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剛剛過去的2014年是個特殊的年份，它不僅據毛澤東同志為《甲申三百年祭》向郭沫若復信已經有整整70年，同時據毛澤東同志在西柏坡提出“進京趕考”概念也有65年。無論是《甲申三百年祭》還是“進京趕考”，都直指當下的政治熱點——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和作風建設，而我們黨中央在延安時期的13年無疑可以為當下解析這一熱點提供寶貴的歷史經驗。有鑒于此，求是網特邀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授，黨史黨建基本國情教學研究專家李世明同志進行解讀。

　　訪談嘉賓：李世明（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授）

　　精彩觀點：

　　■　面對這些歷史虛無主義的胡編亂造，我們的一些主管部門竟然保持沉默，任其泛濫，還為一些烏七八糟、污染人們靈魂的東西開綠燈“掌控舞臺”、“占領陣地”，久而久之哪里還有什么正能量可言!

　　■　歷史的反面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我們黨和軍隊吃透了教條八股的苦頭兒，一些“喝完洋墨水”后回國的干部不懂中國實際，只知道扣死書本概念來裁判指導工作、指揮打仗，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使隊伍損失慘重。

　　■　今天我黨的大政方針已經確定，關鍵是要有一大批能干事、干成事的“好干部”把黨中央的大政方針落實下去。

　　■　最禍根的東西是什么?就是說一套做一套，標榜是為人民服務，實際是為自己服務。倘若我們黨不對這些腐敗分子嚴加懲處而任其泛濫，任其玷污黨損害黨的光輝形象，則后患無窮，搞得不好，到手的江山會得而復失，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　沒有優勢何談“獨立”，不是“特色”怎么“自主”?全部問題歸結一句話：不能“言必稱希臘”，變成包括西方道德價值在內的“應聲蟲”。

　　■　我們有的領導干部不信馬列，但其實也沒有真正信奉神明，只是作秀或者填補自己的“精神空虛”罷了。

　　訪談實錄：

　　“正是這四件法寶互相結合，共同作用，才成就了共產黨在嚴酷的國際國內環境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和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革命歷程。”

　　求是網：在進入延安之前，中國共產黨經歷了世所罕見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面臨著國民黨百萬重兵的圍追堵截，而進入陜北之后，共產黨也時時處于各種困難之中。但后來的歷史證明，這種緊迫的國內局勢不僅沒有“剿滅”共產黨，反而使共產黨得到了大發展、大繁榮。您能結合這段歷史談談，當時我們黨是如何實現這種神奇的轉換的?

　　李世明：在進入延安前，中國共產黨的確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問題。盡管經過遵義會議，我們黨和紅軍已經化被動為主動，高舉北上抗日的大旗，但在國民黨百萬重兵的圍追堵截下，究竟往哪里走、到哪里去落腳，應該說一直是懸而未決的。突然轉機來了：閱讀國民黨舊報紙時，黨中央意外發現了有關陜北紅軍的報道，因此果斷決定中央紅軍向陜北進軍。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擺脫了長期以來的教條主義羈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和一系列黨的優良作風。我認為，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是依靠四件法寶實現這種神奇轉換的。

　　首先是堅定的政治方向。無論什么時候，有了堅定的政治方向，其他一切事業才有了指路的明燈。黨時刻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但這一目標的實現是漫長的，需要依靠每一階段政治方向的正確性。延安時期，堅定不移地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嶄新的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各民族人民的奮斗目標，是當時唯一正確的政治方向。堅定了這一理想信念，中國共產黨才有了突出重圍的底氣，也才能夠在困境中仍然堅持實實在在為人民謀福利。

　　第二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就是指從實際對象出發，探求事物的內部聯系及其發展規律性，認識事物的本質。政治方向講的是做什么，實事求是講的是怎么做。其中，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最大的歷史功績，就是從思想方法的高度總結了歷史經驗和教訓，從思想認識根源上分清了是非，擺脫了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束縛，使全黨在思想認識水平上大大邁進了一步，真正實現了思想、政治、組織上的實事求是與團結一致。

　　第三是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一種不怕艱難困苦，奮發圖強，為國家和人民的正當利益樂于奉獻、奪取勝利的斗爭精神。艱苦奮斗是實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結果，黨在延安時期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搞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絕不是塑造什么國際國內形象，而是不這樣做我們就面臨困死、餓死和解散的危險。

　　第四是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這里再強調一下，政治方向是做什么，實事求是是怎么做，艱苦奮斗是做成功的路徑，而為人民服務則是為誰做。毛澤東同志強調“要給人民群眾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指出我們黨是先有了土地改革的勝利，然后才有了解放戰爭軍事戰場打敗蔣介石的勝利，迎來了新中國。

　　可以說，正是這四件法寶互相結合，共同作用，才成就了共產黨在嚴酷的國際國內環境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和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革命歷程，最終完成了如您所說的神奇的轉換。

　　“我們黨是革命黨，是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隊伍，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它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必須挺身而出。”

　　求是網：這四點也恰好是當前憂患意識和黨的作風建設的關鍵點啊!您能分別從歷史經驗及現實意義等方面為我們深入解讀一下么?最先關注的應是最基本的、最首要的政治方向吧!在內憂外患之中，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確立起自己的政治方向的?又是如何培養黨員堅定自身政治方向的?這對于當前處于復雜國際國內環境中的黨員干部來講，有什么指導性作用?

　　李世明：對于這個問題，我想用當年抗大的事例來說明。毛澤東講，抗大為什么在世界范圍內都很有名氣?就是因為同其他學校相比，它是最革命的，最能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斗爭的學校。這種最革命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辦學方教職員工、教材，二是求學方學員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正確。比如上海13個青年徒步走了十三個月來到抗大，南洋一些國家的華僑青年總共有六百多人來到陜北求學——沒人邀請、組織或是逼迫。所以毛澤東給學員講課時說：你們跋山涉水不遠萬里，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來延安奔抗大，這個路你們選對了，抗大沒有入學考試，但你們來了，不考實際也考了，你們考試都合格了。西安到延安八百華里，國民黨頑固派在路上設了十來道關卡，不讓人們來，往回抓。其中銅川、黃帝陵、洛川都是主要卡子。他們把成千上萬的青年關進集中營，而唯一的罪名就是他們要去抗日，去延安奔共產黨上抗大。鄧小平也寫文章說，希特勒的徒子徒孫們把成千上萬的青年關進了集中營，過著囚犯的生活，而他們唯一的罪名是要去抗大……我們給這些青年補發一個抗大榮譽學員畢業證書也是可以的，盡管沒來成抗大，我們也承認他們畢業了!

　　須知，我黨當年在延安辦了三十多所大中專院校，相當一部分學員出身高貴，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官二代”、“富二代”。要當官人家原來正做著官，要發財人家祖上就是富翁，可是他們拋棄榮華富貴來延安自找苦吃。這是為什么?我們黨是革命黨，是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隊伍，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它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必須挺身而出。學員來自五湖四海，不滿足于已有的一點點成功，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通過抗日為中國人民服務，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服務，以此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大同小異，當年的政治方向就是這么確立起來的。

　　再回答第二個問題，這實質是人的問題和隊伍自身建設的問題——政治方向確定了，接下來能不能有一支素質過得硬的隊伍來沿著政治方向一路走下去。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關鍵要靠人、靠隊伍，其中思想建黨、政治建軍是我黨對國際共運的又一大實踐創新，沒有這條我們很難取勝。

　　當年國民黨與我黨爭斗每況愈下，蔣介石也在總結甚至也在“學”共產黨的一些做法。但記者斯諾總結明白了：別的都能學，就一樣他們學不了，那就是共產黨軍隊的“革命覺悟”——那種在艱苦卓絕革命道路上被打倒了又站起來，被打散了又聚起來，官兵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勁頭兒。這種精神變物質的力量真是太大了，我們就是靠這種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起家的，其中最關鍵的就是領導以身作則、官兵互愛、人人政治上人格上平等的發酵作用。

　　再回答第三個問題：一句話，今非昔比啦!我們必須與時俱進。改革開放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級黨員干部掌管財富的權力大了、機會多了、環境好了，這本身并不是壞事。但一些黨員干部“守土無責”，只抓了物質的一手，扔了精神的一手。應該注意到，在改革開放后，國內總是有一伙存心不良的人，做夢都想推翻共產黨。他們極盡歪曲丑化抹黑共產黨的歷史之能事，你說東他偏說西，你說張思德為人民服務去燒木炭，他偏造謠說去燒鴉片了;你說延安整風精神，他偏說毛澤東陰謀整人;你說南泥灣精神，他偏說破壞了生態;你說七大確立了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歷史地位，他偏斷章取義質疑“紅太陽是怎么升起來的”，等等不一而足。

　　更為嚴重的是，面對這些歷史虛無主義的胡編亂造，我們的一些主管部門竟然保持沉默，任其泛濫，還為一些烏七八糟、污染人們靈魂的東西開綠燈“掌控舞臺”、“占領陣地”，久而久之哪里還有什么正能量可言!正如小平當年所說，我們的思想理論戰線軟弱渙散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對這些別有用心的言論，如果主管部門都不能理直氣壯的對錯誤論調進行駁斥以正視聽，其他黨員干部又怎能敢于亮劍呢!須知，越是情況復雜越要引領清楚。否則，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啥都對啥都不對，沒有個是非里表，導致一些黨員干部思想認識上的困惑，行動上的無所適從，不知咋做才是對了。

　　有的老干部說，“過去要求公私分明，釘是釘卯是卯，偶爾用個公家信封郵票都覺得臉紅心跳不自然。”是這些標準降低了、要求過期過時了嗎?從來沒有!現在有的干部總拿宋美齡當“擋箭牌”：當年有人從延安回南京，說起共產黨的政府如何清正廉潔的見聞，宋輕蔑地說，這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滋味。其實對真正的共產黨人來說，這種預設根本不成立：前面所說的那些抗大學員的事例作何解釋呢!相當多老一輩革命家脫離了自己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家庭，毅然投身革命“自找苦吃”又作何解釋呢!我看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就是近平同志十八大后經常對黨員干部告誡的精神上“缺鈣”，得了軟骨病的大問題!

　　“我們黨和軍隊吃透了教條八股的苦頭兒，一些“喝完洋墨水”后回國的干部不懂中國實際，只知道扣死書本概念來裁判指導工作、指揮打仗，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使隊伍損失慘重。”

　　求是網：接下來我們談談實事求是吧!鄧小平同志曾說過“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相信毛主席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今天我們搞建設搞改革還是要靠這個”。那么，您能談談延安時期對“實事求是”精神最具代表性的歷史經驗么?我們今天的黨員干部在這一問題上有什么需要改進的呢?

　　李世明：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黨在延安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歷史經驗，就是在組織路線上實現了實事求是，而延安整風的成功無疑起了巨大的作用，這得益于四個條件：

　　一是領導核心堅強正確。整風不是“自由放炮”的過程，而是一個有目標、有原則、有放有收的過程。我黨從陳獨秀開始，到毛澤東算是第六任“一把手”了，相比較而言，毛澤東比他的同伴們略勝一籌的地方就是他更懂得中國的實際情況，更能實事求是地提出正確的戰略、策略。據鄧力群回憶說：1942年元旦，中央在楊家嶺開了一個新年團拜會，陳云同志講話。他說，中國共產黨成立已二十多年，經歷了各種嚴峻的考驗，有成功，有失敗。現在看來，最大的成績，就是我們黨培養出了一個領袖，我們選擇了這個領袖，就是毛澤東同志。陳云同志這么說，給我的印象特別新鮮，因為在以前沒有聽到過這樣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這個情況說明，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在中央內部已得到共識，后來也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同。

　　二是出以公心。毛主席當年曾說過，“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如果我們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自己、為團體、為“小公家”服務的，就最怕“揭瘡疤”、“捅軟肋”和“擼腸子”，就最怕別人批評指出，也不敢批評別人。當年整風充分發揚民主，有話都說出來，相互間甚至吵起來、“罵起來”，交鋒相當激烈，矛盾非常尖銳，但這完全是認識水平上的高低差異，大家都是出以公心。“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真的興旺起來了。

　　三是檢驗是非的標準清晰明確，就是靠實踐，用事實說話。在黨的歷史上，凡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決策均導致了慘重損失。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在政治上屢受排擠和打壓，被“左”傾教條主義者們貶斥為“山大王”和“土包子”。但歷史的反面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我們黨和軍隊吃透了教條八股的苦頭兒，一些“喝完洋墨水”后回國的干部不懂中國實際，只知道扣死書本概念來裁判指導工作、指揮打仗，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使隊伍損失慘重。毛澤東批評教條八股的講話文章入木三分，他說教條主義是臭狗屎，不解恨又說狗屎不如——狗屎還可以肥田人屎還可以喂狗，教條主義連狗屎人屎都不如;教條主義連豬都不如，豬拱到石頭上還知道拐個彎兒，教條主義拱得頭破血流都不知道拐彎兒;教條主義連子彈能打死人吃飯不餓都不知道。

　　四是反對主觀主義，糾正學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增強針對性實效性，著力改變“清談館”的不良學風。毛澤東批評延安黨校干部教育中一些脫離實際、夸夸其談的壞學風，批評從國外回來的干部“言必稱希臘”，對別人的事關心多、對自己國家的事關心少的壞學風，批評一些學員不認真鉆研自己專業，不能理論聯系實際的壞學風。

　　總的說上述幾條歷史經驗對今天都有著很強的實踐意義。首先說頭一條用人問題，“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是毛澤東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報告中講到的。今天我黨的大政方針已經確定，關鍵是要有一大批能干事、干成事的“好干部”把黨中央的大政方針落實下去。體制制度問題是很重要，但在中國黨情國情社情實際告訴我們“好干部”是第一位的。總書記講“德主刑輔”，德還不是人的作用嗎!不把好人中的能人，能人中的好人用出來引領干事創業、引領社會風尚，一切都將是空話都是泡影。

　　再說第二條學風問題。小平同志南巡的時候曾說：“現在形式主義太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這些年在一些地方“浮躁”、“浮夸”的東西多，怎么能解決實實在在的問題呢!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形而上學猖獗，尤其是有些年輕干部不真懂哲學，不會辯證法，不懂實踐。當年上層大機關的干部很多都是從基層做起，一步步走上高位的，而現在的公考制度可使年輕人“一步登了天”，有人戲稱為“九連環”現象：即大城市大戶人家的孩子上了名牌大學，畢業后進了大機關，進了大機關就是“大官”，當了“大官”就做大決策，大決策后就大貫徹，大貫徹造成大失誤，大失誤造成大損失，大損失造成大反彈大混亂，最后變成一些基層干部的大埋怨和老百姓的破口“大罵”。

　　至于文風問題，也是亟需注意的。這些年高學歷、高學位、海歸派的人才層出不窮是大好事，但也有些“好看不中用的”人才，他們只會搬弄書本上的教條，只會硬套西方的“洋教條”，本來很簡單的問題經他們一說一做卻變得很復雜了，人為的簡單問題復雜化，耽誤事。一些搞理論、搞政策研究、當秘書的沒有實踐不懂實際，寫出稿子來用詞精美絕倫，好詞用盡，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就是令人一搭眼睛就犯困一進耳朵就催眠，讓他說起實踐來則是“搟面杖吹火——一竅不通!這些現象在很多干部口中是頗有微詞，也應下功夫改進。

　　最后再說個文風事例，比如在學校教師講課，特指黨課和思政課，學校要求必須得做課件，用ppt，否則免于上講臺，講得再好也不行。 還有論文必須達到多少字數，必需設立幾級標題等等諸如此類，這是否屬于新八股現象?我看許多領導干部講很重要的話很精彩的話幾乎沒有用課件的，話量也不大，也沒有什么幾級標題，不是也很管用嗎!

　　所以，現在我們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都是因為很多黨員干部忘記了延安時期實事求是的光榮傳統，如能貫徹落實好延安整風時期所形成的有益經驗，當前的問題也會少了許多吧。

　　“最禍根的東西是什么?就是說一套做一套，標榜是為人民服務，實際是為自己服務。倘若我們黨不對這些腐敗分子嚴加懲處而任其泛濫，任其玷污黨損害黨的光輝形象，則后患無窮，搞得不好，到手的江山會得而復失，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求是網：您曾在其他場合講過，“延安精神”是很樸實、很實在的，艱苦奮斗無疑是這種樸實、實在精神的具體體現，而這也是毛澤東同志曾要求全黨務必保持的工作作風之一。您幫我們厘清一下這一重要概念么?同時還想請您講一講，艱苦奮斗對于當前黨的憂患意識的保持有何現實意義?

　　李世明：艱苦奮斗的概念、用語在日常學習工作中我們都很熟悉并經常使用這句話，但是我覺得相當多的人對這句話的理解還很局限，剛才您提問題時說：“延安精神”是很樸實、很實在的，艱苦奮斗無疑是這種樸實、實在精神的具體體現，它是延安精神整個操作層面的具體體現，而不是片面狹隘所理解的一兩點內容。戰爭年代黨的艱苦奮斗，主要體現在在極度不利的條件下為求生存求發展，面對敵方打壓、封殺而不得不與不利的外部環境做殊死搏斗，在人間罕至的困境下通過挑戰極限的大無畏英雄氣概，最終轉敗為勝的艱苦卓絕的悲壯歷史過程。而進入到和平建設時期艱苦奮斗內容的側重點，應該是人們為不斷爭取美好生活新期待，與自身一些“劣根性”的懶惰、愚昧等作斗爭，去實現改造社會、改造自然并為我所用的歷史過程。科學把握、全面準確理解和運用我們經常掛在嘴邊上的“艱苦奮斗”概念，非常有現實價值、現實意義，下面就具體解析一下：

　　一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黨的階級基礎——無產階級，本來就處在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是窮人的隊伍，因此我們必須時刻牢記自己是誰，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為了誰的莊嚴使命。這些年公開查處的領導干部違紀違法腐敗案件，那么多地方政治上出現“塌方式腐敗”，這從根本上說都是對黨的性質宗旨的背叛、背離所產生的惡果。他們已經忘了共產黨領導窮人鬧翻身鬧革命的初衷，在糖彈面前打了敗仗，甚至干脆就直接當了可恥叛徒。蘇共的前車之鑒不也充分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嗎!最禍根的東西是什么?就是說一套做一套，標榜是為人民服務，實際是為自己服務。倘若我們黨不對這些腐敗分子嚴加懲處而任其泛濫，任其玷污黨損害黨的光輝形象，則后患無窮，搞得不好，到手的江山會得而復失，這絕不是危言聳聽。這些不良的政治生態還不能足以深深地刺激起我們每個有良知的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嗎!

　　二是戰勝惡劣不利的客觀環境。當天災等不可抗力的突然降臨，我們要以泰山壓頂不彎腰的大無畏英雄氣概戰而勝之。今天的學習、工作、生活環境改善了太多，但人的素質咋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咋樣，我們心里都有桿秤——說得直白些，有的地方物質豐富了，但風氣變壞了、腦袋空虛了，尤其是青少年的成長現狀，還是令人憂慮的。還舉當年延安抗大的例子，當年的辦學條件是“無教師、無教材、無教室、無資金”，“上課就在大路上，認字就在背包上，寫字就在大地上，桌子就在膝蓋上”，被記者斯諾戲稱之為“四無”學校。但抗大卻讓日本鬼子聞風喪膽，各部隊爭先恐后提前申請要求多給分配些抗大畢業學員，從這里走出的元帥5名，大將8名，少將以上的領導200多名。經驗是什么，秘訣在哪里?就是既教書又育人，學員德才兼備。今天條件好了不是壞事，但要與好作風相配套，積極保持艱苦奮斗好傳統好作風。

　　三是勤儉節約的好習慣好傳統。“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勤儉是一種美德，是一種境界，同時也是現實存在的迫切要求。從古到今凡成就卓越的人，大都對生活消費保持“低調”，更何況昭示天下以改造世界、追求全人類最崇高理想為己任的共產黨人呢!但是現在，一些地方存在的奢侈浪費等行為甚至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這還不能讓有責任感的共產黨人和有點良知的中國人憂患起來嗎!真是到了痛改前非的時候啦!所以中央“八項規定”才會引得萬眾歡騰。而為什么說艱苦奮斗在我國更有突出現實意義呢?就是因為我們雖然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和可支配資源數量還是處于較低的水平上，我們不應該也沒有本錢大手大腳鋪張浪費。早在1934年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就告誡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這句話，永遠不會過時。

　　四是每個人圖生存發展的必然要求、必然過程。艱苦奮斗是我國各行各業創業發展繞不開躲不過的必經之路，對每個人來說終生相伴。“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靠什么?靠得就是苦練、勤奮、拼搏，靠的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頭。葉劍英老帥當年詩云：“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自我加壓、自找苦吃、吃苦耐勞，知難而進、迎難而上，我認為這是艱苦奮斗最核心的價值。苦斗出發展、出業績、出人生、出成功、出輝煌!然而還不能不看到，這些年來由金錢效應帶來的負面的東西，其消極作用不可低估：一方面，不思進取、“玩兒心”日盛的灰色人生觀、價值觀很有市場;而另一方面，講上進、講理想、講政治的卻常常被視為“腦袋有病”——這些反常的行為難道還不能令人增強黨和國家的憂患意識嗎!

　　五是自力更生、獨立自主。一個國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應該把發展的前途命運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毛澤東當年講：現在我們沒有外援要自力更生，將來有了外援還是要自力更生。毛澤東主要是從經濟的角度講的，我是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方位對接轉化的角度理解落實的。但沒有優勢何談“獨立”，不是“特色”怎么“自主”?全部問題歸結一句話：不能“言必稱希臘”，變成包括西方道德價值在內的“應聲蟲”。我們的優勢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過去打仗靠這個，今天搞建設也還是要靠這個。

　　六是不斷開拓創新。通過苦斗取得自己的核心技術、核心競爭力，這是艱苦奮斗要達到的最好效果和最高境界。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你有高招兒”，“我有絕活兒”。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如何取得?我認為物質文明要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和中國夢的結合，精神文明要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國夢的結合，動員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從我做起，積小勝為大勝。否則，像有的地方一樣“瘸子打獵坐山喊——沒落實”，甚至搞假大空和“大幫哄”，說得再多也沒用。

　　總之，充分發揮好運用好“艱苦奮斗”傳家寶，帶給人類開發幸福的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動力源”作用，增強自覺性減少盲目性，可以取得事業、人生發展的事半功倍之效!

　　“只要我們還是共產黨還搞社會主義，革命的傳家寶就不能丟，必須下功夫解決好我是誰、為誰、靠誰的大問題。”

　　求是網：說到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曾就這個問題發表了著名的演講《為人民服務》，以歌頌普通戰士張思德，而這也是您在干部學院授課的主講內容之一。可不可以請您就這一問題談談張思德精神在歷史上的表現，以及在當今黨的作風建設中的重要意義?

　　李世明：你說的沒錯。1944年9月8日下午在延安棗園村西山腳下一個小操場上，毛澤東參加了普通戰士張思德的追悼會并且沒用講稿即興發表了著名的講話。尋根溯源，我們用了多少年的口號“為人民服務”是70多年前從這里發出的。

　　張思德的犧牲源于連陰雨天，作業時炭窯窯頂突然塌方，按現在說法屬生產安全事故，不存在舍己救人問題。毛澤東給他開追悼會也不是因為他舍已救人，而是因為其28年的短暫人生中工作為人特別好，領導喜歡、戰友認可、老百姓夸獎，他的表現毛澤東很多時候也是直接看在眼里。一個普通戰士生前死后大家反響都這么強烈，引發了毛澤東的思考，尤其是如何以小喻大。

　　張思德精神的實質就是徹底地為人民服務，如果掰開說就是兩個忘我，即忘我地工作和忘我地助人。再形象點說，張思德精神的特色就是“三個不忽悠”：不忽悠工作、不忽悠他人、不忽悠自已。毛澤東說他最大的優點是只做事不吭聲，嘴巴都長到別人身上去了。張思德從軍十一年，入黨七年，三次負傷，三次過草地，四次翻雪山，當過通訊班戰士、特務連戰士，最后是警衛戰士。他打仗時沖鋒陷陣、舍生忘死是出了名的，綽號兒“小老虎”。他還哪用哪到，黨讓干啥就干啥。開荒種地、喂豬養雞、紡線燒炭，是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好一行。

　　毛澤東一生中親自樹立人的典型中有兩個普通人，一個是張思德，一個是雷鋒。兩個小人物盡管生活在不同的時代，但都是把短暫而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的。人雖小，事雖平凡，但一滴水可見太陽，他們是黨的宗旨的化身，做人的楷模、做事的標兵。毛澤東的良苦用心，是用小人物說大事，用大家認可的人和事來說共產黨及其軍隊自身建設必由之路的大事——必須解決好為人民服務和處理好黨群干群關系這個最大問題。

　　按理說共產黨性質宗旨決定我們應該把事情做得比其他任何政黨、宗教組織更到位才是正理。這里就牽扯到一個信仰的問題。“信教的外國人”做事是主觀靠自律，客觀靠神氣。“不信教的中國人”做事是主觀靠志氣，客觀靠人氣。共產黨人做事是主觀靠志氣，客觀靠馬列靠人民群眾。我們有的領導干部不信馬列，但其實也沒有真正信奉神明，只是作秀或者填補自己的“精神空虛”罷了。關鍵癥結在哪里?我想就是我們的馬列上帝、人民上帝還沒有被完全徹底“感動”還沒有完全“顯靈”，還沒足以令人真正的身懷虔誠之心，深懷敬畏之意自律自己，再科學的指導思想如果不信也不管用、不解決問題。

　　當年毛澤東給雷鋒題詞后對秘書說：學雷鋒主要不是學他那幾個事跡，關鍵是學習他的好思想好作風好品德，學雷鋒不要搞形式不要刮風，不僅青少年學、群眾學、基層學，領導干部更要帶頭學，這就會推動社會風氣向好的方向轉化。今天，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反復號召、強調全黨學習焦裕祿?因為時代呼喚焦裕祿，人民需要焦裕祿。焦裕祿僅僅在蘭考工作了一年三個月零二十天。是什么魔力使他能在這么短暫的時間內取得如此輝煌的業績?習總書記親自概括出的“親民愛民”和“公仆情懷”兩條，這就是說要首先解決好“我是誰為了誰”的大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做人做事就有了前提和保證。

　　說到底，中國共產黨就是靠為人民服務起家的。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與黨的作風建設，核心是圍繞堅持還是背離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自己服務的問題，是當好人民勤務員還是當政客做老爺的問題。只要我們還是共產黨還搞社會主義，革命的傳家寶就不能丟，必須下功夫解決好我是誰、為誰、靠誰的大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取得的輝煌成就，可以說都是延安精神的弘揚和再現。不良社會現象、社會風氣都是對延安精神的背離。”

　　求是網：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新提到了60多年前毛澤東同志所提的“趕考”概念：“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這既是總書記對當前共產黨人憂患意識的思考，也是對新時期黨員作風建設的嚴肅審視。在與時俱進方面，您認為我們應如何貫徹以延安精神為代表的黨的優良傳統?

　　李世明：習總書記多次深刻指出：“對于我們共產黨員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學習多重溫，心中會增添許多正能量。”又說：“焦裕祿精神和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樣，體現了共產黨人精神和黨的宗旨，要大力弘揚。”“只要我們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要我們還是共產黨，這種精神就要傳遞下去。”“毛澤東同志當年在西柏坡提出的‘兩個務必’具有十分深遠的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全黨同志要不斷學習領會，使我們的黨永遠不變質、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

　　當年“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今天中國的希望仍然離不開偉大的延安精神延安作風。延安之所以成功，就是實實在在地做人，就是實實在在地做事，實實在在地講話，實實在在地寫文章。延安精神是“照妖鏡”、“顯微鏡”、“聚光鏡”。延安精神的當代化就是集中體現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的一系列重大舉措中，體現在習近平的系列講話中。

　　馬克思主義永不過時的唯一理論品質及其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就是一個“做好人、會干事”的科學法寶——實事求是。面對全球現代化生產、生活發展的激烈競爭，一切空話、大話都毫無意義，我們只有臥薪嘗膽、埋頭苦干，將第一流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呈現給世人，奉獻給人類社會，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社會主義的實踐優勢才得以體現，說服力、競爭力、吸引力和生命力才真正得以顯示。

　　今天我們弘揚延安精神絕不是簡單模仿、照搬、復制延安當年的場景和生活工作環境，要與時俱進，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宗旨、作風這些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不能改變。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取得的輝煌成就，可以說都是延安精神的弘揚和再現。不良社會現象、社會風氣都是對延安精神的背離。

　　目前，要做好延安精神與當代黨的作風建設的“對接轉換”工作。我想要把復雜問題簡單化，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用好四件法寶，發揮四件法寶在做人做事，在建設“五個文明”中的保證作用。“做人”主要是先解決好反腐敗和培養好干部問題。老革命家習仲勛1944年在陜北一次司法會議上說，“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如果老百姓一看你就像個‘官’像個‘老爺’，那是很糟糕的事。”這里說個不正常現象，有些學員聽完先進人物的報告后進行網上打分時，一些中高級領導干部竟打出很低的分數，這種情況實在令人堪憂。

　　“做事”主要是解決好黨員干部領導本事問題，具體先要解決好“新教條新八股”問題，腦袋認識問題都錯位，怎么干事!最近中央組織部一位領導對改進干部教育授課教學講了非常好的很有針對性的一段話，提出“要注重把概念變事實、抽象變形象，把講道理與講故事結合起來，運用鮮活事實教育啟發干部;要創新話語體系，多講言之有物、入情入理的‘家常話’，少將人人皆知、沒錯沒味的‘大道理’;要針對當前干部中出現的思想困惑，直面問題，釋疑解惑。”做人問題解決了，再把做事中錯綜復雜的認識問題講清楚說實在了，接下來才是“見效果”的問題了。實踐創新貴在實干，不干半點馬列都沒有 ，如果對諸如“領導干部財產公開”、“高級干部首先帶頭”等重要改革措施遲遲不能有所突破，黨風的良性轉變就難以達成——縱使社會科學“科研成果”再多，“黨性論壇”再多也沒有意義。我想，大力弘揚以延安精神為代表的黨的優良傳統，大力弘揚這些中華民族的“正能量”，就一定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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