與人之間所應有的友誼的態度。“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凡是第一流作家，對于他們的讀者大半都持這種平易近人的態度。我們讀他們的作品，雖然覺得他們高出我們不知多少倍，同時也覺得他們誠懇親切，聽得見他們的聲音，窺得透他們的心曲，使我們很快樂地發現我們渺小的心靈和偉大的心靈也有共通之點。(朱光潛：《談美•談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201頁)

　　在《毛選》中，可能最常見的態度就是平視了。如在《為人民服務》中：“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又如在《紀念白求恩》中：“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見過一面。后來他給我來過許多信。可是因為忙，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了沒有。對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每當讀到這里，都會覺得作者是在和我們促膝談心，一股暖流涌入心底。

　　當今的法學文章，從作者的態度來看，趾高氣揚、目中無人者有之;居高臨下、橫加訓斥者有之;正襟危坐、冷若冰霜者有之;喋喋不休、不厭其煩者有之。好文章，應當盡可能地減少作者與讀者的敵對情緒，盡量拉近作者與讀者的距離，因此，高明的作者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常常用“我們”而不用“我”，就是希望能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同。而許多法學論文的作者就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喜歡用“筆者”，一下子就把讀者拒之千里之外了。

　　八、方法

　　好的方法是開啟成功之門的鑰匙。文章是研究成果的最終體現，文章的學術價值往往取決于前期的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法而言，《毛選》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借鑒：

　　一是注重調查研究。《反對本本主義》中明確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并且大聲疾呼：“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調查!反對瞎說!”甚至提出：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想地“想辦法”，“打主意”。還明確提出：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二是注重中國的實際情況。《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明確反對脫離國情的主觀主義，說他們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有些人對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于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撿來的”。說這種人是：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做文章，則夸夸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

　　三是強調理論聯系實踐。《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一種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識，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知識。”

　　我們研究法律，當然也應當重視調查研究，重視中國的實際情況，重視理論聯系實踐。由于法律是用來調控社會的，所以人們自然要強調和關注法律本身的可操作性。現代人已經不再愿意輕易相信那些“著名法學家”瞬間產生的天才想法，而更愿意相信大多數腳踏實地的法律工作者歷經數年、日積月累的經驗總結，尤其是類似于醫學臨床試驗的法學實證研究。托克維爾曾說：人們在短促的一生中，有的人篤行，有的人立言;前者在發明方法，后者在創造理論。([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36頁)中國現階段的法學研究，可能更需要篤行，尤其是需要實證研究的方法。

　　研究任何一門學問，包括法學，都需要花大氣力。只有懂得“米煮而為飯，釀則為酒”的道理，才能靜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去調研、分析和論證，才可能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感悟力，從而捕捉到稍縱即逝的思想火花。誠如王國維所言：“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5頁)從事法學論文寫作，還需要才氣。只有懂得“人以文顯，學以才彰”的道理，才可能學會用優美的語言、精妙的構思、飛馳的想象、深邃的內涵，寫出能給人以審美愉悅和哲理思考的經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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