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寫作《論持久戰》。 吳印咸 攝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于抗戰歷史作用的發揮，無論是持久戰理論的政治領導和戰略指導，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促成、共產黨員潛入國民黨軍隊中沖鋒陷陣，都是國民黨不愿公開承認和褒揚的。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很多都默默無聞。但他們在共產黨執行的人民抗戰路線指引下，有效鉗制了日本侵略者的進攻步伐，徹底打亂了日本侵略者的瘋狂計劃，實現了持久抗戰的戰略方針，直至抗戰勝利。其功卓巨，其智深邃，其事感人至深。眾多黨史資料說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作用不容低估。

　　持久戰理論為抗戰勝利提供政治領導戰略指導

　　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日本是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它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中國的國力雖然比較弱，但它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又有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

　　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貫徹執行持久戰思想，很多國民黨軍隊一線指揮官本身就是中共黨員，在指揮作戰過程中也貫徹了抗日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后來，蔣介石本人研讀《論持久戰》，也接受了中共的策略方針。曾經在李宗仁身邊工作過的程思遠先生披露了一個細節：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介石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了周恩來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國共雙方特意舉辦了一個南岳培訓班，專門邀請葉劍英、李濤等共產黨軍事干部給國民黨軍事干部講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這些史實反映了《論持久戰》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中的指導作用。

　　中國共產黨按照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在延安籌建28所干部學校，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軍政干部。在戰爭組織動員上，采取主力部隊、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人民戰爭的軍事體制，建立抗日游擊隊、自衛軍、武工隊、赤衛隊等多種形式的軍事武裝力量，靈活機動地抗擊日軍“掃蕩”和侵略，創造出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伏擊戰、破襲戰、聯防戰、車輪戰、蜂窩戰、圍困戰、鐵道游擊戰、水上游擊戰等無數種戰法。積極主動地、靈活有計劃地執行防御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使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沉重地打擊了日軍的進攻。

　　1941年以后，敵后游擊戰爭擔負起了抗擊日軍的主要任務，敵后戰場成為中國抗戰的主要戰場。據統計，敵后戰場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1943年抗擊侵華日軍的58%和偽軍的90%，1944年抗擊侵華日軍的64%和偽軍的95%，1945年則抗擊侵華日軍的69%和偽軍的95%。到抗戰勝利時，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共進行游擊戰斗12.5萬次，殲滅日軍52萬多人，解放國土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1億多。中國共產黨堅持敵后游擊戰爭，對整個抗日戰爭局勢發展起了決定意義的戰略作用，是其他任何組織不可替代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發展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民族統一戰線為戰勝日寇整合軍事和精神力量

　　建立全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1935年11月在瓦窯堡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政治主張。1936年，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結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壯大了中國抗日的軍事和政治力量。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定》。明確指出：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一定要實行黨對抗戰的領導，依靠人民群眾，實行全面抗戰，反對片面抗戰、反對妥協退讓。但是，蔣介石執行的是一條只限于軍隊參戰的片面抗戰路線。一個是倚重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一個是動員組織全民抗戰的全面抗戰路線，兩相比較，涇渭分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執行過程中，逐漸暴露出矛盾和斗爭。

　　中共全面抗日主張，符合全國人民的抗戰心愿。很多有識之士，日漸傾向并認同于中共領導的全民抗戰路線。不僅是小資產階級，就連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危亡之際，也紛紛要求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大批海外華僑回國參戰或捐資捐物。

　　上海利用五金廠廠長沈鴻在日本入侵上海之際，將自己的10臺機床和8名熟練工人一起帶到延安，參加共產黨，發展邊區工業。

　　留學法國、主攻肺科、獲都魯士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何穆，偕同已獲法國文學博士學位的夫人陳學昭，帶著一架當時屬于高尖端醫療設備的手提X光機和治療氣胸的空氣壓縮機，于1938年8月，沖破重重封鎖來到延安，為抗日將士醫病療傷，極大地提高了延安革命隊伍里的醫療水平。

　　在延安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里，有袁世凱的孫子，有馮玉祥的侄子，有國民黨元老錢來蘇的兒子、兒媳。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一切為著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延安集聚了中華民族優秀愛國人士、民主人士，整合了全國政治和武裝力量，形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帝國主義必敗、中國人民必勝的歷史潮流，鼓舞著全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士氣和信心。

　　無名墓碑訴說著抗戰英雄們的英勇功績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是一個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人民群眾在鄉間溝壑的根據地，參加了游擊隊、自衛軍、兒童團等群眾組織，他們自發地、不斷地以各種方式，打擊來犯的日本侵略者。

　　據抗大二期學員方國安老人回憶，1939年，他在115師686團擴編為教導4旅10團任政委，團長名叫肖明。第二年，日軍采取“鐵壁合圍”、“囚籠政策”、“三光政策”，先后投入4萬多兵力，進行瘋狂掃蕩。1940年12月21日晚，他們的部隊突然被日軍包圍，瞬間，日軍以密集的槍炮向村莊射擊，團長肖明一看形勢危急，推了他一把，命令：“立即帶領戰士突圍，我來掩護!”說著就帶著十幾個戰士迎著鬼子沖了上去。方國安帶著隊伍順利沖出包圍，但當他們回望村子的時候，只見滿天的火光。一位突圍的戰士報告說，團長和警衛連戰士全部犧牲了。眾人失聲痛哭。那一年肖明才34歲，死時新婚僅4個月。這次戰役有40余人壯烈犧牲，除10多位時間較長的戰士和干部外，一些警衛員還沒來得及熟悉姓名，就拼死在抗日的疆場，成為不為人知的無名英雄。

　　最讓人不能忘懷的是抗大學員在大青山的突圍戰。大青山位于山東省蒙山主峰的東麓，是沂蒙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地區。1941年10月底，侵華日軍總司令官酋俊六坐鎮臨沂督戰，以5萬余人的兵力，分11路向我沂蒙抗日根據地發動了空前殘酷的“鐵壁合圍大掃蕩”。由于戰場狹窄，地形復雜，我方陷入敵包圍圈的大都是非戰斗人員，形勢瞬間變得極為嚴峻。在危急時刻，為掩護軍民突圍、保衛山東黨政軍領導機關的安全，與山東黨政軍同時轉移到這里的抗大一分校校長周純全等領導同志，主動承擔起掩護機關轉移重任。他們冷靜分析敵情，迅速指揮著具有戰斗力的抗大五大隊和山東分局警衛連，搶占有利地形，誓死抗擊敵人，為被圍軍民殺出一條血路。正是抗大學員頑強地抗擊著數千武器裝備優良的敵軍，使日軍數小時不能合圍封口，為6000余人的山東黨政軍領導機關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取得了突出重圍的重大勝利，保存了山東大批寶貴的革命骨干力量。戰后，戰友們回來打掃戰場、尋找幸存的戰友時看到：烈士的遺體遍布山野，殷紅的血跡已被寒風凝固，戰場上到處都是我們的同志和敵人搏斗時蹬出的坑坑洼洼的腳印和扭打的痕跡。有的同志身首異處，有的同志死在石頭縫里，有的同志遺體上被敵人的子彈掃射得像蜂窩似的，有的同志被集體燒死……讓人目不忍睹!大青山突圍戰，我被圍的黨政軍民有近千人犧牲，留下英名的不足一半，但也讓抗大成為日軍膽戰心驚的名字。華北日軍司令岡村寧次曾揚言“消滅了抗大，就等于消滅了晉察冀邊區的一半”。

　　延安是黨中央生活、戰斗10余年的革命圣地，延安人民為支援革命戰爭，數萬人參軍參戰，有些村莊，15歲以上，50歲以下，幾乎全部參軍參戰。中國革命勝利后，其中很多人一直杳無音信，家人只知道他們跟著共產黨“鬧紅”去了，去哪了，犧牲在哪里，無人知曉。但是，散落在全國各地的無名墓碑，告訴人們他們是抗戰的無名英雄。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有這些無名英雄的功績，他們的事跡像一座高大的豐碑，永遠矗立在中國人民心中。

　　眾多國民黨將領投誠中共領導的抗戰隊伍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在國共兩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上進行的既聯合又斗爭的抗擊外寇戰爭。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更廣泛統一戰線，在國共合作初期，派遣不少共產黨員參加到國民黨的軍隊中，幫助國民黨進行抗戰動員。

　　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1938年4月到訪延安，看到共產黨的隊伍精神抖擻，意志堅定，要求派幾名軍政干部到他的部隊做政治工作，共產黨就派了幾名(秘密共產黨員)干部到國民黨第一戰區工作。1940年，他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河南省政府主席身份，兼任冀察戰區總司令，與八路軍友好相處，相互支援，成為共產黨的朋友。

　　國民黨第77軍副軍長何基灃，1937年8月初，任77軍179師師長時率部在沿津浦線勇敢阻截了日軍，阻滯了日軍的推進。11月上旬，何基灃率部退守大名府，與大舉圍攻的日軍展開殊死搏斗，但終因彈盡援絕而失守。何基灃悲憤已極，仰天長嘆：“敵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他痛感報國無門，拔槍自戕，不惜一死以謝天下。當時何基灃左胸中彈，倒在血泊中，幸得部屬及時搶救方得脫險。1938年，何基灃離軍養傷期間，認真思考探索救國之路，經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連玉崗的介紹，對中共及八路軍有了較深刻的認識。后通過人介紹見到了周恩來，在周的安排下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接見。1938年加入共產黨，后受共產黨派遣返回原國民黨軍中，他率部駐守盧溝橋一帶，多次率部抗擊日軍的侵略，成為抗日名將。

　　最突出的是，國民黨第38軍，原由西北軍17路軍改編，楊虎城將軍的夫人本身就是中共黨員，中共在17路軍有著深厚的基礎。抗戰爆發后，蔣介石為削弱這支與共產黨有密切聯系的國民黨隊伍，將38軍派往平陸茅津渡一帶。而蔣介石給予配備的武器和彈藥既差又不足，每次戰役都是共產黨員首先沖鋒陷陣，一馬當先。一次戰役，明知敵強我弱，蔣介石不僅沒有給予援兵，后勤彈藥也無法到位，蔣介石派遣來的團長臨陣逃脫。在此關鍵時刻，擔任38軍工委主任的共產黨員范明，挑起重任，號召共產黨員沖鋒在前，殺回戰場，英勇殺敵，最終挽回戰局。這使38軍軍長趙壽山深為感動。稍后，他秘密赴延安，會見了毛澤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1年1月，蔣介石又下令調38軍到黃河南鞏縣、汜水、滎陽一帶集結。38軍作為河防軍之一，固守黃河鐵橋南端邙山頭橋頭堡陣地兩年多，日軍始終未能拿下中條山的中國守軍。中條山戰役，不僅使中國腹地的千萬百姓免遭日寇鐵蹄蹂躪，更阻止了日軍打通西北。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發動內戰，38軍反對蔣介石內戰反共，先后分兩批起義，回歸共產黨直接領導。趙壽山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

　　國際友人充分肯定中共領導的抗戰業績

　　抗戰時期，十幾個國家的國際友人來到中國，了解中國的抗戰，也了解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后根據地軍民的抗戰。他們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抗戰的希望在延安，在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中。

　　1938年，受美國總統羅斯福委托，首先考察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第一個外國軍人是卡爾遜。他兩次進入抗日根據地，考察了國民黨戰場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歷時約8個月，行程4000多公里，足跡遍及延安和北方所有抗日根據地，會見了國共兩黨領導人和幾十名高級將領，經歷了許多場戰斗，了解了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他從游擊戰爭的發展看到了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前景，從共產黨、八路軍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相信，這是世界上最嚴于律己和自制的一支軍隊。”他是第一個向美國總統贊揚八路軍，呼吁援助八路軍的美國軍人。作為證據，他給總統寄去了共產黨繳獲的一些日軍文件、一本日記和一件皮軍衣。

　　1944年，由21位中外記者組成的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和晉綏解放區，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黨政干部。他們實地參觀了延安的部隊、機關、學校，看到延安街道干凈整齊，人民安居樂業，邊區政府作風民主，共產黨領導人生活樸素，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次訪問以后，不少外國記者友好地報道了根據地艱苦抗戰、實行民主的實情，有的還把這種情形和國民黨戰場及其反動統治的真相對比，更加使人看清了國民黨錯誤政策對抗戰的危害。由于外國記者寫了數以百計的電訊和通訊，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及其對于協助盟國抗戰事業的重要地位，逐漸為外國人士所了解，國際輿論的趨向也有了相當的變化。

　　中外記者團中的武道、福爾曼、愛潑斯坦參觀延安后，親自赴山西抗日前線采訪戰斗中的八路軍，正趕上八路軍120師進攻日軍駐山西的一個司令部。經過戰斗，日軍倉皇逃跑，三位記者跟著八路軍沖進日軍司令部，看到滿地紙屑和還沒有來得及拆卸的地圖。同時，在日軍司令部的辦公桌上，發現一張日本軍事便郵的明信片，三個人就突發奇想，用中共繳獲的日本明信片給日本天皇裕仁寫了一封信。大意為：八路軍襲擊了日軍司令部，繳獲了日本明信片，他們用繳獲的明信片給日本天皇裕仁發信，告誡日本侵略戰爭必遭世界人民反對，日本必敗等。雖然因為戰亂該明信片最終未能寄出，但中共領導抗戰震撼了世界眾多國家。

　　此外，在當時的延安有一所特殊學校，所有學員都是日本戰俘，這是世界軍事中的奇跡。抗日戰爭中，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幾個抗日根據地俘虜了許多日軍戰俘。為了改造日本戰俘，化解民族矛盾，共產黨在延安專門舉辦了一所日本工農學校，日本共產黨人野坂參三(崗野進)參加創建并任校長，教員由延安的知名人士擔任。從1940年到1945年，先后有近500名日軍戰俘在此得到思想轉化和素質提高，絕大部分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日本人在華的反戰組織，有些還浴血奮戰在前沿陣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光榮捐軀。

　　(作者霍靜廉，系延安革命紀念館原副館長、研究員。作者在長期從事抗日戰爭時期歷史現場考察和歷史當事人尋訪過程中，接觸到大量鮮為人知的人和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自衛軍組織，以及敵后游擊隊艱苦卓絕、卓有成效地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跡。文章根據作者接受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朱鴻召訪談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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